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煙臺海軍學校是中國近代海軍教育史上無法忽視的存在。它創建於清末重振海軍的大潮中，致力於扭轉甲午之後海軍人纔斷檔的狀況，在辦學的25年間，成為我國海軍航海人纔最重要的來源。從這裡走出的畢業生，活躍在自民國之後海軍的歷次興衰起伏、大小事件中，及至新中國成立，人民海軍初創之時，仍有鄧兆祥、林遵等一批煙校畢業生毅然起義，投入人民的懷抱，為人民海軍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能夠有機會對煙臺海軍學校的歷史進行較為繫統的研究梳理，是我期待已久的願望。

首先，這份期待緣於教學的需要。一次備課中，我偶然看到了薩師俊喋血金口的英勇事跡，海軍人抵抗外侮，具有身份和情感上天然的親近感，出自煙臺海軍學校，又具有地理上的親近感，這兩個“親近感”讓我的準備在課堂上贏得了學生的熱烈回應。這也是我第一次走近煙臺海軍學校。此後，我陸續在課堂上向學生介紹了煙臺海軍學校歷史上的一些人和事，都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我意識到，這是一座“富礦”，僅靠這樣零敲碎打，並不足以摸清其來龍去脈。隻有通過深入的研究，方能在宏闊的視野中更加從容準確地講述。

其次，這份期待也緣於科研的需要。承蒙馬駿傑教授不棄，邀請我加入他領銜的海軍史研究團隊。近年來，按照團隊的安排，我做了一些晚清民國海軍史料的梳理工作。在這個過程中，煙臺海軍學校屢屢出現。海軍教育的歷史是海軍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與同時代其他幾所海軍學校相比，煙臺海軍學校的關注度並不高，這與它在近代海軍教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作用頗不匹配。

最後，這份期待還緣於情感的需要。我在煙臺的海軍院校擔任教員，我工作的單位就在煙臺海軍學校舊址附近。不論是從“煙臺”這個城市維度，還是從“海軍”這個軍種維度，抑或是“學校”這個職業維度，我覺得自己開展這項研究都有一種情感上的不可推托。這種強烈的情感因素促使我不揣淺陋，承擔了此項工作。

在準備資料的過程中，我逐漸理清了有關煙臺海軍學校歷史的文獻概況。第一，檔案資料。如《光緒三十三年海軍調查表》《海軍水師第一次統計表》都提供了比較繫統的一手信息。此外，在其他史料檔案中也有一鱗半爪，需耐心搜尋。張俠等合編的《清末海軍史料》和楊志本主編的《中華民國海軍史料》在這方面提供了諸多信息。第二，專研煙臺海軍學校的著作。有唐宏等前輩所著之《煙臺海軍學校》，這是目下所見唯一一本此類著作，比較完整地勾勒了煙臺海軍學校的發展脈絡，梳理了諸多人物的生平事跡，給我釐定結構帶來很大啟發。第三，包含煙臺海軍學校研究內容的著作。包遵彭的《中國海軍史》、瀋天羽的《海軍軍官教育一百四十年（1866—2006）》（上）都給予煙臺海軍學校一定的篇幅，並引入大量一手史料。包遵彭所著對於煙臺海軍學堂時期的敘述較為詳細，而瀋天羽所著，因專治海軍教育史，闡述更為全面細致，而且圖文並茂，有很多珍貴的照片，讀史識人之間，自讓人對煙校歷史產生了更為立體的認識。此外，馬駿傑的《檔案裡的中國海軍歷史》對煙臺海軍學校歷史上“1919年罷課風潮”“郭壽生和新海軍運動”這兩個重要事件，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全方位闡述，對我廓清相關線索幫助甚大，而書中“赴美接艦”“赴英接艦”“收復西、南沙群島”等節，也使我對人物和歷史背景有了更加飽滿的理解。除了以上著述，海軍司令部所編《近代中國海軍》、史全生主編《中國近代軍事教育史》對煙臺海軍學校的歷史也有所述及。第四，煙臺海軍學校有關人物的口述和回憶。從校長層面來說，第6任校長佘振興和第10任校長許秉賢，都對學校歷史進行了回顧，尤以許秉賢之回憶更為繫統全面，載於《中華民國海軍史料》和《舊中國海軍秘檔》的兩篇回憶文章，大致相同但互有補充，許秉賢另有《海軍史略》（手稿）一部，敘述更為細致，線索甚為完整。從畢業生層面來說，第16屆郭壽生的自傳，第1屆陳文會、第13屆周應驄、第16屆鄭公德（中途退學）、第18屆魏應麟及程法侃的回憶文章都有比較詳細的敘述，特別是一些歷史細節，對我多有啟發。當然，因年代久遠，回憶中時有誤差，需要通過其他資料的旁證予以辨析。第五，史事日志和史事編年類著作。《海軍大事記》、姜鳴的《中國近代海軍史事編年（1860—1911）》、蘇小東的《中華民國海軍史事日志（1921.1—1949.9）》、劉傳標的《近代中國海軍大事編年》（上、中卷）在寫作中給我提供了許多便利，讓我得以按圖索驥，挖掘更深層次的材料。另外，劉傳標的《中國近代海軍職官表》，在幫助我理清人物生平線索方面功莫大焉。上述這些檔案史料和學界前輩的著述為本書的寫作提供了重要參考，使我得以大量借鋻、吸收已經取得的各種學術成果和研究發現。對此，我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將本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專述煙臺海軍學校歷史，類似紀事本末體，將學校發展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事件串聯在時間軸上；下篇專述煙臺海軍學校的代表人物，類似紀傳體。在傳主的選擇上，我區分了六個層面：一是對煙校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校長（謝葆璋、佘振興）；二是在抗日戰爭中英勇殉職的煙校畢業生代表（薩師俊、嚴傳經、曾萬裡）；三是由煙校畢業並且軍銜為少將以上的南京國民政府海軍高級軍官代表（曾以鼎、李世甲、曾國晟）；四是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上產生重要影響的煙校畢業生代表（郭壽生）；五是受教於煙校但在其他行業做出重要貢獻的學生代表（王助）；六是毅然起義加入人民海軍並產生重要影響的煙校畢業生代表（鄧兆祥、林遵）。

在寫作過程中，我力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廓清有關煙校歷史研究中存疑或不詳的問題。例如煙臺海軍學校初建時校舍具體位置之辨析；學校首批赴日留學生人數之分析；《煙臺海軍學堂現行章程》部分課程之辨析；學校見習生參加辛亥革命，參與駐寧海軍易幟的人員考證和作用分析；利用《申報》對1919年罷課風潮整個過程較為完整地梳理呈現；對第17屆學生轉入學校的時間考證；對第18屆學生具體來源的梳理考證；對學校歷任校長任職時間的考證，尤其是對林繼蔭校長病逝時間的考證，以及由此帶來的後續校長任職時間的重新確定；對曾萬裡入黨問題的推斷；對畢業生名錄中個別學生姓名的考證；梳理了一個較為繫統完備的學校大事記，等等。如果說，本書有一些小亮點的話，我願意將上述內容列入其中。當然，由於本人能力和史料閱讀範圍所限，書中仍存在諸多缺憾，比如許秉賢作為貫穿煙臺海軍學校始終之人，我本想為其作一傳略，無奈所掌握史料尚顯不足，隻好留待以後條件成熟時，再專文論述。

以上，就是我對本書前前後後的一點贅述。希望我的努力能對煙臺海軍學校的相關研究有所增益，哪怕是一點點，吾願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