自序 滴血的憲政

那些人，不是消逝了的人，而是現實中的人，舉手投足，都可以耳聞目見。或者說，這些人，就是我們自己，因為他們生命中的所有際遇與抉擇，都有可能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傳奇一 迷宮，1911-1912

有人向袁世凱進言說，唐紹儀與孫中山是同鄉，他們勾結緊密。每當唐紹儀進出總統府的時候，他們會指著唐的背影低聲說：“看，今天總理又來欺負咱們的總統了。”

傳奇二 子彈，1913-1914

宋教仁死前多日，譚人鳳、陳其美和《民立報》記者徐血兒等人曾向他提醒了有關暗殺的消息，甚至準確地說出了殺人者的名字——青幫大佬應桂馨。

傳奇三 天命，1914-1916

那天晚上，很少飲酒的袁世凱可能喝醉了。宴會後，有人聽見他在大唱“孤王酒醉桃花宮”。但另一人說，他唱的是大登殿，聲音最高朗的一句是——“我薛平貴也有今日一天！”

傳奇四 殘局，1916-1917

這兩個在戰場上通過望遠鏡對望的人，已經循著各自的來路進入民國，在民國這個巨大而復雜的棋盤上狹路相逢。在中華民國的第一屆政府內，他們分別首和內閣總理（兼陸軍部長）。

傳奇五 歧路，1917-1918

我們無法知道梁啟超看到公布的選舉結果的時候的心情——他是會哭，還是會笑？隻能從他的書信裡查到，八九月間，他生了一次病，醫生診斷為肋膜炎，微帶肺炎。他的面色，一天比一天憔悴下去。

傳奇六 吶喊，1917-1920

唯有紹興會館的周氏兄弟，對慘淡的現實沒有抱絲毫的幻想，後來的歷史證實了周氏兄弟的判斷。隨著《凡爾賽和約》的簽訂，所有的希望再度化作絕望與悲憤，有人還割破手指，寫了血書。

傳奇未完 選票，1923-1949

蔣介石興猶未盡，再請胡適喫飯。席間，胡適送給蔣介石一本書，是他自己寫的《淮南王書》，希望蔣介石能留意《淮南王書》中“無為主義的精義”，做一個能開放視聽、尊重民意的“虛君”。

