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中國歷史五個局

險局：官與吏的千年博弈

中國歷史上，衙門裡的官與吏構成了一個看點多多的局：千古險局。之所以說它“險”，是因為和其他局相比，這個局是權力的集中地，腹黑或者說厚黑的學問全在其中了。

機心/ 004

錯位/ 007

缺位與出位/ 011

苟且/ 015

代價/ 018

制度困局/ 021

困局：大黑洞——宋代官僚組織的秘密

官僚組織的精簡與膨脹，是一個千年怪圈。越精簡越膨脹，個中原因究竟如何？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困局。放眼中國歷史，此困局以兩宋之演繹為。本章內容便是以其為樣本，剖析一個組織的制度困惑——好大一個局，終何以走向崩潰呢？

非正常手段上位/ 026

杯酒釋兵權背後的制度設計/ 028

恩科與特奏名：關於組織擴張/ 031

恩蔭：組織入口的綠色通道/ 035

反向力/ 037

愈瘦身愈發福/ 039

從耗散到崩潰/ 042

破局：楚漢之爭的力量消長

在秦末的天下大變局中，群雄逐鹿，各逞英豪。陳勝勢力、項羽勢力、劉邦勢力，是這場變局的三大動力源。他們方向不同，相互撞擊，誰都想成為破局的風流人物。回眸秦末以及楚漢之爭各大勢力的競逐成敗之道，看局中人如何入局、亂局乃至於破局，歷史真是比小說更好看。

陳勝如何勝出/ 047

劉邦路徑VS陳勝路徑/ 051

孤家寡人/ 054

決策失誤 / 056

短板/ 059

決策再誤 / 061

低調者生存/ 063

各自表演/ 065

鴻門宴/ 067

項羽模式/ 070

都城選擇/ 073

伏筆/ 076

此消彼長/ 078

眼界與機會把握/ 080

人纔觀/ 083

收官 / 087

善後/ 090

百年大集團/ 094

設局：清代皇位繼承的局與殺

康熙九子奪嫡、雍正手足相殘，清代皇位繼承頗多殺機。是人性之惡，更是制度設局。從入關前努爾哈赤首創汗位推選制，到康熙試行嫡長子繼承制，再到雍正推出秘密建儲制，每一個創新制度的背後其實都是局殺的代名詞。一個皇位，相伴多少犧牲品。不爭是爭，爭也白爭。不管爭與不爭，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誰叫你生在帝王家呢？如果從“局”的角度看清代皇位繼承的選擇手段、養成制度、更換程序以及危機處理方式等，真可謂局中人都是試驗品，沒有誰的命運是可以自主的。

汗位推選/ 098

皇太極的惆悵/ 102

變異/ 104

再變異/ 107

危險的養成/ 110

暗戰/ 114

危害/ 117

過渡/ 120

後遺癥/ 123

“補漏”/ 126

求穩與求賢的兩難/ 129

真的穩定了嗎/ 131

可疑的選賢/ 134

囧局：萬歷“掣簽法”——組織玩了一把黑色幽默

作為管理全國文職官員的機關，明代吏部掌品秩銓選之制，考課黜陟之方，對於官員的選授遷除原本是有一套嚴密標準的。但是，萬歷年間的吏部的組織運行狀態顯然是非正常的。

皇權干預/ 139

司禮監陰撓/ 141

閣部爭權/ 142

補丁/ 143

下篇歷史中的“局生存”

孤獨者商鞅：局中人如何淪為局外人

歷史就是個局，不過比局更重要的是局中人的生存狀態。局中人有時可以淪為局外人，局外人有時可以晉身為局中人。歷史在這方面有過許多案例。商鞅變法便是其中一例。本章關注變法人物商鞅的入局、治局、局亂以及出局的際遇，可以洞見局與人的關繫。

蛋糕是怎麼做大的/ 148

高層的憤怒/ 151

底層的無奈/ 153

兩極化加劇及敗亡/ 155

慶歷諸君子：敗於黨爭

慶歷新政也是個局。這個局是由宋仁宗支持、範仲淹主導的一次改革構成的，有歐陽修和富弼等人的積極參與，在反對派首領呂夷簡退職養病的背景下，此次改革本來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但由於改革派不避朋黨之嫌，公然作《朋黨論》上奏仁宗，再加上前朝老臣夏竦從中作梗，迫使仁宗皇帝把消除朋黨之爭的棘手局面放在首位，導致改革功敗垂成，劇烈的局變或者說動蕩接踵而至——範仲淹、歐陽修首提“君子黨”和“小人黨”的說法被反對派利用，被仁宗皇帝先敬後疑後驅逐之，慶歷諸君子的命運發生了悲劇性的變化。

