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國，這是個頗有吸引力的王朝。通過戲曲小說，流傳下來許多至今仍為裡巷熟諳的故事與人物，諸如《玉堂春》中為愛情受盡苦難而終又結局歡喜的蘇三，《牡丹亭》中愛得死去活來的杜麗娘，《西遊記》中蔑視神權、大鬧天宮的孫行者，《金瓶梅》中為權勢、金錢、肉欲而丟了性命的破落戶西門慶。無論是在繁華的大城市中的梨園，抑或鄉村的小茶館，人們對這些故事、人物，總還是那麼津津樂道，興味盎然。
國門之外的世界沒有忘記朱洪武創立的大明帝國。那些歷盡艱險、乘大帆船來到大明的西方傳教士，帶回去了中國文化，他們記錄的大明帝國的事情和風俗，確實讓西方優雅的紳士們喫驚非小。
華夏兒女沒有忘卻大明帝國。《海瑞罷官》讓老百姓懂得了在黑臉包公之外，還有一個海青天；《李自成》讓老百姓知道了在俠客名冊上，不單單隻有水泊梁山義士，還有像李自成、張獻忠這樣的草莽英雄。
一部《金瓶梅》讓人艷羨不已，有了潔本，不妨再去求全本，貪婪的勁頭如食鴉片一般。文人雅士，世俗百姓，概不能例外。這似乎就是現代人對明代城市生活的感性認識。其實這反映的不過是明代城市世俗生活的側影。若想了解帝國的城市風景，以及雅致的煙粉生活，不妨再去讀一讀《帝京景物略》和《板橋雜記》。兩相比較，方成合璧。
大致從正德時期（1506—1521）開始，明代城市生活從結構的深層發生了劇變。至萬歷中期，由於西方耶穌會士東來，也即外部文化力量的引發，新的思想迅速萌生，產生了強烈的變革要求，這樣就在原有城市生活變革的基礎上更加深了一步。在晚明文化的變革期裡，歷史的陳舊的傳統受到了來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衝擊，思想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活躍。個體的、特殊的、純自己的東西的擴展勢必不能為舊的社會觀念所容，必然會同舊的社會觀念發生激烈的衝突，並廣泛地滲透到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像晚明這樣的時代，勢必給人一種風氣突變的感覺，像杜麗娘那種不顧一切的愛情，在這樣的時代纔可能出現。
這種風氣突變的現像，簡單地說，就是城市商業繁榮、資本主義萌芽所導致的拜金主義與縱欲主義，以及追求個性自由，也即城市生活的俗化現像。套用明朝人的流行說法，就是“一了此心，則市金可攫，處子可摟”，完全是人性的直露、赤裸。具體表現為對人格獨立的孜孜追求，爭取思想的自由，憧憬人倫世俗的生活情趣，不屑以聖賢為冠冕的教條，憎惡滅沒個人真性情而安於欺世盜名的假道學。反映在城市風尚上，就是厭故喜新，出現了日新一日的流行時尚。這一曠古巨變，透過社會思潮以及各種生活風俗，在晚明文化的各個領域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在閑暇時間漸多、旅遊風尚日盛的今天，這句話已是婦孺皆知。殊不知，在明代，蘇州的聞名並不僅僅因人造的園林之勝，杭州的名揚天下也不隻在於西湖那天然的湖光山色，而是這兩座城市中的人。
