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讀法談

我讀《水滸》（初版代序）

《水滸傳》的讀法與說法——讀《宮崎市定說水滸》

《水滸傳》的史地錯誤

《水滸傳》再創作的歷史定位

地名談

梁山泊

沙門島

御街

大相國寺

樊樓

市肆談

早市

菜園子

閣子

酒望子

客店

打火

炊餅

豆腐

遊藝談

路歧人

勾欄瓦舍

太平歌

氣毬

圓社

錢塘潮

器物談

交椅

山轎

太平車

鐵扇子

神算子

風俗談

一枝花

纏足

刺青

火葬

紙馬

規制談

戒石

度牒

押字

刺字

叉手

人物談

李師師

高俅

那些善終的梁山好漢

百年間和《水滸》有關各式文本，用汗牛充棟這個詞來形容毫不為過。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快餐閱讀的風生水起，散居江湖的水滸愛好者們，更樂於用現代人的視角審視這部古典名著。他們的作品，多半冠以“黑話”“大話”“閑說”等等聳人聽聞的名目，內容多半集中於對水滸人物性格的分析，揭示故事暗含的“幫會”“黑幕”“潛規則”等等灰暗主題。這樣摻入太素的快餐水滸或許在初讀時會博得一笑，但仔細考量，大多結論先行，內容為觀點服務的痕跡明顯。這樣的解讀有意義與否暫且不論，重要的是，如果《水滸》《三國》這樣流傳幾百年、被尊為 “四大名著”的古代*文學，含有的僅僅是這些人性幽暗和詐術權謀，那麼我們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說是非常悲哀的。所以我更傾向於虞雲國先生的這種輕松的解讀方式，超越文本，捕捉字裡行間蘊含的文化。通過他的解讀和互證，我們發現《水滸》的作者對他所身處的時代，有著驚人的細密觀察。我們也會發現，《水滸》中的每一風物都體現著中國古代文化的獨特和精妙。我們得以在他的幫助下，從文化層面切入《水滸時代，清楚的窺到當時社會風貌和人間萬像。

——鳳凰網讀書頻道

這本書帶我們走進了一個世界，使我們對千年之前、水滸那個時代、形形色色的社會生活，產生了仿佛親歷過一樣的感受。這樣的書，可不容易寫。

虞雲國先生探索並成功地創造了一種《水滸》新讀法。作者曾為日本史學巨擘宮崎市定論水滸的著作寫過一篇書評，提到《水滸》有歷史學的、文學的、社會學的等多種讀法，依愚之見，本書是這多種讀法的綜合，而其落實，則在&ldqu社會風習”的還原上。要做到這一點，光有“眼光”是遠遠不夠的，這裡*需要的是“功夫”，是“學力”。一個俗語、一個稱呼、一個物件，在博物學詞典裡都隻是一個點，但在作者的筆下帶出了一大片，穿行在這一大片學識中，你能感受到一大片歷史的實存。作者讀書多，腹笥豐，記誦博，運用活，一個名物牽頭，大量小說、戲曲、詩歌、筆記裡的有關材料，落英繽紛般抖落出來，書齋學究成了散花天女，不由你不贊嘆“她”的錦繡手段。我們現在生活中，衣食器具，土地屋舍，日用而不知，不聞亦不問，誰會關心饅頭的來歷，誰會考究豆腐的做法，然而以今視昔則不同，跟著虞雲國用史學的讀法去讀這些小東西，真有莫大的樂趣。

——陳克艱（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繫教授）

這是一部引人入勝的佳作。嚴謹以史實互證，由文入史，路徑一新。從一定意義上說，好的小說是一個民族的心靈史，一個時代的社會史。學者關注小說，對於歷史學來說，實為幸事。

——王瑞來（史學專家，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虞雲國這些年來的眾多史學論著，既體現漢學的功力，又具有宋學的眼光，見解不同凡響，文筆生動優雅。

——張邦煒（四川師範大學歷史繫教授，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

形容自己的文章“無足輕重”，是“屑末饾饤”，當然是文人學者的自謙之語。實際上，虞雲國解讀《水滸》，視角非常獨特，可謂自成一家。他的水滸繫列隨筆，不像馬幼漁的《水滸論衡》那樣，研究《水滸》的版本流傳和布局結構，也不似餘嘉錫的《水滸三十六人考實》般，專注《水滸》人物行跡的學術考證，更不像薩孟武的《水滸傳與中國社會》，從社會史的宏觀角度，考察當時中國的社會階層和民眾生存狀況。虞雲國認為，類似的純史實考證工作已經基本被前人完成，要解讀《水滸》，必須另闢新路。他所說的新路就是，集中考察書中涉及的人情風物，以自己深厚的專業素養為基礎，使小說和史實兩者互證。

——韓戍(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御街

顧名思義，御街就是皇城裡皇帝出巡用的主干道。宋代以前的都城也都有這種御街。據《水經注》說，那位纔高八鬥的曹植，就因擅“行御街”而“見薄”於曹操，在與曹丕的爭寵中大失其分。由此可見，那時的御街絕不是一般人所能隨意行走的。侯景之亂對南朝梁的都城建康的御街造成了巨大破壞。據《資治通鋻》，侯景尚未攻入建康（今南京）時，都城御街上已是“人更相劫掠，不復通行”。另據《建康實錄》，侯景引玄武湖水倒灌建康的臺城，“闕前御街，並為洪波”，梁武帝也隻能束手待斃了。

