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園的先聲——作為遊賞場所與文化空間的萬牲園
林崢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1906年10月13日），“五大臣”之中的端方、戴鴻慈出洋考察歸來，上折奏陳歐美各國“導民善法”：每至都會繁盛之區，必有優遊休息之地，稍得閑暇，即往遊觀，輒忘車馬之勞，足益見聞之陋。初猶以為歐美風俗所趨，未必有關政俗，繼乃知其專為導民而設，無不具有深心。
於是諸臣奏請次第舉辦，“綜括言之，凡有四事”，一曰圖書館，一曰博物院，一曰萬牲園，一曰公園。在“萬牲園”條下具體陳述道：各國又有名動物院、水族院者，多畜鳥獸魚鱉之屬，奇形詭狀，並育兼收，乃至獅虎之倫，鯨鱷之族，亦復在園在沼，共見共聞，不圖多識其名，且能徐馴其性。德國則置諸城市，為娛樂之區，奧國則闌入禁中，一聽刍荛之往，此其足以導民者也。
端方、戴鴻慈所謂的“萬牲園”或“動物園”，即英文的zoological garden，是19世紀新興的產物。在西方，動物園濫觴於16世紀至18世紀的歐洲。隨著航海和殖民力量的擴張，以皇室為代表的歐洲上流貴族熱衷於收藏珍奇動物，作為彰顯王權和力量的方式、文明馴化自然的像征。這些獸館通常附屬於貴族花園，如凡爾賽宮的動物園深刻地烙印著專制王權和殖民主義的痕跡。到了19世紀，“動物花園”（zoological garden）的概念出現後，動物園纔開始被視作一個整體，脫離既定花園的範疇。這也就是說，“動物園”強調的是空間中的內容（動物），而不是空間本身。在倫敦攝政公園（The Regent's Park）率先興建動物園之後，整個歐洲隨之掀起了興建動物園的風潮。動物園的興起並非孤立的個案，它伴隨著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的發展，成為整個歐洲市政文化革新的一部分。它與19世紀興建劇院、博物館、圖書館、大學、商會、交易所、公園的熱潮是一體的。由於隸屬於公園繫統，獨立或被結合進公園的動物園與公園一同被視作“都市之肺”，在擁擠、污濁的城市中為市民提供漫步休閑的場所。19世紀後半葉，以巴黎植物園（內設動物園）為代表，動物園的受眾由特權階層漸趨大眾化，開始肩負起供中下層階級休閑娛樂、陶冶情操和公眾教育的功能。晚清的使臣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歐美考察政俗的。因此，端方、戴鴻慈將動物園與圖書館、博物院、公園並置，視其為“導民善法”，頗得彼時西方動物園理念之精髓。當然，彼時國人對於動物園這種新事物的認知，還需要一個過程。
在中國，闢設專門空間蓄養動物的傳統，其實可以追溯至周文王時期的靈囿。《詩·大雅·靈臺》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毛傳注：“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裡，諸侯四十裡。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後囿泛指帝王蓄養動物的園林。但是彼時國人對於 “動物園”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現代文明的意義還是完全陌生的。