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民國年間的非常女人

林宗素：民國年間的非常女人

方君瑛：鐵枝銅杆木棉花

方君璧：殘紅片片寫撚花

第二輯大時代的小愛情

廬隱：母親的故事

冰心：有了愛就有了一切

程俊英：詩葩上的英之華

王世瑛：大時代的小愛情

陳懋恆：女歷史學家的奇情人生

林徽因：林家長女的密碼

第三輯亂世情懷

遊壽：歸於沉潛的梅

林北麗：林庚白的麗白傳奇

鄭秀：曹禺給予的愛情領悟

李小瑛:郁達夫的浮世露戀

瀋峻：不要眼淚不要悲傷

第四輯在水一方的世家女

吳詠香：“鷗波館”裡的海倫

嚴倬雲：辜振甫的賢內助

方君瑛：鐵枝銅杆木棉花

一同盟會女傑

《辛丑條約》簽訂後兩周，即1901年9月17日，清廷頒布命令，提出“造就人纔，實繫當務之急”，要求各省選派學生出洋，對學有成效者，給予獎勵。地處沿海的福州大戶方芷亭（方家湜）是一位“有遠識，教育子女得風氣先”的開明商人，育有4男7女。1901年，二女方君瑛（1884～1923，字潤如）偕同寡嫂曾醒、弟聲濤等，在伯父方雨亭（方家澍）的鼓勵和資助下，東渡日本。方君瑛有極好的中英文基礎，順利地考入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時方君瑛“約莫在十七八歲之間，在明艷中眉宇還現出英爽氣概”“天真中有老成，剛健中有婀娜”。

在東京，孫中山創立同盟會，方氏家族中姐弟妯娌同輩有6人先後加入，被稱為“舉族赴義”。此時汪精衛也得到官費旅日遊學，為同盟會評議部部長兼機關報《民報》主筆，與方君瑛姐弟等人相識。

1905年，年僅27歲的吳樾完成了《暗殺時代》一文，認為“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立願“化一我而為千萬我，前者僕後者起，不殺不休，不盡不止”，於是身懷炸彈，在北京正陽門東站炸傷出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此後，暗殺活動成為一時風氣。同盟會組織了一個專司暗殺的部門（實行部），孫中山並同志們以方君瑛“能以德感人，以言動人，而又勇於輕身犯難”“智深勇沉可屬大事”推其為部長，其下屬主要成員是她的嫂子曾醒、秋瑾、陳擷英、吳木蘭、林宗素、唐群英、蔡惠，時稱同盟會“八女傑”或“巾幗八傑”，還有吳玉章、黃復生、喻培倫、黎仲實等血性男子加入。此時，黃興在日本橫濱設立一個秘密制造炸藥的機關，聘請俄國人為教授，以擅長化學的喻培倫為主，進行炸藥研制。方君瑛與秋瑾、陳擷英、林宗素等女革命黨人皆加入學習，並組織學習格鬥等技能。這些女黨人同時也是中國早期的女權運動先鋒人物。方君瑛此時在留學生刊物《江蘇》上發表了《興女學以復女權說》，指出“我國女子之失權也已數百年於茲矣，洞耳纏足，不出戶庭，不讀詩書，見聞淺陋，唯知奴顏婢膝，依賴他人，即人格之不完，尚何權利之足……中國女子之無權，實由於無學。即以無學而無權，則欲倡女權，必先興女學。”提出興女學、恢復女子獨立人格、“還女性以人權”的主張。

1909年鼕，暗殺團開始行動。目標是謀炸攝政王載灃等。方君瑛向主動請纓的汪精衛贈詩一首：“相聚又相別，明朝各一方，為君歌易水，聲意兩同長。此去需珍重，無忘舊日歡，殷勤為汝祝，努力更加餐。”次年春天，方君瑛、曾醒以及熱愛汪精衛的17歲馬來富家女陳璧君，各把炸藥縫在棉背心內由日本帶到北京。不料事敗，汪精衛、黃復生等被捕，被判永遠監禁，解往法部監獄關押。方君瑛與曾醒負責籌集經費、購買與運送炸藥，幸未受到牽連。

