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良渚”成為一個熱詞。各類媒體對良渚古城和良渚文化的介紹宣傳甚多。這些介紹多集中於考古發現的過程、呈現的跡像及其性質判讀，即“果”的介紹；而本書主要旨趣在於“因”的解析：試圖釐清良渚文化出現的背景，並在此基礎上對良渚基層聚落、中等聚落和良渚古城的形態、結構及其背後的社會組織結構，以及意識形態中以玉器為載體反映的信仰和權力機制進行分析，嘗試去掉枝蔓，沿*清晰的邏輯主干敘述良渚社會的面貌和結構框架。故名“何以良渚”。

本套叢書集學術、科普、宣傳於一體，彙集了幾代考古人對良渚文明的全方位解讀，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纂小組的努力下，終於付梓，以饗讀者。請跟隨叢書的指引，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走近良渚，讀懂良渚，感知中華大地上曾經閃耀的文明之火；啟迪智慧，凝聚力量，喚起我們心底歷久彌堅的民族之魂。

王寧遠，1968年生，浙江遂昌人。1990年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繫考古專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考古領隊。曾主持海鹽仙壇廟、嘉興姚家山、安吉芝裡等大型遺址的發掘。近年以良渚遺址為工作重點，負責良渚外圍水利繫統的發掘與研究。發表《遙遠的村居--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態》《從村居到王城》等相關專著。 

【總序】良渚與中華五千年文明

○劉  斌

時間與空間真是奇妙的組合，當我們仰望星空，看到浩瀚的宇宙，那些一閃一閃的星星，仿佛恆久不變地鑲嵌在天幕中。然而，現代科學告訴我們，光年是距離單位，宇宙深處星星點點射向我們的光線，來自遙遠的過去。原來，時空的穿越，不過是俯仰之間。

考古，同樣是這種俯仰之間的學問，由我們親手開啟的時光之門，將我們帶回人類歷史中每一個不同的瞬間。而距今5000年，就是一個特殊的時間點。

放眼世界，5000 年前是個文明誕生的大時代。世界上的幾大流域，不約而同地孕育出早期文明，比如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那麼，5000年前的中華文明在哪裡？這個問題困擾學界甚久。按照國際上通行的文明標準，城市、文字、青銅器……我們逐一比對，中國的古代文明似乎到出現了甲骨文的商代為止，便再難往前追溯了。

考古學上，我們把文字之前的歷史稱為“史前”。在中國的史前時代，
距今1萬年以來，在遼闊版圖的不同中，就開始演繹出各具特色
的文化序列。考古學上形像地稱之為“滿天星鬥”。然而，中國的史前時代長久以來被低估了。一直以來，我們都是以夏商為文明探源的出發點，
以黃河文明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無形中降低了周圍地區那些高規格遺跡
遺物的歷史地位，比如遼西的紅山文化、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太湖流
域的良渚文化、晉南的陶寺文化、陝北的石峁遺址……隨著探源腳步的邁
進，我們纔漸漸發現，“滿天星鬥”的文化中，有一些已然閃現出文明的
火花。“良渚”就是其中一個特殊的個案。

大約在 5300 年前的長江下遊地區，突然出現了一個尚玉的考古學文化——良渚文化。盡管在它之前，玉器就已廣受尊崇，但在此時卻達到空
前的繁榮。與以往人們喜愛的裝飾玉器不同，良渚人的玉器可不僅僅是美
觀的需要。這些玉器以玉琮為代表，並與鉞、璜、璧、冠狀飾、三叉形
器、牌飾、錐形器、管等組成了玉禮器繫統，或像征身份，或像征權力，
或像征財富。那些至高無上的人被埋葬在土築的高臺上，配享的玉器種類一應俱全，顯示出死者生前無限的尊貴。禮玉上常見刻繪有“神徽”形像，
用以表達良渚人的統一信仰。這些玉器的擁有者是良渚的統治階級，他們相信自己是神的化身，行使著神的旨意，隨葬的玉器種類和數量顯示出他
們不同的等級和職責範圍。我們在杭州餘杭的反山、瑤山，常州武進的寺墩，江陰的高城墩，上海的福泉山等遺址中，都發現了極高等級的墓群。
這就似乎將良渚文化的分布範圍分割成不同的統治中心，呈現出小邦林立的局面。然而，歷史偏偏給了餘杭一個機會，在反山遺址的周圍，越來越多的良渚文化遺址被發現，這種集中分布的遺址群落受到了良好的保護，
使得考古工作得以在這片土地上穩步開展。到今天再來回望，這為良渚文
明的確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否則，誰會想到零星發現的遺址點，竟然是
良渚古城這一王國之都的不同組成部分。

