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賣點

1. 一部全面探討魏晉清談歷史進程的著作，拓展魏晉清談的研究空間。蔣凡、胡曉明、戴建業、劉強等學術名家一致推薦。


2. 全景呈現屬於“魏晉清談”的兩百多年壯闊歷史。本書主要以時間為軸線展開，以清談為本體，書寫其中具體的人、事、理，全景式書寫魏晉清談的歷史。


3. 以近兩百位魏晉名士為主要線索，展示魏晉風度的方方面面。書中涉及近兩百位參與魏晉清談的人物：何晏、嵇康、王羲之、謝安……暢談他們的清談事跡，書寫魏晉清談“談”什麼、怎麼談、在哪裡談、與誰談，折射與之相關的思潮、政局、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


4. 綜述前人觀點，重新界定清談的內涵。本書圍繞“談”本身，旁征博引，重新界定了清談的內涵，解析了清談的程式、內容和談者的動機，揭示了魏晉思想的自由與深度，展現了語言運用和哲思玄想的極致。


5. 網羅與魏晉清談有關的史料，最大程度地求真，詳盡、可靠。作者深研《世說新語》多年，在《晉書》《北堂書鈔》《高僧傳》等史書、類書、筆記、傳記材料中搜羅與魏晉清談有關的記錄，精讀清談名作如《人物志》《聲無哀樂論》等，力求詳盡，還原清談的盛況。

編輯推薦

    餘英時先生評唐翼明先生《魏晉清談》，稱許其“把‘清談’從這種種籐葛中抽離出來，當作一個獨立的歷史現像來處理”。龔斌教授的《魏晉清談史》也是這一研究路徑，並針對《魏晉清談》方法論上的瑕疵有所補充和推進，既不將清談混入魏晉思想和政治社會問題，也不拘泥於單一的邏輯套路。這本書著重人的言行與影響，穿透已在歷史中變得冗雜、帶有過多價值判斷、有時甚至自相矛盾的清談概念，將“魏晉清談史”要書寫和研究的對像界定為：“一般具備問答形式、讓人品味的語言藝術。”這樣一來，清談的內涵更豐滿了，以這個內涵為基礎去研究它的歷史，就會看到它的規模、影響力其實遠超我們的想像。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魏晉兩朝人，從皇帝到寒門子弟、販夫走卒，他們的喫穿住行、升官發財、國破家亡都可以透過清談去探究，有些人甚至可以說是生於清談死於清談。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以為隻有談論玄奧的哲理纔是清談，而且以為魏晉玄學、魏晉名士等都是抽像、飄渺的文化符號，是放誕、叛逆、頹廢的像征。這本《魏晉清談史》呈現了魏晉清談更完整的面貌。借由此書，我們可以進入魏晉名士的生活和理想之最具體處，不僅是風流、疏狂、酗酒嗑藥，也有病痛、情欲、功名、家國情懷……“魏晉清談”不僅是思想史、文學史的一枝奇葩，也是真實的、壯闊的一段歷史。

    以“問答”為清談的本體，也為魏晉清談研究和清談本身注入更多活力。作者龔斌教授指出，西方哲學大多依靠書寫邏輯展開，中國哲學則多在對話中發生。通過對話來研究中國哲學或許更能接近古代哲人思想的真相，魏晉清談為這類研究路徑提供了豐富的樣本。另一方面，“問答”是最基礎的交談形式，以此為清談的本質，似乎使得玄奧、風流的魏晉名士生活方式與日常生活有了呼應。

後記：魏晉清談二百年，談何容易！

始於漢末，止於晉宋之際的魏晉清談，是魏晉思想文化思潮的集中體現。那是哲思與言辭綻放的奇異花朵，引起後人無盡遐想。在前後長達二百年的時間裡，上至帝王，下至一般士人，或爭勝於談席之上，或晤言於曲室之中，論辯驚心動魄，美談賓主愉悅。

