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翻譯與說服： 一個翻譯研究的新視角
  一、 理論溯源
  二、 翻譯的說服過程
  三、 影響翻譯說服力的主要因素
  四、 結語
第二章  《論語》英譯本海外接受效果研究
  一、 《論語》英譯研究熱點領域構成及展望
  二、 《論語》英譯本海外接受效果調查與問題分析
第三章  傳教士《論語》英譯本研究
  一、 譯筆帶批判鋒芒，闡述現宗教偏見： 高大衛譯本特色評析
  二、 典籍翻譯不可承受之“訛”： 析蘇慧廉譯本中的曲解與誤譯
  三、 細微處見智，藝術性彰顯： 論詹寧斯譯本的獨特性
  四、 基於傳教士譯本的反思
第四章  中華典籍外譯與海外傳播策略探究
  一、 明清小品文英譯與傳播案例剖析
  二、 漢語新詞英譯效果與策略研究
  三、 翻譯理念更新： 譯寫中的“斷舍離”及其意義
  四、 對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策略建議
參考文獻
索引

    促進中國文化對外傳播是我們國家正在推行的一項重要方針政策。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一直高度重視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相關工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要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塑造我國的國家形像。由此可見，推動中華文化對外傳播，提高國家的文化軟實力，不僅關繫到我國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
    先秦時代是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的主要孕育期與成形期。那個時代留下來的煌煌典籍，一直代表著中華優秀思想文化的精髓。《論語》作為我國儒家思想重要的著作之一，其英譯對於傳播中華文化的意義不言而喻。《論語》的個英譯本出版於1691年，此後的三百多年間，《論語》在海外的各種英譯本不斷出現。粗略統計，目前《論語》英文全譯本已超過四十個。這些譯本是一大筆寶貴的世界性人文財富，對於提升中華文化在全球的影響力有著巨大的可資發掘的價值。
    翻譯是一種傳播行為，在文化交流中歷來扮演著重要角色。對於年代久遠、文字精闢，又具有歷史文化內涵的典籍文本來說，翻譯的作用尤為重要。文化依靠忠實有效的翻譯得以傳播，而有說服力的譯本纔能受到讀者的歡迎，被普遍地接受和認可，從而獲得廣泛的流傳。說服力的強弱是衡量譯本得失優劣的重要標準。因此，從“翻譯說服理論”出發，在跨文化傳播的大背景下，對《論語》英譯本的接受效果展開調查分析，進而探討影響譯本說服力的因素和提高譯本說服力的手段，將是一項具有現實意義的工作，同時對典籍翻譯的理論和原則也是一項重要補充。
    中華典籍對外傳播研究（包括《論語》英譯研究）在國內雖然一直是翻譯研究的一項內容，但直到20世紀末，都不是我國翻譯研究的主項。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海外了解中華文化的需求增加，對於包括《論語》在內的中華優秀典籍的翻譯與研究遂引起了國內更多學者的重視，這方面的論文和著作亦顯著增加。
    通過知網搜索發現，二十年來與《論語》英譯相關的文獻已有近四百篇。研究內容大體分為如下六種類型： ①對《論語》英譯的總體性研究，如王東波“《論語》英譯的緣起與發展”（《孔子研究》2008年第4期），李宗政等“《論語》英譯的當代價值研究”（《管子學刊》2016年第4期），黃邵娟等“我國《論語》英譯研究十年現狀分析”（《哈爾濱學院學報》2017年第12期），等等；②單一譯本鋻賞，如鐘明國“辜鴻銘《論語》翻譯的自我東方化傾向及其對翻譯目的的消解”（《外國語文》2009年第2期），李剛等“龐德《論語》英譯研究”（《湖南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魏媛“‘厚翻譯’視角下吳國珍《論語》英譯研究”（《北京印刷學院學報》2019年第10期），等等；③多譯本比較，如嶽峰、周秦超“理雅各與韋利的《論語》英譯本中風格與譯者動機及境遇的關繫”（《外國語言文學》2009年第2期），趙妍婷“辜鴻銘與林語堂《論語》英譯策略對比研究”（《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陳瑩“《論語》英譯的宏觀變異與微觀變異——以理雅各、辜鴻銘、韋利和吳