1911年初春，黃興等領導的廣州起義一觸即發。同盟會福建支部會員林覺民、方君瑛、曾醒、陳與燊、陳更新等商定：從馬尾港乘坐大輪，將百枚炸彈裝進棺木，由方君瑛扮成“孀婦”，扶“柩”上船。三月二十六到達香港，買通了珠江上的巡檢，當天下半夜將這一百枚可以爆破城牆的炸彈運到了廣州小東營五號。到了廣州後，她和方聲洞、曾醒同照了相片，寄給家人留念。姑嫂隨即再返港，和陳璧君、李佩書等幾位女同志，留以掩護胡漢民等若干重要骨干，決定後一天再進入廣州。三月二十九（4月27日），得到舉義消息，他們立即動身，但抵岸廣州時，見城門緊閉。纔聞知起義失敗，不得不連夜乘船返回。

二赴法求學

黃花崗起義，方君瑛“以未能作烈士而遺憾”，她的胞弟方聲洞卻壯烈犧牲。聲洞之妻王穎當時仍在日本千葉醫學專科學校學習，且有身孕，還帶著一個纔滿周歲的兒子。為照應王穎，方君瑛從香港趕往日本，陪送王穎母子回國，到漢口家中。

方君瑛在同盟會的威信很高，孫中山、胡漢民、朱執信等均對其十分尊重。辛亥革命後，孫中山邀方君瑛出任福建省教育廳廳長，她力辭不就：“革命無成，不想做官。”後來，方君瑛勉強同意擔任福州女子師範學校校長，曾醒為監學（教導主任）。當年的9月，清廷一是害怕革命的聲勢，二是為了籠絡人心，釋放了汪精衛。方君瑛、曾醒帶了十一妹君璧從漢口到上海，相慶生聚。接著她們又赴粵，參加了廣州公祭七十二烈士和汪精衛與陳璧君的婚禮。談到國事已定，這些熱血青年就有了同赴法留學的動議。8月，汪氏夫婦帶了陳璧君弟弟陳昌祖，曾醒帶了弟弟曾仲鳴、兒子方賢俶，君瑛帶了妹妹方君璧一同赴法。船抵馬賽，李石曾、張靜江等迎接。

“黃葉飄零怨暮秋，碧天如海月如舟。數年慈父倚閭倦，願借冰輪返故州。”遠在異域，方君瑛仍十分關注祖國政局變化，並深切思念著父親。1915年，袁世凱將要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全國政局動蕩更劇。深感憂慮的汪精衛、方君瑛等人奉命返國討袁。但是當方君瑛到達上海時，中日不平等條約業已簽訂。此時正遇上父親去世，她匆匆回家卻沒有趕上親殮，隻有撫棺痛哭。把父親的喪事辦完後庶母又去世。庶母臨終前將七歲的小女兒君琦（十四妹）托付給君瑛。料理完後事，方君瑛又帶著君琦及曾仲鳴的九兄伯良再赴法國。當時政府以方、曾兩家有功於革命，給予他們官費。

但不久後，福建省政府因經費困難，將幾個學生的官費取消，方君瑛經濟也大受影響。1920年秋，方聲洞夫人王穎也將兒子方賢旭送到法國，交與方君瑛撫養。身邊的孩子這麼多，家裡的一切雜務，都得由她課餘親自操持，生活十分艱苦，但她還是安排得妥妥貼貼。她自己也於1921年秋，在法國波爾多大學修完數學課程，獲得數學碩士學位，成為中國女性在法國得此學位的人。但此時，她已心力交疲，形容憔悴了。有一天，她曾遇到一起車禍，汽車踫傷頭部。醫生告訴她，頭部傷雖已治愈，但怕以後會影響神經。

