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天下耳目新 001

一臨危定策 003

二迎取天子 013

三懲抑宦官 022

四開放言路 038

五清查莊田 047

卷二君臣爭大禮 065

一統嗣之爭 067

二廷和罷歸 077

三血濺宮闕 085

四欽定大獄 096

五朝局大變 104

卷三崇道求長生 119

一齋醮緣由 121

二西苑齋醮 129

三道士受寵 135

四秘煉陰陽 143

五喜好祥瑞 155

六大興土木 160

卷四海盜亂江南 169

一爭貢之役 171

二朱紈巡撫 179

三海盜肆虐 193

四計擒盜首 203

五俞戚建功 218

卷五蒙騎踐京華 229

一邊關危機 231

二議復河套 245

三京師被圍 260

卷六操術與臣爭 279

一政歸內閣 281

二議禮貴人 291

三夏言之死 307

四嚴嵩久相 327

五操權有術 345

卷七家庭少歡情 365

一後妃阨運 367

二巡幸承天 382

三宮女縊君 400

四二龍不見 410

五辭世前後 430

附：嘉靖帝大事年表 451

五、操權有術

世宗自從迷上齋醮後，怠於臨朝聽政。嘉靖二十一年，宮中之變發生，他搬出乾清宮，入西苑齋宮專意“靜攝”，在以後的24年間，除“庚戌之變”迫於江山不穩，偶一召見群臣外，幾乎再沒有臨朝聽政。後代史家對大明天子幾十年隱於九重深宮而社稷江山安然如故，感到大惑不解。其實，世宗並非什麼超人，能洞悉朝中巨細，隻是把法家所強調的君主獨擅權術的理論運用得更為普遍、更為巧妙罷了。

世宗是一個極難侍候的君主，他沒有璋、成祖朱棣那樣的雄纔大略、文治武功，以及對權力的極端熱衷與施政上的“事必躬親”；也不似仁宗朱高熾、宣宗朱瞻基、孝宗朱祐樘那樣孜孜守成，傾心委任大臣以成治平之像；同時也迥異於乃兄武宗朱厚照那樣終日荒淫取樂，不理朝政。他曾致力於“嘉靖之治”，也為君臣契合以期恢弘祖業而付出代價，但這些轉瞬即逝。後來他日事齋醮，以興革禮樂為己任，耗費了國家無數人力、物力和財力。他雖“靜攝”西苑，但大權不曾失落，乾綱穩操在手，在他的面前，沒有成功者，幾乎都不得善終而去。這裡再總結世宗的統治術，將會更理解這位君主的內心。

權力是依據一定的職位而產生的支配地位和狀態，權術則是行使權力的方法以及為有效行使、控制、操縱權力而有意識創造的手段，它往往與權力的正常行使相區別，與按彼時的常規、法律、制度化行使的權力相配合，成為附著其中又遊離其外的某種特殊氛圍或形式。作為政治藝術的權術，並非是帝王的專有物，它存在於涉及權力關繫的所有人身上，然而，由於權術對權力的依賴關繫，權術隻對掌權者纔有意義和價值，而且掌權者的權力越大，權力對其意義和價值也就越大，遂使帝王成為使用權術頻率最高、條件最優越的人。韓非主張權術應由君主獨擅，即“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他為“術”下了明確的定義：“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這個概括，包含了君主對臣下的考察、監督、獎懲等整個過程，涉及君主役使、控制群臣的原則、方法。這位法家的集大成者還為君主總結了“七術”：“一曰眾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他用49個故事詳細闡述“七術”所蘊含的道理。

就世宗而言，在他即位的前幾年，需要樹立一種絕對的權威，因而直接批閱百官奏章，每日召見群臣，屬事必躬親型；操縱權力，甚至不惜一切代老勛臣，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眾人之上，大禮議就是集中的體現。嘉靖三年，楊廷和、蔣冕相繼辭職後，毛紀也遞交辭呈，他在辭呈書中這樣講：