不僅如此，國人對於動物的認知，也與西方人不同。中國古人對於動物較為繫統的認知可以追溯到《爾雅》，但基本是出於一種博物的趣味，“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或是附會於人事，要麼將動物與祥瑞災異之兆聯繫起來，要麼將動物賦予人類的品格進行褒貶，表面談的是動物，實際還是旨在人事，缺乏對於動物本身生物學的認知——當然，這些即使在西方歷史中，也是近代以來的事。而動物園的誕生本身就與西方的博物學、分類學、生理學等學科的發展密不可分。因此，當晚清士大夫遊歷歐美時，動物園於他們而言是一種全新的體驗，自然會產生許多有趣的踫撞。
自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期，晚清國人出訪考察歐美，歷時半個多世紀。在令人目眩神迷的眾多發現中，動物園引起了他們普遍的興趣。由於難以在本土既有的知識結構中找到對應物，初對於zoological garden（動物園）的翻譯也各出己意，缺乏統一，有譯為生靈苑、生物苑，也有百獸園、萬獸園，或萬種園、萬牲園、萬生園等等。直到20世紀初，戴鴻慈、載澤、康有為等人的論述問世後，“動物園”這個名稱纔基本固定下來。
田曉菲在討論魏晉和晚清遊記的《神遊》（Visionary Journeys）一書中指出，中國遊記素有 “好奇”（love of the strange）傳統，對富有異域風情的奇珍異事尤為留意。而初衷為搜羅“奇異”（exotic）生物的動物園，恰恰迎合了這種期待。歐美動物園從世界各地網羅來的珍禽奇獸，絕大多數是這些初出國門的晚清士大夫聞所未聞的，因此，他們對於動物園初的關注集中於一個“奇”字。如斌椿在《乘槎筆記》中強調，巴黎、倫敦、荷蘭等地“生靈苑”之“鳥獸之奇異者，難更僕數”“尤奇者，海中鱗介之屬”“異鳥怪魚，皆目未睹而耳未聞者”“珍禽異鳥，充斥其中”等等。志剛的《初使泰西記》不惜花費筆墨，歷歷細數倫敦“萬獸園”之“珍禽奇獸，不可勝計”。張德彝的《航海述奇》同樣也為“奇異難以殫述”的倫敦“萬種園”留足了篇幅，分門別類地描摹“獸之奇者”“鳥之奇者”“魚之奇者”，以及荷蘭“生靈園”所畜“奇奇怪怪者尤多”。戴鴻慈的《出使九國日記》亦贊嘆倫敦“動物園”的“無奇不備”和柏林“校獸園”之“所畜珍禽奇獸以及鱗介各種甚眾”。
晚清出訪者對動物園的認識，還停留在對異域“珍禽奇獸”的新鮮好奇等直觀的認識階段。所以早期出訪者感興趣的，就是認識和記載各式各樣的生物。他們不厭其煩地記述在動物園中觀察到的動物。其中一些動物後來被引進北京萬牲園。通過這些論述可以發現，一方面，他們對長頸鹿、斑馬、袋鼠等富於異域風情的動物津津樂道，而另一方面，在觀察和認識這些新奇的動物時，他們利用自身的知識儲備與其對接。大部分出訪者在記述動物時以“虎豹犀像”統之，此語典出《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孟子在這一章討論了治亂與禽獸的關繫，認為禽獸的出現是亂世的表征，暴君當政時，“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污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而有道的統治者則驅逐禽獸，使天下太平，“（周公）驅虎豹犀像而遠之，天下大悅”。孟子對於園囿和禽獸的理解，與西方現代以來的公園（動物園）觀念對照，很有意思。