今天，在我們眼前所呈現的，是一個有 8 個故宮那麼大的良渚古城
（6.3 平方公裡）。它有皇城、內城、外城三重結構，有宮殿與王陵，有城
牆與護城河，有城內的水路交通體繫，有城外的水利繫統，作為國都，其
規格已綽綽有餘。除了文字和青銅器，良渚文化在各個方面均已達到國家
文明的要求。其實，隻要打開思路，我們會發現，通行的文明標準不應成
為判斷一個文化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生硬公式。青銅器在文明社會中承載
的禮制規範的意義，在良渚文化中是體現在玉器上的。文字是記錄語言、傳承思想文化的工具，在良渚文化中，雖然尚未發現文字繫統，但那些鐫
刻在玉禮器上的標識，也極大程度地統一著人們的思想，而大型建築工事
所反映出的良渚社會超強的組織管理能力，也透露出當時一定存在著某種與文字相當的信息傳遞方式。因此，良渚古城的發現，使良渚文明的確立一錘定音。

如今，良渚考古已經走過了
80 多個年頭。從 1936 年施昕更先生第
一次發現良渚的黑皮陶和石質工具開始，到今天我們將其定義成中國古代
個進入早期國家的區域文明
；從 1959 年夏鼐先生提出“良渚文化”
的命名，學界逐漸開始了解這一文化的種種個性特點，到今天我們對良渚
文明進行多領域、全方位的考古學研究與闡釋，良渚的國家形態愈發豐滿起來。這一繫列叢書，主要是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致力於良渚考古的
中青年學者，圍繞近年來杭州市餘杭區瓶窯鎮良渚古城遺址的考古發現與
研究，集體編纂而成，內含極其龐大的信息量。其中，包含有公眾希望了
解的良渚古城遺址的方方面面、良渚考古的歷程、良渚時期古環境與動植
物信息、代表了良渚文明等級墓地的反山王陵、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良
渚高等級玉器、供應日常所需林林總總的良渚陶器……還有專門將良渚置
於世界文明古國之林的中外文明比對，以及從媒體人角度看待良渚的妙趣
橫生的繫列報道彙編。相信這套叢書會激起讀者對良渚文明的興趣，從而
啟發更多的人探索我們的歷史。

可能很多人不禁要問 ：良渚文明和中華文明是什麼樣的關繫？因為在 近現代歷史的觀念裡，我們是華夏兒女，我們不知道有一個“良渚”。其實，這不難理解。我們觀念裡的文明，是夏商以降、周秦漢唐傳續至今的，在黃河流域建立政權的國家文明，是大一統的中華文明。考古學界啟
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為的就是了解初的文明是怎樣的形態。因此，
我們不該對初的文明社會有過多的預設。在距今 5000 年的節點上，我們發現了良渚文明是一種區域性的文明。由此推及其他的區域，遼西可能
存在紅山文明，長江中遊可能存在石家河文明，隻是因為考古發現的局
限，我們還不能確定這些文明形態是否真實。良渚文明在距今 4300 年後
漸漸沒落了，但文明的因素卻隨著良渚玉器得到了有序的傳承，影響力遍
及九州。由此可見，區域性的文明實際上有全局性的影響力。