三女革命家之死

1921年，為了紀念勛朱執信，汪精衛等正在廣州籌辦執信學校，邀方君瑛前往主持。1922年鼕，方君瑛回國。因陳炯明叛變，廣東局勢混亂，方君瑛無法前往任職，遂停留上海。車禍已過一年，她常覺腦力不勝，自覺得難負執信學校建設之重責；同時陳嘉庚的廈門集美學校此時也欲高薪聘她做教授，君瑛很想接受集美學校的聘約，使經濟有著落，每月可籌款若干還給六嫂。六嫂鄭萌，方聲濤妻，一筆款項原來寄在方君瑛處，備孩子方賢卓留學之用，卻經方君瑛之手被一個福州留法學生騙借不還。汪精衛夫婦則堅持要她主持執信學校。

方君瑛有過一段婚姻。她在留學日本之前，曾與福州人王學文定婚。王學文也曾加入同盟會，受過革命洗禮，但內心裡懼怕革命行動的危險，怕落到“誅九族”兇禍，由擔心而不滿。秋瑾在浙江舉義失敗被殺，他更嚇破了膽，認為方君瑛參加革命，一定會惹火上身。因王學文催婚多次，結婚當日（在東京），竟然對方君瑛的貞操起了疑心——方家曾被強盜搶劫過，造謠的說強盜還曾侮辱過婦女——在新婚之夜，粗言相問。君瑛一怒之下披衣而去，誓不相見，並告雙方家長要離婚。後與曾醒同赴天津，謀刺慶王奕劻、攝政王載灃……福州光復後，君瑛擔任女子師範校長時，王學文仍不允離婚，並時常於夜間在女校門口張望。其意或隻想見見面而已，可是男人常來找女校長麻煩，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自愛的君瑛怕有閑話，纔有了其後的辭職，赴法留學等事。

此時君瑛與曾醒回國，曾醒立即去福州看顧母親，陳璧君於當年4月去美國，為執信學校籌集款項，一直未歸，汪精衛也被孫中山委派為駐滬辦理和平統一的全權代表，馬不停蹄奔走於北京、奉天、廣州、杭州之間，很少在上海停留。她孤身在上海，卻不料執拗的王學文依然屢次寫信、打電報要求重修舊好，如附骨之疽的糾纏讓她十分痛苦。

而痛苦的是，她在法國駐留10年，過的是十分簡單的學生生活，對於國內的復雜及腐敗情形沒有接觸，猝然回家，舉目國事日非，社會腐敗，十分憤怒傷痛。尤其是見一幫從前之革命同志，包括弟弟方聲濤，或因意志沮喪染上鴉片，或因地位、享受問題，大部分變了氣節，甚至已與革命前的滿清官僚之腐敗無大分別……許多同志及弟弟方聲洞為革命流血，豈不都白流了？自己幾年的努力也豈不白費了？以為革命成功，可拯人民出水火，哪知民國已成立10年，而人民的痛苦反而加劇。一想起這些，她的心痛絕望，無以復加。

6月8日汪精衛曾路過上海探視君瑛和嶽母（方君瑛與陳璧君的母親衛月朗一起住）。送他出門時，方君瑛送至門口，站了許久，揮淚而入，家中傭人以為是傷別，沒有留意。絕命前數日，她對衛老太太說：“我今無牽掛，隨時可死。”衛以為她是隨便說說，便說：“愛你之人如何？”她答道：“渠等哭數日就無事。”

1923年6月12日，她吞服大量麻醉品，經搶救無效於14日逝世。她在遺書中寫道：“為國事累卵，民苦倒懸，而同志猶多洩沓弗振，社會尤腐敗之極，自恨不能力濟，隻有死耳。”“社會腐敗，不可救藥，且自己無能，不能改良之，惟有一死耳……”可見她對社會現狀已心灰意冷。

四木棉開盡

汪精衛在廣州得到噩耗之後，16日轉道香港乘船趕往上海，並於6月18日致曾醒、曾仲鳴、方君璧等人的信中這樣說道：“……以七姊（指方君瑛）平日之明決，遇此等事不難立斷，何致為此自戕？故以七姊去歲被汽車撞傷及近來精神異狀推測之，七姊自殺之原因，當為神經衰弱所致，此醫生及蔡孑培）張溥泉（張繼）諸先生所推定以為必然者也。嗚年以來，我等結合成一家庭，感情濃摯，有逾骨肉……兄昨歲不招三、七姊回國，七姊可以不死，七姊回國後在兄寓時多，兄苟善於調護，七姊亦可以不死，今則七姊竟死矣！兄非惟無以對七姊，且無以對諸弟妹，神明痛苦莫可言喻。諸弟妹以此責兄，兄固無詞，即以此絕兄，兄亦無怨……”