國珍譯文為例”（《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等等；④對《論語》中核心詞或重要概念英譯方式的探討，如楊平“《論語》核心概念‘仁’的英譯分析”（《外語與外語教學》2008年第2期），張政等“《論語》中‘天’的英譯探析——兼論其對中國文化核心關鍵詞英譯的啟示”（《中國翻譯》2015年第6期），廉多珍“《論語》中‘君子’英譯多樣性研究”（陝西師範大學2016年碩士論文），李娜“文化翻譯觀下《論語》中概念詞‘仁’、‘君子’的英譯——以理雅閣和安樂哲譯本為例”（《文教資料》2018年第31期），等等；⑤對《論語》英譯策略和技法的分析，如王勇《〈論語〉英譯的轉喻視角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殷麗“辜鴻銘《論語》英譯的歸化策略分析”（《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王宇弘“《論語》英譯修辭策略刍議”（《外語與翻譯》2018年第3期），等等；⑥對《論語》英譯本傳播與接受的關注，如陶友蘭“《論語》英譯海外化策略”（《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10月19日），谷慧娟“《論語》英譯與中國文化‘走出去’”（《出版發行研究》2019年第3期），等等。
    就國外來看，對《論語》英譯的研究主要分兩大類： ①書評。每有新的譯本推出，一般都會有幾篇評論性文字發表，篇幅比較短小，所討論的問題多集中於技術層面；偶見於大眾刊物上的書評則主要就思想內容發凡，幾乎不涉及學術問題。②譯者自己寫的綜述性文章。不少海外譯者在其譯本序言中都會談及翻譯背景和翻譯原則等問題，但注意力基本都放在翻譯本身。
    由文獻檢索結果可見，關於《論語》英譯本海外傳播和接受效果方面的研究相對匱乏，包括各譯本的受關注度、被引頻次，在海外各大圖書館的館藏情況、閱讀量、讀者反饋等問題，目前尚缺乏可靠的調查數據和縝密的研究結果供參考。代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精髓的《論語》諸多譯本在世界範圍內的分布狀況如何？其接受度和流傳性如何？對讀者的影響力又有多大？了解和掌握這些信息，進而探討切實有效的翻譯策略，以促進《論語》在海外更好的傳播，是一項重要而急迫的課題。事實上，“在現有譯作精品的評論研究方面，信息來源的局限和讀者反應調查的費錢費力費時，大大地限制了這一方面的實證研究和有根有據的評論。一個突出的困難就是很難得知外國讀者對於中國典籍及其譯本的閱讀經驗和評價情況……設法獲取國際上關於中國文學和文化典籍文本的接受和反應的可靠信息，進一步總結經驗，改進工作已勢在必行了”（王宏印，2009： 6）。
    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意識到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困境，並開始冷靜地審視和理性地反思中國文化“走出去”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評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出版物的海外傳播與接受效果方面。很多人認為，這一積極、主動、充滿熱情的對外輸出活動，事實上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因為譯本在海外的接受與傳播效果並不理想。此類圖書中，“除個別幾個選題被國外相關出版機構看中購買走版權外，其餘絕大多數已經出版的選題都局限在國內的發行圈內，似尚未真正‘傳出去’”（謝天振，2014）。“如何避免這些雙語對照的中國文化經典讀本在出版之後被‘束之高閣’或‘無人問津’的命運，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許多，許鈞，2016）。
    基於當前中華典籍和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困境以及相關文獻稀缺的狀況，以21世紀中華優秀傳統思想文化更積極、更有效地走向世界為背景，本書將嘗試調查《論語》英譯本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情況，並基於實證數據以及“翻譯說服論”的相關提示，分析和探討影響譯本傳播與接受效果的因素，從而為推動《論語》更好地外譯提出若干理論見解與策略建議，在促進譯本的接受和流傳，塑造經典優質譯本方面，給予譯者啟示。同時，本書也會對《論語》的個別譯本展開文本層面的細致分析，並關注特殊的譯者群體的共性，以求在主體性方面有所發現。此外，本書的關注點也將擴大到《論語》以外的其他典籍和領域，試圖從更宏觀的視角，對跨文化交流與傳播進行審視和思考，從而總結相關經驗，以資借鋻。