可嘆時間如流水無情，記錄當年清談的文獻丟失了太多，除了《世說新語》，鮮見其他文獻的記載。也許，這正是魏晉清談研究長期冷清的原因吧。

四五年前，我細讀唐翼明先生的大作《魏晉清談》。唐先生的再版序言有二段話說，自他的這部著作問世二十多年，“中外學者對魏晉文化與思想的研究續有新績，但僅就魏晉清談而言，卻似乎沒有什麼新的進展。”“學術界對於魏晉清談這一重要學術文化現像仍然重視不夠，研究不夠。”唐先生所言，於我心有戚戚焉。回想自己忝為魏晉文化的研究者，似乎從未特別思考過魏晉清談的歷史，更沒有想到魏晉清談還有沒有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唐先生的話和他的大作，給了我啟示，也令我怦然心動：我要嘗試寫一部全面探討魏晉清談歷史進程的專書，拓展魏晉清談的研究空間。所以，要說拙著寫作的最主要的因緣，應該就是唐先生以上的兩段話。為此，我要向唐先生致敬，致敬他的出色的研究，致敬他對推進魏晉清談研究的關懷和期望。

2021年初，我放下手中正在進行著的工作，開始寫這本書。到了 2022年 2月中旬，完成了初稿。之後，對書稿的部分內容作了幾次修改。去年 9月中旬，聽取某家出版社編輯的意見，對清談的含義再作思考及界定，補寫《何謂清談》一文，作為書稿的前言。從去年春天到今年春末，約有一年多，這部書稿“待字閨中”。今年五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接受了書稿，決定於一年內出版。我平素心儀這家出版社，贊賞他們學術視野廣闊，出版了

許多高品味的好書，在出版界享有盛譽。然一直沒有機緣與他們合作。這次機緣來了。我實實在在感受到他們對於學術問題寬容的態度，能尊重不同的學術見解，為創造百花爭艷的學術的理想境界而不斷前行。

當年，“談何容易”；今天，談論魏晉清談的歷史，同樣“談何容易”。不容易是記錄當年清談的文獻非常稀少，好在有了《世說新語》這部奇書，後人纔得以了解清談的程式、內容和談者互爭短長的激情。有人稱《世說新語》是清談的教科書，有人說《世說》三十六篇都是清談——那是言過其實了。但《世說》確實記錄了大量的清談故事，特別有價值的是《世說·文學》保存六十個左右的玄談故事，其他《言語》《雅量》《識鋻》《賞譽》《品藻》諸篇，也有不少屬於雅談、美談的記錄。

不過，僅僅憑《世說》記載的清談，還不足以再現魏晉清談的全幅歷史。明顯的事實是，《世說》記錄東晉時江南名士的清談，包括南方僧人及北來僧人的清談，而幾乎不載中國北方的清談。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世說》的編撰者，以為北方是異族統治的政權，名士風流在那兒早滅絕了。確實，西晉覆滅之後的中原，戰火、天災、饑饉一波接著一波，留在北方的一些文士，苟活於亂世，何有清談的環境與談論的興趣？不過，在史書中偶見有中原文士清談的記載。《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四《後趙錄》四說：張躍“學敏纔達，雅善清談”。甚至隻知殺人的石勒，也有風雅的一面，常令儒生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之善惡，朝賢儒士莫不歸美焉。可見，北方也有清談人物。當然，北方的清談與江南名士的清談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我向來認為，不論是歷史研究還是文學研究，終極目的是求真。求真是學術研究的根本原則和最高境界。然而，達到求真的目的很難很難。其中，最難在於歷史文獻的大量缺失。魏晉清談的研究就屬於這種情況。

為了最大程度地求真，還原當年清談的盛況，拙著在以下方面作了努力。

一、充分利用《世說新語》及劉孝標注。如前所述，《世說·文學》是魏晉清談最有價值的記錄。此外，《言語》《賞譽》《品藻》諸篇中的美談、人物品題，多有清談的記錄。魏晉清談固然以玄談最具學術史、思想史價值，但缺少了人物品題和許多雅談美論，則未免使多姿多彩變為單調艱深。

