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了還沒讀懂袁世凱，不如回家面牆去
在私德愧於清王室、公德愧於革命黨人的主流視角籠罩下，不拘巨細地重新梳理袁世凱（1859-1916）的一生，既需要良知更需要勇氣。何況是以這樣一種貼近草根民眾的方式，注定了使命的艱難，因為傳統觀念和深入人心的樸素感情，都是真相的頑固障礙。
事實上我一直認為，不管是體制之因還是文化之故，總之，中國民眾在智力上是很懶惰的。網名三七、筆名刀爾登的邱小剛稱之為“道德下降”。他說中國人“道德下降的第一個跡像，就是不關心事實，畢竟，……辨別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辦法，還是把自己從這一負擔解脫，讓別人來告訴我誰是壞人，我隻負責喫掉他”。
我們還可以發現，民眾在喫“壞人”的時候，其負責的精神和踊躍的情緒令人刮目，很少有人在心底疑問，或者對事實做一下追尋的。更不妙的是，好不容易出個疑問者、追尋者，其他人就會蜂擁而上，干脆將其也當“壞人”一並喫掉。
不管是“道德下降”還是“智力懶惰”吧，總之，用辭不雅些，就是愚蠢。理智者都知道，千萬不能同愚蠢者對話，因為他會把你拉到與他一樣的檔次，然後再用自己豐富的經驗打敗你。民間諺語雲：有飯給饑人，有話給智人。聖經也雲：寧可遇上丟失崽子的母熊，不可遇上無知的妄人。所以理智者最好的辦法是自言自語，不要期望聽到眾多的回聲。想當年梁啟超很具智力上的優越感和道德上的勇氣，1901年寫有《舉國皆我敵》的詩篇，雲：“眇軀獨立世界上，挑戰四萬萬群盲！”當然他也知道，這種挑戰是需要時間的，所以他在詩中還雲：“闡哲理指為非聖兮，倡民權謂曰畔道。積千年舊腦之習慣兮，豈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責，覺後是任。後者終必覺，但其覺非今。十年以前之大敵，十年以後皆知音。”一句話，他認為十年後，民眾就都是他的知音，能聽懂他改良與啟蒙的呼聲了。問題是不但當時的民眾沒有聽懂他，反倒踩著他的身子上位了，半個世紀之後革命的主流思想還把他罵作保守派、保皇黨；他的老師康有為更是被偉大的紅衛兵當“四舊”直接給破了——康墓遭毀，康的頭骨被綁在棍子上，抬著遊街示眾……
中國民眾很怪，有大忽悠說人民萬歲，他們就亢奮半個世紀一直下不來；有實在人說民智低下，他們就惱得，恨不得把人拉過去撕扒著喫掉！某種程度上，中國百姓就是《讓子彈飛》裡的鵝城居民，誰贏跟誰，誰輸搶誰。所以，我這辯護更多的是自言自語。當然，托改革開放及互聯網的福，現在自言自語的人多了，民眾道德的下降與智力的懶惰也正處於消退中，對此我們應該表示謹慎的樂觀。
事實上我一直很納悶。某種程度上研究歷史從來都是後見之明。問題是在中國，後見之明都難得，有些人士表現得比身處歷史當局中還要無知無覺。這其中最不能原諒的當然不是普通民眾，而是專業的歷史研究者。也許他們的專業精神及情趣偏好隻是不問青紅皂白地摟政治的腰子。總之他們在自己的歷史研究中表現得智商低下，道德更低下——這種雙重低下，對民眾造成了嚴重的誤導與傷害！如果非要舉個例子的話，我想舉吳晗。從民國到新中國，一璋傳》，吳晗先後寫了四個版本：1944年版、1949年版、1954年版和1965年版。初版璋是從“流浪青年”到“最偉大的軍事統帥”“最偉大的政治家”及“偉大的民族英雄”。二版中出於政治的需要璋影射蔣介石，於是“流浪青年”改成了“流氓”，“三個偉大”變成了“暴君”——“以屠殺著名的軍事統帥”“最陰險殘酷的政治家”雲雲。這稿子被上面看了，要求吳璋寫好些。於是，“流氓”又改成了“流浪青年”，“暴君”變成了“農民領袖”。至於吳晗本人，還在1965年版本的序言中津津樂道，當初民國某編輯部讓璋的“紅軍”改為“民軍”，而他很有骨氣地拒絕了：“寧可不出書，這字萬不能改！”可是上面先後給他三條不倫不類的改稿指示，他卻屁顛屁顛地努力遵行。直到最後跟不上，成為“文革”祭旗的第一道犧牲。