而北宋東京的御街，就是出宮城（即大內）正南的宣德門筆直向南，經州橋（即天漢橋），過裡城正南的朱雀門，到外城正南的南薰門為止的那段長七八裡的主干道。當時學者劉敞有詩贈友人說“君居御街西，我居御街東，如何百步間，十日不相從”，似乎御街寬百來步。實際上，御街闊約二百餘步，劉敞所說隻是寫詩時的約數。御街兩旁有兩條御溝，御溝兩側栽種楊柳，號稱“御柳”。王安石有《御柳》詩雲：

習習春風拂柳條，御溝春水已冰消。

欲知四海春多少，先向天邊問鬥杓。

拍了皇帝的馬屁，又不失身份，王安石看來並不是什麼“拗相公”。

出宣德門向南，直到州橋，是御街的北段。兩邊是景靈東西宮、大晟府、太常寺、都進奏院、都亭驛等官署宮宇，相國寺與開封府則在這段御街的東西兩廂。這段御街上僅有的幾幢宅第，不是大臣，就是貴族所有。開國初，宋太祖曾為大將郭進在御街之東建造甲第，作為對他捍御契丹十餘年的酬報。老的《東京夢華錄》，每天一大清早，這一路段的御街兩側，趁著早市賣飲食與湯藥的小販，“吟叫百端”，交織成一片叫賣聲。

過了州橋向南，直到朱雀門，是御街的中段。這段東京繁華的商業街兩邊，都是鱗次櫛比的店鋪與住家，例如街東的車家炭鋪、張家酒店，其次則有王樓的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婆的肉餅鋪和李四分茶店。州橋南頭西側拐角上的遇仙樓正店，結構獨特，前為露廳，後有高臺，京城人都把它叫作“臺上”，也算得上東京一流的大酒樓。

過裡城朱雀門到外城南薰門，是御街的南段。一出朱雀門，果子交易與紙畫買賣相當紅火。向南走，西側有延真觀，東側有太學、五嶽觀與看街亭。五嶽觀頗為雄偉，五嶽各有獨立的香火，很吸引善男信女。《水滸傳》裡林衝對魯智深說“恰纔與拙荊一同來間壁嶽廟裡還香願”，而林衝娘子“正在五嶽樓下來”被高衙內調戲，所說的“嶽廟”與“五嶽樓”，應該就是以五嶽觀為原型的，但大相國寺在御街北段，五嶽觀則在南頭，顯然不是什麼“間壁”的關繫。

南薰門因正遙對著大內（即皇城），一般士民的殯葬車輛不得從這一城門出入。成為鮮明諷刺的是，開封城裡每天屠宰的上萬頭豬都必須由此入城老回憶，每天向晚，萬餘頭的豬群，隻有十幾個人驅趕著，浩浩蕩蕩通過南薰門，倒也規行矩步，“無有亂行者”，成為御街上別具一格的風景線。

不過，在新年期間，即便政和以後，御街還是向民眾開放的。據《東京夢華錄》記載，每年鼕至宵節結束，宣德門前御街上就搭起山棚，上面鑲嵌寫著大觀、宣和之類年號的碩大牌子，年號之後便是“與民同樂”幾個大字。山棚下用刺棘圈出一個露天演藝場，以控制遊人的進入，故而叫作棘盆。

入夜，棘盆照耀得如同白晝，演出也不中斷。這一期間，御街兩側的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裡”。宋徽宗也會乘興來到宣德門，真的來個“與民同樂”。有兩首詞宵御街上這種狂歡的景像：

奏舜樂，進堯杯，傳宣車馬上天街。

君王喜與民同樂，八面三呼震地來。

宮漏永，御街長，華燈偏共月爭光。

樂聲都在人聲裡，五夜車塵馬足香。

除了新年前後的個把月，一些重要的皇家活動也在御街上進行。據《宋史·禮志》，舉行賜酺之典時，開封府各縣與在京諸軍的樂人，都在朱雀門到宣德門的御街上列隊張樂，還“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這時“觀者溢道，縱士庶遊觀”，御道兩側的廊下，則“百貨駢布，競以彩幄鏤版為飾”。而每逢大禮之年，七頭大像加入車馬儀仗隊，在宣德門至南薰門之間的御街上走個來回。走到宣德門樓前，七頭大像還要團轉行步，向北舞拜，表示祝賀。每到這時，御街上“遊人嬉集，觀者如織”，手裡大多拿著賣撲得來的土塑、木制或粉捏的小像兒以及紙畫。至於每年十月十二日宋徽宗生日，親王宗室與宰執百官到大內上壽完畢，參加儀式的女童隊出皇城，等候在外的少年豪俊爭先恐後地送上果品飲食，然後帶著心儀的美眉，讓她戴上花冠，或作男子裝束，騎上駿馬，“自御街馳驟，競逞華麗，觀者如堵”，那感覺可真叫爽！

每逢中，滿御街流動著喜氣洋洋的人潮，這也是街上商鋪大發利市的時機。據《武林舊事》說，一到中秋節，御街店肆就陳列出諸如絨線、蜜煎、香料等貨物，向路人誇多說好，謂之“歇眼”。所謂歇眼，大概就是留住顧客眼球的意思。入夜，御街“燈燭華燦”，買賣“竟夕乃止”。劉辰翁有一首《憶江南》：

梧桐子，看到月西樓。

醋釅橙黃分蟹殼，麝香荷葉剝雞頭。

人在御街遊。

在中秋的明月下，坐在御街的食鋪裡蘸著香醋和橙汁，品嘗大閘蟹；然後用清香的荷葉托著一捧菱芡，邊走邊剝著喫，寫出了普通人逛御街的閑情逸致。

貴客鉤簾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時來。

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

夜闌更深，有人提著小燈在御街上尋找遊人丟失的東西，當時謂之“掃街”。據《武林舊事》說，這是北宋御街的遺風，而居然“遺鈿墮珥，往往得之”。當然，偶爾也會有“燈”之類煞風景的事，御街上便是另一番光景，姜夔也有詩說：