二、從史書、類書中鉤沉清談人物與清談事跡。譬如《三國志·魏志·管輅傳》及注引《輅別傳》中，就保存了許多管輅在冀州清談的資料。迄今為止的魏晉清談研究，以地域而言，皆局限於西晉都城洛陽和東晉都城建邺，再旁涉會稽。可是，當我們注意到了《管輅傳》和《輅別傳》，就看到了更為廣闊的清談地域，說明魏代的清談並非僅在洛陽。再有，洛陽周邊的山陽，嵇康、阮籍、向秀、王戎、呂安、趙至等人也在清談。可見洛陽的正始之音消歇之後，清談在別的地方仍在繼續。

復原東晉的清談也是這樣。建邺是最主要的清談中心，此外武昌、豫章、荊州等地的幕府，都是清談的中心。特別是荊州，桓溫經營三十年，網羅天下奇士，很難想像，這裡不會發生清談。可惜，記錄荊州文事之盛的文獻散佚殆盡。隻有在翻閱《隋書·經籍志》時，看到隋代著錄的桓溫、郗超、王珣、習鑿齒、伏滔等人的文集時，不禁會遐想當年桓溫及四海奇士作文辯論、清談不已的情景，然後唯有逝川之嘆而已。

三、盡可能描述和說明魏晉清談的生動場景。《世說新語》記錄清談的過程和場面，大多非常簡略，隻有少數比較生動。其實，那些闡述義理的清談，充滿了激烈的論難，彼此之間反復的爭論，歷時很長。譬如王導與殷浩清談，“遂達三更”；與祖約夜談，“至曉不眠”。孫盛與殷中軍共論，“往反精苦”，“賓主遂至忘食”。支道林論《逍遙遊》，“支作數千言，纔藻新奇”……讀上述描寫，雖然能知論難雙方長時間的爭論，但總是得不到具體生動的印像，無法想像其場景。然而，如果讀嵇康《聲無哀樂論》《養生論》，讀向秀《難養生論》，就可以彌補無法想像清談場景的遺憾。那些通宵達旦，廢寢忘食，往反精苦的談論，必如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及《養生論》，在剝繭抽絲一般的論述中，層層展現義理的精妙。遺憾殷浩、支道林等一流清談家的文集湮沒不聞，否則其中必定有許多玄談論文，保存著清談的真實記錄和原始風貌。

四、梳理魏晉清談世家的歷史。中古時期的世家大族是文化的創造者和引領者。魏晉清談的起源與發展，世家大族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拙著考察漢魏兩晉的清談世家，如潁川荀氏、河東裴氏、瑯邪王氏、太原王氏、陳留阮氏、陳國謝氏等。這些著名的文化世家，視文化的傳承為延續家族榮光的生命線，清談人物輩出。同一家族中，有的善論儒，有的善論道，例如荀氏。

五、以為佛教清談是魏晉清談重要的一翼。《世說·文學》中記載談佛論道的故事有十餘則，由於編者受到文獻缺失的局限，佛教清談隻存在於江南的名僧與名士之間。其實，佛教傳播中國的陸上路線是由北至南，由西北而至東南沿海。早在漢末，西域來華的僧人之間已在談論佛道了，時間上並不比清談儒道來得晚。相當於東晉初期和中期，以釋道安為代表的中原僧人，已經在辯論儒道與佛經的同異了。東晉後期，長安以西域高僧鳩摩羅什為代表的僧團，廬山以慧遠為代表的僧俗，講論佛經奧義是經常的事，出現了道融、僧肇、慧遠、竺道生等一流的佛學大師和雄辯家。佛教清談時講席之宏偉，道俗聽眾之多，都遠超世俗名士之談玄，顯示佛教清談具有強大的理論活力。拙著專立一章，詳述漢末之後佛教清談的歷史。

