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越發呈現出“簡單扎堆”的趨勢，產業空間結構也顯得雜亂無章。初創期的粗放式發展或許是這一問題產生的部分原因，但現階段普遍存在的為追求所謂集聚經濟一味強調文化企業“地理臨近”而忽視其“關聯性”識別與培育的產業發展思路可能是其癥結所在。與其他產業相比，文化產業更加注重創意、風格、技能、纔干這些呈高度多樣性和異質性特征的個素，創意人纔之間經常通過互動溝通形成極具“根植性”的社會化網絡關繫，文化企業的日常生產活動也更傾向於以項目組、項目網絡等彈性方式進行。由此我們不禁要問，文化產業究竟是如何從一些或許多可能的地理結構中選擇其一的，即文化產業的空間演化機制是什麼？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本書的解決思路是將其拆解為三個相互關聯的子問題，即文化產業空間演化的產業層面、企業層面以及制度層面的機制各是什麼。之所以從這三個層面對文化產業的空間演化機制進行研究，主要基於以下考慮：盡管現有研究表明傳統經濟地理學當中的集聚經濟理論（產業層面）適用於文化產業空間集聚問題的解釋，但作為一個更多地依賴於個體層面創意創新要素的產業而言，文化產業的空間演化其實更多取決於文化企業家的個人行為及其影響（企業層面），對於文化產業空間演化機制微觀基礎的探討正是本書的一大創新。此外，考慮到中國長久以來經濟發展的政府主導背景，對於文化產業空間演化的組織制度選擇（制度層面）進行評價與判斷同樣顯得十分必要。基於此，本書綜合運用實證研究與規範研究範式，以江蘇13個地級市文化產業相關數據為依據，先後利用隨機效應模型（第四章）、logistic回歸模型（第五章）以及管理制度選擇的知識模型（第六章），分別檢驗或論述了文化產業空間演化的主要機制、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理，從而跨層次地繫統回答了緒論部分（章）提出的研究問題。此外，本書還對文化產業空間演化涉及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基礎進行了論述與歸納（第二章），並突出強調了文化產業空間演化研究的理論基礎在於以演化經濟地理、文化經濟學等為基礎的關聯學科的融合。本書也對江蘇文化產業的集聚現狀與空間組織演進進行了描述與量化分析（第三章），為後續有關江蘇文化產業空間演化機制的研究鋪墊了實踐背景。本書的相關結果凸顯了文化產業在空間集聚方面的產業異質性與行業多樣性特征（第三章、第四章），證實了微觀層面的組織慣例擴散模型能夠很好地解釋文化產業的空間演化問題（第五章），並指出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為保證產業治理的有效性，我國文化產業空間演化的制度安排應該從政府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轉變（第六章）。當然，本書相關研究還存在後續可拓展的地方。譬如，產業集聚理論在文化產業中的適用問題、組織慣例擴散其他途徑的識別及其交互作用，以及本書的研究思路是否適用於服務業等其他關聯產業的空間演化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