正好嬉遊天作魔，翠裙無奈雨沾何。

御街暗裡無燈火，處處但聞樓上歌。

大相國寺

當時，大相國寺還是東京的商業文化娛樂中心，頗有點類似近代北京的廠甸與上海的城隍廟。每月初一、十五和逢三逢八的日子都開放廟市，供百姓交易，僅中庭兩廡就能容納上萬人。全國到京城來銷售或購求貨物的人都彙聚這裡，離職或到京的官員也把任上搜刮的土特產拿到這裡來變賣成現錢。真所謂“技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當時人甚至把相國寺叫作“破贓所”，大概是說要找名貴贓物就得上相國寺。連高麗使者也來湊熱鬧，希望通過外交途徑，讓大相國寺為他們入內設攤售物提供方便。

據《東京夢華錄》回憶，每到集市日，一進大三門，就是飛禽貓犬市場。走過第二道三門，分別是日用百貨區與果品脯臘區。大殿前專售文房四寶，大殿兩側廊下都被帽服首飾攤占領，連各寺廟尼姑也來這裡推銷自己的繡品。大殿後到資聖閣前，書畫珍玩交易吸引看客，其次就是土產香藥區。卜卦**的各路方士則在後廊下一排坐攤，這兒可是高人如林的去處。在大相國寺的集市上，趣談異聞，真假雅俗，稱得上是無奇不有。

名臣蔡襄在知泉州時曾嚴懲了貪贓枉法的晉江縣令，將其廢為平民。這個縣令的同胞兄弟懷恨在心，趁著宋英宗即位，模仿蔡襄書法，偽造了一封蔡襄的奏疏，要求仁宗不立英宗為太子。然後，這位陷害者利用相國寺市場的傳播效應，將這份奏疏刊版印刷拿到那裡發賣。果然，英宗看到內侍買來的假奏疏，勃然大怒，蔡襄幾乎遭到殺身之禍，幸虧宰相韓琦竭力營救，纔渡過一劫。

瀋括的堂姪瀋遼可就沒有那麼幸運。有一次，他遊東京，也許逢場作戲，為人在裙帶上題了艷詞。不料幾經輾轉，這條裙帶流到了相國寺的攤位上，被宮中內侍買下來，讓一個妃嬪拿去用了。宋神宗正勵精圖治，一見就不悅，得知瀋遼在吳縣做縣令，就對察訪兩浙的監察御史說：“如此等人，豈可不治！”瀋遼終被這個御史找了個碴，“削籍為民”。可憐他哪裡知道大相國寺的一次裙帶買賣斷送了他的仕途。

據《東軒筆錄》，古文家穆修晚年曾自文集數百部，拿到相國寺去練攤，有幾個讀書人拿起書翻閱，他劈手就奪過來，閉著眼說：“你們誰能讀完一篇而不讀破句，我就白送你一部！”當然，他終都沒能賣出一部。而據《曲洧舊聞》，黃庭堅在相國寺買到宋祁《新唐書》稿本，回去以後揣摩其改動字句處，“自是文章日進”。袁褧在《楓窗小牘》裡說，他家收藏的《春秋繁露》缺了兩頁，遍借館閣與私家藏本也都沒有這兩頁，後來在相國寺的集市上買到了一冊手抄本，一頁不脫，如獲至寶。相國寺的書市名傳海外，連高麗使臣都要求到那裡去購書。

相國寺佛殿前出售的趙文秀筆與潘谷墨，大受書畫家的青睞。蘇東坡盛贊潘谷墨“精妙軼倫，堪為世珍”，在京時是那裡的老主顧。他死後二十年，流放海南時的行書手跡也流回到相國寺的書畫攤上，見到的人說其“類顏魯公《祭姪文》，甚奇偉”。不過，歐陽修對大相國寺的筆卻沒有好感，認為“有表曾無實，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也許他買到的是冒牌貨。

在相國寺的書畫市場上，當時經常有名家在這裡轉悠，他們對前人的書畫名作有著獨特的嗅覺。五代大畫家李成的孫子在仁宗朝知開封府，便利用父母官的聲望，出常價一倍讓相國寺僧惠明代他收購祖父的作品，一時“歸者如市”，可見這一市場流通的規模。書畫家米芾曾在這裡買了一幅“破碎甚古”的《雪霽圖》，踫上了熟人問他這是誰的手筆，回答說是王維的。同去的富弼之婿範大珪聽後，就將這幅畫先拿去把玩。次日也不歸還，一問，說是送去裝裱了。在場者代為不平，米芾笑著說：“都是老朋友了，就算送他罷。”米芾在這裡還購得過花鳥畫大家徐熙的真跡，或許他相信自己的淘寶眼光，也不太在乎一幅畫。徽宗後期，李廷瓘的先人在資聖閣的畫肆裡購得一幅吳道子的水墨畫，畫風“細如絲，硬如鐵”。難怪金石學家趙明誠頻頻光顧資聖閣殿門前的書畫古玩攤，與愛妻李清照選購一些碑帖。他當時還是太學生，有時囊中羞澀，典衣換錢再捧回自己的愛，與清照“相對展玩咀嚼”，也是興味盎然的。當代書畫名家的作品也常在這裡轉手流通。崇寧年間（1102—1106），黨禍再起，蔡京門客從相國寺買來一幅《蟻蝶圖》，畫面上雙蝴蝶被掛在蛛網上，網下螞蟻麇集，正在扛著蝴蝶掉下的翅翼。這幅畫是別人送給黃庭堅的，山谷在其上題了一首詩，顯然針對黨禍有感而發：“胡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群蟻爭收墜翼，策勛歸去南柯。”蔡京見嘲諷他們在黨禍中得勢也不過南柯一夢，準備把黃庭堅貶放得更遠。不過，不久就傳來了黃庭堅的訃告。

