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創安定團結局面，促改革開放大業
——主政山西期間的若干回憶李立功 /
山西工作若干施政舉措的回顧王茂林 /
關於太原改革開放的幾點回憶孫英 /
與煤炭負重前行
——回憶我在山西當省長王森浩 /
在山西工作的若干回憶張維慶 /
鄧小平南方談話後的太原
——太原工作幾點回顧王雲龍 /

我在遼寧營口的主要工作經歷
——孟凡利訪談錄 /

瀋陽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
——張行湘訪談錄/
工業調整站位高上海發展別樣好
——親歷上海工業結構戰略性調整蔣以任 /
上海清算所從外灘啟航許臻 /
江蘇省對友好城市的建立儲江 /
蘇州工業園區創建的前前後後陳煥友 /
昆山發展的起步韓培信 /
江蘇軍民抗擊1991年洪水的鬥爭瀋達人 /

為建設更加美好的江蘇奠定基礎韓培信 /
回顧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的工作鐵瑛 /
回顧浙江省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整黨工作陳法文 /

義烏開放小商品市場的前前後後謝高華 /

關於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問題張勁夫 /
關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王光宇 /
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前前後後王郁昭 /
鳳陽大包 /
從“百廢待舉”到“殺出一條血路”
——王全國楊應彬張漢青憶習仲勛 /
先走一步真先走
——任仲夷訪談錄 /
勇當改革開放的排頭兵
——劉田夫訪談錄 /
風口浪尖弄潮頭
——厲有為訪談錄 /
海南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架的探索與實踐
——劉劍鋒訪談錄 /
關於重慶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回憶廖伯康 /
重慶計劃單列往事陳之惠 /
我所了解的設立重慶直轄市的推進過程甘宇平 /
獻給直轄市的禮物：解放碑步行街餘遠牧 /
重慶應對八九十年代改革的重重困難孫同川 /
四川改革開放的起步與扶貧工作楊汝岱 /
西部大開發生態保護為先張中偉 /
探索中小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宜賓模式”孫文啟高萬權張明泉肖健康陳希淼 /
我見證了二灘水電站建設的整個歷程韓國賓 /
綿陽科技城的建立楊海清 /
涼山州天然林禁伐與保護工作回顧肖光成 /
中共雲南省委黨校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回顧馬漢儒 /
謀縣大塘子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經過李國有 /
中泰合作修建景洪電站始末刀國棟 /
雲南民族工作“五個率先”經驗由來和決策過程格桑頓珠 /

陝西經濟體制改革的曲折歷程
——陝西省原常務副省長徐山林訪談錄 /
我所親歷的西安經濟社會發展變遷石柱亞 /
彩虹從這裡升起
——陝西彩色顯像管總廠建設記事鄭耀林 /
甘肅尕海則岔自然保護區建設與發展親歷陳有順 /
改革開放後我在柴達木的三次考察朱新德 /

青海西部大開發中難忘的幾件事蘇森 /
我所親歷的玉樹災後重建纔仁當智 /
果洛民用機場項目立項的前前後後吳自強 /
長春農博會發展歷程的回顧安鼕煒 /
我與哈爾濱市的改革與發展宮本言 /
西安的擴大開放和經開區的創業馬振華 /
布什的西安之行朱景琪 /
知識改變命運 崗位成就事業許振超 /
懷念楊善洲自學洪 /

