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鵜鶘英格蘭史》（The Pelican Histories of England）繫列叢書具有裡程碑式意義，在20世紀後半期為讀者提供了大量優秀作品。在撰寫本書時，我很清楚伊恩·裡奇蒙德（Ian Richmond）所著的《不列顛尼亞》（Roman Britain）早在1955年就已出版，距今已有50年，該書及其修訂版至今仍在銷售。事實上，有關不列顛尼亞的歷史書籍數不勝數，但卻很少有作者能有伊恩這樣的見解和深度。因此，我也跟其他新叢書作者一樣，在從21世紀視角解讀這段歷史時，惶恐自己難堪大任。近幾十年，英國成為羅馬帝國行省研究中最炙手可熱的研究對像之一，正因如此，給出優秀的綜合性解讀就更難。另一個挑戰是要講述英國整體在那一時期的歷史，而並不僅限於不列顛群島的東南部。每一段對歷史的講述都帶有作者所處時代的特征，伊恩是從現代殖民主義早期角度解讀歷史的，而我則是從更充滿質疑的後殖民主義視角出發。在這種視角下，“帝國”不再被認為是一個褒義的文明力量。羅馬帝國侵占英國所帶來的歷史影響並非都是正面的，但對於現代讀者來說，他們一直以來所接受的教育都認為羅馬帝國隻帶來了積極影響。
我撰寫本書的時間比企鵝出版社和我預計的都要久［在這裡我必須感激主編大衛·康納汀（David Canandine）以及我的責任編輯西蒙·溫德爾（Simon Winder）的耐心和堅持］。出版的延期說明在過去10年有眾多新出版物集中湧現，同時也表明了我獨樹一幟的決心，力圖讓本書區別於其他羅馬不列顛主題的書籍，為讀者提供全新視角。簡單來說，我想寫作一本會引發爭議，但最終能得到大多數讀者理解和認同的書，引導人們在遇到一些沒有明確答案的難題時，能有意識地獨立思考。在寫作過程中，我盡量避免使用那些在人們心中似乎已經固化的學說去講述或解釋，比如最具代表性的“羅馬化”（Romanization）（“羅馬化”這個概念似乎可以解釋一切，但又好像什麼都沒解釋清楚）。在書中我沒有用“羅馬化”做出論斷，而是為讀者提供一個分析框架，以行省社會的三大群體為基礎（軍隊、城市、鄉村社群），探討羅馬統治下它們各自身份特征的體現。
本書屬於歷史書繫列，其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是確定的。傳統的羅馬不列顛主題書籍的敘述重心都是軍事問題，我在傳統寫法的基礎上采用一個新視角去解釋。我將重點放在介紹軍事占領的普遍特征上，避免贅述細節，如軍事占領行動的具體時間，何時占領了哪座堡壘等。在書中，我嘗試去展現軍事集團與平民社會之間的相互影響，並盡可能地在敘述時引入一些真實人物。同時，在對社會與經濟史進行探究時，我也結合了大量的考古學證據。但是，如果在進行綜合論述時隻一味關注考據，也不足以完成本書。我有意將傳統歷史與近期理論考古學所強調的一些社會問題相結合。在用文字重現當時人們的生活狀況時，其中一個難點在於如何結合他們所處時期的物質文化來解釋其思想和行為。我確信，正是因為有了大量高質量數據（尤其很多數據與一些具體考古成果相關），不列顛就是研究羅馬帝國區域特征中的最佳案例。本書隻提供一個大體框架，我真誠地希望有更多研究者能加以完善。