據說，當時的蘇州人聰慧好古，善於模仿古法制物，造假古董，所臨摹的書畫、冶淬的鼎彝，能令人真贗難辨。蘇州人又操持全國各地城市的流行風尚，舉凡齋頭清玩、幾案、床榻，蘇州人都喜選用紫檀木、花梨木為質料，式樣古樸，不尚雕鏤，即使需要雕鏤，也多采用商、周、秦、漢的古式，為海內所效仿。當時流行兩個新名詞，就是“蘇樣”和“蘇意”。凡服裝式樣新鮮、離奇，概稱為“蘇樣”；人們見到別的稀奇鮮見的事物，也徑稱為“蘇意”。薛岡《天爵堂文集筆餘》記載，有人剛到杭州上任做官，籉打一個身穿窄襪淺鞋的犯人，枷號示眾，一時想不出如何書封纔好，靈機一動，寫上“蘇意犯人”四個大字，人以為笑柄。
杭州俗尚浮誕，輕譽而苟毀，道聽途說，無復裁量。譬如某地有異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當面質疑，信誓旦旦，猶如目睹，其實如風一般，起無頭，過無影，尋無蹤跡。外地人抓住這一點，毫不客氣，嗤之為“杭州風”。諺雲：“杭州風，會撮空。好和歹，立一宗。”杭州人又喜歡摻假，如酒摻灰，雞塞沙，鵝、羊吹氣，魚、肉注水，織作刷油粉，所以諺又雲：“杭州風，一把蔥。花簇簇，裡頭空。”
北京、南京又是如何呢？明代城市中曾流行一句歇後語：“南京瀋萬三，北京枯樹彎——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說的是出生在蘇州的瀋萬三。這個瀋萬三究竟末，還是卒於明初，在學術界尚存在爭議。即使如此，在民間傳說的話語體繫中，他曾因修建南京城而著實風光了一番，並因家有聚寶盆而留下了富可敵國的盛名。北京的枯樹年頭一定很久了，當然是虯曲的，或許還是一株折干掉枝的歪脖子老槐樹，但不知在哪條胡同內，史無明載，不敢妄測。不過，南京、北京絕不是一個瀋萬三、一棵枯樹所能代表的。他們或許一度是南京、北京的像征，但絕非這兩座城市生活的全部。南京的揚名，除了六朝古都的名頭、虎踞龍盤的形勢，很可能與秦淮河兩岸的河房、河中的槳聲燈影以及舊院中的名姝有關。北京城給外方人留下的深的印像，也莫過於棋盤街的車馬人聲，燈市、宮市的古玩、方物，新簾子胡同的小唱、孌童，以及皇城外的“私窩子”。
揚州有“鹽都”之稱。鹽為一日三餐所必需。徽州鹽商雲集於此，除了求利，恐怕也是看上了揚州是煙花粉黛聚集之地。他們心中想的是二十四橋的風月，那裡曲房密戶，妓女逐隊倚門賣笑，是銷魂的好去處。要不然，就是看上了揚州懂得琴棋書畫的“瘦馬”，娶回去做小妾，以盡於飛之樂。
開封城的繁盛，早已是北宋年間的舊事，大相國寺也隻不過給人留下了淡淡的一點回憶。明帝國內的百姓看上開封，也許是因為城內設有“淫店”，從那裡可以買到淫樂的稀奇古怪的淫具、春藥。
“蘇州樣，廣州匠。”廣州工匠的產品在明代很聞名，不過，若說起知名度，還應推廣州濠畔朱樓。據說在盛平年間，濠畔香珠犀像如山，花鳥如海，飲食之盛，歌舞之多，過於秦淮。倘若不信，請看孫典籍的《廣州歌》：“廣南富庶天下聞，四時風氣長如春。……朱簾十裡映楊柳，簾櫳上下開戶牖。閩姬越女顏如花，蠻歌野曲聲咿啞。峨大舶映雲日，賈客千家萬家室。春風列屋艷神仙，夜月滿江聞管弦。……”粉膩生活，亦可想見。
中國人講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還留下了現在名揚四海的“孔府菜”。清帝國的皇帝被趕下龍椅後，清宮菜滿漢全席、民間菜烤鴨卻被保留了下來。相比之下，明帝國倒是頗有些遺憾。明宮內的名菜烹龍炮鳳，大可與滿漢全席媲美；從當時的風靡程度來看，杭州的燒鵝也絕不比北京的烤鴨遜色。兩者的失傳，實在是件憾事。否則，今天的老饕們在大飽口福之餘，也可談談明宮掌故、杭州風情，以助雅興。
