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 福田亞細男 1941年出生於日本三重縣，1971年東京教育大學研究生院文學研究科史學專業碩士畢業，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名譽教授。著有《日本民俗學方法序說——柳田國男與民俗學》《柳田國男的民俗學》《日本的民俗學——“野”之學問200年》等；參與編著《民俗調查手冊》《日本民俗學概論》《日本民俗大辭典》等。

 [ 日 ]菅豐 1963年出生於日本長崎縣，1991年畢業於築波大學研究生院歷史人類學研究科，博士，東京大學教授。著有《河川屬於誰？——人與環境的民俗學》等；參與編著《人與動物的日本史3——動物與現代社會》《地方·公共資源的可能性——自治與環境的新關繫》等。

 [ 日 ]塚原伸治 1984年出生於日本千葉縣，2011年畢業於築波大學研究生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東京大學博士後。主要論文有：《街頭的“買賣”關繫——圍繞生意的兩種緣分》《作為經營戰略的“傳統”——地方都市零售業的傳統性商業慣行的選擇》等。

譯者簡介

陳志勤女1963年出生於浙江省杭州市。名古屋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碩士、國際開發研究科博士，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博士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訪問學者，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發表中外文論文多篇，主要著作有：《地方社會與民俗文化建構》（上海人民出版社）、《人與水的環境民俗學——江南地域“水鄉民俗”的變容》（一粒書房）、《崇禎年間山陰·會稽的救荒與鄉紳的作用》（一粒書房）。 

趙彥民 男 1973年出生於黑龍江省延壽縣。名古屋大學學術博士。曾任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現任大連外國語大學日本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發表中外論文多篇，代表性著作有：《冷水溝村》（山東大學出版社）、《“滿洲移民”的歷史與記憶》（明石書店）、《滿洲愛國信濃村的生活》（三重大學出版會）。

彭偉文 女1971年出生於廣東省廣州市。歷史民俗資料學博士，浙江師範大學副教授。先後就讀於中山大學中文繫、日本神奈川大學大學院歷史民俗資料學研究科。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組織民俗。發表中外論文多篇，主要專著有《關於廣東醒獅傳承的社會史考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譯著《木棉以前》（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女性的力量》（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等。

序言

所謂現代民俗學，是對“20世紀民俗學――迄今為止的民俗學”賦予迄今為止未曾出現過的新的學術認識，進而超越“20世紀民俗學”，以面向新民俗學的變革為目標的學術潮流。這裡所說的“20世紀民俗學”，是指在20世紀由柳田國男等人發起的理解日本的土著文化及其復興運動，以及對這種理解和復興加以學術化的運動。它是受某一時代的需要而生成的“時代的產物”，當初是作為“野之學問”開始的，經過近百年的時間的同時逐步體繫化、組織化以及制度化。在這“20世紀民俗學”成立的後階段，發揮了極大作用的其中一位民俗學者，就是本書將其主題化的福田亞細男。

福田先生是批判性地繼承了“柳田民俗學”的民俗學者。例如，可以說他引領了與柳田方法相對的“地域民俗論”，把柳田提出的“歷史民俗論”精致化，並且在民俗學的“村落社會論”中留下了卓越的業績。同時，福田先生不僅再檢驗了柳田等提倡的研究方法、致力於對其的修正與更改，還作為代表性編著者活躍於入門書、概論、手冊、理論書、辭典、講座等大量的學術基礎書籍的編撰工作。而這些工作具有比之書籍出版這種單純意義以上的更重要的意義。因為這些著作發揮了推進民俗學的體繫化、科學化、組織化以及制度化的作用。

這些特殊的書籍與一般的論著不同，它規定了民俗學這門學科本身的具體樣貌。而且，這些著作群作為民俗學的“教科書”不僅規範了後代研究者的思考，也作為認知民俗學這門學科的具體資料被用於民俗學以外的領域。福田亞細男先生與同時代的研究者們主導的日本民俗學基礎書籍的編撰，構築了作為學科的民俗學基礎，試圖使民俗學“標準化”。像這樣的標準化的活動，對民俗學走向學術主義時代湧現的職業性的學院派民俗學者來說，可以說是當然的摸索與嘗試。而且，這樣的活動不僅僅是民俗學，可以說也是其他學科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過程。