昨聖諭國家政事，商榷可否，然後施行。內閣本等職業，顧臣纔疏望淺，不能仰承明命。如近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問，司禮監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榷矣，而皆斷自聖心。臣等所持愚見，未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於籉辱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以來所未有者，亦朝廷之大事也。指出中旨，臣等不得與聞。是知宣召徒勤，而扦格如故，慰留雖切，而詰責隨加。臣忝為輔佐，而可一日安乎？

毛紀的這份辭呈，把皇帝與閣臣間的關繫講得十分明白。“皆斷自聖心”，就是由少年天子來決定，內閣隻是一種裝飾品，所謂商榷與否，也僅是掩人耳目的官樣文章。世宗在執政的45年“皆斷自聖心”，是自始至終存在的，但在執政初期尤為明顯。從嘉靖朝總體觀之，世宗的統治術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恩威莫測，間取獨斷。

申不害曾說過：“一臣專君，群臣皆蔽。”最重要的是不使君主周圍出現“蔽君之明，塞君之聽”的權臣。為此，他為君主提供了一條反壅蔽之術：“明君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君。”意思是使群臣處於相同或相等的位置，不可過於突出或過於親昵其中的任何一兩個人。否則，專君的權臣就會“奪（君主）之政而專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國”。世宗一朝，共任用了28位內閣大臣，其中除嚴嵩、徐階二人外，在任沒有超過10年的，首輔共18人次，平均任期不超過3年，更迭十分頻繁。這與嘉靖以前形成鮮明對比。據趙翼統計，永樂以後大臣久於其位的：楊士奇在內閣43年，歷仕四朝，後加至公、孤，始終在樞地，不出內閣一步，古來所未有；同時值內閣者，金幼孜30年，楊榮37年，楊溥22年；六卿中蹇義任吏部尚書34年，夏原吉為戶部尚書29年，胡熒為禮部尚書32年。一時間耆艾滿朝，“龐眉白首，輝映朝列，中外翕然稱名臣無異詞”，諸臣皆福履康強，身名俱泰。與三楊同時在內閣的，又有黃淮、胡廣，各16年，其後的李東陽18年。蹇、夏後又有呂震為禮部尚書19年，馬文升歷各部尚書22年，王直、王翱為吏部尚書各15年，皆久於其位，名實相稱。這種久任大臣的狀況至嘉靖朝已不復存在。論者認為，這表明一種趨勢：明初盛世，閣臣多能久任，到明中葉後，閣臣頻繁更迭，難安於位。世宗任用的閣臣主要有兩種出身：一是在議禮中尊崇世宗生身父母的，二是寫青詞贊玄的。世宗登極不久，就以“大禮議”為借老派，樹立起張、桂等“新貴”。然而，正當張璁躊躇滿志時，世宗卻於嘉靖八年罷了他的職，距其入閣尚不足二年。

嘉靖十年，彗星見於東井，世宗懷疑大臣擅權，再次令其致仕。張璁的“二進宮”，銳氣已消了大半，“頗愧沮”，“不能專恣如曩時矣”。及至第三次入閣，“以議不用”，多次上疏乞休，果敢任事的作風已蕩然無存。第四次入閣後，“請益力”。嘉靖十三年六月，世宗諭之曰：“卿前以累疏乞退，今日又復為詞，想無甚疾，或疑朕耳。夫疑朕有二：去來進退，四三作矣。我必終不以禮待，不如早求去，一也。方獻夫年力尚未及我而去之，此必信一等人，以勿用我輩，不如早去，二也。”世宗確實道出了張璁乞休的苦衷，然而世宗不從自身找原因，反而責備張璁道：“大臣居丞弼之任一，盡誠以事其君，道之宜也。謀身計禍，此是何如臣耶？”令其一定將真實原因告之。張璁已認識了世宗的真面目，仍上疏乞休不止，這次世宗的語氣大為不滿：“今正內閣缺人，不顧朝廷，必求自遂，是輔臣之謀乎？”張璁不敢再爭下去，隻好入閣視事，但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不久終染沉痾而歸。值得玩味的是，張璁三次罷歸，但每次罷歸的時間都很短，多者幾個月，少則不足一個月。這說明世宗並非不用張璁，而是有意識地用一進一退殺其勢、挫其銳，達到使其疑懼不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