據1949年版本，朝的專制統治概括為：“構成了天羅地網，銅牆鐵壁，沒有一點漏洞，透不出一點氣，沒有聲音，連耳語也不敢，沒有文字的抗議，連數說歷史都是犯法的。璋開國大典後的政治形勢描述曰：“奉天殿受賀後，立妃馬氏為皇後，世子標為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進爵。……一霎時間鬧鬧攘攘，欣欣喜喜，新朝廷上充滿了蓬勃的氣像，新京師裡平添了幾百千家新貴族，歷史上出現了一個統一的新朝代。”璋的文字獄，概括得更形像：“網羅布置好了，包圍圈逐漸縮小了，蒼鷹在天上盤旋，獵犬在追逐，一片號角聲，吶喊聲，呼鷹喚狗聲，已入網的文人一個個斷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網外圍外的在戰栗，在恐懼，在逃避，在偽裝。”
看著這些預言或者說惡讖式的歷史片段，難免讓人冷顫。吳晗哪裡是在說史，分明是在總結現實指向未來。所以，無論是吳晗治史，還是吳晗制史，都無一例外地告訴我們，與其說我們的歷史學家是在研究歷史，倒不如說他們是在制造相同的歷史。吳晗可能至死都想不明白，自己分明是在奉命“數說歷史”，為什麼也是“犯法”呢？
連吳晗這樣優秀的歷史學家都沒有看透——哪裡有法？歷史學家隻有御用與秉筆獨書之分；既然選擇了御用，新寵終歸要變成舊寵，而且難免失寵。
當然我不是歷史學家，我就是個挖歷史牆腳的。所以無論出於哪個角度，那種道義上的譴責也輪不到我身上。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就沒事了，我有我自己的事兒。那就是，以良知與勇氣贏得另一種譴責——尋歷史的真相，探文化的陷阱，為蒙受不白之冤的歷史人物呼吁，給過多塗飾的歷史事件脫彩。
我不想媚眾，更不想媚愚眾。有人把它搞成民粹。哪裡是民粹？簡直是民穢！因為我們看到的景像是，大量的民眾在面對袁世凱的時候，既不乏智力上的自信，更不乏道德上的優越。簡直是千夫所指，萬民唾棄，也不想想，你配嗎？
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雲：“任憑你像堯舜那麼聖賢，像秦始皇、明太祖那麼強暴，像曹操司馬懿那麼狡猾，再要想做中國皇帝，乃永遠沒人答應。”問題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邏輯卻告訴我們，皇帝還是有的，隻不過改換其他名稱罷了。中國百姓沒人不答應，他們喊萬歲喊得比上輩老奴隸還要投入還要激昂。
海派學者李劼說：“歷史發展的各種可能性在中國遇到了其天敵——中國人頑強的文化心理定勢：在沒有皇帝的年代裡人人都想做皇帝。一個皇帝推翻了，千萬個皇帝在成長。”他還說：“孫中山這尊雕像的意義在於僅僅制止人們搞穿龍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類的復闢形式，卻並不能阻擋不穿龍袍的皇帝君臨中國！”
可惜，袁世凱缺少李劼的智商，像梁啟超一樣腦子不轉彎兒，不知道在中國，不穿龍袍，照樣是皇帝。巴巴的搞小女人扶正的遊戲，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小樣兒嘛！
當然，躲開這些政治上的宏大敘事，我還可以指出一個簡單的中國邏輯——成王敗寇，人家不就是沒弄成、退位了嗎？如果他是在位之身，這麼對待他，像美國百姓寫信罵奧巴馬白痴、法國百姓當面罵薩科齊混蛋那樣，也算符合做人的正當性和做公民的正常邏輯。
遺憾的是，一百年過去了，我們中的許多人既沒有讀懂袁世凱，也沒有提升自己的智力與道德——不如回家面牆去罷！

第五章  維新理念與人不同，怎麼就成了假維新？