被朋黨/ 160

捅婁子 / 163

歐陽修的天真與宋仁宗的疑心/ 166

一篇雄文導致的報復行動/ 169

變臉/ 172

“進奏院案”/ 175

後一腳/ 178

“拗相公”：王安石的悲劇

和慶歷諸君子命運相近的是，“拗相公”王安石也是“性格決定命運”這一邏輯之下的悲劇人物。從做局者淪為出局者，王安石的命運雖然有“時也運也”的客觀原因，但檢討自身，一個
“拗”字道盡萬千感慨與無奈。他高舉“三不足”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大旗，原則性有餘，靈活性不足，在識人、用人、權變以及容納不同意見和勢力方面屢屢失誤，上寒神宗之心，下亂呂惠卿等改革集團之局，並導致朝中大臣多與他決裂。

“拗相公”來了/ 182

智囊團求去/ 185

潛伏的小人們/ 189

人纔流失/ 193

神宗厭了/ 197

埋單/ 200

鐵三角下，張居正被壓垮了

張居正改革是一個局，一個危機重重、撲朔迷離的局。在隆慶末年阻力重重的情況下，張居正先是聯馮（馮保）倒高（高拱），穩住自己陣腳；其次借力李太後，成功上位內閣首輔，搭建權力鐵三角（李太後、馮保、張居正組合）。在這個基礎上，他變身帝王師，成功登頂權力。與此同時，他整合內閣成員，使得改革派人際關繫互動良好，改革遂無往而不勝。但正所謂成也鐵三角，敗也鐵三角。曾經固若金湯的鐵三角在萬歷親政後徹底崩塌，張居正死後還遭到清算，改革成果隨風飄零，令人欷歔不已。

出局之憂/ 206

鐵三角初現/ 210

登頂/ 214

整合/ 217

核心層不再穩固/ 221

倒張前史 / 225

後的清算/ 227

“局生存”模範生趙匡胤：在糾紛內訌中勝出

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是“局生存”的模範生。在後周變局中，趙匡胤的上位手段、時機把握以及平衡人事關繫的能力耐人尋味。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六月十九日，後周皇帝柴榮去世。年僅七歲的兒子柴宗訓上位為周恭帝。當時的強勢人物有兩人：曾長期擔任殿前都點檢（殿前司的長官）、在禁軍中頗具實力的附馬張永德；侍衛親軍司統帥、擁有比趙匡胤更大兵權的後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李重進。若論在亂局中上位，此二人是有力的競爭者（五代帝王憑借侍衛親軍擁戴而上臺的不乏其人），而作為張永德手下的趙匡胤當時論資歷並不突出。他要上位，該怎麼做呢？

超常規上位/ 230

得利 / 233

暫緩行動/ 236

整合進行時/ 238

方式問題/ 240

人事安排的機心/ 244

歷史是個局 無人可逃脫

中國歷史，在某種程度上看，其實是由一個又一個局組成的。像著名的飯局鴻門宴是局；歷朝歷代朝廷上袞袞諸公在一起鉤心鬥角也是局；改朝換代是從一個局轉到另一個局；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則是劇烈的局變。總之，從“局”的角度看問題，一切人事便有了意味深長的感覺。局是圈子，是組織，其實也是江湖。江湖風波惡，局也一樣，充滿陰謀與算計。有明規則，更有暗規則。它劃定等級與秩序，但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有互動，有懸念，從而構成了一個“局”內部的運動軌跡。這是中國歷史的新看點之所在，從裡到外看隱蔽的歷史，我們便會有一個不一樣的體驗或者說感悟。

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講中國歷史上的五個局，下編講局中人的生存，互為呼應。中國歷史博大精深，要把所有的局講完是不可能的，也沒必要。這是因為，局與局之間雖然各有巧妙不同，卻也大同小異。

局是人設的，也是人在演繹。人在社會，便有等級之分。有等級之分，便有攻防。這其中，官與吏是機關重重的一個局，也可謂看點多多的千古險局。之所以說它“險”，是因為和其他局相比，這個局是權力的集中地，腹黑或者說厚黑的學問全在其中了。具體到官僚組織，它更是一個局，中國歷代官僚組織總是走不出越精簡越膨脹的怪圈，個中原因究竟為何？毫無疑問，它是一個困局。放眼中國歷史，此困局以兩宋之演繹為。本書在上編中以此為樣本，剖析了一個組織的制度困惑——好大一個局，終何以走向崩潰呢？