人類的遷徙、交往，從舊石器時代開始從未間斷。不同規模、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人口流動，造成了文化與文化間的踫撞、交流與融合。區域性的文明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目前來看，良渚文明是我們所能確證
的中國早文明，在這之後的 1000 多年，陶寺、石峁、二裡頭的相繼繁
榮，使得區域文明的重心不斷地發生變化。在這個持續的過程中，禮制規
範、等級社會模式、城市架構等文明因素不斷地傳承、交彙，直至夏商。其實，夏商兩支文化也是不同地區各自演進發展所至，夏商的更替，其實
也是兩個區域性文明的輪流坐莊，隻是此時的區域遍及更大的範圍，此時
的文明正在逐鹿中原。真正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要從秦朝算起。這樣
看來，從良渚到商周，正是中華文明從區域性文明向大一統逐步彙聚的一
個連續不斷的過程，萬萬不可將之割裂。

                                                     
2019年5月於良渚

一5500aB.P氣候事件與經濟模式的革命

良渚文化的分布區域是長江三角洲的太湖平原，在自然地理上這一地區被稱為江南。提起江南，中國人眼前會浮現出一幅煙雨朦矓、小橋流水的如詩畫面。但是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江南”並不僅僅隻是個地理概念，還是個人文概念，是中國傳統觀念中富裕美好生活的標杆，以至於贊美其他地區時，常用“塞北江南”“西藏江南”等詞語來形容。

實際上，太湖流域地貌環境在幾萬年來經歷了很大的變化，今天的江南地貌出現得很晚。

晚更新世末期，長江三角洲以太湖為中心的地區，是一個略有起伏的丘狀臺地。此時氣候寒冷，除了古河谷以外的大部分地區都被一層暗綠色或黃褐色的黏土層所覆蓋。晚更新世末的後一次冰期引起全球性的海退，距今1.5 萬年前海岸線退至現在東海大陸架水深155米處，江南地區那時的環境特征類似高寒草甸——缺水、寒冷且土地貧瘠，還不適於人類居住。全新世後，全球氣候開始轉暖，海平面迅速上升。7000aB.P. 左右是海平面上升速率由快變慢的一個轉折點。本區的環境發展由此進入到對海平面變化高度敏感的階段。高海平面造成河流比降較低，河口區沉積速度遠遠超過了海平面上升的速度，長江攜帶而來的大量泥沙在河口堆積，導致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前期的硬質黏土層上覆蓋了一層2 ～ 5 米厚的細顆粒沉積物。該層土壤中含有大量有機質（占比大於0.5％），有利於植被的發育。太湖平原的形成為人類活動提供了廣闊的舞臺——距今7000 年後，太湖流域開始出現人類活動。

從自然地理的角度上來說，江南的核心——太湖流域，其形成至今，並不是一個自然環境優越的地區，反而和吐魯番盆地並稱為中國環境脆弱的兩個地區。因為太湖地區東臨大海、地勢低平，是個碟形窪地，海撥僅2 ～ 4 米，是一個對海平面變化高敏感區域，直至今日還常常發生水災。而史前時期，太湖平原濱海地區由於沒有海塘設施，常受到海平面變化和錢塘江潮汐的直接影響。本區還屬於季風區，年內不同季節降水很不平衡，常常受到旱災的影響。有著這麼一個脆弱環境的地區，卻能彙集大量人口，創造輝煌的史前文化，同時在歷史時期發展為國家的糧倉，獲得“蘇湖熟，天下足”的美譽，成為我國人地關繫和諧，有開創精神和活力的地區，其原因可以追溯至5500aB.P. 的一次氣候突變。

我們常說，氣候改變歷史。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原始時代，更是如此。

對古氣候的研究表明，全新世的早中期全球氣候總體比較暖濕。但是全新世氣候並不穩定，不斷發生冷干氣候事件，其中主要有4 次全球性的氣溫突變，其降溫幅度的峰值時點分別落在12000 aB.P.、8200 aB.P.、5500aB.P.、4200aB.P. 等。這些事件往往發生得比較突然，持續時間達幾十年到若干世紀，氣溫變化幅度大。由於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較低，這些突發性的大幅度氣溫變化事件對早期人類活動及其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甚至改變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