福田先生還大量地參加了作為日本公共民俗學活動之一的20世紀70－80年代的自治體史編撰的社會實踐，提高了民俗學的社會認知度。另外，他歷時20年，領導了對中國的調查項目，致力於兩國的國際交流等。他的活動涉及很多方面，這些都給“20世紀民俗學”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即使說福田先生是“20世紀民俗學”的代言人也不為過。

在現代，如果要標榜民俗學的話，我們必須嘗試從“20世紀民俗學”實現飛躍。這也是超越福田先生及其同時代人學問的事情。但是，我們擁有了有意識地超越他們迄今為止的工作的充分熱情嗎？或者說，致力於超越他們的這一艱難工作，現在正在努力進行嗎?實際上，在從事民俗學的學人之間，對於“超越”這樣的目的、意識和覺悟，至今仍然沒有達成共識。而且，我們隻不過是惰性地繼承了“20世紀民俗學”罷了。

為這些疑問和危機意識的驅使，我們策劃了與“20世紀民俗學”的代表性論者福田先生直接對話和討論的研究會。雖然把“我們能否從‘20世紀民俗學’實現飛躍？”作為這次研究會的副標題，但其中蘊含著促使試圖創造被“現代”這一名詞形容的民俗學的人們再次覺醒的意圖。但是，這裡的“超越”或者“由此飛躍”，是必須改變迄今為止一直無意識地以之為立腳以之為依賴的“20世紀民俗學”的根本——目的、方法、對像的工作。在某種情況下，或許是一項把它毅然舍棄的困難工作。而且，在拋棄“20世紀民俗學”之時，新民俗學也未必就會由此誕生。

2010年7月31日，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舉行了題為《（討論）超越福田亞細男——我們是否能從“20世紀民俗學”實現飛躍？》的現代民俗學會第六回研究會，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所研究“班研究”、《東亞的“民俗學”之方法性課題》研究會、女性民俗學研究會共同舉辦，本書即是對此次研究會上與福田先生熱烈交流討論的記錄。在研究會上，對以下這些問題展開了探討：作為超越對像的“20世紀的民俗學”是什麼？其可能性和存在的問題是什麼？今後是否還可能對其加以繼承？與其訣別是否可能？

本書通過把“有意識地繼承‘20世紀民俗學’”和“拋棄‘20世紀民俗學’建構新民俗學”這兩個方向性的相克與摩擦顯在化的努力，如果有助於成為今後民俗學的轉折點，榮幸之至。

                                                      菅豐

民俗學是一門發現和描寫民眾在特定社會關繫中的習慣性行為，進而理解其背後的習慣性思維的一門學問。對於有些學者尤其是地方民俗學者來說，如實地將民眾的習慣性行為記錄下來，整理成民俗志，完成到這一步就可以了；但對於另外一些學者尤其是學院派民俗學者來說，僅僅描述是不夠的，他們會進而試圖勾勒其結構規律、理解其文化意義、尋找背後的動力機制；但是，有些學者到此仍不止步，他們還想啟蒙民眾，用純粹實踐理性來分析民俗文化的倫理價值，制定民俗生活的形式規則，引導民眾運用實踐理性決定在特定情勢下應該采取何種行為方式。從學科貢獻的角度看，三者之間似乎沒有價值高下，但如果從“皮”和“毛”的關繫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認為：民俗志書寫是“皮”，是民俗學賴以存在的基礎文本，沒有民俗志就沒有民俗學；理論民俗學是“毛”，雖然華麗精致，但必須依附於民俗志而存在，也即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如果我們把民俗學比作一條船，那麼，船上必然有人掌舵、有人劃槳、有人打魚、有人掌廚，這是一個互為存在依據的共同體。掌廚的千萬不要以為是自己養活了整船員工，也不要嘲笑打魚的功利、劃槳的技術含量低，更不能號召大家一起來跟你學掌廚。我們可以想像一艘所有船員都是大廚的船，恐怕終隻有沉淪的命運。所以說，同行之間的學術批評不應針對學術取向和選題，有效的學術批評應該針對作為“普通的學問”中那些有違學術規範、學術倫理，或者有助於提升操作水平的具體問題……

                                 ——施愛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