    具體而言，章從理論的角度探討翻譯與說服的關繫，構建起“翻譯說服論”的大體框架，作為本書研究的主要理論參考與支撐。第二章著眼於《論語》英譯本的海外傳播與接受效果，一方面基於文獻檢索了解目前《論語》英譯領域的研究現狀，說明該研究方向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通過數據調查與分析，揭示當下《論語》英譯本的海外接受情況，繼而結合“翻譯說服論”展開相關探討。第三章對幾個傳教士譯本展開分析，並總結它們的共性，闡釋譯者身份及主體性對譯本的影響，並結合翻譯背景，討論譯本說服力的相關問題。第四章進一步對明清小品文和漢語新詞英譯的效果進行調查分析，並根據“翻譯說服論”的啟示，從各個層面對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有效開展提出建議。
    歸根到底，翻譯始終要面向讀者，無論譯介模式的確立，還是翻譯策略與方法的選擇，總是與讀者的接受息息相關。譯本的誕生並不意味著翻譯的完結，而是要在不同文化相互踫撞與理解中接受考驗，不斷成長，從而走向成熟。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方在文化接受上存在嚴重的不平衡，也就是說“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文化接受語境和讀者接受心態兩方面存在顯著差距”，具體而言，“當中國讀者易於也樂於接受異域文學，並對閱讀原汁原味的翻譯作品有所追求甚至有所要求時，西方國家無論在整體接受環境還是讀者的審美期待與接受心態上，對中國文學作品的關注和熟悉程度可以說仍然處於較低的水平”（劉雲虹，2015）。不同文化間消除隔閡、相互溝通的歷程是漫長的，西方讀者對中國典籍的接受同樣將經歷從陌生、排斥到了解、接納的過程。翻譯是一種歷史性活動，譯本接受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完成，因此，我們應從翻譯歷史觀出發，充分把握文學譯介與接受的發展性特征，深入考察並理性地認識這一規律。
    就中國典籍文學而言，當下的讀者早已遠離作品誕生時的社會歷史背景，即便是母語讀者，對作品的閱讀與理解都存在障礙，更遑論異域讀者。語言文化隔閡使期待視野與作品間的距離被再度強化，這必然給作品的海外接受造成巨大困難。因此，在典籍譯介與傳播中適當融入易於溝通中西文化、拉近審美距離素，賦予文本在新的歷史時空得以“新生”的無限可能，以推動中國文學與文化在當前時代語境中更順利地走向世界，是新時期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中不容忽視的一個要素，也應成為一種理性的共識。
    翻譯始終與時代共生。新技術與新媒體的空前發展給世界文學和文化交流創造了新的機遇，文學譯介與接受也應體現時代特色、彰顯時代訴求。如何結合時代語境，合理采用異域接受者喜聞樂見的鮮活方式引發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進而推動中國文化更好地“走出去”並“走進去”，形成中外文化之間真正的交流互鋻，同樣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就翻譯策略和方法而言，譯者為迎合受眾，對原作改頭換面，用連譯帶改的方式進行呈現，或能吸引部分讀者，但也可能造成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曲解與誤讀，有悖於“走出去”的初衷。翻譯是一種選擇，譯本接受也意味著一種選擇。我們必須在保留和傳達作品的異質性與盡可能消除文化隔閡、促進交流與溝通之間做出取舍，把握平衡。這是典籍外譯面臨的又一個困難與挑戰。
    當下，對譯本的傳播和接受效果展開調研是十分有必要的，它能讓我們清楚地看到當前工作的成效與不足，進而明確下一步努力的方向，積極探索具體可行的實施策略。同時，譯界與學界都應平心靜氣，盡量克服功利主義的價值觀，以發展的眼光理性看待作品傳播和接受中的問題，而不應被“唯市場論”“唯接受論”的論調所牽制。隻有不忘初心，面向未來，抱持開放、豁達的態度積極投入、靈活應對，纔能切實有效地推動中國文學和文化走向世界，讓華夏文明在國際舞臺上綻放異彩，成為全人類共享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