以上所述，是拙著對於魏晉清談的主要幾點理解。其他如東晉江南清談開始的時間，東晉中後期清談的分期，殷浩、王濛、劉惔等清談家的清談個性等問題，也作出了初步的分析研究。自己勉力為之，希望引起同道共同探討的興趣。在拙著將要問世之際，對關心和幫助過我的所有朋友，一並表示真誠的謝意。同時，特別要感謝拙著的責任編輯張潔、周莉

娟兩位女士，感謝廣西師大出版社編輯團隊的辛勤付出。他們認真踏實，富有效率，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風，給我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像。

龔斌

2023年 9月 3日

——選自龔斌《魏晉清談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

龔斌先生《魏晉清談史》以求真求實的嚴謹科學的態度，為學術研究樹立了高標，並全面梳理了魏晉清談的歷史：追溯清談的源流；界定清談的內涵；生動而具體地描繪清談論難的場景，歷歷如在眼前；詳述清談人物的世家傳承。作者再現了當時雅言哲思，並論及儒、道、佛三家思想的衝突、踫撞，及火花閃現之後的思想融合，凸顯了魏晉時代的思辨與精神生活之自由，實是將魏晉清談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高度。

——復旦大學教授  蔣凡

魏晉清談不僅是文學史上的風雅故事，而且是哲學宗教歷史社會學探討的重要窗口。可惜的是，這方面的研究由於資料缺少，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推進。現在龔斌教授的這本書，從魏晉清談的內核《世說新語》中挖掘材料，從史書、類書中鉤沉清談人物與清談事跡，為我們展開了一幅生動豐富的歷史畫卷。龔斌教授在魏晉文學與思想文化領域的造詣之深，當今罕有其匹。我相信這本書的面世，一定會給我們關於魏晉思想相當可靠的精到表達。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胡曉明

龔斌教授是一位研究中古文化的名家，他的《世說新語校釋》是一部學術名著，而《世說新語》又被譽為“魏晉清談的百科全書”，因此，其《魏晉清談史》寫得既有料又有識，我們讀來既有益又有趣。  

       ——華中師範大學教授  戴建業

魏晉歷史文化之研究近些年方興未艾，成果迭出。就玄學清談研究而言，三十年前有唐翼明先生之《魏晉清談》開疆拓土，引領風氣，今則又有龔斌先生《魏晉清談史》闡幽發微，全幅呈現魏晉清談之始終。龔先生此書，既有史眼卓識，又有玄心洞見，不惟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勾勒出一部魏晉清談動態之歷史，而且長於邏輯推理與情境再現，所得結論平實可靠。尤其對清談概念之辨析，清談世家之鉤沉，東晉一流清談家談論風格之區別，以及佛教清談專章之討論，乃本書最見功力與精彩處。此書之出版，必能為魏晉六朝人文歷史之研究造一新局，開一生面！

                   ——同濟大學教授  劉強

魏晉清談的歷史充滿天纔與狂士，管輅於其中稱得上“平平無奇”。但管輅評價大名鼎鼎的何晏，隻認為何口纔不錯但思想未必深邃，結合管輅的“副業”和為人，也許就可以理解他為何不太看得上何晏談易了。

——編者按

管輅談《易》：服膺聖人之教，像數與義理兼通

現存正始年間談《易》資料最多最詳者，不是王弼、何晏，也不是某一文化世家的《易》學家，倒是被看作術士的管輅。管輅太幸運了。他先前在冀州談《易》（詳見第二章“魏初清談述論”），後來大概在正始六年之後，經友人趙孔曜的推薦，大得冀州刺史裴徽的賞識。曾在京師洛陽經常主持清談的裴徽，外任冀州刺史，一時找不到可以共談的異纔，未免覺得郁悶，思量回京師，好繼續與一流的清言家共談玄虛。想不到草野之地還有像管輅那樣的英纔，大喜過望，日夜與之清談。

正始九年十月，管輅舉為秀纔，告別裴徽，前往洛陽。裴徽告誡輅：“何、鄧二尚書，有經國纔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三國志·魏志·管輅傳》裴注引《輅別傳》，頁 819）據裴徽之言，徽在洛陽必同何晏談《易》，也談《莊》《老》。否則，不會準確評價何晏“神明精微，言皆巧妙”的優長，也不會知曉何晏“自言不解《易》九事”，並預言管輅此去洛陽，何晏必以《易》九事相問。