在交易中，坑蒙拐騙也時有所見。黃庭堅親眼看見有人在相國寺賣大葫蘆種，開價不菲，為招徠過客，攤主還作秀般地背著一個特大葫蘆作為實物廣告。人們競相購買，來春卻大呼上當，結出來的葫蘆仍是小不點兒。有一個叫李譓的侍從從相國寺市場上買到了蟾芝——一種長有靈芝的蟾蜍，作為祥瑞進獻給宋徽宗。徽宗這次倒不昏憒，叫人拿一盆水，放入吉祥物。過了一天，兩者解體，原來是用竹釘等搞在一起的。這位想歌功頌德的侍從也因欺罔而交付監管。

南宋曾在杭州淳祐橋邊重建相國寺，但當地人與南下的移民都不將其作為開封大相國寺的延續，文化的記憶並不兼容克隆品。有一家印書鋪在刊印的《抱樸子》末頁，鄭重地刻上了一段文字：

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輸經史書籍鋪，今將京師舊本《抱樸子內篇》校正刊行，的無一字差訛，請四方收書好事君子幸賜藻鋻。

除了舊店新開的廣告意識，不難體味書鋪主人對故都地標大相國寺的深情思念。紹興年間，古董收藏家畢少董還從大相國寺覓到了《熙豐日歷》的殘頁，攜歸江南，讓人見了唏噓不已。約略同老沉湎在記憶中追懷它的勝日景況，寫下了《相國寺內萬姓交易》等篇章，決定把回憶錄取名為“東京夢華錄”。

樊樓

樊樓是北宋豪華的酒樓，位於東京宮城東華門外景明坊。大約北宋後期當時人已經不太明了其得名的來由，想當然地以為是酒樓老板的尊姓，以至於《醒世恆言》第十四卷《鬧樊樓多情周勝仙》硬派樊樓店主叫範大郎，用意大概也是“範”“樊”同音。據研究者說，這篇以樊樓為背景的小說話本，但說“東京金明池邊，有座酒樓，喚做樊樓”，則是方向性錯誤。金明池在開封外城西郊，而樊樓則在裡城東面，兩者一東一西，毫不相干。實際上，樊樓所在地，本來是商賈販鬻白礬的集散點。可能原先是礬行的酒樓，也有可能後來在這裡蓋起了酒樓，於是就稱為礬樓，也叫作白礬樓。日久天長，纔訛傳為樊樓，後又改稱豐樂樓，但總比不上樊樓叫得響亮。

樊樓算得上是東京的百年老店，至少在宋真宗時就名聞遐邇了。據《湘山野錄》，大中祥符（1008—1016）中，真宗為日本國一佛寺賜額。朝辭日，日本使者臨時要求再賜一篇寺記，張君房是合適的作者。但當天張君房不當值，“醉飲於樊樓，遣人遍京城尋之不得”。樊樓有常備的自釀好酒，名叫“眉壽”“和旨”。據宋代檔案《宋會要》的記載，當時，樊樓每天上繳官府酒稅就達二千錢，每年銷售官酒竟至五萬斤。後來老板轉手，酒樓新主“大虧本錢，繼日積欠，以至蕩破家產”。對此，因為不是國有資產，國家盡可以不聞不問，但國庫缺了一大筆酒稅，宋仁宗還是十分在意的。天聖五年（1027），中央財政部門收到一道詔令，大意是說，誰願意承包樊樓年銷五萬斤的酒稅額，就可以給他劃撥三千家京城的小酒店，作為酒類專賣的連鎖銷售店。從皇帝的親自過問，也可見樊樓在東京酒樓業中龍頭老大的地位。

東京酒樓的格局，據《東京夢華錄》記載，面朝大街的門口都扎“彩樓歡門”，歡門就是大門樓，用各種彩色飾物裝點門面。這種門面裝飾早出現在東京酒樓，其後各地大型酒肆、食店、茶樓，也都爭相仿效。而節日的歡門彩樓，各家更是花樣翻新，別出心裁老說，汴京“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彩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而九月重陽前後，以菊花裝點門樓，則成為東京酒樓的一道風景線。走進門樓則是院落或主廊，底層是散座，這些去處稱作“門床馬道”，檔次不高。有身價的都往樓上招呼，樓上天井兩廊都是當時稱為“小閣子”的包廂。

東京一般酒樓僅上下兩層，唯獨樊樓，在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5）改建為東西南北中五座三層的主樓，《水滸》中宋江喝酒時應該還是改建前的老樓。新樊樓各樓之間用飛橋欄杆連接，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改建完工重新開張的頭幾天裡，先光顧者賞以金旗，以招徠賓客宵燈節，樊樓頂上每一道瓦楞間各放蓮燈一盞，把樊樓點綴得分外靚麗嫵媚。其中的西樓，後來禁止酒客登臨眺望，這是出於對皇帝安全保衛的考慮，因為從西樓俯瞰下去就是大內。據《水滸傳》的藍本《大宋宣和遺事》說：樊樓“上有御座，徽宗時與師師宴飲於此，士民皆不敢登樓”。似乎有理由推測，西樓可能因此而謝絕了外客。