在上編“中國歷史上的五個局”中，筆者還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剖析了
“楚漢之爭”這個局的力量消長，指出為什麼是劉邦而不是項羽成為笑傲江湖者：在秦末的天下大變局中，群雄逐鹿，各逞英豪。陳勝勢力、項羽勢力、劉邦勢力，是這場變局的三大動力源。他們方向不同，相互撞擊，誰都想成為破局的風流人物。但究其實，終破局者的素質、眼光以及胸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事業之成敗。同時，上編也關注了“清代皇位繼承中的局與殺”：康熙九子奪嫡、雍正手足相殘，清代皇位繼承頗多殺機，是人性之惡，更是制度設局。從入關前努爾哈赤首創汗位推選制，到康熙試行嫡長子繼承制，再到雍正推出秘密建儲制，筆者以為，每一個創新制度的背後其實都是局殺的代名詞。下編“局中人的生存”則重點關注了商鞅、範仲淹、王安石以及張居正等變法人物從入局、治局、局亂以及出局的際遇，講述了局與人的關繫。中國歷史上的變法其實是一場組織震蕩。這其中局中人多多，各有立場不同。皇帝對變法開始多支持，後期多彷徨，有“異論相攪”的機心在；朝廷官員既有首鼠兩端者，也有投其所好者，鮮見從一而終者。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變法人的命運。商鞅通過變法做大了蛋糕卻沒有分好蛋糕，在變法者和反對者對立、背後緩衝區缺失的情況下，他錯誤地利用自己所謂的聲望強推改革，試圖化阻力為動力，終鋼絲繩崩斷，變法者身敗名裂。範仲淹改革有歐陽修和富弼等人的積極參與，在反對派首領呂夷簡退職養病的背景下，此次變革本來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但由於改革派不避朋黨之嫌，公然作《朋黨論》上奏仁宗，首提“君子黨”和“小人黨”的說法被反對派利用，他被仁宗皇帝先敬後疑後驅逐之，命運可謂冰火兩重天。王安石變法高舉“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大旗，原則性有餘，靈活性不足，在識人、用人、權變以及容納不同意見和勢力方面屢屢失誤，上寒神宗之心，下亂呂惠卿等變革團隊之局，並導致朝中大臣多與他決裂。他後隻得黯然離去。張居正改革也是同樣道理。在隆慶末年阻力重重的情況下張居正先是聯馮（馮保）倒高（高拱），穩住自己陣腳；其次借力李太後，成功上位內閣首輔，搭建權力鐵三角（李太後、馮保、張居正組合）；在這個基礎上，他變身帝王師成功登頂權力。與此同時，整合內閣成員，使得改革派人際關繫互動良好，改革遂無往而不勝。但正所謂成也鐵三角，敗也鐵三角。曾經固若金湯的鐵三角在萬歷親政後徹底崩塌，張居正死後還遭清算，改革成果隨風飄零，令人唏噓不已。

另外，下編也關注了“局生存”的模範生趙匡胤。此人在後周末期的糾紛內訌中勝出，成為“局生存”的正面典型。在歷史變局中，宋太祖趙匡胤的上位手段、時機把握以及平衡組織人事關繫的能力耐人尋味；而他的洞察力、決策力以及適度冒險精神成為其上位的有力支撐，並讓他終得以成事。

險局

官與吏的千年博弈

中國歷史上，衙門裡的官與吏構成了一個看點多多的局：千古

險局。之所以說它“險”，是因為和其他局相比，這個局是權力的集

中地，腹黑或者說厚黑的學問全在其中了。

機心

宋神宗和宋徽宗是宋朝的兩個知名皇帝。前者以勇於變革著稱，後者以安於享樂名世，本不是一類人，行政風格自然也大異其趣。但究其生平所頒詔書，卻能找到相同之處。熙寧七年（1074），宋神宗下詔：“品官犯罪，按察之官並奏聽旨，無得擅捕繫，罷其職俸。”無獨有偶，宋徽宗也曾經在他的詔書中明示，不得將犯罪品官隨意逮捕，給出的理由是若行此舉“將使人有輕視爵祿之心”。歷史總是這麼舉重若輕，官與吏格局的機心竟然在兩個混搭皇帝的詔書中一覽無遺了，那就是關於“貴官”的設計——尊敬官員，首先在法律層面上確定官員的豁免地位。在官與吏這個千古格局中，“貴官”是組織的一種程序設計，目的是確保權力分配格局不被挑戰。