管輅從未與何晏共談過，經裴徽的介紹，他評論何晏談《易》“未入於神”，說：“何若巧妙，以攻難之纔，遊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像，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久……”（《三國志》，頁 819、820）裴徽稱贊何晏“神明精微，言皆巧妙”，是指思維及心思精深細微，談辭巧妙，義理和言辭二者皆優。管輅則完全不以裴徽所言為然，以為何晏的巧妙，不過是攻難之纔。言外之意，何晏不是自創新義的異纔，不過遊辭於形體之表，未入於陰陽變化的神妙境界。何謂神？《易·繫辭上》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韓康伯注：“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何謂“入神”？管輅解釋說：“測算歲時的運行，推究陰陽變化，探求玄虛之道，窮究有形與無形，然後觀覽道之無窮，何有空閑說一些意義不大的言辭？如果想以分別老、莊的次序而領悟爻像，喜歡小辯論而興浮淺的辭藻，可以說這是用箭射靶，並不是破秋毫之妙。”正始之初，何晏的清談雅論，為世人一致宗仰，以致曹羲贊嘆“妙哉！何平叔之論道盡其理矣”，現在竟然被管輅批評得一無是處。

正始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管輅為何晏所請，果然共同談《易》九事。九事既明，何晏對管輅說：“聽聞君蓍爻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至三公不？”又請管輅解夢：“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凱輔弼重華（舜）、周公之翼成王的故事，以為這是“履道休應”—履道而行，好事相應，非是卦爻所明示的。言外之意，是以聖道警示何晏。《輅別傳》說：管輅“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管輅服膺儒家聖人之教，勸勉何晏“履道休應”，告誡何：“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解何晏鼻上青蠅，驅之不去之夢，推究爻像立義，希望何“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像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管輅據爻像以卜吉兇，說明其《易》學，仍屬漢《易》像數一派。鄧飏因之微諷管輅乃“老生之常譚”。（上見《三國志·魏志·管輅傳》，頁 820）

《輅別傳》又記鄧飏問管輅：“君見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贊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雲雲。“善《易》者不論《易》”，意思是注重《易》理，不可僅遊於爻像之表，應合道入神，其意與玄學家的“得意忘言”之意相同。

“善《易》者不論《易》”一句，對於評價管輅的《易》學，十分重要。不可以因管輅精於爻像占卜，認為他純屬《易》學像數派。其實，管輅《易》學既重爻像，亦重《易》義，例如《輅別傳》記輅與安平太守王基論《易》道說：“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像而任胸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以為性與天道，正是察爻像而得的主旨。換言之，不能背離爻像而任意談論性與天道。至於管輅論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化，無有常體，顯然是超越了固定的爻像，忘像得意，一律歸之於道，更是非常精闢的見解。

《輅別傳》所記裴徽與管輅共論何晏之纔及清談的特點，是了解正始清談人物優劣長短的重要史料。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纔名，其實如何？”輅說：“其纔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纔。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纔則淺而流絕，得中纔則遊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纔也。”裴使君說：“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管輅以盆盎之水，喻何晏之纔。“所見者清”，謂論有形為清；“不見者濁”，謂論無形則濁。這二句即批評何晏之纔，“遊形之表，未入於神”之意，以為何晏不是大纔，不廣博，不務學。後面又指出何晏說《老》《莊》《易》的短處是“巧而多華”“美而多偽”，結果“道浮”“神虛”，乃是“少功之纔”。裴徽同意管輅的評價，並指出何晏清談“辭妙於理，不能折之”，也就是言辭巧妙、華美，而析理不足。