1981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和中組部部長宋任窮、中央書記處書記萬裡先後找我談話，提出要我回山西工作。
當時，我對到山西工作有顧慮，並向中央領導同志彙報了自己的想法。我說：感謝中央對我的信任，但山西在“文化大革命”中很亂，我是山西人，在山西有不少熟人，回山西恐怕不好辦。胡耀邦對我說：找來找去還是你去山西合適，因為你對山西熟悉，“文化大革命”時你又不在山西，不論這一派那一派，你都沒有介入，好處理問題。他還說：霍士廉、羅貴波同志年齡都大了，你身強力壯，對山西熟悉，了解情況容易，你去比較合適。他還讓我再找宋任窮、萬裡談一談。宋任窮、萬裡與我談話的內容同胡耀邦談話的精神一樣，並明確告訴我回到山西之後任省委常務書記，霍士廉任書記，羅貴波任第二書記，要我支持他們的工作，先過渡一下，將來接班。還囑咐要我回去之後，先抓一下落實政策的工作。中央的信任和支持，對我是很大的鼓勵，消除了我的顧慮，我表示服從中央的決定，回到山西後努力工作。1981年5月21日，中央決定任命我為省委常務書記。1983年3月，中央又決定由我接替霍士廉同志，任省委書記（不再設書記）。1991年3月5日，王茂林同志當選為山西省委書記，我改任省顧委主任。
消除派性，為改革開放清障
（一）消除派性，重中之重
按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要求，首要的任務是盡快把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在我回山西之前，霍士廉、羅貴波等領導同志在這方面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山西的工作重心還沒有完全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撥亂反正、落實政策等工作也遇到了不少阻力。這阻力不是別的，主要是派性在作怪。我回山西後的個突出感覺，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遺風、派性十分頑固，不僅在群眾中派性仍然存在，而且在省委和一些地、市委的領導班子中，也有一些人受派性影響很深。特別是在研究落實政策、清查善終、平反冤假錯案、人事安排等關於人的問題時，對立的情緒很快就冒出來了，大家各有各的是非標準，各有各的一套理論，有些觀點簡直是水火不能相容。而領導班子內的這種分歧和對立，與省直機關及各地、市都有聯繫，上邊一開會，下邊馬上就知道了詳細情況，隨之引起了下邊的分歧和對立。1981年8月13日到17日，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來山西視察工作，他在省委召開的干部大會上做重要講話，嚴厲指出：“由於歷史的原因，山西干部隊伍中當前存在著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團結不夠親密，不夠堅強。換句話說，疙瘩還相當多、相當大、相當緊。”針對這種情況，胡耀邦特別強調，凡是把自己的同志批錯了、鬥錯了、定性錯了，都要迅速加以解決，該平反的平反，該糾正的糾正；凡是被鬥錯了的同志，不能賭氣，不能憑意氣辦事；改變了工作崗位的同志，應當高高興興到基層補課，不能跟組織頂牛，任何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要無條件地為黨、為人民工作，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有明確的立場；新老干部要加強團結，親密合作。我意識到，山西的這種情況如果不改變，不消除派性，不加強團結，那什麼事情也干不好。消除派性、增強團結，是山西工作重心轉移的當務之急。
山西的派性鬥爭，從根本上講，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那種特殊的政治鬥爭的產物，它首先是中央文革小組康生、江青和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制造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康生、江青、陳伯達等多次直接插手山西，使山西兩派的鬥爭屢禁不止。從實質上講，突出地表現在對權力的爭奪上。“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康生、江青就支持省委、省人委領導班子中的幾個人奪山西省委、省人委的權；在“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過程中，他們又今天點這個人的名，明天點那個人的名，利用造反組織相互爭鬥，肆意制造混亂。而群眾組織中的一些派性頭頭，又在領導班子中尋找代理人，這些代理人又反過來利用造反派保護自己、擴充勢力，從而形成了從領導干部到群眾中的勢不兩立的兩大派。而且這種派性鬥爭持續的時間比較長，反復的次數比較多，所以疙瘩越結越多、越結越大、越結越緊。據我回到山西後的觀察，在省委領導班子中，在某些重大問題上的嚴重分歧，仍在或明或暗地表現出來，這突出地表現在對干部的認識和使用上。受派性影響嚴重的一些領導同志，對干部的觀察，往往漠視客觀事實，不顧黨的德纔兼備、公道正派、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以派性標準代替一切。
由此，我深深感到必須堅決消除派性，增強團結，這個問題不解決，山西的工作重心要想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是相當困難的。所以，我把消除派性、增強團結、保證社會安定，作為山西改革開放的“前期工程”來看待。
（二）著力擺脫派性對領導班子的干擾
我剛到山西時，兩派鬥爭尚未徹底解決。當時，我有一個老辦法，就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我認為，山西的廣大干部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每個人的具體情況不同，但多數人本質上是好的。鬧派性鬧得兇的，隻有少數人是利用派性渾水摸魚、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