智人在20 萬年前出現，絕大多數時間都過著采集和狩獵的生活。但是在12000 年前新仙女木事件爆發之後，一些地區的氣候變得異常干燥而寒冷，使得環境的承載能力大大減弱。智人被逼無奈因此走上了農業生產的道路，人類開始進入農業革命時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栽培農業對采集經濟的代替。對距今10000 年左右的浙江上山文化的研究表明，早期的稻作農業雖然已經出現，但其隻是一個權重很小的經濟部門——隻在陶胎中發現幾粒稻谷——經濟主體仍為采集和狩獵。8200aB.P. 前後的降溫事件被稱為“全球寒冷（Global Chill）事件”：非洲的降溫幅度達7 ～ 8℃ ；在中東地區表現為持續200
年左右的干旱，它直接導致了黎凡特和美索不達米亞北部地區的居民放棄了農業定居生活。這次降溫事件之後，全球開始進入全新世氣候適宜期。就太湖平原這一小區域而言，因為此地幾乎沒有發現迄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遺址，因此前兩次氣候事件對其的影響尚無從了解。

本區距今7000 ～ 6000 年之際屬於大西洋氣候期，即全新世氣候適宜期，孢粉反映為濕熱的中亞熱帶氣候環境，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 ～ 3℃。氣候與環境的好轉為人類生活提供了條件。考古證實，距今7000 年的馬家浜文化的先民在太湖平原較高爽的地區出現。之後的崧澤文化早期，人類生活環境與馬家浜文化時期基本類似，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仍以平原沼澤地形為主，兼有較大面積的水域，如杭嘉湖平原的局部地區曾經是潟湖沼澤或淺水海灣，不太適合人類居住。此時本區的文化遺址數量少，空間分布分散，與馬家浜文化重疊的遺址多。

這期間，采集狩獵是主要的生業模式，稻作農業較早期有進一步發展，但是仍然是一種輔助的生業部門。中日學者合作對餘姚市田螺山河姆渡文化遺址的植物遺存進行了取樣分析，其結果顯示: 采集的橡子、菱角等的個體數量遠遠大於稻米的數量。考慮到橡子、菱角等果實與稻谷體量之大小懸殊，如果統一換算成卡路裡值，則稻米在人類食譜中的比重更小。太湖地區馬家浜—崧澤早期階段的經濟模式與河姆渡文化時期類似。所以馬家浜—崧澤早期的社會經濟應該屬於初期開發模式，即以狩獵采集為主、農業為輔。這一模式幾千年來發展穩定。

而5500 aB.P. 氣候事件，徹底改變了這種情形。

這次降溫事件是全球全新世顯著的氣候變化事件之一，人類由此進入城市革命時代。

兩河流域在7500 ～ 5500aB.P. 期間氣候濕潤，海岸線向內陸擴展的距離長達180 千米，南部衝積平原因地勢較低而沼澤密布，不宜人居。先民主要居住在北部地勢較高但較干燥的地區，這些地區固然可以維持一些村落的生活，卻不易形成比較大的文明區。5500 aB.P. 前後，兩河流域氣候開始向干旱方向轉化。這時南半部的沼澤地開始變干，成為肥沃的土地，前期生活在其他高地的分散人口大量向這裡移民，導致這些地區人口壓力增加。彙集的人口組成一個個有機的、相互依賴的整體，逐漸形成有城市規模的聚落。增加的人口為灌溉繫統的建立提供了豐富的勞力，大前3000 年初的幾個世紀，當時人們開始有組織地修建水利工程，使大片的土地變成農田。隨著人口壓力的增加，規模較大的村落和城市開始建立和發展，人們修建神廟、城牆等大型公共建築，文字出現，文明社會由此形成。

類似的變化也發生在非洲。干冷氣候使非洲發生“撒哈拉干旱”，
導致沙漠中的綠洲重新沙化，湖泊面積縮小或干涸，這使一直以來在撒哈拉中部和南部湖邊定居生活的人群被非定居的遊牧民族所代替，也促使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中的牧民遷徙至尼羅河河谷或三角洲平原。另外，上埃及的人開始向北擴張到下埃及，並向下埃及殖民。從不同地區向尼羅河河谷或三角洲地帶遷徙的人口導致了這一地區的人口壓力倍增。為了這一問題，人們開始人工灌溉，進行技術革新，農業產量開始提升，剩餘財富增加，促進了手工業分工、私有制確立、階級形成、原始文字出現，開始形成國家。