這就是我個人眼中的羅馬不列顛歷史，我想說明，本書所呈現的世界與許多同主題書籍完全不同。與此同時，我認識到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這一事實，纔能建立自己的觀點，正是前人的成就纔使這部新作得以出現。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將關於這一主題新舊研究方法的精華融合起來。書中無法避免會有一定程度的推測——盡管我認為就算是正統觀點的一些重要假設同樣缺乏證據支撐，而且我的說法在許多方面都合理恰當。但重要的是，無論讀者對這一研究主題陌生還是精通，我都希望吸引住他們，並激發他們的興趣，哪怕有些人可能最終並不同意我的部分結論。本書標題的時間跨前54年愷撒的第二次征戰結409年不列顛行省最後起義這一段時間，我認為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不列顛群島的一部分在這段時間是在帝國統治下。這是一段外族統治的漫長歷史。正如本書原稿的一位評論者簡明扼要地提到的那樣，筆者觀點的一個基本要素就是“羅馬不列顛時期令人討厭、野蠻而又漫長”。
本書撰寫過程中有許多人幫助了我，在此我隻能感謝一小部分人。本書要獻給兩位哈羅德·馬丁利，正是他們最先為我描繪了古老的羅馬世界。我孩提時代最初的回憶就是坐在祖父膝頭，聽他講古羅馬神話故事。我收藏的由他翻譯的塔西佗《阿古利可拉傳》（企鵝出版社英譯本）是我所有藏書中飽受贊譽的一本。我父親一直影響著我，我希望自己繼承了他的一些品質，有能力提出讓古代史的學術正統難以回答的問題。第三個影響較大的人是我在曼徹斯特的博士生導師巴裡·瓊斯，他使我投身到羅馬考古學的研究中。導師於1999年早逝，我失去了一位朋友和顧問，我十分難過沒有機會與他分享這本書的原稿。托尼·伯利同樣培養了我對羅馬史的興趣，並源源不斷地給予我建議與支持。他對本書幾個章節的初期草稿提供了很多意見，隨後向我提供了他寶貴的《不列顛的羅馬政府》（The Roman Government of Britain）一書（那時該書尚未出版），並在最後承擔了閱讀整個手稿的任務。除了糾正我那數量巨大而令人難堪的錯誤之外，他還貢獻啟發了很多挈領全書的智慧和許多特定觀點，幫助我寫出了一本比原稿優秀很多的書。許多其他學者和專業考古學家已經回答了我的問題，為我的大膽假設提供保障，並寄給我抽印本和未發表作品的文本。我要特別感謝格雷姆·巴克、保羅·貝內特、羅賓·伯利、羅傑·布蘭德、大衛·布列茲、彼得·卡靈頓、希拉裡·庫爾、約翰·克萊頓、巴裡·康利夫、西蒙·埃斯蒙德·克利瑞、S. S. 佛瑞裡、邁克·富爾福德、邁克爾·吉文、克裡斯·戈斯登、比爾·漢森、伊恩·海斯、理查德·興立、布魯斯·希欽納、尼克·霍奇森、瑞克·瓊斯、約翰·曼利、馬丁·米萊特、大衛·波特、已過世的蒂姆·波特、理查德·裡斯、蒂姆·思特裡克蘭德、羅傑·湯姆林、彼得·威爾斯、史蒂夫·威爾斯、安德魯·威爾遜、羅傑·威爾遜和格雷格·伍爾夫。我還要感謝萊斯特市維傑斯頓伊麗莎白一世書院的蘇珊娜·布萊克莫爾，她耐心地回答了有關當前英國高中課程中羅馬不列顛史教學的問題，也讓我女兒瑞貝卡對羅馬不列顛歷史產生了興趣。