參考文獻

自序
滴血的憲政

本書是《辛亥年》的姊妹篇。兩書的承繼關繫，是歷史本身賦予的，即民國初年建立憲政的各種努力，可以被認為是晚清新政的延續，甚至許多人物都是重合的。盡管隨著中華民國的建立，他們對各自的立場進行了調整，比如梁啟超這個曾經的君主立憲論者，已經成為民主立憲的代表人物，與楊度（從前的盟友）代表的君主立憲派勢不兩立，但建立憲政仍然是中華民國未完成的使命。清末的積重難返，不會因革命的成功而有所改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現代的國家架構，建立了多黨政治的平臺，卻不等於就此建立了現代的民主制度。一個對話的、調和的、服從的機制並沒有建立起來，憲政文化和專制文化的衝突一如既往。憲政與專制、憲政與革命、民主立憲與君主立憲之間的鬥爭，遠比清末更加慘烈，民國的政治版圖也遠比清末更加紛亂和復雜。當年出洋考察憲政的清朝官員端方在與羅斯福總統會見後，一語道破了皇帝和總統的區別——“惟以一身事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但到了民國時代，無論是孫中山這位激進的革命者，還是袁世凱這位激烈的立憲派，都不願意自己的權力受到限制，讓人想到清朝皇帝的那句名言，“天下大權，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也證明了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的著名判斷：“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纔休止。”這至少證明了革命的限度，即革命不是特效藥，它隻能把矛盾遮蔽起來。就像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就職的時候，那些在幾個月前還勢不兩立、撥刀相向的人，心情復雜地站在同一個隊伍裡（見本書《傳奇一》），這使這個新興的國家至少在視覺上給人愉悅感。但這些深刻的矛盾終究是遮蔽不住的，它們很快就會暴露出來，展開新的廝殺。
民主的脆弱，賦予革命以正當的理由，這一點，與清末如出一轍。於是，20世紀的中國史，便被革命不斷推動和翻新，成為“不斷革命”、“繼續革命”的歷史。中國歷史的現代化框架，也被革命書寫所置換，革命與否，成為唯一的價值標準。中華民國國民魯迅在《小雜感》裡寫：“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他以調侃的口吻，表達了對於革命的懷疑。在我的成長經歷中，蔣介石一直是革命的對像，是“反革命”，後來從事歷史研究，越來越多地看到蔣介石的講話、日記，驚訝地發現，這位“最大的反革命”居然時時刻刻以革命者自居，動輒大談革命。在革命的流水線上，一個舊的革命者必然會成為新革命者的革命對像。本書並非要對革命作出簡單的價值判斷，隻是意在強調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新的專制，而是為憲政的展開鋪設一個更好的平臺。否則，革命就走向了自己的對立面，走向了異化，證實了梁啟超在辛亥革命前做出的革命必然導致混亂，而混亂又會被新的專制所終結的判斷。
對於這個有著堅硬的專制傳統的國家來說，隻有憲政，纔是貨真價實的革命。因為隻有憲政，纔能追求一種更優越的民主生活，實現社會利益的最普遍化。憲政與革命，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繫，也不應水火不容。從《辛亥年》到《民國的憂傷》，從晚清到民初，我試圖通過自己的寫作證明憲政在晚清以來中國歷史中的貫穿性意義，盡管這一意義經常性地被革命打斷和遮蔽。與革命相比，政治改革更加艱難，需要更大的勇氣、更長遠的眼光和更細致的操作，以超人的耐心和理性，控制和支配各種不確定性。我們不能設想有一個“純潔”的時代（所謂的“條件成熟”）來安放憲政夢想，因為這樣一個“純潔”的時代是永遠不存在的，憲政需要通過打破現實利益的屏障來實現。時代的迷局各有不同，而迷局永遠存在。本書始於“迷宮”，而這，也是對今天的寫照。今天的中國，是晚清以來國人為建立現代制度而奮鬥努力的一個延續，韋森教授在他新近出版的《大轉型——中國改革下一步》中表示：“一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權力不受任何實際約束的政府，可能比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政府在長期來看更容易出問題，甚至可以講更加危險。在無憲政民主政制的政府的治理之下，民眾的福利肯定不會太高，且該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績效也可能比計劃經濟體制更為糟糕”，勢必導致普遍的腐敗困境和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吳敬璉先生最近也說：“在當今的中國，如果不能采取果斷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措施來制止權貴對國庫和各階層人民的掠奪，紓緩社會矛盾，就有可能發生顧準所說的‘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而某些梟雄式的人物正好可以利用這種情勢，用‘打土豪、分田地’一類極端‘革命’的口號，誤導深受權貴壓榨因而熱切希望獲得公平正義的大眾，把他們引向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歧途，使建設現代中國的進程遭到中斷。”溫家寶曾經在深圳的一次講話中指出：“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停滯和倒退不僅會葬送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寶貴的發展機遇，窒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而且違背人民的意志，最終隻會是死路一條。”為了避免重新陷入歷史怪圈，韋森一針見血地指出，憲政的首要問題是政府守法，而不是公民守法。“政府守法，受預先制定的規則約束，就是憲政。”如此，當我們回顧民初那段民主探索的時候，內心就不會再感到痛苦和糾結。
本書不是一部學術著作，而是一部歷史非虛構著作，延續了《辛亥年》以人寫史的寫法，把人物放在歷史舞臺的中心，去體會他們的歡笑與悲哭，使歷史重新擁有情感的溫度。歷史不是教科書，歷史是用生命和血肉鋪墊出來的。錢穆先生說：“本來政治應該分為兩方面來講：一是講人事，一是講制度。人事比較變動，制度由人創立亦由人改訂，亦屬人事而比較穩定，也可以規定人事；限制人事。”“要講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離開人事單來看制度，則制度隻是一條條的條文，似乎干燥無味，無可講。而且已是明日黃花，也不必講。”本書以無比同情的心情回望民初憲政那段歷史，回望那些在民初的混亂局面中為實現憲政夢想而努力掙扎的人們，領會和理解他們的痛苦和糾結。他們的功績，絲毫不遜於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者，隻是以革命為主導的歷史敘述沒有給他們一個合適的地位。那些人，不是消逝了的人，而是現實中的人，舉手投足，都可以耳聞目見。或者說，這些人，就是我們自己，因為他們生命中的所有際遇與抉擇，
都有可能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是為序。
祝勇
2013 年3 月17 日於北京