中日甲午戰爭的副產品很多：第一，它刺激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一部分民眾產生了民族主義意識與國家意識。第二，它推動了中國的維新，讓部分明智的士大夫在制度層面上發生反思，中國將走向何處去？第三，它刺激了西方國家的貪婪。一個小日本就能從中國身上啃下恁大一塊肥肉來，何況我們這些西方強國呢？在喫中國這道菜的宴席上，德國是個遲到者，所以顯得更迫切。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山東曹州發生巨野教案，兩個德國傳教士被殺。中國的史書喜歡說德國借口教案侵略中國雲雲。對於德國來講，自己國民境外被殺，它再找借口，也不能推卸掉它保護國民的義務。於是，清政府賠錢道歉，並且把山東巡撫李秉衡革職，永不敘用。當然了，後面就是借口了，強迫中國簽訂一個《中德膠澳租界條約》，在山東境內又是修鐵路，又是劃中立區的。特別是租借膠州灣，讓其他國家都紅了眼，於是，大家紛紛出手，掀起了強占租借地和劃分勢力範圍的狂潮。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中國這個破船，實在經不起西方如此折騰了。再也不能這樣過，再也不能這樣活，在康有為等激進的革新派的衝撞下，中國終於走向了維新之路。隻不過，維新理念的不同，特別是利益的不同，導致了諸多衝突。
袁世凱當然也維新。當時的國內外環境，稍微有些良知、稍具清醒意識的士大夫都在發出改革變法的呼聲。這呼聲此起彼伏。但是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改革理念與方式。孫中山是徹底的維新——暴力革命。張之洞是中體西用式的維新，用普通話來講，這老兄主張的是馬體牛用或者牛體馬用，按我們現在的看法，則是驢唇不對馬嘴。頑固派也喊維新，他們維的是舊的思想，隻不過希望人心嶄新一下，比如激發天良什麼的。你要是跟他講民權人權，他認為中國倫理就會滅絕，不出十年四萬萬人就淪為夷人那樣的禽獸了。康有為是激進式維新，老想出軌，最後既把光緒當了賭注還把咱的主人公袁世凱也綁架進去了。至於袁世凱，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3月份他在致徐世昌的信中有這樣一些話：“曾亦力言，但均在夢中，大概亦知其不可為而委為氣數使然。絕不肯盡人以回天，無可望矣。”“已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須大變法以圖多保全數省各語，然均不能照辦；惟大局直無法挽救，隻好以極壞處設想也。”“時局至此，戰事斷不可忘，請囑各營加功操練。”
袁世凱是個明白人，知道大清氣數已盡，而且做了往最壞處打算的設想。相形之下，袁世凱對時局的“無可望”，與康有為的“望在上者而一無可望”是一個意思。但是看穿是一回事，怎麼玩又是一回事。袁是世家子弟，家境及閱歷仕途都導致他是一個成熟穩重的政治官員；康是布衣舉人，家境及閱歷導致他徒有對西方文明的向往，對政治舞臺一竅不通，卻淨想著破門而入。所以維新策略及步驟，兩個人肯定是不同的。
袁世凱不是假維新。孔祥吉先生在他的《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一書和《袁世凱上翁同龢說帖論述》一文中力主此觀點，對此俺舉三隻手表示贊同。而且，在康黨的政變中，袁世凱充當了冤大頭的角色，或者說，充了康梁的賭注之一。如果說康梁的終極目標是綁架慈禧太後的話，那麼，綁架慈禧太後之前，他們首先綁架的是袁世凱。這是一種多麼一廂情願的綁架啊。
為了說明我的意思，這裡有必要舉一個例子——嶽鐘琪事件。明朝滅亡以後，明朝一個名叫呂留良的著名學者參加反清鬥爭沒有成功，就在家裡收徒教書。後來干脆躲在寺院裡著書立說，內容當然有些反清啦，呂留良死後，有個湖南人曾靜，派了個學生張熙，跑到呂留良的老家浙江找到呂的兩個學生。四個人見面一拍即合，就謀劃著怎麼推翻清王朝。