大家都知道，城市是被一堵甚至幾堵城牆圍起來的空間。城牆裡面聚集著形形色色的人，有峨冠博帶的士紳；有走街串巷，打著各種響器，一年四季吆喝市聲不同的販夫；有高捋袖口，攮子秤錘不離身的無賴光棍；有衣不蔽體，存身冷鋪、悲田院的叫花子；有穿金戴銀，一身妖氣的名姬、歪妓。
不過，在明帝國的城市人中，惹眼的莫過於商人、妓女。
在傳統社會，商居“士農工商”四民之末，地位之低，不言而喻。明代中期以後，商人的地位逐漸提高，他們對走江湖、逛娼樓的生活樂此不疲。張來儀《靜居集》中有詩雲：“長年何曾在鄉國，心性由來好為客。隻將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遠行役。燒錢釃酒曉祈風，逐侶悠悠西復東。浮家泛宅無牽掛，姓名不繫官籍中。嵯峨大舶夾雙櫓，大婦能歌小婦舞。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識人間離別苦。長江兩岸娼樓多，千門萬戶恣經過。人生何如賈客樂，除卻風波奈若何！”如此看來，這不僅是商人生活的剖白，簡直可以看作一曲“賈客樂”。
明代的大商巨賈，絕不僅僅是鮮衣怒馬，金錢如丘，綈錦如葦，一擲千金，隻知一味貪圖享樂，而是很有頭腦，在鞏固自己經濟地位的同時，通過各種手段提高社會聲譽，光耀門楣。汪道昆《太函集》記載了徽商汪某教育其子時所說的一段話：“吾先世夷編戶久矣，非儒術無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毋效賈豎子為也。”商人已不滿足於掌握“賈道”，擁有大筆財富，還要通“儒術”，博取科第，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許多商人附庸風雅，結交文人墨客，正如陳繼儒在《晚香堂小品》中所說：“新安故多大賈，賈啖名，喜從賢豪長者遊。”他們在醉飽之餘，對精神享受也不乏追求，喜看戲聽曲，通俗小說時常放在案頭、夾在行囊，還蓋造園林、把玩古董、收藏書畫、研習詩文，其中不乏行家裡手，有些甚至具有較高的文藝修養。
至嘉靖、隆慶、萬歷年間，商人的地位更是發生了顯著變化。據說，被公認為文壇盟主的王世貞曾對一位徽州的朋友詹景鳳說：“徽州商人見著蘇州文人就像蒼蠅追逐羊羶一般。”朋友卻答道：“蘇州文人見著徽州商人也像蒼蠅追逐羊羶一般。”王世貞無言以對，隻好付之一笑。這則小故事說明，王世貞雖然自命清高，卻看到了徽州商人由於經濟實力的增長開始了文化上的追求；他的朋友眼界更高，一言道破過去以聖賢之徒自居而羞於言利的文人正在朝著拜金主義者演變。
曾經與士子演出了一幕幕“纔子佳人”劇的妓女，在從良上也開始轉向拜金主義。文名頗錢福，息歸田裡後，聽人說江都某妓動人，就整裝去江都，但此妓已嫁鹽商。後因賈纔名，纔得以與此妓一見。為此，錢福隻好撰一絕句嘲諷這位妓女：“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詩句固然在嘲弄中透露出惋惜之情，但更多的還是自我解嘲。
正德至萬歷年間，明代城市處於鼎盛時期。當時物價甚賤，不妨開列一張正德初年南京市面上的物價單子：
豬肉每斤好錢七文或八文；牛肉每斤四文或五文；水雞一斤為一束，隻須四五文；蓮肉用抬盒盛賣，每斤四五文；干燥而大的河柴，銀一兩，可買三十擔；魚、蝦每斤四五文。