官的身份特權其實涵蓋諸多方面。首先是出身。官與吏關繫裡的官員大多科舉出身，在知識儲備和觀念結構上處於形而上的地位，不僅出政策，還解釋政策，也就是同時擁有決策權和解釋權。這是出身帶來的一種“局”內地位優勢。相對於吏員來說，官員的視角是俯瞰的，頗具壓迫意味。其次是行政權力。在“局”裡，官員有一定範圍的決斷權，可以靈活處理政務。而吏隻能做些具體的整理、輔助工作，無行政權。再次是物質待遇。官員的物質待遇是計劃內的，全額劃撥。《宋史職官志》記載，宋代宰相、樞密使一級的高官，每月俸錢三百千（即三百貫），春、鼕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祿粟月一百石；地方州縣官員，大縣（萬戶以上）縣令每月二十千，小縣縣令每月十二千，祿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他們還有各種補貼，數量相當可觀。清代的官員在正俸之外還有“養廉銀”，外官總督、巡撫多到每年一二萬兩，相當於原俸銀的一百倍——這是一種經濟特權。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相對於吏員來說，官員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思想觀念上，其視角都是俯瞰的，頗具壓迫意味。追根溯源，這是一整套“貴官”的設計，意在“官與吏”的關繫格局中劃出一道鴻溝，以確保官的制約者地位不受挑戰。

但僅僅這樣還不夠，“官與吏”的關繫講究矯枉過正。矯枉必須過正，纔能達到目的。在歷史的脈絡間遊走與參詳，我們可以看到，在“貴官”的程序設計背後，事實上還有另一道相輔相成的程序——“賤吏”。“賤吏”是為了更好地“貴官”，“貴官”的真實目的也是為了“賤吏”。還是從出身來看，吏來源復雜，形跡可疑。既有良民，也不乏“宵小無賴之徒”。但以這樣的標準來劃分官與吏的出身之別，並不科學或者說明晰。和二年（1807）十二月，在官與吏的“局”中一道鴻溝被深深刻劃，因為從此以後，胥吏被限制參加科舉考試。唐憲宗這年年底下詔書說：“自今已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跡涉疏狂、兼虧禮教，或曾為官司科罰，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清流者，雖薄有辭藝，並不得申送。”在這道詔書裡，“州府小吏”和那些曾經被官府懲罰的犯罪分子相提並論，列入禁止參加科舉考試的人員黑名單中。此後，宋太宗和明太祖都一再強調禁止地方胥吏參加科舉考試。宋太宗時，有一個中書省的吏員偷偷參加科舉考試，都已經考上了，“上知之，令追奪所受敕牒”，硬是取消他的錄取資格。至於禁止的理由，這些組織程序的設計者心照不宣。宋太宗說：“科舉之設，待士流也。豈容走吏冒進，竊取科名。”
明太祖說：“胥吏心術已壞，不許應試。”總之，就是在身份認證上，先對吏員做一個有罪認定，阻斷其通往上層的道路。這是“賤吏”的個層面，先在出身上打入另冊，甚至連農工商都不如。因為參加科舉考試，是農工商等社會普通階層都享有的權利，應該說不是一種特權而是平權了，而即便是這樣的平權，吏員也不可以擁有，組織的機心至此已是很明顯了。

上文已經說了，吏的行政權力是未被授權的。至於物質待遇，吏員也是少得可憐。宋代的縣吏“無廩給之資”，組織不給開工資，自創福利去。明清時代的吏員隻有一點可憐的“飯食銀”，
多者每月米二石五鬥，少者六鬥，剛夠填飽肚子。主要的是其社會評價偏低。“賤吏”是一種組織意圖，泛化到社會觀念上，便形成集體無意識層面的不認同。在官與吏的格局內，處於上層地位的官員被視若父母，所謂父母官。處於下層地位的吏員則被看作惡勢力的代表，所謂“皂隸”。
清人筆記記載了建昌地方有一種鳥，嘴長寸餘，尖銳如錐，稱之為“鳥中皂隸”。這其實是對吏員的人格輕視，也是組織“賤吏”意圖的成功體現。“嘴長寸餘，尖銳如錐”被等同於“皂隸”的形像，一切已是不言自明。