推翻清王朝，無論是從民族角度來講還是從反對清王朝專制來講，或從我們純粹的革命思維出發，都可稱正義偉大的事業，至少比上康梁的維新不算遜色。而且他們跟康梁一樣，知道光靠幾個讀書人辦不了事，也把目光投向了軍界。打聽到擔任陝甘總督的漢族大臣嶽鐘琪掌握很大兵權，因討伐邊境叛亂立了戰功，正受雍正重用，就想利用嶽鐘琪反清。他們派張熙登門拜訪，是不是像譚嗣同那樣，大半夜摸去的，我不知道。我隻知道，張熙是這樣勸說嶽的：“將軍跟清人是世仇，您難道不想報仇？”嶽鐘琪：“這話從哪兒說起？”張熙說：“將軍姓嶽，是南宋嶽忠武王（就是嶽飛）的後代，現在的清朝皇帝祖先是金人。嶽王當年被金人勾結秦檜害死，千古稱冤。現在將軍手裡有的是人馬，正是替嶽王報仇的好機會。”最後的結果是，嶽鐘琪從張熙嘴裡套出全部情況，把他們一窩兒全告發了。
你說嶽鐘琪該不該告？
當然該告！憑白無故的，幾個二杆子怎麼就把人家圈進這種是非中去，干這種全家抄斬的事兒呢？而且這種事注定是弄不成的，與其等著你們事敗後揭露人家參與密謀，不如人家先把你們提溜過去，否則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兄弟我研究歷史這麼長時間了，真還沒見過這麼半弔子的策反者。嶽飛死得再冤，也是南宋內政問題，跟人家金人有何干繫啊。再說了，即使與金人有干繫，這些人也還弱智，這與人家嶽鐘琪何干？
講這個故事是想說明：政變這事兒，本不是袁世凱的主意。你再認為自己正義，這正義也僅限於你們密謀者內部。袁世凱沒有參與你們的百日維新，更沒有參與你們的核心會議，憑什麼賭命的時刻，把人先押出去了呢？哪有把人當了賭注，過後反怪人家的自保與急救措施不地道呢？
5.1康有為來了，快跑
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給大清以極大的刺激。當然這種刺激也可以稱作教育。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時曾這樣表達過：
我們國家的人民，也是由國內敵人和國外敵人教育過來的。其中也包括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教育，日本的南鄉三郎見我時，一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你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團結，那末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就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別無出路，纔覺悟起來，纔武裝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
毛澤東在多種場合表達過類似的意思。這種意思對大清同樣適用。維新高潮時期，日本的維新之父伊籐博文訪華，康有為前往拜訪，討要變法良策。伊籐曰：“貴國欲變法，要先除自尊自大陋習。世界不論何種人，皆生長天地間，豈彼賤我貴，可以自稱中華而稱他人皆夷狄乎？”康有為回答說：“此種議論，敝邦四五年以前人多持之，甲午以後，大夢為貴國警醒，已無復如此者矣。”
康有為雖然沒有像毛澤東那樣說出“感謝”二字，但是把對方當訓導的意思，則是共通的。
在此之前，大清的教員很多，有英國，有法國。但是教育成效不是很好。被教育者素質太低，很遲鈍，這是關鍵原因，也是內因。但是外因也不可忽視，這主要跟教育者的教育手段、教育作風相關。第一次鴉片戰爭，堪稱天空中飛來一隻小鳥，空氣中甚至沒有留下翅膀的痕跡，所以被教育者沒有感覺，該干嘛干嘛。第二次鴉片戰爭，可謂天空中飛來兩隻小鳥，在圓明園的上空拉下了一溜鳥糞，所以大家有了一點感覺，弄了個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斜刺裡殺出一把東洋戰刀，不但在天朝的臉上，甚至在天朝的心裡割下了滴血的傷口。大家終於有了痛的感覺，不管是士人還是官員，甚至是皇帝與皇太後，都認為再也不能這樣過，再也不能這樣活。但具體怎麼變，怎麼活，變活的性質、範圍、路徑、程度、節奏以及領導權等方面，他們並沒有統一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