1917年，汪精衛應孫中山之召喚回國參加建立軍政府工作，分別時曾贈給方君瑛一首詩：“十年相約共燈光，一夜西風斷雁行；片語臨歧君記取，願將剛膽壓柔腸。”方君瑛之死，引起汪精衛的強烈自責。他們一起笑，一起哭，一起奮鬥，一起學習，甚至一起相依為命過。他認為自己沒有盡到為兄長的責任，寫下挽聯：“紅顏知己，曠代難逢，可憐魔劫重重，萬古和流新血淚；白日盟心，他年有約，太息恩情渺渺，三年永繫舊精魂。”時人以為“深情若姐弟”。

若干年後，汪精衛在《過鴉加爾松故居》的詩與詞句中都“悲不自勝”，如“草徑全荒，松圍盡長，隻有青山無恙。臨風悵惘，盡馬策撾門，塵封蛛網。落葉蕭蕭，亂蟬空自響”。又如“又向天涯剩此身，飛來明月果何因。孤懸破碎山河影，苦照蕭條羈旅人。南去北來如夢夢，生離死別太頻頻。年年此淚真無用，路遠難回墓草春”。

汪精衛本來有理想，甚至有超人的毅力、令人沸騰的犧牲精神，有個人為之奮鬥了數十年的革命事業，他也有崇高的地位，也曾迎迓著無數崇拜景仰的目光，但他終竟做出毀滅性的選擇——賣國，這不僅導致個人生命、政治、人格的破產，而且從社會的各個層面給當時中國、中華民族帶來來自自己精英的反手一擊。這一擊造成的的民族災難使他永被唾棄。

“長記越臺春欲暮，女牆紅遍木棉花”。木棉零落，依然紅艷。

......王世瑛：大時代的小愛情

1919年11月28日下午，北京宣武門大街的“福建會館”門口，兩輛人力車停了下來，車上下來了6位女生。她們是北京女高師的福建女兒廬隱、王世瑛、程俊英、錢丞、陳璧如、劉婉姿，來參加北京學界的福建同鄉會的成立大會。參與這次活動的福建學子中走出了後來聞名全國的大師級人物，如鄭振鐸、高士其等。這次會議還是兩位福州纔女的戀情的發端。一對是廬隱與郭夢良，一對是王世瑛與鄭振鐸。她們的結局都是“愛別離”：廬郭雖結婚，但不久就陰陽兩隔；王鄭卻因為家庭等原因，有緣無分，悵然分手，王世瑛成了鄭振鐸一生的女神……

一白富美女生

王世瑛（1899～1945）家世顯赫。祖父王仁堪是，名列循吏良臣的楷模人物。王世瑛出生於閩縣（今福州市）城內東街妙王仁堪故居內。1910年，就讀於祖姑婆王眉壽創辦的福州師範學校。她在一班同學中年紀小，梳辮子，穿裙子，平底鞋上還繫著鞋帶，十分憨嬉活潑。在這所學校裡，她的同學有程俊英、冰心。冰心筆下，這樣寫著1912秋年的王世瑛：“因為她年紀小，就常常喜歡同低班的同學玩。她很喜歡我，我那時從海邊初到城市，對一切都陌生畏怯，而且因為她是大學生，就有一點不大敢招攬，雖然我心裡也很喜歡她。”