早市

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往往夜市三更纔結束，早市“纔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而京城各城門都“置鼓於小樓之上”，每天按時報點。一交五更，東京各大寺院就打起了鐘，而報曉的頭陀則手執鐵板，敲打著沿街循門報曉：如果天好，就喊“天色晴明”；天陰，就說“天色陰晦”；下雨則高叫一聲“雨”。前往各處化緣的行僧也一路敲打著木魚順帶著報曉。趁早入市的人都聞聲而起。各處城門都開了，弔橋也已放下。瓠羹店門口的小孩已經在兜售熟骨頭，也有叫賣灌肺與炒肺的。酒店點起了燈燭，做起了買賣，每個客人隻需花上二十文，管保讓你喫得滿意。粥飯點心鋪也開了門，間或有賣洗臉水的，方便了通宵在外的客人。想喝點湯藥茶，煎茶攤可以為你效勞，花色繁多，任你挑選。《水滸》裡的王公就是做這買賣的，二陳湯不過其中一種。天色大亮，屠宰作坊忙活起來，有人擔著豬羊，或者用車子推著來趕市，動輒百餘頭。這令人聯想到《水滸》的石秀，他在薊州依附楊雄時，代管了屠宰作坊，每天也“巴得天明，把豬出去門前挑了，賣個早市”。

朱雀門外，州橋西側，早市的果木集中在那兒交易，以至人稱果子行。紙畫兒在那裡也賣得很行俏。賣麥面的預先裝好了一個個布袋，叫作一宛，用太平車或驢馬馱著，從城外入市交易，至天明不絕。沿著御街，從州橋到大內南門前的路段上，早市上賣藥材的和做飲食生意的，那叫賣聲此起彼伏，可謂一絕。那些個餅店，從五更起，桌案之聲就遠近相聞。武成王廟前的海州張家和皇建院前的鄭家生意紅火，每天要做五十餘爐。

著名大酒店潘樓下，每天從五更就開市，買賣衣物、書畫和珍玩。天色熹明，各色小喫登場，有羊頭、肚肺、腰子、奶房等雜碎，鵪鶉、野兔、斑鳩、鴿子等野味，螃蟹、蛤蜊等河鮮。而後陸續有各種手工工匠，交易零碎的作料。早飯以後，上市的是香糖果子、蜜煎雕花之類的休閑食品。早市這纔進入尾聲。

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的早市也是如此。“百萬人家夜雨鳴，市聲喚出曉來晴”，陳宓《行在端午》中這兩句詩勾畫出行在早市的不凡聲勢話本《任孝子烈性為神》則更具體地描述了當時杭州候潮門外趕早市的商販：

卻忒早了些，城門未開。城邊無數經紀行販，挑著鹽擔，坐在門下等開門。也有唱曲兒的，也有說閑話的，也有做小買賣的。

與《都城紀勝》所說正相吻合：杭州“坊巷市井，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後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起開張。無論四時皆然”。早市幾乎是緊接著夜市開張的，王庭珪的詩也可為證：

樓角猶吹笛，天街又走車。

客眠終未穩，人語已爭嘩。

據《夢粱錄》，每天清晨，杭州主要街道上的百事買賣，要熱鬧到飯前纔收市。肉市巷內的面店、分茶店、酒店以及臨街賣熬肉的攤主，更從三更就開行上市，至曉方罷市。御街上的店鋪，都是聽到晨鐘就起來：有賣早市點心的，燒餅、蒸餅、糍糕等，無所不有；也有浴堂門前賣洗臉水的，有茶攤賣湯藥的。到處都是各行各業的攤位，填街塞市，侵晨行販，“吟叫百端，如汴京氣像，殊可人意”。

炊餅

一

凡看過《水滸》的人，別的細節可能淡忘，對武大郎賣炊餅肯定是印像深刻的。武松離開陽谷縣赴東京公干前，特地對兄長說：

你從來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為始，隻做五扇籠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喫酒。歸到家裡，便下了簾子，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

現在一般把薄片形狀的干面制品稱為餅，但在宋代，正如《靖康緗素雜記》所指出：“凡以面為食具者，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為燒餅，水瀹而食者呼為湯餅，籠蒸而食者呼為蒸餅。”燒餅現在還在叫，南方也叫作大餅，古代則叫爐餅或胡餅。

湯餅當時也叫煮餅，宋代正處在向面條的轉型中，也稱為索餅或馎饦，面條行世前用來指面片湯。炊餅，就是蒸餅。《水滸》“黑旋風喬捉鬼”一回也曾提到燕青與李逵讓劉太公“煮下干肉，做起蒸餅，各把料袋裝了，拴在身邊”，這裡的“蒸餅”應該就是炊餅。據說，因為避宋仁宗趙禎的名諱，宮廷上下都把蒸餅喚作炊餅，這種叫法很快傳到了民間。正因如此，民間兩種叫法並存，小說裡纔會一物異名，同時出現的。據《三朝北盟會編》，紹興二年（1132），宣州（治今安徽宣城）叛兵準備在二十五日那天裡應外合起事，有一個賣蒸餅的叫賣道：“一個二五，裡外一般。”表面說“一個賣二十五錢，裡外皆是白面”，實際是用隱語提醒市民避亂。這個叫賣聲證明了蒸餅與炊餅不過是實心饅頭的不同叫法而已。宋代話本《宋四公大鬧禁魂張》描寫宋四公道：