自1992年以來，作為萊斯特大學考古學和古代歷史學院蓬勃發展的羅馬、鐵器時代研究團隊的一員，我從中受益良多。非常感謝與我或短或長共事的同事們——科林·亞當斯、格雷姆·巴克、理查德·巴克利、尼爾·克裡斯蒂、帕特裡克·克雷、尼克·庫珀、海拉·埃卡德、安迪·加德納、梅爾·吉爾斯、安妮·格蘭特、科林·哈塞爾格羅夫、西蒙·詹姆斯、 艾倫·麥克維爾、瑞秋·波普、喬納森·普拉格、埃伯哈德·索埃、莎拉·斯科特、格雷阨姆·希普利、傑裡米·泰勒、約翰·範德波爾、瑪麗克·範·德·維爾、簡·韋伯斯特。我也從一群相當優秀的萊斯特大學羅馬史方向（他們的研究方向不都是羅馬不列顛）的研究生中受益匪淺，他們幫助我加深了對這一主題，尤其是新的偏理論研究方法的理解：詹妮弗·貝爾德、安德魯·伯利、阿方索·伯格、弗蘭·康德龍、約翰·庫姆斯、勞拉·克裡普斯、加裡克·芬查姆、科林·福西、漢娜·弗裡德曼·吉莉安·霍克斯、安娜·利昂、米歇爾·曼、朱迪·米德、菲爾·邁爾斯、多米尼克·皮爾因、尼克·瑞、朱迪斯·若斯丁、湯姆·如斯特、艾琳·舒福勒－科博、丹·斯圖爾特、羅伯·維切爾和斯蒂芬·楊。另外，本書許多偏推測的觀點在歷屆本科生課堂上得到了實驗，學生們滿懷良好的幽默感和熱情去理解後殖民思想和身份觀念，並提出了一些非凡見解。
除去托尼·伯利之外，牛津考古學院的保羅·布斯以他一貫的敏銳態度閱讀了全文。本書的成書采納了他的許多建議（以及新發現的信息）。還有一些讀者針對本書的個別章節提出了建議，使文稿質量大為改善：尼爾·克裡斯蒂、西蒙·詹姆斯、理查德·辛萊、科林·哈澤格羅夫、布魯斯·希欽納、米克·瓊斯、安德魯·伯利、朱蒂絲·羅斯滕。傑裡米·泰勒提供了圖13所依據的原始數據，並由喬·斯金納根據我未經加工的材料畫出了插圖。企鵝出版社的西蒙·溫德爾是一位理想的編輯，他溫和地說服我卸下初稿過長的包袱，並就如何加強論證提供了富有洞察力和相當有幫助的指導。珍妮特·泰瑞爾編輯校對了本書書稿，理查德·杜吉德、麗貝卡·李和克洛伊·坎貝爾幫助本書的印刷生產工作順利完成。珍妮·馬丁利編制了索引。
人們通常會原諒那些負責閱讀書本原稿的人的疏漏。這一點對於本書的許多方面都尤其必要，因為這是一本實驗性、推測性和力求創新的書。在選擇性接納讀者的建議後，我試圖在書中保留我自己的認知架構。最後，這是從我的“視角”觀察的歷史，我對所有剩餘的錯誤負有全部責任。這是一本關於身份、社群和地區的書，某些部分需要一定程度的細節來說明主題。我希望對該主題熟悉或陌生的讀者都能夠面對這一挑戰，並受到鼓舞，查閱參考書目以加深對特定主題的了解。
該書於2004—2005學年完成，並獲得了萊斯特大學研究假期獎和AHRC研究假期獎。我非常感謝同事們，特別是校長瑪麗蓮·帕爾默的支持。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在幾個章節中個別段落是基於我以相當迥異的形式（更全面的參考）在《羅馬考古學學報》上發表的材料所撰寫的，我很榮幸可以在這裡向學報編輯約翰·漢弗萊表示感謝。
我也感謝自己的大家庭（父母、姐妹和各位姻親）和對項目保持熱情的朋友，是他們使我專注於本項目。我必須特別感謝珍妮、瑞貝卡、蘇珊娜和道格拉斯，他們和我一起見證本書的撰寫，幫助我保持工作進度。在自身職責之外，他們還閱讀、評論文本；考察遺址並討論想法。更重要的是，他們給予了我最需要的時間和空間。多虧了他們，我的熱愛終於以本書呈現出來。
2005年6月於萊斯特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