與之相應，當志剛歷數倫敦動物園的收藏之後，筆鋒一轉道：“雖然，博則博矣。至於四靈中，麟、鳳必待聖人而出。世無聖人，雖羅盡世間之鳥獸，而不可得。”感嘆即使如倫敦動物園這般旁搜博采，仍然看不到上古傳說“四靈”之中的麟、鳳、龍，“然則所可得而見者，皆凡物也”。而戴鴻慈談到“來歐數月，已數見不鮮”的“鹿豹”——長頸鹿時，亦指出：“其狀馬首、牛尾、鹿身、長頸有角，西人以為中國古所謂麟者即此，此事殊難確證。因思中國古書，稱龍、麟、鸞、鳳諸瑞物，皆不經見。蓋緣此種久已不傳，亦與歐洲上古之大鳥、大獸同例（中世以後，所稱龍見鳳至，皆其贗者耳）。”志剛、戴鴻慈仍然篤信龍、麟、鸞、鳳這些中國上古傳說中杜撰出來的神聖鳥獸的存在，遺憾在西方現代的動物園中無緣得見，甚至將其歸咎為“世無聖人”。這在後世看來雖有些不可思議，卻體現了中國士大夫在初接觸西方動物園時產生的思想踫撞。
當然，晚清出訪者對於動物園不光是單純的獵奇心態，對其格局、形制和功用也有了逐步的認識，他們普遍注意到動物園分類豢養的原則。在記載倫敦動物園時：“或局獸於圈，籠鳥於屋，蓄魚於池。其馴者，或放諸長林豐草間”；“每一巨室，或圈或欄相連，以一園丁司之”。張德彝的記述尤為詳盡：外有猛獸，每種各有石屋二間，前有鐵柵欄，上懸一牌雲：物繫何名，產自何處，因何人而攜此。有園丁以鐵叉插生肉、面包喂之。獸之馴者在木房內。小鳥每種一木房，前有銅網，內有水池、食盆、枯木枝。水鳥與魚皆有大池。鳥獸有水產、旱產各異者，置於四間木房，內鑿石池，外鋪干草。畏寒者向陽，畏熱者背陰，無不各得其所。
這是19世紀歐洲動物園的典型格局。整座動物園猶如一個布局巧妙、分類準確的博物收藏室，獸籠就像陳列窗，以便遊人和研究者近距離地觀察動物；獸籠上附有的說明標識，如同百科大全目錄般清晰明了；而籠中野獸則如同示範性的模型，具有科普和教育功能。李圭精闢地指出，倫敦動物園的功用在於“專以考究生物之理者”。雖然動物園的這種博物收藏室的風格在20世紀受到質疑與詬病，卻深刻影響了北京萬牲園的形制布局，甚至可以說奠定了當今中國動物園的基本格局。
再者，由於晚清出訪者是在同一時間段接受公園、植物園、動物園等諸多概念，況且西方動物園在誕生之初隸屬於公園的繫統，因此，晚清國人對動物園的認識往往局限在公園的框架內。
譬如自詡為“中土西來人”的斌椿，在《乘槎筆記》中就將動物園看作“花園”的一種。他記述巴黎的“官家花園”：“花木繁盛，鳥獸之奇異者，難更僕數。尤奇者，海中鱗介之屬，均用玻璃房分類蓄養。”“官家花園”本是公園的意思。在初進入晚清國人視野時，公園被稱為“官家花園”。根據斌椿的描述，巴黎的“官家花園”應該是附設於巴黎植物園內的動物園。在倫敦時，他命隨員廣英“往看花園”，並記錄廣英的報告：“雲鳥獸奇異甚多。獅子四，極大者二，皆虯毛。虎豹犀像之屬，不可勝記。巨蟒長至二三十碼，每碼合中國二尺五寸，皆豢養極馴。”這很可能是倫敦動物園，因為英文zoological garden後一個單詞即花園之意。斌椿不辨花園、公園、動物園、植物園的區別，將它們統視為富有異域情調的花園，因此也無法進一步意識到它們所承擔的不同功能。