唐紹儀決定出走。

作出這個決定以後，唐紹儀沒有猶豫。他干淨利索地換上便裝，沒有通知任何人，隻帶兩三個隨從，走出麻線胡同3號的宅院。

胡同仿佛麻線，把他的心緊緊纏住。他的心裡很悶，想擺脫那些麻線的糾纏。車夫似乎懂得了他的意思，跑起來了，越跑越快，他突然有一種失重的感覺。人力車從一條胡同折向另一條胡同，像在迷宮裡穿行，接踵而至的粗重的牆總是令他感到恐懼，但車夫總是能夠敏捷地避開它們，像一條魚，在牆的圍困中遊來遊去，慢慢地，他纔適應人力車的速度。他覺得自己的身體變輕了，兜風的布篷似乎成了一隻風箏，帶著他，忽忽悠悠地飄了起來。

年，北京城密如蛛網的胡同裡，這是無數輛人力車中的一輛。沒有人注意，車上坐著的，是這個國家的政府總理。

對於這個新生的民國來說，沒有人比唐紹儀更能勝任國務總理這一職務了。唐紹儀每天5點起床，逢星期一、三、五召開國務會議，二、四、六謁見袁世凱。唐德剛先生說：“他具有現代政治家所應有的國際知識和經驗，他和袁的長期友誼，也贏得了袁的高度信任。孫中山對他的尊重和鄉情更是難能可貴。同盟會中的高干對唐也表現得極其友好，並竭力邀其加盟。由黃培介紹，唐也於3月30日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宣誓加入同盟會。”對此，袁世凱是默許的，按照民國報人陶菊隱的說法，因為他需要唐紹儀成為“他與同盟會之間的一個中間型人物”。

武昌起義以後，唐紹儀是作為袁世凱的代表，與孫中山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進行談判的。正是這場談判，終結了大清王朝的統治，把袁世凱送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置上。在復雜的局勢中，他能敏銳地找到被荒草覆蓋的捷徑。帝制結束了，小皇帝退縮到宮殿的一隅，粗礪堅固的城牆不再守衛帝制的威嚴。革命也結束了，民國的第一任總統肥重的屁股坐在太和殿的西式皮椅裡，安靜地簽署各種命令，卸職後的孫中山回到了他的故鄉，在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的大榕樹下，與老人們放聲地高談闊論。似乎一切都已塵埃落定，回到了它應有的軌道上，一道難解的方程，終於被化繁為簡，求出了最大公約數。幾乎同時，所有人都長吁了一口氣。

誰也沒有想到，事情不是越來越簡單，而是越來越復雜。唐紹儀的女婿顧維鈞曾說：“盡管唐先生和袁總統是多年拜把兄弟，非常友好，但他們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一接觸實際問題，他們之間的衝突幾乎是無法避免的。”

袁、唐之間的衝突，需要追溯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修改——武昌起義之後，由各省代表團（1912年1月28日改為臨時參議院）制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這些革命黨中，形成總統制與內閣制之爭——“宋教仁，這個30歲的小家伙，那時雄心勃勃地想做中華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所以力主內閣制。但是中山認為，既然建立民國是要驅除韃虜、推翻王室，則中國政府就沒有再設虛君的必要，所以堅持采取美國的總統制。”由於孫中山在革命黨擁有獨一無二的聲望，這個新政權最終效仿美國憲法，采用了總統制。但是，孫中山和宋教仁都沒有想到，他們不鬧了，但總統與總理兩制之爭卻會一直鬧下去。府院（即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的矛盾一再周期性地上演，使民國的政治生態陷入惡性循環，最終隻能以槍炮來收拾。直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後，段祺瑞以“臨時執政”名義總攬大總統和內閣總理的職權，府院之間纔偃旗息鼓。