看那渡船卻在對岸等不來，肚裡又饑，坐在地上，放細軟包兒在面前，解開爊肉裹兒，擘開一個蒸餅，把四五塊肥底爊肉多蘸些椒鹽，卷做一卷，嚼得兩口。

宋四公喫的蒸餅，顯然就是實心無餡的炊餅，他的喫法類似現在北方的肉夾馍。炊餅因是籠蒸的，故而也叫作籠餅，武松也以扇籠作為計算武大郎炊餅的單位。

據《郭林宗別傳》說，東漢後期，郭泰有朋友來，他連夜冒雨“剪韭作炊餅”。這個故事表明，漢魏之際已經有這種面制食品，而且是有餡的。唐朝賈公彥在注《周禮》時說：“酏食”就是“以酒酏為餅，若今起膠餅”。宋代黃庭堅在《涪翁雜說》裡指出，“起膠餅，蓋今炊餅”，可見當時炊餅都是發酵的。而實際上，武大郎叫賣的炊餅就是現在的饅頭。

雖然宋人王栐在《燕翼貽謀錄》裡說：“今俗，屑面發酵，或有餡，或無餡，蒸食之者，都謂之饅頭”，不過，當時還是習慣把無餡的稱為炊餅，而把有餡的叫作饅頭。宋代饅頭已經花色繁多，以餡而論，見諸文獻的就有糖肉饅頭、假肉饅頭、羊肉饅頭、筍肉饅頭、筍絲饅頭、魚肉饅頭、蟹黃饅頭、蟹肉饅頭、糖餡饅頭、辣餡饅頭等等。據《上庠錄》說，每逢三、八課試的日子，太學與國子監的食堂就例行加餐，春秋兩季加炊餅，夏天是冷淘，鼕天是太學饅頭。冷淘一說就是冷面，一說則以為是冷餅子。這且不論，《上庠錄》的食單把春秋兩季的炊餅與鼕季的太學饅頭並舉，說明兩者是有明顯區別的。另據《錢塘遺事》，南宋殿試，散發試題時皇帝像征性到場，隨即入內進御膳，同時“賜食於士子”，有太學饅頭一枚，羊肉泡飯一盞。太學饅頭名聞遐邇，學生到手往往轉送給親朋好友嘗鮮，後來連南宋京城臨安的市場上都打出了太學饅頭的招牌。嶽珂有一首詩，專寫太學饅頭：

幾年太學飽諸儒，餘伎猶傳筍蕨廚。

公子彭生紅縷肉，將軍鐵杖白蓮膚。

其中白蓮膚是指饅頭皮，而紅縷肉則分明指饅頭餡。而《水滸》裡也把兩者做了嚴格的區分，把武大賣的叫炊餅，而把母夜叉孫二娘在十字坡黑店兜售的喚作人肉饅頭，武松說她家“饅頭餡內有幾根毛，一像人小便處的毛一般”。

相對於饅頭是有餡的，炊餅則是無餡實心的。這從《庶齋老學叢談》敘述的故事裡也能得到佐證。故事說南宋時有一個婦女，在其丈夫陪同下來東陽縣衙，控告某富家子弟要強暴她，將其乳頭也咬傷了。知縣郎某傳喚那個富家子，他卻矢口否認有此事。縣老爺命人拿來三個炊餅，讓他們三人各咬一個，但不許咬斷。然後拿來與婦人乳頭上的傷痕一比對，原來竟是其丈夫的齒痕。顯然，隻有無餡的實心饅頭，咬到一半纔能留下清晰的齒痕。關於炊餅與饅頭的這種區別，《水滸》也是毫不含糊的，在描寫武松初入十字坡酒店時說：

那婦人嘻嘻地笑著入裡面…… 去灶上取一籠饅頭來，放在桌子上。兩個公人拿起來便喫，武松取一個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

小說把武大郎賣的叫作炊餅，而把十字坡黑店的人肉包子喚作饅頭，反映的正是宋代習慣的叫法。

相對於炊餅，饅頭身價可能高些，因而就有《避暑錄話》裡的故事：一個窮書生竟然不識何為饅頭，卻無計可得。一天，見市肆上面制食品攤一字排開，便突然大呼倒地。攤主驚問，答曰：“我怕饅頭。”攤主以為豈有此理，就安置饅頭百餘個，再把這個書生關進去。隻聽悄無聲息，攤主從牆縫裡窺探，隻見書生已把一大堆饅頭“以手搏撮食者過半”了。

當時當然也喫包子的。在生下仁宗那天，宋真宗十分高興，令“宮中出包子以賜臣下，其中皆金珠”，可見宮中與權貴之家已將其視為美食。據《鶴林玉露》，有一個士人買了一個妾，自稱在蔡京太師府的包子廚裡干過活。一天，士人就讓她做包子，回答說不會做，士人詰問她：“你既然包子廚出身，怎麼不會做包子？”妾回答說：“我是專門負責打理蔥絲的。”這個故事也許表明包子比饅頭來得精致，兩者區別在於形狀與內涵。

勾欄瓦舍

瓦舍，也叫瓦子、瓦肆、瓦市，簡稱作瓦。瓦舍是宋代湧現的固定娛樂中心，遊人看客來往其中，川流不息老說，瓦舍中還有賣藥、卜卦、叫賣舊衣、博戲、飲食、剃剪、紙畫、令曲等玩意兒。看來，瓦舍是一種集商業餐飲與文藝娛樂於一體的綜合性娛樂中心。特大型的瓦子，四周甚至有酒樓、茶館、妓院和商鋪等設施。

勾欄又叫勾肆、遊棚、邀棚，簡稱棚，設置於瓦舍中，是固定的演出場所。勾欄內設戲臺、戲房（後臺）、腰棚（觀眾席）、神樓等。許多勾欄都有自己個性化的名號，例如夜叉棚之類。每座瓦舍中都有勾欄，臨安北瓦有勾欄十三座。而小瓦子恐怕就隻有一個勾欄撐持場面，故而勾欄有時也與瓦舍互為同義詞。勾欄的原意是欄杆，由於大型瓦子內有不止一個遊藝場所，各個場子四周以欄杆圈圍起來，成為一個演出的場子，另一層用意則不外乎防止有人趁機看白戲。則勾欄的構造，一開始應該是半開放式的，發展到後來纔有全封閉式的。