在中國，該降溫事件被稱為仰韶中期寒冷期，該事件導致了黃河中上遊地區早期人類的遺址數量減少，人類由高階地向低階地方向遷移。雖然上述各區域距離遙遠，在這次氣候事件中人類的反應卻有著很多共性：人類背井離鄉，由高處向低處移動，經濟模式隨之由采集狩獵為主，轉向作物栽培為主。

它對太湖流域的人類活動造成的影響也如出一轍。它引發了經濟模式、居住模式、宗教模式、社會組織模式的全方位的革命性變化。良渚文化興起，人們創造了良渚古城，綻放出燦爛的文明之光。與上述其他地區以大麥、小麥或者黍粟種植為主的旱作農業相比，太湖流域發展的是濕地稻作農業，這裡的人民創造了世界早的稻作文明模式。

5500aB.P.
氣候事件導致本區原有的動植物資源變得匱乏，不足以維持日益擴大的人口規模。動物考古學顯示，崧澤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時期，人們的肉食來源從以麋鹿、獐等野生動物為主轉變為以家養的豬等動物為主。這種飲食結構的變化，實際上暗示了自然資源已經無法滿足人們日常生活的需要。為應對這種變化，在崧澤文化晚期開始，人們以改變經濟生活模式來適應新的外部環境，這種改變主要是稻作農業替代了漁獵采集成為經濟支柱。人類也相應地由山間谷地向平原地區擴散和遷徙，開創了江南水鄉生活的全新模式。

稻作農業在此前已有漫長的發展歷程，在本地區前期文化中有悠久的傳統。如上山遺址中就發現了距今近萬年的栽培稻痕跡。但在此前的發展階段中，稻米並非人類的主食，所以人類經濟活動並不以稻谷的產量增長作為主要訴求，稻作生產處於一種緩慢發展的粗放式經營階段。當5500aB.P. 氣候事件發生後，原來人們賴以生存的生業模式忽然不敷所需，人們亟需一種替代的主口糧。稻米相比大、小麥和黍粟，營養成分更全面，且相對於采集的橡子和菱角等，更利於長時間存儲而保持營養和口感的穩定。同時，這期間本區的水熱條件適宜於稻作生產。因此，具有悠久馴化栽培歷史的稻米自然成為選擇。稻作農業成為主要經濟部門時，稻作用地和單位面積產量就成為迫切的追求。於是，稻種選育、稻田形態建構維持、耕作技術等多種農業技術和稻作工具設計制作能力也獲得了迅速發展。

馬家浜文化時期和崧澤文化早期階段缺乏稻作農業的專用工具，主要的石器類型為斧、錛與鑿等，石器數量也不多，可能主要用於砍伐和加工木器，兼能從事一些農耕。一般來說，功能專一的器物隻有當其使用頻率變得非常高時纔會出現。相對於完善和類型豐富的漁獵和木作工具，崧澤文化晚期之前，稻作專用工具的缺乏顯示水稻種植在經濟活動中的權重較小。而從崧澤文化晚期開始，出現了石犁和耘田器等專門的農耕工具。良渚文化時期，農業生產工具的數量和品種進一步增多，形態呈現多樣性，還出現了石鐮等功能確鑿的新器型。良渚文化時期的石犁不僅數量多、種類全，且有的器型極其碩大。石犁的使用，一方面說明土地的利用開始趨於精耕細作，以提高稻谷的產量；另一方面，石犁是一種連續的翻土工具，一般用於大面積的耕耘，可以提高生產效率並需要協作。在良渚墓葬中，石鐮、石犁等農業生產工具與鼎、豆、罐等日常生活用器共同成為制度化的隨葬品，這暗示農業已成為主要的生產部門。