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之後，參議院急匆匆地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進行修改，將總統制改為內閣制，為的是減少和制約總統的權力。所謂內閣制，實際上就是把總統當成擺設，隻具有像征意義，而政府實權，掌握在內閣總理手裡，總理對國會負責。總統權力，如任免官員、發布法律命令等，必須經由內閣副署，纔能產生效力。時人說：“約法用總統制，孫中山當時可適用；袁世凱的專制行為，則非責任內閣不可，而且非組織國民黨的責任內閣不可。”

《臨時約法》規定，臨時參議院在正式國會召集前是國家的立法機關。臨時參議院成立後，在10個月內，臨時總統應根據臨時參議院所制定的國會選舉法，進行國會的選舉。國會成立後，應進行正式總統的選舉，並制定憲法以代替《臨時約法》。早在1912年1月5日，臨時參議院議決了國會采取兩院制。到8月10日，以總統名義公布了國會組織法及參議院、眾議院議員選

舉法。

這種因人而異的制度設計，表明了西方民主制度剛在中國著陸時的水土不服。他們從不掩飾對袁世凱的公開懷疑，而對於袁世凱這個深諳官場之道的舊官僚而言，南方所設的種種牽絆，顯然不是一種真誠的合作態度。他們雖有讓賢的誠意，卻缺乏合作的誠意。並且，他們過分低估了北洋繫的實力尤其是忍耐力，為未來埋下無窮的禍患。這個為袁世凱精心設計的紙手銬，注定會被袁世凱撕得粉碎。

唐德剛說：“實質上，這是同盟會所掌握的參議院對未來的大總統所投的‘不信任票’，如同大相國寺菜園裡的一群張三李四想對新到的和尚魯智深來個下馬威，乘他立足未穩，便把他摔到糞窖裡去的一廂情願的安排。”這種小孩子的把戲，親歷過清末改革、見多識廣的袁世凱一眼便可以看穿。但他深知政治的火候。在他心裡，真正的大事業，都需要文火慢熬，心急喫不了熱豆腐，像孫中山那樣火燒火燎的，什麼事情都辦不成。

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命唐紹儀為第一任總理，並組成內閣，30歲的宋教仁出任內閣農林總長。政府成員中既有前清官僚和北洋軍人，也不乏革命黨。這些人在幾個月前還曾在奏折、書信上勢不兩立，在戰場上撥刀相向，現在卻心情復雜地站在同一個隊伍裡，見證中國的華盛頓的誕生。

從1912年年底到1913年年初，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國會的選舉。隨著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中國的政黨政治也空前活躍起來。自武昌起義到1913年底，新成立的黨派有682個，這些黨派在民初的政治舞臺上經過復雜的鬥爭、較量、分化、組合後，到第一屆國會選舉之前，基本形成了4個較大的政黨，即國民黨、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國民黨是1912年8月25日，借孫中山到達北京之機，在北京湖廣會館，由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等5政黨合並組成的。國民黨以革命派為主，積極推行與維護資產階級共和制度。相比之下，統一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則以清末立憲派為主。在他們看來，中國雖有四萬萬人口，但80％是文盲，其餘20％雖然粗通文字，但對民主、選舉這些事情，則所知了了，所以，他們力主政治漸進主義，與國民黨相對抗。選舉揭曉，國民黨在兩院議員共占392席，占絕大多數，從而以第一大黨的地位控制了國會，統一黨、共和黨和民主黨三黨聯合起來僅占223席。那一天，袁世凱真切地意識到，自己得到的僅僅是一個虛位，不要說宋教仁，就連曾經長期作為袁世凱的僚屬、對袁唯命是從的唐紹儀，在袁世凱這位老上級面前也突然鐵面起來。北京臨時參議院成立時，袁世凱的講話稿，須經過唐紹儀的刪改纔能最後定稿。對總統府的決定，唐紹儀認為不可行的就立即駁回，不給袁世凱留一點面子。他的目的是捍衛《臨時約法》，捍衛內閣制。這令習慣了居高臨下的袁世凱十分不適，以至於袁的左右都對唐紹儀的“忘恩負義”抱有微詞。