瓦子勾欄裡演出的內容，不僅囊括了當時所有的戲曲、曲藝品種，還有相撲、拳術套路、十八般武藝等武術表演，真可謂百花齊放，爭勝鬥艷。《東京夢華錄》說“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張廷叟、孟子書主張”，主張即安排的意思，張廷叟身世不詳，孟子書則是宮廷教坊的樂官，也就是說，張、孟二人是官方委派來管理勾欄演出的。但這恐怕也隻是天子腳下在宋徽宗崇寧、大觀以後的事，其他城市是否都如此，卻很難說。不過，據《武林舊事》，南宋臨安府的瓦子勾欄，城內屬修內司，城外屬殿前司，其隸屬管理關繫相當明確。

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與市民階層崛起，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城市人口，不同的居民群體，都需要有集中固定的遊藝場所，能為大眾提供豐富多彩的精神享受，讓他們蘿卜青菜各取所愛。瓦舍勾欄這種綜合性遊藝中心的出現，正迎合了這種需要。由於大受市民的青睞，瓦舍勾欄在廣大城鎮猶如雨後春筍般地開張營業。

不僅州府級的大中城市，小縣城裡也往往有不止一座瓦子代統一，隨著北曲雜劇的風行全國，瓦子勾欄也遍布大江南北，時期瓦子勾欄的戲俑、磚雕與戲臺，留存至今的數量絕不比兩宋少，就是好的物證。

進駐瓦子勾欄的戲班子，逐漸形成了推銷自己、吸引觀眾、營造氣氛的方式。據《青樓集》說，“勾欄中作場，常寫其名目，貼於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選揀需索”，由此看來，應該就是演出的廣告牌。上面標明戲班名稱或來路，例如“某某散樂”之類，還寫上名角姓名或藝名，另外就列出演出的劇目。除了帳額、靠背等實物廣告，勾欄戲班借著演出，自我標榜，也帶有廣告的性質。

進勾欄看演出必須付錢，已是通行天下的規矩。至於是入場時付錢，還是演出中賞賜，則是無關緊要的。一個瓦子裡往往有不止一個勾欄，倘若兩個臨近的勾欄唱相同的曲目，就形成所謂“對棚”。對棚就是對臺戲。這是在這種演藝商業化情勢下無情的市場競爭。

既然是花錢買享受，當然要求演出是高水平的。瓦子捧紅了一大批名角。僅據《東京夢華錄》，就開列了七八十名宋徽宗崇寧、大觀以來瓦肆伎藝的專業演員，小唱名妓李師師、雜劇女藝人丁都賽、諸宮調名家孔三傳、說諢話名角張山人、說五代史專家尹常賣，不過是其中著名的，“其餘不可勝數”。

當時的女藝人，尤其是那些萬人追捧的女名優，已在勾欄裡占據顯耀的位置，甚至成為整個戲班的招牌。而班子與勾欄之間似乎也存在著一種固定互惠的演出關繫。《西湖老人繁勝錄》說，臨安北瓦有十三座勾欄，經常是兩座“專說史書”；有座叫小張四郎勾欄的，其得名緣由就是小張四郎一輩子隻在北瓦占著這座勾欄“說話”，“不曾去別瓦作場”。

瓦子勾欄裡喫喝玩樂，無所不有，因而有“勾欄不閑，終日團圓”的說法。有錢與有閑的公子哥兒總愛往那兒扎堆。南宋高宗時，駐扎杭州士兵大多來自西北，閑暇之時也需要娛樂，殿帥楊存中便在城內外創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為軍卒暇日娛戲之地”。《西湖老人繁勝錄》說，一般市民“深鼕冷月無社火看，卻於瓦市消遣”，瓦子勾欄成為他們休閑的去處。

不過，瓦舍勾欄內魚龍混雜，治安不良，容或有之，但對豐富城市生活，繁榮市民文藝，還是功不可沒的。《貴耳集》就說“臨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遊之地”，他們也是這裡的常客。當然更主要的還是平民百姓，《南村輟耕錄》說他們“每聞勾欄鼓鳴，則入”。《嗓淡行院》說到市民百姓到瓦舍勾欄去的目的：“倦遊柳陌戀煙花，且向棚欄玩俳優，賞一會妙舞清歌，瞅一會皓齒明眸，躲一會閑茶浪酒。”總之，是一種文化消費，精神享受。

除此之之際還有一類不入勾欄的藝人，稱為路岐人，他們活躍在街頭巷尾、村鎮市集。他們往往是一家子，或者是兄弟妯娌，每到一個可以演出的地方，就畫出一個場子，張掛帳額、招子等廣告，揮動刀槍劍戟等道具，奏響鑼鼓板笛等樂器，招徠過路的看客。雖然總體上說，路歧人的演技比不上瓦舍藝人，但他們穿梭在城鄉之間，因地制宜，逢場作戲，比起有固定場所的瓦舍藝人來，更貼近底層民眾，是民間文藝的生力軍，豐富了城鄉大眾的精神生活。

氣毬

《水滸傳》第二回說高俅奉命去端王宮，端王恰與“小黃門相伴著蹴氣毬”於是，高俅“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大得這位未來皇帝的歡心。