由此我們看到，在“貴官賤吏”的設計下，組織之內存在兩套並行不悖的繫統。一個是官員繫統，另一個是吏員繫統。兩套繫統封閉循環，互不流通。官員在處理政務中握有決斷權，物質待遇優厚，社會地位崇高，具有可持續的上升空間；吏員是“庶人在官”，沒有官品，身份卑微，合法收入微薄，在組織內上升空間基本上被堵死。不僅如此，官和吏在犯法後所享受的政治待遇也不同。官員犯法有蔭身的特權，可以免除杖責等皮肉之苦，而吏員犯法則從重處罰。可以說，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身份層面上，官和吏雖然同處組織內，卻是兩種人，官貴吏賤。這似乎是從理論到實踐的成功樣板，“貴官賤吏”的組織努力得到了程序設計者所期望的“官貴吏賤”的世俗結果。但是且慢，歷史總是出人意料，如此設計的組織程序似乎在哪兒出了什麼問題。因為在很多場合下，發生了世人們無法理解的一些情況。一樁行政事務，“州縣官曰可，吏曰不可”，結果還真行不通了；部院衙門中，司官要稱品級比他低得多的書吏為先生，語多尊敬，根本就不敢得罪他們；在地方督撫一級的衙門中，吏員可以左右督撫大員的決策；更有甚者，在中央朝廷，有吏員之權“出於宰相大臣之上”，而那些吏員其實是沒有資格上朝覲見皇帝的，為什麼權力會比宰相大臣還大，並且主宰國家大計方針的制定？

不錯，組織程序的設計的確在某個環節出了問題。那些士人拒絕充任的胥吏實際上並不弱，並且深含能量。“貴官賤吏”的組織努力終導出的卻是“吏強官弱”這樣一個結果，如此荒誕的局面當然不是程序設計者所樂見的。他們隻是在苦惱，偏差究竟在何處，又該如何解決此類問題呢？

錯位

偏差還是要在組織的機心或者說程序設計中找原因。不錯，“貴官”是組織一以貫之的意圖，但並不是全部。在組織的機心裡，“貴官”的背後是“防官”，防止官員在官與吏的博弈中坐大，以致對中央權威造成威脅。特別是那些在地方上的官員，天高皇帝遠，如果毫無約束，僅靠道德的力量來制衡，那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從制度層面上有所作為。順治十二年（1655），朝廷下發紅頭文件，規定“督撫以下，雜職以上，均各回避本省”。康熙四十二年（1703），類似的紅頭文件又下發了，這次是對官員任職的回避距離做了明確規定，要求必須有五百裡以上的回避距離——官員須到出生地五百裡外去做官，以防止其利用地緣、血緣關繫將勢力坐大，出現威脅中央集權的局面。當然，這不僅僅是清朝一個朝代的規定，而是歷朝歷代官僚組織的集體衝動，是其集體做出的理性行為。官員任用中存在的回避本籍制度其實是“防官”的舉措之一，在官與吏的組織架構中，這是對官員的減分之舉。因為在古代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一個官員到數百裡外的地方去做官，必定要產生經濟成本，很可能要舉債方得上任。就像顧炎武說的：“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裡，必須舉債方得到官。而士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舉債之後到了地方怎麼還債？這個就要解決經濟成本的問題，所以要靠當地吏員想辦法動用潛規則盡快撈錢還債，此其一；其二，顧炎武說得很明白，官員到數百裡外的地方去做官，兩眼一抹黑，風土人情不熟，語言不通，重要的是對當地政情不熟，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政權所寄多在猾胥”，“官貴吏賤”的局面至此大打，開始靠近“吏強官弱”的格局了。

組織的機心或者說程序設計中其實還有一條，叫作輪調制度。到出生地五百裡外去做官就行了嗎？不行，不能叫你一勞永逸地做下去，必須三五年一換，甚至更短的時間就要動一動。宋代“郡縣之臣，率二歲而易，甚者數月或僅暖席而去”，這是輪調制度下官員實際的代謝生態。“暖席而去”一語可謂形像了，揭示了輪調制度的本質就是不使官員在地方上做強做大。“貴官”的背後是“防官”，而“防官”在客觀上起到了“弱官”的作用——本來官員到數百裡外的地方去做官，盡管風土人情不熟，語言不通，但假以時日還是可以慢慢熟悉起來，使屬吏在這方面的優勢不復存在，如此“吏強官弱”的格局未必可以形成。可輪調制度和回避制度聯袂推出，組織中的官員“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已舍去矣”，進一步導致了吏強官弱格局的形成。

在這兩條之外，影響官、吏實際地位或者說權力的因素還有一條，那便是科舉制的實施。科舉制的推行原本是為了“貴官賤吏”的，吏員不得參加科舉堵塞了其在組織中的上升通道——但凡事利弊相間，誰都沒想到，表面上給官員加分、成為其身份認證品牌的科舉制無意間也成了影響官員權威的工具，以至於吏員們有機可乘，拿捏住了官員們的七寸。在回避及輪調的制度背景下，官員在組織中的實際影響力其實是進一步下降了。