袁世凱向楊度暗暗道出了他的心事：“我現在不怕國民黨以暴力奪取政權，就怕他們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把我擺在無權無勇的位子上。”

誠如顧維鈞所說，誰也沒有料到，“唐這位美國通是資產階級型的官僚，與一般封建型的奴纔官僚有些區別。他醉心於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又被‘責任內閣’這類的字眼所迷惑，就不甘心做百依百順的走狗，在某些問題上經常地不向袁請示而自行處理。”

有人向袁世凱進言說，唐紹儀與孫中山是同鄉，他們勾結緊密，“現在完全傾向同盟會而不傾向總統了”。每當唐紹儀進出總統府的時候，他們會指著唐的背影低聲說：“看，今天總理又來欺負咱們的總統了。”

有一天，袁世凱對唐紹儀說：“少川，我已經老了，你就來做總統吧！”

袁世凱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平和，波瀾不驚，甚至還透著老朋友的寬厚與大度，挑不出一點毛病。但唐紹儀聽出了這句話裡的警告意味，它的真實意思是：你在找死！

……

唐紹儀的首屆內閣垮臺後，袁世凱仍然希望宋教仁組成“混合內閣”，即隻重人纔不重黨派，這是袁世凱拉攏宋教仁的目的所在。但袁的好意被宋教仁謝絕了。那時的宋教仁，手握國內最大政黨，底氣自然很足。他誰也不想求，誰也用不著求，一心想踢開各黨，打造一個由國民黨員組成的“政黨內閣”。他目的明確，直奔主題，不會耍手段。固然光明磊落，但當時的民國政壇，盡管完成了制度轉型，但制度內的人，還沒有真正成為民主之人，傳統的政治手段依然暢通無阻。日本明治維新經22年始行召集國會，而民國二年就成立國會，速度之快，已讓人跌破眼鏡。與其相比，人的現代化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與制度的現代化未必同步。宋教仁低估了他所面對的現實，沒有必要的對策，也不懂“韌的戰鬥”，他與許多國民黨員一樣，相信“制度萬能”，一廂情願地認為制度可以解決一切，然後，就赤膊上陣了。

然而，一粒子彈，隻要一粒子彈，就可以打垮他的全部理想。

……

4月6日，“抬不起頭”來的胡適在上海登上了“克利夫蘭總統”號，前往美國。不知他是否會想起，25歲的自己回國，投身新文化運動時的那份豪邁。即使1946年回國，他的心底也還是有微薄的希望的。現在，他什麼都沒有了，像一個失敗的賭徒。在茫茫無際的太平洋上，胡適應雷震所托寫了《〈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作為《自由中國》的發刊詞。

蔣介石剛剛在臺灣中部山區的日月潭找到一個安靜的隱居之地，就接到一封電報，得知了國民黨在大陸徹底滅亡的消息。手裡捏著電報，他沉默了很久，纔對蔣經國說：“我們到山裡走一走吧。”一路上，兩個人都默不作聲。不知走了多遠，蔣介石說，去釣魚吧。蔣經國就從一位漁夫那裡雇來一條船。蔣介石一個人坐上船，劃了出去。落山風直貫下來，吹透了他的青衫，使蔣介石的身影顯得蒼老孤單。那一天，沒有人知道他想了些什麼，不知“人民”這個久違的詞，是否就在那時躍入他的心裡。讀歷史的人隻是知道，不久之後，臺灣實行了一繫列的改革政策。其中一項，就是把土地分給農民，據說是為了實現孫中山關於“土地歸人民所有”的諾言，但蔣介石還是給它取了一個“很共產黨”的名字：

土改。

2010 年鼕動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