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驕去惰，家就立起來了

筆者曾經說過，曾氏是把“金針”度與人的人。這封信，讓我們看到了幾根金針。驕傲，是大家都認為不好的東西，曾氏尤其擔心子弟們染上這種壞的習氣，苦口婆心地告誡，叮囑他們勿驕勿傲。

驕傲之害，理論上易於明白，但在日常生活中，又容易表現出來。這其中有個原因，是不少人不太清楚哪些行為屬於“驕”。於是曾氏告訴子姪們：開口便道人短長，笑人鄙陋，好發人覆，等等，都屬於“驕”。曾氏又將這些歸納為“不輕非笑人”。如此，“不驕”就不流於空泛而有了具體可行的措施。用現在流行的語言說，即具有可操作性了。這“不輕非人”便是治“驕”的金針。同樣，“不晏起”為克服“惰”的金針，“八字訣”與“三不信”為治家的金針。靠著這些金針，人也就立起來了，家也就立起來了。

這正是曾氏家教的典型特色：既講大道理，又講具體的小操作。

鼓勵諸弟用笨勁，下苦工

這封信裡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一為曾氏的戒煙。據說曾氏年輕時有兩大嗜好：下圍棋和吸水煙。下圍棋太耗時，影響讀書，曾氏曾下決心要戒掉。其咸豐八年的日記裡尚有“四月二十三，戒棋立誓”的記載。但我們知道，此嗜好，他不但沒戒掉，反而在日後的戰爭年代裡愈演愈烈，幾乎每日一局，即便戰事極不順利，他也照下不誤。圍棋為何沒戒掉？筆者揣摩這可能是曾氏一生中的一項娛樂活動。他這一輩子實在活得太累，倘若這一項娛樂都要取消，他的生命就很有可能難以維持，故戒過一段時間後又死灰復燃。至於水煙，則的確是戒掉了。這多半緣於他的健康狀態。

曾氏其實是個不健康的人，甚至可以說是個病號。他在道光二十年六月，也就是剛進京參加散館考試的半年後，便肺病大作，幾至不救。肺病在當時為不治之癥，他幸而遇到了一位名醫，纔度過這一劫。這一病三個月，住在客棧裡，家眷並未來京，全靠一位名叫歐陽兆熊的同鄉好友照料。

曾氏家信中屢次提到“耳鳴”，此病源於肝和腎上。這說明曾氏的肝、腎亦有毛病。咸豐七年在家中守父喪時，他自言眼睛模糊，寸大的字都看不清。那時還不到五十，已衰老如此。這封信裡也說他身體甚弱，不能苦思久坐。不久後還吐過血。所有這些，足見曾氏一生身體狀況不佳。吸煙有害健康，尤其於肺不利。戒煙多半出自醫生的勸告，曾氏做到了。

至於他“誓終身不間斷”的三事：茶餘偶談、讀史十葉、寫日記，後因環境大變也有變化。茶餘偶談、讀史十葉都沒有堅持下去。現存曾氏日記中，在道光二十五年三月至咸豐七年十二月這一大段時間裡隻保留下來一些零散的記錄。咸豐八年六月初七日，曾氏第二次出山。從這天起，他恢復寫日記的習慣，直至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即去世的前一天。曾氏的日記雖未一貫堅持，然做到這個地步，亦不容易。

二為曾氏在談到自己結交朋友時說，都是別人先來拜他，他不先拜別人，怕招“標榜以盜虛名”之譏。這裡說的結交之道，似與我們今天所奉行的方式有所不同。或許當時京師風氣如此，且不去管它，但下面的一句話值得我們重視：“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損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此語頗有點辯證眼光，乃曾氏的閱歷所得。

三為曾氏雖贊賞奇纔，但不希望諸弟走“奇”一路。曾氏一生信奉“拙誡”，主張踏踏實實，下苦功，用笨勁。他對諸弟提出的“有志”“有識”“有恆”的要求，亦可以作為所有年輕人的座右銘。

這封信後，曾氏為諸弟附了一張課程表，上列十三項功課，並對這十三項功課逐一做了說明。生在今日，要像曾氏那樣事事處處都如此苛刻地約束自己，恐怕是一樁絕不能做到的事，但作為研究當年理學信徒如何修身養性的資料，此課程卻頗有一些價值。值得一說的是，在後來，湘軍攻打江寧關鍵的時候，曾氏曾以“靜坐”來安定自己的心緒。

絕不留錢財給後人

曾氏在此信中對官宦之家提出一個治家之方，即不積蓄銀錢，迫使子弟謀求自立。這的確是一劑良方，但古往今來，多數官宦之家都不這樣做。其原因皆出於那種“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都疼愛兒女，有的父母愛兒女甚至超過愛自己，甘願為兒女做牛做馬而無怨無悔。倘若父母做牛馬而能使兒女成龍鳳，倒也還值得，但事實上恰恰是得到父母照顧太多的兒女往往成不了龍鳳，不少人反而適得其反。這原因在哪裡？就在於曾氏信上所說的“可恃”。恃者，依賴也，讓他們依賴的是家中那些錢財。人的本質有好逸惡勞的一面。有足夠的錢財讓他花銷，他還要喫苦做什麼呢？結果，終至坐喫山空。若“一無可恃”，則逼得他們自己去奮鬥。奮鬥的結果，不僅讓自己有了真本事，說不定還可以成就一番事業出來。

此外，打消了為兒女積蓄銀錢的想法，也有利於為人父母者更好地保養自己。普通百姓可因此省掉許多勞累，至於為官宦者，則可以因此而截斷一部分貪婪之念。須知世上不少貪官，其貪污聚斂的一部分原因是為了留下一筆豐厚的錢財給兒女。看清了這一點，許多貪污受賄的事情也可免於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