首先是科舉制推行帶來的官員出身問題。魏晉南北朝實行九品中正制，根正苗紅纔能做官。換句話說，官員都有家世背景，枝繁葉茂，根深蒂固，官員再無能，由於出身高貴，屬吏不敢惹也惹不起。但科舉制後，很多官員昨天還是一介草民，今天卻在異地做了官，領導那些在當地或許是豪強出身的屬吏。官員出身的優勢被消解後，再也無法對屬吏構成身份威脅，所謂沒有家世背景，空有一張進士文憑，其影響力或者說掌控力自然是大不如昔。

科舉制帶來的第二個問題是專業問題。科舉考試測試的是考生對經典文句是否熟記，詩賦文章是否寫得好，不考法令、經濟以及行政制度等。這樣考出來的官員適合做文人而不是行政人——專業不對口，分配到地方上勉強為官，當然要依賴熟悉法律、社情和行政實務的胥吏來管理組織了。嘉慶皇帝說：“百官聽命於書吏。上自宰相，下至縣令，都隻會簽字畫押，不能實際處理政務、公務，都委權於胥吏，因而一日離不開胥吏。”這是專業優勢帶來的行政優勢，也是對組織權力的重新切割和再分配，而胥吏們自己說得更形像一些。清人朱克敬在《晦庵雜識》卷一中記載清末一胥吏說的話是這樣的：“來辦事的人就像乘客，政府各部門就像車子，
我們這些人就像是車把式， 各部門當官的就像是騾子， 我們用鞭子抽著他們往哪兒走就行了。”至此，“吏強官弱”已是現實存在的圖景了。我們仿佛看到，伴隨著以“貴官賤吏”為目的的“顯設計”，組織其實還有一種“潛設計”，以收“以吏牽官”之效。不以真纔實學為目的的科舉制和嚴格的任期制、籍貫回避制使得官員在組織內缺乏事權、話語權，無法有效掌控權力，“吏強官弱”局面形成。而程序失範必然導致角色錯位，官員受制於吏員的事情屢見不鮮。

明朝洪武年間，小吏竟然在公堂毆打知璋在他親自起草的《御制大誥》中談到了這一問題：“蘇州常熟吏人瀋尚等，衢州開化吏人徐文亮等渺視二縣官長鄧源、湯壽輕等，於廳毆打。罪雖吏當，官何人也？”很顯璋對官員受制於吏員的事情很不滿，隻是程序設計之“因”沒有導出所期待的“果”來，這樣深層次的問題其璋也無法解決的。而發生在清朝雍正初年的兩件事也很讓人感慨。一是廣東潮陽一魏姓知縣無法掌控屬吏之事。他對他們嚴格要求一點，稍加懲治，眾衙役就全都逃了，“登東山石洞，二三百人蜂聚弗返”
（見《五營兵食》）。無奈之下，魏知縣隻得請出當地豪紳將其勸回。在這裡，權力的下移或者他移已是一目了然。正因為知縣之權不夠強，眾衙役纔敢藐視他，以罷工相威脅。並且，該知縣從此以後受到衙役的掣肘而無可奈何。雍正六年（1728），直隸保定府容城縣發生了一件類似的事情，“六房書吏及三班衙役俱各散去”，以抗議李鐘知縣管理過嚴。組織機制一再失衡，雍正皇帝當然很惱怒。他批示道：“昨者山東亦有類斯一事。似此眾役挾官，殊屬藐法，刁風豈容滋長，自應嚴究。”但是璋的憤怒一樣，雍正的憤怒也是無力的憤怒。“吏強官弱”局面一旦形成，就不能隻是就事論事，而是需要尋求破解之道。

“吏強官弱”的格局主要的特征還不在於某些官員被欺凌與被損害，而在於官和吏兩套封閉循環、互不流通的繫統中，其重要性和獨立性發生了微妙卻重大的變化。吏可以離得了官，官卻離不開吏。顧炎武感嘆：“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胥吏也！”這句話刨去情感因素，倒是道出了實情，那便是吏員繫統可以獨立運作而官員繫統卻不能做到自主循環，政務離開胥吏就會癱瘓。就像嘉慶皇帝說的那樣：“上自宰相，下至縣令，都隻會簽字畫押，不能實際處理政務、公務”。在六部，熟悉法律和規章制度的胥吏可以將個人意志轉化為朝廷意志，而這個有時候是宰相也做不到的，因為宰相起草文書還需假以吏手，吏部的胥吏甚至可以在事實上決定州、縣長官以下官吏的選任。乾隆朝的戶部書吏史恩濤權力就很大，據《職役考二》記載，“該吏勢焰熏灼，不肖士大夫多與交接”，甚至供其驅使。權力的倒掛生動地演繹了什麼叫“吏強官弱”——我們說“吏強官弱”是在制度和實務層面上官員無法制約吏員，而不是指某一兩個事件。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擔憂的事情，因為程序失範必然導致漏洞的產生，病毒當然會滋生其間，使得官員和吏員的行為模式偏離常態，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