1917年王世瑛考入北京女子師範學校附設的國文專修科（1919年改稱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專修部），成為中國代女大學生。與程俊英、廬隱、陳定秀等同學。因四人情投意合，被人們稱為“亞洲四少”。同班的蘇雪林這樣賦詩贊她們：“子昂翩翩號佳人，眼光點漆相貌美，圓如明珠走玉盤，清似芙蓉出秋水（陳定秀）。亞洲俠少氣更雄，巨刃直欲摩天穹。夜雨春雷茁新筍，霜天秋準搏長風（黃英君自號亞洲俠少）。橫渠（張雪聰）肅靜伊川（程俊英）少，晦庵（朱學靜）從容陽明（王世瑛）峭，閩水湘煙聚一堂，怪底文章盡清妙。”五四運動期間，王世瑛、陶玄兩位學生會主席帶領女高師的同學砸開學校的後門，衝出去與北京其他學校的學生一起遊行示威。這是中國婦女次參加政治運動和示威遊行。

亞洲四少曾有一張合影，可見王世瑛清雋明麗，身材高挑。眉眼都是青春的氣息。王世瑛的父親王孝緝時任*主事，她是真正的白富美。

二無果的戀情

1919年北京福建同鄉會成立和召開的背景是聲援福州的“臺江事件”。五四學生運動中，中國人處處抵制日貨，日本政府便策劃以福州為“發難點”制造事端，以挽回政治、外交與經濟上的損失。在當年的秋天，日本當局令駐閩領事館組織“敢死隊”，毆打平民、學生，制造流血事端。同時，為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以及為進一步侵略中國作試探，日本政府派出“嵯峨”“桔丸”“櫻丸”號三艘軍艦，於23日開抵閩江口。28日，日本水兵登岸在福州示威遊行。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福州慘案”“閩案”，也稱“臺江事件”。事件發生後，在全國各地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上海、天津、南京、北京及全國各地學生舉行了大規模的國民大會、示威遊行，聲援“閩案”鬥爭。

聲援會後，北京女高師的六位女生一面遺憾於培華女校、貝滿女校等女校沒有來人，一面對從閉塞的女高師裡出來參加社會活動感到新鮮與興奮。她們議論著會上那些醒目的男生、出眾的發言，議論著參與家國大事的見解……她們不知道自己好奇地看著風景時，她們也成了男生們眼裡一道道絢麗的景致。

第二天傍晚，石附馬大街的女高師紅樓外來了一位男生。看門的老伯伯向著教室高聲喊：“王世瑛小姐，快下樓來，有位姓鄭的來找你。”女生們看見，一個男生從道門一直衝進第四道門的過道上，便停下來，凝視壁上掛的一座大鐘。他那套藍布衫、藍布鞋，戴眼鏡高鼻子的形像，成了王世瑛她們共同的記憶。他就是日後為中國文化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鄭振鐸（1898～1958）。

在學生運動中，因為都是學生領袖人物，世瑛與振鐸的關繫越來越密切。正是青春期的“亞洲四少”也正在探索“愛情”這個命題。一天，廬隱、定秀、俊英三人靠在會客室門外，偷聽振鐸和世瑛談心。他倆卻站著相對凝神。不久，振鐸張口說話。但聽不清他說的是什麼。天氣嚴寒，院子裡刮著颼颼大風，她們仨隻得回到教室烤火。一會兒，世瑛也回教室，女生們爭著問：“鄭對你說什麼？”她吞吞吐吐地說：“他向我……求愛，要求我……表示態度。”“你怎麼回答呢？”“他對我的誠懇、真摯，確實令人感動；但此事必須和我的雙親商量，纔能決定。我當時隻將這個意思告訴他。”

1920年夏天，“亞洲四少”合請了位私教在西城磚塔胡同的王世瑛家補習外語。四位女生住在世瑛房內，橫擺一張大床，窗前有書桌、書架。她們常擺四個方凳於書桌前談天。王世瑛告訴閨蜜們她的心事——雙親聽說振鐸的寡母在溫州做針線活度日，實在太窮了，因此不同意親事。她轉述媽媽的話：“王家在福建是有名的世家，既有恆產，代代為官作宦，你父親是*主事，你自己又是個大學生，鄭絕不是我理想的門當戶對的佳婿，你不要再和他來往了。”

鄭振鐸的家世很坎坷：他是福州長樂人。祖父曾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