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太玄》與魏初玄學

宋衷釋《易》解《玄》，為魏初玄學發展中的重要一環。在解釋思路上，他首開並重《易》《玄》之風，以《易》釋《玄》。如注“交。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矞矞皇皇”曰：“於七分息卦為泰，升陽在三，已出地上也。”①在解釋方式上，發揚古文易學的義理闡釋傳統。這兩點對漢末魏初學者有深刻影響，宋衷學傳承分為三繫：一繫為李仁、李。《三國志·蜀書·李傳》曰：“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遊荊州，從司馬徽、宋忠（衷） 等學。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一繫為王肅。《三國志·魏書·王肅傳》曰：“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衷）讀《太玄》，而更為之解。”一繫為王弼，其家學與荊州學派關繫密切，劉表受學於同郡王暢（王粲的祖父），王弼祖父王凱與族兄王粲曾投奔劉表，王粲著有《荊州文學官志》，說明二人受荊州學影響很大。三繫中，王肅、王弼一繫的學術構建影響遠大於李一繫。

王肅是魏晉官方經學的代表，非常青睞古文經學的義理闡釋，對融合今古文的經學大師鄭玄也有批評。“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其《本傳》也曰：“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王肅指責鄭學“義理不安”，要“奪而易之”，其實是把鄭學的今文說改為古文說。蒙文通曾曰：“子雍以前，古學尚牽合於今文，子雍而後皆一擯今文而不取，則古學之純，又不可謂非南學之長也。” 王肅偏向古文學，體現為：一是對經典音義非常重視，曾作《周易音》《毛詩音》《三禮音》。二是注重“義理釋《易》”。王應麟曰：“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干胏，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像。骨在干肉，脯之像。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其難。’”從這條材料看，王肅先分析爻之像，後得出君子進退之理，與宋衷“義理釋《易》”的解經思路一致。三是並重《易》《玄》，曾作《周易注》、揚子《太玄經注》七卷，都未曾保留下來，其具體內容也就無法得知，隻能從其著作和學術淵源來推斷，他是受了宋衷《易》《玄》並重學風的影響。

王弼作為漢魏古文易學的集大成者，其家學與荊州學派密切關聯。湯用肜認為：“王弼之家學，上溯荊州，出於宋氏。夫宋氏重性與天道，輔嗣好玄理，其中演變應有相當之連繫也。……張惠言說，王弼注《易》，祖述肅說，特去其比附爻像者。此推論若確，則由首稱仲子，再傳子雍，終有輔嗣，可謂一脈相傳者也。”王弼上承宋衷學，其實是繼承了自費直以來的古文易學的解釋理路。王弼易學承傳費氏學，中間環節則是鄭玄。宋人石介曰：“王弼多取康成舊說，為之訓解，今之《易》蓋出於費直之學也。”（《周易義海撮要》）和王肅一樣，王弼雖學鄭玄但對其也有指正。李石曰：“王弼注《易》，刻木偶為鄭玄像，見其所誤輒呼

叱之。”王弼“呼叱”鄭玄的當是今文易學部分，承繼的則是古文易學的“義理釋《易》”傳統。具體表現為三點：

一是《易經》體例的“以傳附經”。王弼使《易》在體例上“以傳附經”，不算首創，而是沿襲了費直以來古文易學“以傳解經” 的方式。費直把《彖傳》《像傳》《繫辭》合為一目，前加“傳”字，列在每卦本經之後，是以《彖》《像》附經。王弼“移《繫辭》（《小像傳》）上、下傳附爻辭之下，每爻加‘《像》曰’，又移《文言》附‘乾’‘坤’，加‘《文言》曰’，而以《繫辭》上、下傳，施之《說卦》前後兩篇”①。從呂氏所舉“王弼易”的易例看，王弼還吸取了鄭玄“合《彖傳》《像傳》於經，於《彖傳》加‘《彖》曰’，於《像傳》（《大像傳》）加‘像曰’”（《古周易·鄭康成易》）的體例。王弼的“以傳附經” 在形式上比費直、鄭玄更多地把與經緊密聯結的“傳”附在“經”後，更貼近“經傳相合”的解釋理路。

二是解釋方式的“以理傳《易》”。王弼解《易》掃像數、倡義理，如注“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時曰：“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利見大人’，唯二、五焉。”②王弼雜用《像傳》《文言》來釋經，比費直“以傳解經”更細致、更嫻熟，體現了《傳》不離《經》的簡易原則。王炎曰：“焦延壽、京房、孟喜之徒遁入於小數，曲學無足深誚，而鄭玄、虞翻之流穿鑿附會，像既支離，理茲晦蝕，王弼承其後，遽棄像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弼之注釋獨存於今。”這就反映了漢魏易學從像數學到義理學的變遷，王弼簡而便的“以傳解經”使易理得以彰顯，在漢魏之際有倡導易學義理之風的功勞。

三是解釋資源的“《易》《老》融合”。王弼易學在解釋資源上吸取《老子》《莊子》，體現了融合儒道、融合《易》《老》、融合《易》《玄》的解釋取向，由此奠定了魏晉玄學的思想基調。融合儒道在揚雄《太玄》中就有明顯體現③，“觀大《易》之損益，覽老氏之倚伏” （《漢書·揚雄傳》）。荊州學派則是融合《易》《玄》的先鋒，宋衷又為《太玄》義理學的核心人物。所以，古文易學的解釋資源由揚雄《太玄》的《易》《老》合說到宋衷的《易》《玄》合說，都對王弼融合《易》《老》解《易》產生了重要影響。湯用肜曾言：“易學關於天道，輔之以《太玄》，在漢末為流行。馬、鄭而外，荊州宋衷、江東虞翻，北方荀爽，各不相同。……漢代舊《易》偏於像數，率以陰陽為家。魏晉新《易》漸趨純理，遂常以《老》《莊》解《易》。”充分說明“以《老》《莊》解《易》” 的《易》義理學在魏初逐漸成為經學主導。

從費直至王弼的漢魏古文易學，偏重義理解《易》。章如愚曰：“三《易》同祖伏羲，而文王之《易》獨以理傳，五家同傳《周易》，而費氏之學獨以理傳，馬、王諸儒同釋《易》之學，而王弼之注獨以理傳，然則明《易》之要在理而已矣。”《易》義理學發展至魏初，和像數易學相比，一直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費直、王弼堪稱代表。而在這一階段的揚雄及其《太玄》沒有成為古文易學的典範，主要是因為揚雄處在兩漢之際今文經學逐漸衰落、古文經學悄然興起的時期，《太玄》以“作”的方式解《易》，自然是像數和義理並重，也參有今文易學的優秀成果，這也許就是它在易學史上難以劃歸為今文易學或古文易學、像數易學或義理易學的原因。但無法否認的是，揚雄在費直之後極力踐行費直“義理釋《易》”的古文易學解經方式，並融合《易》《老》，直接影響了漢末《易》義理學和《玄》義理學並重的荊州學派的形成，也對王弼“義理釋《易》”的兩大核心———“傳不離經”的解釋方式和《易》《老》融合的思想內容———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太玄》的易學史地位也因“義理釋《易》”得以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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