缺位與出位

清代兩江總督趙弘恩寫的《玉華堂集·兩江疏稿》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雍正十二年（1734）
農歷二月二十二日五更時分，江蘇省山陽縣（今淮安市）的鄉民李大狗出門找活干，在路上遭遇了縣衙門的捕役徐秀、唐坤和王太三人，被此三人誣指為“匪竊”。又是土匪又是小偷，總之罪行不是一般的嚴重，嚴刑拷打之後，李大狗被迫答應第二天送六千錢過來“以求釋放”。但李大狗被放回家後，並沒有送錢過來，而是選擇在二十八日夜自殺身亡。毫無疑問，捕役徐秀、唐坤和王太三人誣良為盜且造成人命案，理應受到處罰。但知縣汪風英不但沒有處罰，反而做偽證，捏造情節替他們開脫。在這個案例裡頭，我們可以看到兩點：一是由於激勵機制缺位，吏員行為出位，干出了有損組織尊嚴和公平公正的事情——縣衙門的捕役不抓小偷改抓良民了；二是在“吏強官弱”格局下，作為制約者的知縣汪風英不敢制約被制約者捕役徐秀、唐坤和王太三人，反而為其開脫，昭示了官員在組織中本能地趨利避害，對屬下包庇縱容，主動喪失管理職能。點是本章節要著重分析的，第二點內容留待下節分析。

縣衙門的捕役徐秀、唐坤和王太三人誣指鄉民李大狗為“匪竊”，並非與其有仇，而是出於物質激勵——敲詐其六千錢。這反映了吏員由於物質激勵不足，沒有完善的薪酬制度，報酬不能反映工作業績，導致工作動力不足並轉而尋求灰色收益的行為企圖。當代歷史學家瞿同祖在分析此種行為時認為：“當一個人無法通過合法的手段來獲取他向往的價值——金錢報酬、騰升機會，而這又恰恰歸因於其卑微的地位時，他當然就會選擇用非法手段去獲取這些價值。”並且在“吏強官弱”格局下，吏員尋求灰色收益時甚至可以傷害到組織中處於制約方的官員一族。清末民初時人徐珂在其著述《清稗類鈔》中披露，乾隆朝的寵臣福康安自幼被乾隆皇帝帶到內廷親自教養，待其如親生兒子一般。他成年後戰功卓著，歷任雲貴、四川、閩浙、兩廣（廣西、廣東）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封貝子。這樣的一個重量級人物，在征戰回京報銷軍費時竟然受到戶部書吏的敲詐——後者向其索要萬金，如此纔能順利過關。福康安當然是大怒，他不明白不入流的戶部書吏怎麼可以向其索賄。為此，書吏的回答是：“非敢索賄，為中堂計耳。中堂大功告成，聖衷悅豫，奏章速上，立邀諭旨。部書纔十數人，帳牘雲縟，二年不辦，彼時交部核議，則事未可知矣，誠不如速上。欲速上，必多傭寫人；多傭寫人，需款必甚巨。職是之故，唯中堂圖之。”

這個回答看起來很有意思，因為它強調了戶部書吏的工作效率和福康安報銷軍費快慢的關繫。戶部書吏隻有十幾個人，手頭工作又很多，按輕重緩急來講，報銷福康安的軍費還排不上位，兩年不辦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要想快，需交加急費。這位書吏還設身處地地為福康安設計：報銷軍費快，“奏章速上”，皇上高興，恩賞也就來得快；要等上兩年的話，黃花菜都涼了——個中利弊，您自個兒權衡。

但這隻是面上的理由，實際上反映的還是吏員對灰色收益的訴求。因為在當時，戶部書吏利用審核報銷之權索賄，已是慣例。作為高級吏員的一種廣泛變異行為模式，在官與吏的格局中，索賄與行賄行為得到了彼此間心照不宣的默許。那麼，福康安後是怎麼做的呢？他“立予萬金，越旬日，奏聞依議”。本來兩年纔能辦的事，在交了加急費後，十天時間就擺平了。其實，若要深度透視，在福康安案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吏員激勵機制缺位中除物質激勵缺位外的另外兩種缺位：精神激勵缺位和前途激勵缺位。吏員社會評價偏低，對自己的工作無認同感，精神激勵不足，就會走向自輕自賤。