大約管輅與何晏談《易》後不久，過魏郡太守鐘毓，共論《易》義。《輅別傳》說：“魏郡太守鐘毓，清逸有纔，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為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像，義皆殊妙，毓即謝輅。”不知鐘毓以《易》中二十餘事難輅的詳情，所知者鐘毓雖竭盡其纔，以為自己的問難已是精妙之極了，想不到管輅有問即答，有疑即解，勢如破竹，義皆殊妙。鐘毓自稱不如，甘拜下風。

《輅別傳》又記石苞與管輅相見，輅為苞論數：“夫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這裡的數，指術數，如卜蓍之類。神妙之數，可以通道，難以言論。故管輅引孔子所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旨在說明術數的神妙，是可以與道相通，難以言論的。上文說，管輅論《易》與得意忘言之說相通，這裡管輅論數，又得一印證。

《魏志·管輅傳》及輅弟管辰所撰的《輅別傳》，詳細記載了管輅始自十五歲至正始之末三十年間的讀《易》、占卜、談《易》的經歷，據此可以考見管輅本人的《易》學之精、術數之神，同時也可了解他與當時善《易》者談《易》的具體場景，對於理解漢魏之際《易》學的發展與派別特別有意義。關於管輅先前在冀州談《易》，上章已詳述，以下論管輅在正始年間談《易》的幾個問題。

（一）管輅為主的談《易》群。《輅別傳》說：裴徽、何晏、第四章正始之音（下）

鄧飏及鄉裡劉太常潁川兄弟，五人認為管輅稟受天纔，明陰陽之道，吉兇之情，倘若學到他的法門，也能夠像他一樣，不是很難的事，平常皆服貼管輅的《易》學。管輅則自稱與裴徽等五人一起清談，使人精神清發，夜裡也無睡意。與五君之外的人共談，白天也想睡覺。可見五君入管輅法眼，其餘不足數。而《魏志·管輅傳》記輅與何、鄧二尚書清談，說後者是“與死人語”。又《輅別傳》記輅稱何、鄧是“鬼躁”“鬼幽”。一面說與五君清談使人精神清發，一面又說何、鄧二人的談論是“死人語”，顯然是矛盾的。或許何、鄧被司馬氏誅殺後，忠於司馬氏的史家曾展開過一輪對失敗者的“污名化”運動，肆意貶損何晏及鄧飏等忠魏的名士。歷史的真實不當如此。

（二）漢末，談《易》風氣已經相當普遍，談《老》《莊》則稍後。正始時，談論“三玄”已成常態。夏侯玄作《本玄論》，何晏注《老子》，作《無名論》，可能在正始之前。若這個判斷成立，則稱魏明帝末年，已經開始談《老》，恐怕與事實相近。王弼弱冠詣裴徽，兩人談“無”及《老》《莊》，證明正始之初，《老》《莊》進入談席。《輅別傳》載：管輅在裴徽面前評價何晏清談，“故說《老》《莊》則巧而偽”，雲雲。裴徽同意管輅的看法，說：“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說明至遲在正始之初，管輅、裴徽、何晏等已經經常清談“三玄”了。

（三）管輅的《易》學造詣。管輅屬於魏國著名的術士，他的《易》學與王弼、何晏不一樣。後者為玄學家，其《易》學擯棄爻像，專重義理。管輅《易》學，宗尚京房《易》，“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輅別傳》）。《周易》本來就是卜蓍之書，管輅精《易》之爻像，以占吉兇，自是分內之事，題中之義。但他的《易》學又高於一般的占卜之術，能夠從爻像出發，進而探究性與天道。故管輅《易》學雖屬漢《易》的像數學派，但又超越爻像，兼善《易》義。他以為何晏談《易》，“遊形於表，未入於神”，即停留在有形之表，尚未達到道之神妙之境。何晏不明《易》之九事，輅為之指明；鐘毓難輅二十餘事，自以為所難至精，輅尋聲即答，鐘嘆息不如。證明管輅爻像與《易》義兼精，為魏代一流《易》學家；也說明漢末以後的《易》學，雖有像數、義理兩派之區別，但二者可以相通，可以兼善，並非水火不容，非此即彼。

——選自龔斌《魏晉清談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