很顯然，當時的柴米油鹽、雞鴨魚肉，諸般食用之類，無一不賤。假如數口之家，每日大肉，所費不過二三錢銀子。權貴富豪乃至大賈，當然可以過著花天酒地的豪奢生活。即使那些小戶人家，肩挑步擔之流，每日賺得二三十文，也可過得一日了。到了晚上，還要喫些酒，醉醺醺說些笑話，唱吳歌，聽說書，鼕天烘火，夏天乘涼，百般玩耍，活脫脫一幅升平安樂圖。
好景不長。到了天啟年間，物價驟貴。再開一張當時南京城內的物價單子：
鵝一隻，錢五百餘文；鴨一隻，錢二百餘文；雞一隻，錢二百餘文；豬肉一斤，錢四十餘文；羊肉一斤，錢四十餘文；牛肉一斤，錢二十餘文；驢肉一斤，錢二十餘文；紅布一尺，錢十五文；綠布一尺，錢十五文。
至崇禎年間，李自成已經起兵，烽煙四起，可紹興城中的民眾還在醉生夢死。張岱《張子詩秕》中有一首《寓山士女遊春曲》，如實地反映了這種情況。他們隻當還在“太平盛世”中窮歡極樂。天不亮，遊人就乘船從郊外趕到寓山（山陰祁氏名園），青年男女尤其興高采烈。姑娘們打扮得花枝招展，油頭粉面，至有脂水漲膩之感，輕薄少年穿梭於姑娘中間，乘機向她們挑逗，弄得她們腮紅頰澀，頭也不敢抬。一直玩到太陽偏西，船上傳來催人回家的陣陣鼓聲，遊人還在碼頭上流連忘返。
當李自成的軍隊攻打北京城的炮聲一響，北京人驚醒了，他們的升平夢破碎了，頓感顛沛流離的日子離他們不遠了。北京陷落以後，消息傳到江南，一時人心惶惶，不知所措。隨之而來的是清兵大舉入關，八旗兵的鐵蹄踐踏在南北城市的大街小巷。
甲申、乙酉之際的兩朝鼎革，打破了士大夫富足、寧靜的生活，使他們陷入困頓、動蕩的境地。南京秦淮河與杭州的盛衰，為他們提供了充足的感傷題材。想過去，金陵、杭州，選妓征歌，挾彈吹簫，一片繁華。看今日，時移勢易，歌臺舞榭，化為瓦礫。京城的繁華，轉瞬成了過眼煙雲；繁盛的秦淮，也已鞠為茂草；鶯歌燕舞、遊人不斷的西湖，更是變成飲馬之池，遊人寥落，一片荒涼。昔日的冶遊客先後埋骨青山，美人也棲身黃土；舊日的生活已經遠去，往事不堪回首，怎能不讓人悲痛，不讓人感傷！
經歷了明清易代的士大夫，大多懷有一種感傷情緒。當昔日繁華的秦淮河畔已化為瓦礫場的時候，有一人在破板橋邊吹曲洞簫，矮屋中一老嫗開門出來道：“這是張魁官的簫聲！”舊日之事，依稀猶在；人已作古，聲卻依然。
清初時明朝遺民的感傷主義作品大量湧現。餘懷《板橋雜記》的基調是懷戀過去的生活，以感傷的情緒寫出秦淮河的興衰史。冒襄的《影梅庵憶語》借對自己小妾董小宛的相思之情，表達了對過去風流雅致生活的留戀，其基調同樣是感傷的。《如夢錄》一書，記明代開封鼎盛之時的繁華景像，因李自成決河灌汴，使錦繡中原一旦付諸東流，汴梁無邊光景徒為一場夢境，無非也表現了對過去繁華生活的依戀。張岱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以散文式的筆調寫歷史的實事，諸如南京、蘇州、揚州、杭州、紹興的梨園、勾欄與節日生活。
士大夫百般留戀的明代城市勝景、繁華生活究竟是怎樣的呢？當然，它不同於蒙古族建帝國的“被發左衽”。隨著大明帝國的建立，“胡風”舊習洗刷殆盡，漢唐衣冠文物制度得以恢復確立。它也不同於滿族入關以後建立的清帝國的“剃發”“頂戴花翎”以及旗袍。明代的城市生活有其獨具的特點，它既是漢唐以來民族傳統的，卻又新穎獨特，對傳統是一種叛逆，即明人所謂的“反道亂德”，從而與世界性的近代化歷程桴鼓相應。
我願以拙筆盡力描摹那些舊日的雪泥鴻爪，多取角度，用文字作一幅明代城市生活的長卷，讀者諸君不妨慢慢讀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