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王獻唐（1896年－1960年）是與唐蘭、郭沫若等齊名的金石學家和古文字學家。他在20世紀40年代擔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期間和晚年主持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時，對收集、保護管理山東的珍貴文物和文物圖書做出過重要貢獻，對山東地區田野考古的初步開展也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學術上長於金石文字和版本目錄之學，治學嚴謹，著述甚多，詩、書、畫也有很深的造詣。已出版的《中國古代貨幣通考》、《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臨淄封泥文字》等著作，早為大家所熟悉，但久已聞名的《國史金石志稿》卻一直沒有出版，而且手稿也不知去向，成為學界的憾事。後由南京第二檔案館提供信息，其家人終於在南京第二檔案館見到了這部塵封60多年的巨著手寫稿。
王獻唐編寫此書時，幾乎遍尋20世紀上半葉所有的金石著錄，收錄的器物有樂器、酒器、水器、食器及其他雜器直到銅鏡、古璽、梵像等，幾乎包羅萬像，為一般著錄類書籍所罕見。所錄器物的時代，從商直至魏晉南北朝，跨越時限之長，也是同類著作所難以做到的。故此書的容量，無論在他編寫的那個時候，還是在21世紀的今天，都屬於相當博大的類型。《國史金石志稿》的釋文和案語，再一次顯示王獻唐一絲不苟的治學作風，它既反映了半個世紀前的學術水平，也向我們提供了今天治學的榜樣和同類學科研究的重要參考。王獻唐（1896年－1960年）是與唐蘭、郭沫若等齊名的金石學家和古文字學家。他在20世紀40年代擔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期間和晚年主持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時，對收集、保護管理山東的珍貴文物和文物圖書做出過重要貢獻，對山東地區田野考古的初步開展也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學術上長於金石文字和版本目錄之學，治學嚴謹，著述甚多，詩、書、畫也有很深的造詣。已出版的《中國古代貨幣通考》、《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臨淄封泥文字》等著作，早為大家所熟悉，但久已聞名的《國史金石志稿》卻一直沒有出版，而且手稿也不知去向，成為學界的憾事。後由南京第二檔案館提供信息，其家人終於在南京第二檔案館見到了這部塵封60多年的巨著手寫稿。
王獻唐編寫此書時，幾乎遍尋20世紀上半葉所有的金石著錄，收錄的器物有樂器、酒器、水器、食器及其他雜器直到銅鏡、古璽、梵像等，幾乎包羅萬像，為一般著錄類書籍所罕見。所錄器物的時代，從商直至魏晉南北朝，跨越時限之長，也是同類著作所難以做到的。故此書的容量，無論在他編寫的那個時候，還是在21世紀的今天，都屬於相當博大的類型。《國史金石志稿》的釋文和案語，再一次顯示王獻唐一絲不苟的治學作風，它既反映了半個世紀前的學術水平，也向我們提供了今天治學的榜樣和同類學科研究的重要參考。
現出版的《國史金石志稿》（青島出版社）20卷，編撰於1943年。從其說明獲知：原計劃全書分為金、石、骨玉、陶木四類，基本完成的是金類部分；所錄各器，以民國年間出以來著錄者為限；著錄之器，以有銘文者為主，無銘而器制花紋有關典要者，亦酌錄一二。這便不同於一般的金文集錄之書，需要在編纂時（通查清人及以前各書），剔除早已著錄的器物，以期更加明確地以來金石方面的考古成績，在中國金石考古之學的發展史上有其重要意義。據統計，書中著錄之器共計4854件，引用書籍圖錄70餘種；時代上包括商、周、秦、漢，及至魏、晉時期；器類上既有樂器、酒器、水器、食器和烹飪器，又有兵器、工具、車馬器、度量衡器和其他利器，甚至還有通常單獨成書的玉印和貨幣。書中所錄銘文，對近人已有考釋，或持善而從，或隨時改定；未考釋者，則自為釋文。內容之豐富實屬罕見。
《國史金石志稿》的精深之處還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器物的選錄都經過作者認真辨偽。正如作者在說明中所說，“各書著錄之器，有在本書範圍，而本書不收者，其器類為偽作”。其中有23件器物，作者眉批“疑”字，也就是說這些器物屬於真偽莫辨而具有收錄價值的範圍，至少不是偽器，這對器物的辨偽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有個別器物，作者隻對其銘文提出質疑，標出“疑偽刻”，這對鋻別青銅器銘文的真偽提供了有價值的佐證。2）在文字考釋方面表現出非常認真、嚴謹的治學態度。對銘文中不能確釋的字，作者均存其原形。對大量殘缺的字，剩幾筆就摩幾筆，決不揣摩或主觀臆斷。更重要的是對有些疑難字做了詳盡的考證，這些考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另外，作者對當時該領域的某些疏漏和失誤進行了認真地糾正。