在馬家浜文化時期和崧澤文化時期，稻谷的形態仍不穩定。綽墩遺址的炭化稻米粒型偏小，與野生稻米相差無幾，形狀差異較大，有長粒型、橢圓型及中間型等多種類型。可推測此時的稻被人類栽培的時間不長，屬原始栽培的稻，尚處由野生稻向栽培稻進化的過渡階段。這說明在此時人類對水稻的產量尚無迫切追求，所以對選種的干預較少。到崧澤文化晚期與良渚文化早期，情形發生了變化：水稻的顆粒開始增大，形態趨於穩定。這說明人類加大了選種、馴化和栽培的力度。澄湖遺址發現的炭化稻米粒型較綽墩遺址出土的炭化稻米大，這是人工長期栽培篩選的結果。總之，在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數千年裡，水稻形態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這顯然是因為人類干預力度不夠。但當稻米成為主食後，其形態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但是因為崧澤文化早期的聚落繼承了馬家浜文化的分布特點，即都位於狹窄的山間谷地或者平原地區的山腳等位置。這種位置適合於開展集體經濟模式下的采集狩獵活動。這一時期的稻作農業可能隻是為了滿足宴饗或者是應付過鼕食物短缺之需，因此對稻作產量要求不高，谷地間和坡腳前的小塊稻田估計就能滿足需要。但當稻米成為主要口糧，改進生產技術、加強品種培育仍然無法滿足需求的時候，擴大耕種面積勢必成為另一條增加稻谷產量的途徑。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史前時期，這是一種更為重要和普遍的方式。

那麼，去哪裡開闢合適的新稻田呢？

人們把眼光投向了東部的太湖水網平原。

水稻的生物屬性為喜水喜熱。稻的生長對環境的要求可概括為：熱量充足，水源充足，地形平坦，排灌便利，勞動力豐富。《淮南子·說山訓》說：“稻生於水。”西晉楊泉的《物理論》指出，稻為灌溉作物品種的總名。嚴文明指出，稻作農業需要有明確的田塊和田埂，田塊內地面必須保持水平，否則秧苗就會受旱或被淹。還必須有灌排設施，旱了有水澆灌，淹了可以排漬。同時，稻作是一種勞動密集型的農業活動，其精耕細作的生產方式要求必須有足夠的勞動力保證。

太湖流域在這個階段，氣候及降水條件非常適宜於水稻生長。廣富林、福泉山和馬橋遺址的孢粉分析結果表明，崧澤一良渚文化過渡期、良渚文化早期，這一帶的氣候比較溫暖濕潤，濕生植物比例較大，表現為藜蒿叢生的濱海濕地環境：氣溫比現在略高，降水量大，為水稻的生長提供了優越的水熱條件。

此階段海平面情況也對稻作發展非常有利。距今5000 年左右，原來較高的海平面基本下降到與今海面類似的高程。從距今10000年來海平面的變化曲線看，在良渚文化早中期時，存在著一段時間的低海平面期，從而擴大了人類活動範圍，為稻作農業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

本區馬家浜文化時期和崧澤文化早期的人類主要的居住地在山間谷地，平原的部分地區並不適合居住，因而杭嘉湖平原地區的人很少，僅居住在部分山腳坡地。而這時候，以太湖為中心的碟形窪地開始形成。因為海平面相對穩定，沉積物供應充足，本區東部形成數條貝殼砂堤，俗稱“岡身”。在杭嘉湖平原南沿也有斷續分布的岸外沙咀。因岡身和沙咀封堵了這一地區與海洋的聯繫，同時這一地區也無法得到長江等水繫帶來的豐富沉積物質，地面加積以徑流為主，沉積速率低，所以厚度較淺，地勢低窪。根據對鑽孔沉積物特征的分析，5500 aB.P. 左右以太湖為中心的碟形窪地已經略見雛形了。碟形窪地形成後，由於岡身的隔絕和自身的沉積作用，一些原來不適於人類居住的地區逐漸發育為淡水湖沼環境，這為人類生存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活動區域，同時也解釋了崧澤文化晚期遺址數量的增加。

綜上，太湖平原的地勢與水源易於形成合適的稻田。這裡地勢開闊平坦，地面沼澤和河流湖蕩等水域密布，土質細膩松軟易於開掘溝渠水井，隻要稍加整治即可形成完善的田塊和配套灌溉繫統。因此，向平原進發，就成了5500 年前人們必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