然而隨著認知的逐步深入，晚清出訪者對於動物園的關注漸從“動物”轉向“園”。查閱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我們得知他在歐洲養成了閑暇時遊觀公園、動物園的習慣。如在巴黎時，他常記述某月某日偕某人“遊於苑囿，見獅、豹、熊、羆諸獸及各種蛇、魚、介族”等。此“苑囿”亦即巴黎植物園。待至倫敦，日記中更是多見其獨自或攜家人至“萬生園”（倫敦動物園）、“海德花園”（海德公園） 或“理檢滋苑囿”（攝政公園）“遊觀極久”。到柏林當日，他即“遊萬生園極久，足力頗乏”。從一個旅居異國的訪客角度，對他而言公園與動物園並無本質區別，都是遊憩之所，況且當時歐洲的許多動物園，本身就附設於公園中。曾紀澤曾在日記中認為，中國人來歐洲有二事難習慣，一曰房屋太窄，一曰物價太貴。西方人極其節約地面，“然至其建造苑囿林園，則規模務為廣遠，局勢務求空曠。遊觀燕息之所，大者周十餘裡，小者亦周二三裡，無幾微愛惜地面之心，無絲毫苟簡遷就之規。與民同樂，則民不怨，暗合孟氏之遺說焉”。他對西方人開闢公共空間供民眾遊憩的用心十分贊許。
20世紀初，康有為遊歷歐洲時，直接將動物園與公園相提並論。在《丹墨遊記》中，他說：“遊動物園、植物園及大公囿。動物園布置甚好，且過於倫敦，在歐洲亦為上者。餘兩園林木森蔚，皆有湖濱洲島，布置佳勝，風光綺膩。近海公囿引水回環，長堤鋪沙，館樓臨海，花木明漪，尤極其勝。歐人之於公囿，雖小如丹、荷、比，而廣備遊樂，以便都人士之衛生。於都會極貴重之地，占地動十餘裡，不少惜費，其布置幽雅，亦與各大國爭勝焉。”康有為明確地意識到，歐洲“於都會極貴重之地”不惜斥資占地闢設公園，“以便都人士之衛生”的用意，抓住了19世紀西方興建公園的精髓，而動物園也被囊括在這一繫統之中。又如在《瑞典遊記》中，康有為盛譽瑞典的思間慎公園（斯堪森公園，Skansen Open-air Museum，現為露天博物館），認為即使他贊賞的“柏林動物園遍摹萬國宮室，自是地球，然幽勝則不如此園遠甚”。由此可見在康有為看來，公園與動物園是同質化的發明。因此，他更加關注動物園中的風景情致，並將其作為一個整體性的公園欣賞，超越了前人迷戀於珍禽異獸的視野。在歐美各國動物園中，他推崇柏林動物園（tiergarten），譽其“華妙奇詭”，特別欣賞其引用的異域風素，將其視為柏林動物園顯著的特色，“其奇麗者，畜鳥、獸各室無一同者，大搜各國之室制而兼營之。畜像處以印度廟制，五色之磚斑駁穹窿；畜蛇處以埃及廟制，大楹畫人物像。其他波斯之尖塔、突厥之金頂殿、中國之黃龍亭，蓋無不備”。此外康有為還留意到動物園內廣設酒館、茶社、戲院等休閑場所，並且很傾慕歐美民眾這種於動物園、公園等此類公共空間遊憩的文化習俗：此外酒館、茶室、戲場皆窮妍極麗，依湖傍山，長廊交通，曲道相接。花木扶疏於徑畔，鳧鴨唼喋於湖溪，丘阜連綿，蘆葦豐綠，沿山得徑，架水成橋，芳草蔓籐，雜花生樹。亦復有板屋沙地，木幾不飾，摹仿古時鄉落村夫飲酒狀。夕時遊人如蟻，樹下列幾，樹上燃電燈，士女接裳，占座飲酒，品茗聽戲，至夜十時乃散。光景至佳，可謂極樂矣。
這與康有為對公園的理解是一致的。他觀察到羅馬植物園中男女老少或野餐、或遊戲、或垂釣，感嘆“綠天幕幕 …… 以遊以嬉，蓋歐洲樂民之通俗”；在丹麥“百戲園”，他亦很享受公園中“樓閣數十座，花木深曲，柳塘水榭、茶室、船舫臨之，電燈萬千，遊人如蟻，百戲並陳。座落皆賣茶酒、架非，置幾千百於樹下”的閑適，認為“蓋歐土之通俗也”。
上述晚清國人對西方動物園的理解與認知，深刻影響了北京萬牲園的布局模式。所以，北京萬牲園將動物園置於公園的框架之內，注重其作為公共空間供市民遊憩的功能，而不單純是珍禽異獸的收藏所。這種思路在倡設、建造以及運作萬牲園的過程中一以貫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