據《戰國策·齊策》說，齊都臨淄之民無不擅長“鬥雞、走犬，六博、蹋鞠”。“蹋鞠”是踢球在先秦的叫法，自漢代起通稱“蹴鞠”（亦作“蹴踘”）。“鞠”即“球”（亦作“毬”），唐代起也叫“蹴球”，一音之轉或稱“築球”。

漢代蹴鞠主要有三種場合，一是軍隊的訓練，二是燕饗的表演，三是平民的娛樂，在畫像石裡各有表現。但據李尤《鞠城銘》，東漢時已有正規球場、競技章程與裁判規則。

蹴鞠在唐代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是球的變化。直到初唐，踢的都是用皮裹的實心球，而據《演繁露》說，宋代制球，“砌合皮革，待其縫砌已周，則遂吹氣滿之，氣既充滿，鞠遂圓實”，可知球中另置內膽。內膽用牛、豬的膀胱充氣而成。端王與高俅踢的就是這種氣毬。

宋代的制球工藝越來越純熟精良。《蹴鞠圖譜》開列了二十四種氣毬名目，《蹴鞠譜》更多至四十種。其中“ 人月圓”“金錠古老錢”“雲臺月”“鏡把兒”等似是以月、錢、鏡等圓形物命名的，“六錠銀”“不斷雲”“旋螺虎掌”“曲水萬字”等似以縫制氣毬的皮革紋飾取譬的，至於“兩國和”“六如意”“天下太平”“風調雨順”等分明取歡喜吉祥之意。

球的變化也帶來了賽制的變化。實心球容易落地，初唐以前的對抗賽應與現代足球相仿，實行雙球門制，球員蹴球或帶球以射入對方球門為勝點；實心球也踢不高，球門相應不會立得太高。但一旦改成充氣毬，就能踢得既高又遠，於是球門也相應升高。由於充氣球踢得高遠，賽場空間也要求相應擴大，倘若仍實行雙球門制，一般很難提供偌大的場子，改為單球門對抗勢在必行。於是，球網改置於賽場中線，雙方都將球射過居中的球網孔為得分。由於對抗兩隊被隔在球網兩側，不發生直接的肢體衝撞，比起原來的雙球門制，對抗的刺激性已大為減弱。

唐代蹴鞠相當普及。杜甫從中原漂泊到南方，有《清明》詩雲“十年蹴鞠將雛遠，萬裡秋千習俗同”，說明南北萬裡都有蹴鞠與秋千活動。韋莊在鄜州寒食時賦詩說“永日迢迢無一事，隔牆聞築氣毬聲”，也說明蹴鞠在民間的普及度。但無論杜甫與韋莊，還是唐玄宗、王維、韋應物與白居易、溫庭筠等，都是在寒食或清明的節令詩裡寫到蹴鞠的，唐代蹴鞠似有較強的時令性。

蹴鞠在宋代成為時尚的體育活動，與帝王的青睞大有關繫。開國皇帝宋太祖與其弟宋太宗都酷愛蹴鞠，蘇漢臣有名畫《宋太祖蹴鞠圖》，之際錢選的摹本，即畫他們兄弟倆對蹴，大臣趙普與黨進、石守信、楚昭輔等在旁邊觀看。《蹴鞠譜》拿這事兒大做廣告，稱“宋祖昔日皆曾習，占斷風流家”。

據《宋史·樂志》，宋代每年春秋聖節三大宴，按例有獻演蹴鞠的環節；招待遼、金使節的場合，同樣有蹴鞠表演；而冊封親王時，迎引隊伍裡也須有蹴鞠藝人。在宋代勾欄裡，也有蹴鞠獻藝。《武林舊事》開列臨安瓦子諸色伎藝人，其中黃如意、範老兒、小孫、張明、蔡潤等五人便以蹴球馳名。但這種表演類似現今馬戲中的球藝，應非對抗比賽型的。

上有好焉，下必甚焉。有個叫張明的，雖出身微賤，卻以擅蹴球而大獲宋太宗歡心，讓他做到右羽林軍大將軍。真宗朝宰相丁謂少時擅長蹴鞠，晚年賦詩追憶說，“躡來行數步，蹺後立多時”，可以想見他當年球技的高超嫻熟。進士柳三復也擅蹴鞠，卻苦無機緣接近宰相丁謂，得知他常在相府後園踢球，便去園外轉悠，終於等到飛出園牆的氣毬，便挾球求見。

據《東京夢華錄》，開春以後，開封城內“舉目則秋千巧笑，觸處則蹴鞠疏狂”，踢球儼然成為都城民眾熱捧的體育活動與賽事，參賽雙方也都在乎勝負，“其勝也氣若雄虹，其敗也形如槁木”。據《夢粱錄》，臨安有一家“黃尖嘴蹴毬茶坊”，看來是球員或球迷們喝茶聊天的。

與唐代相比，宋代女性蹴鞠的記載不多，但流傳至今的瓷枕與陶枕上仍有女子踢球的圖案。河北邢臺出土的宋代瓷枕，上繪一身著花布掩襟衫的女子，下著裙，繫腰帶，獨自蹴鞠，從衣飾神態看，當是普通婦女。臺北故宮藏有宋畫《閑庭蹴鞠圖》，畫一女子在柳下以腳掂球，旁有四男子圍觀。

蹴鞠代民間依然盛行，但在官場卻漸遭排斥。地方官也通過勸善文，指責蹴鞠與擊球、射彈、粘雀等都是“不遵先業，遊蕩好閑”。進入明代，在詩詞、民歌、筆記與小說裡，仍多蹴鞠的描寫，說明踢球依舊有著群眾基礎，但風頭之健不僅難以比肩宋朝，代比也大見遜色。入清以後，蹴鞠運動逐漸式微，一蹶不振，以至於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