《宋史·陳恕傳》記載：“陳恕，字仲信，洪州南昌人。少為縣吏，折節讀書。”後來，他考上太平興國二年（977）的進士。按說這樣一個曾經做過縣吏的人，在成為官員後對屬吏應抱持同情心和寬容心纔對。但位居鹽鐵使的陳恕“終不肯降意詢問”胥吏，其傲慢態度由此可見一斑。這其實也是一種變異行為。陳恕雖然官至鹽鐵使，心態還是胥吏心態，對吏員的社會評價偏低，對他們的工作無認同感，從初的自輕自賤走向後來的輕之賤之，反映了組織內各階層某種程度的集體共識。就像蘇洵在《廣士》中說的那樣: “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籉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犬彘之行，不肯為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俯首為之乎！”

既然官員待吏員如犬彘（豬狗），那吏員必然要睚眥必報。所以，一旦在某個合適的位置比如戶部書吏上，他就可以以其職權傷害比其高級得多的官員。雖然此舉主要目的在於灰色收益上，但也不排除精神報復。上面福康安案例中，戶部書吏的話雖然說得溫婉，其實也是精神勝利法——你福康安雖然是省部級高官，不也得向我這個中央機關的普通工作人員行賄嗎？如此地位上的反差以及從中產生出來的精神快慰，正是精神激勵缺位的吏員所急需和向往的。

而在當時，精神激勵缺位的朝廷六部吏員向地方州縣官甚至於封疆大吏進行敲詐勒索的案例屢見不鮮，已成為一種普遍模式。州縣等外官上任時，吏部、兵部的吏員向其尋求“陋規”，
因為“文武補官必先請命於部，書吏因之肥瘠以索賄”。錢不拿來，紅頭文件先放一放再說，看是你急還是我急。後的結果當然是補官先急了：“故有外官之缺，必先到部打點。質言之，即行賄也。”不認命不行，不認潛規則當然也不行。而且這樣的索賄不是一次性的。據《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三六》記載：“州縣蒞任，先索到位陋規。其後交代有費，盤查有費，經征有費，奏銷有費，滋生煙戶有費，賦役全書有費，蠲除有費，工程有費，恩賞有費，領有領費，解有解費，劃扣有劃扣費，舉州縣毫毛之事，莫不有費。”總之，六部吏員需要時不時敲打州縣官員們一下，為其卑微的地位正名和鳴不屈，而這樣的方式是以賄金或者說孝敬費的形式曲折地表達出來的。

前途激勵缺位也導致了吏員的行為變得怪異起來。由於吏員前途激勵不足，組織內缺乏上下流通的管道，吏員長期擁塞在組織底層不能出職為官，隻能以求利為目的，對組織的破壞或者說耗損是可以預見的。包拯做開封知府期間，就曾受到屬吏的蒙蔽。有一嫌犯按罪行本應杖責發配，包拯在公堂上還未開言，屬吏就上去不由分說對嫌犯予以杖擊，巧妙地將過錯攬在自己身上，包拯向以公正嚴明著稱，立刻“謂其招權，摔吏杖之，特寬囚罪，亦令徒杖”。（見瀋括：《夢溪筆談》卷二二）嫌犯的罪行被寬恕了，但這其實是屬吏私下裡受賄後想要達成的目的。這個屬吏或許也曾想到萬一事敗，難逃包拯嚴懲，但支持他敢冒險這麼去做的原因其實有兩個，一是利，二是對前途的無望。吏員做到頭了也是個吏員，好不到哪裡去。前途激勵的缺位促使他鋌而走險，甘願承受杖擊的痛苦去追逐一點蠅頭小利。這個不像科舉出身的官員，有前途激勵機制起作用，斷不至於為蠅頭小利自斷前程的。

前途激勵缺位使得吏員產生嚴重的報復心理，目標就是報復組織，抱團與官員們對著干。他們或集體罷工，“空一縣逃去”，給頂頭上司難堪；或私下收集、炮制官員的黑材料，越級上訪，置組織正常工作於不顧。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陸豐縣書頭役李芳、餘賢、陳輝等人交結土匪林廣參，暗中包庇他糾結眾匪徒四出搶奪百姓財物，知縣李光萬卻被書役蒙在鼓裡毫不知情。這個事實表明，前途激勵缺位不僅使得吏員報復組織中的直接上級，也讓他們從組織的遊離層走向反組織，以摧毀組織的公信力和職責為快事。吏員前途激勵缺位所產生的內耗，的確不可小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