這部20卷本的皇皇巨著不僅對中國古文字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推進作用，而且使我們了解到王獻唐先生對金類器物所做的精湛研究，進一步認識王獻唐在中國近代學術發展史上的地位。
王獻唐編寫此書時，幾乎遍尋20世紀上半葉所有的金石著錄，收錄的器物有樂器、酒器、水器、食器及其他雜器直到銅鏡、古璽、梵像等，幾乎包羅萬像，為一般著錄類書籍所罕見。所錄器物的時代，從商直至魏晉南北朝，跨越時限之長，也是同類著作所難以做到的。故此書的容量，無論在他編寫的那個時候，還是在21世紀的今天，都屬於相當博大的類型。《國史金石志稿》的釋文和案語，再一次顯示王獻唐一絲不苟的治學作風，它既反映了半個世紀前的學術水平，也向我們提供了今天治學的榜樣和同類學科研究的重要參考。王獻唐（1896年－1960年）是與唐蘭、郭沫若等齊名的金石學家和古文字學家。他在20世紀40年代擔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期間和晚年主持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時，對收集、保護管理山東的珍貴文物和文物圖書做出過重要貢獻，對山東地區田野考古的初步開展也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學術上長於金石文字和版本目錄之學，治學嚴謹，著述甚多，詩、書、畫也有很深的造詣。已出版的《中國古代貨幣通考》、《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臨淄封泥文字》等著作，早為大家所熟悉，但久已聞名的《國史金石志稿》卻一直沒有出版，而且手稿也不知去向，成為學界的憾事。後由南京第二檔案館提供信息，其家人終於在南京第二檔案館見到了這部塵封60多年的巨著手寫稿。
王獻唐編寫此書時，幾乎遍尋20世紀上半葉所有的金石著錄，收錄的器物有樂器、酒器、水器、食器及其他雜器直到銅鏡、古璽、梵像等，幾乎包羅萬像，為一般著錄類書籍所罕見。所錄器物的時代，從商直至魏晉南北朝，跨越時限之長，也是同類著作所難以做到的。故此書的容量，無論在他編寫的那個時候，還是在21世紀的今天，都屬於相當博大的類型。《國史金石志稿》的釋文和案語，再一次顯示王獻唐一絲不苟的治學作風，它既反映了半個世紀前的學術水平，也向我們提供了今天治學的榜樣和同類學科研究的重要參考。
現出版的《國史金石志稿》（青島出版社）20卷，編撰於1943年。從其說明獲知：原計劃全書分為金、石、骨玉、陶木四類，基本完成的是金類部分；所錄各器，以民國年間出以來著錄者為限；著錄之器，以有銘文者為主，無銘而器制花紋有關典要者，亦酌錄一二。這便不同於一般的金文集錄之書，需要在編纂時（通查清人及以前各書），剔除早已著錄的器物，以期更加明確地以來金石方面的考古成績，在中國金石考古之學的發展史上有其重要意義。據統計，書中著錄之器共計4854件，引用書籍圖錄70餘種；時代上包括商、周、秦、漢，及至魏、晉時期；器類上既有樂器、酒器、水器、食器和烹飪器，又有兵器、工具、車馬器、度量衡器和其他利器，甚至還有通常單獨成書的玉印和貨幣。書中所錄銘文，對近人已有考釋，或持善而從，或隨時改定；未考釋者，則自為釋文。內容之豐富實屬罕見。
《國史金石志稿》的精深之處還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器物的選錄都經過作者認真辨偽。正如作者在說明中所說，“各書著錄之器，有在本書範圍，而本書不收者，其器類為偽作”。其中有23件器物，作者眉批“疑”字，也就是說這些器物屬於真偽莫辨而具有收錄價值的範圍，至少不是偽器，這對器物的辨偽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有個別器物，作者隻對其銘文提出質疑，標出“疑偽刻”，這對鋻別青銅器銘文的真偽提供了有價值的佐證。2）在文字考釋方面表現出非常認真、嚴謹的治學態度。對銘文中不能確釋的字，作者均存其原形。對大量殘缺的字，剩幾筆就摩幾筆，決不揣摩或主觀臆斷。更重要的是對有些疑難字做了詳盡的考證，這些考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另外，作者對當時該領域的某些疏漏和失誤進行了認真地糾正。
這部20卷本的皇皇巨著不僅對中國古文字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推進作用，而且使我們了解到王獻唐先生對金類器物所做的精湛研究，進一步認識王獻唐在中國近代學術發展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