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學（第三版）/學術前沿》：
克羅默根本不想隱瞞對他來說東方人永遠是並且僅僅是他在英國殖民地所統治的肉體物質。“由於我隻是一個外交家和一個管理者，後者的研究對像同樣是人，隻不過是從治理的角度出發”，克羅默這樣寫道：“……能夠注意到下面這一事實我感到很滿足：一般說來，東方人的行為方式、說話方式和思維方式與歐洲人截然不同。”克羅默的描述當然部分建立在直接觀察的基礎上，然而他不時征引東方學研究的權威（特別是阨內斯特·赫南和康斯坦丁·德·沃爾內[ Constantin de Volney]）以支持自己的觀點。當他試圖解釋東方人為什麼會這樣而不那樣時，他同樣聽從這些權威。他毫不懷疑任何關於東方的知識都會證實自己的觀點，從他對埃及人稍加盤問就會崩潰這一描述來判斷，他認為東方人是有罪的。因為你是一個東方人，所以你有罪：這樣一個邏輯上的同義反復居然那麼普遍地為人所接受，你甚至毋須求助於歐洲的“邏輯”或思維“對稱”，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出這一判斷——多麼有意思的反諷！於是，任何與普遍接受的東方行為規範相背離的東西都被認為是非自然的；因此，克羅默在其後一份埃及年度報告裡也就合乎邏輯地宣稱埃及民族主義乃一“全新的觀念”，乃“一株野生的而非家養的植物”。
我想，低估克羅默和貝爾福在其著述和公共政策中到處征引的東方學知識寶庫和東方學權威符碼的價值將會是錯誤的。簡單地認為東方學是對殖民統治的合理論證將會忽視下面這一事實：東方學在殖民統治之前就為其進行了合理論證，而不是在殖民統治之後。人們總是將世界劃分為許多區域，通過真實或想像的特征將其相互區分開來。貝爾福和克羅默如此樂於接受的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區分，是在許多年甚至許多世紀的漫長歲月中逐漸形成的。當然，離不開無數的航海探險與地理發現；離不開貿易和戰爭。但更重要的是，離不開18世紀中葉開始東西關繫中所出現的兩大主要特征。其一是歐洲東方知識的日益增長和繫統化，這一知識為殖民擴張以及對新異事物的興趣所加強，被人種學、比較解剖學、語言學、歷史學這些新興的學科所運用；更有甚者，這一知識體繫中還加進了由小說家、詩人、翻譯家和旅行家所創作的數量相當可觀的文學作品。其二是，在東方與歐洲的關繫中，歐洲總是處於強力地位，更不必說優勢地位。沒辦法說得更委婉一些。的確，強與弱之間的關繫可以被掩蓋或緩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貝爾福口口聲聲說承認東方文明的“偉大”。然而，建立在政治、文化甚至宗教基礎之上的東西關繫的本質是一種強弱關繫——這一點在西方看得非常清楚，這也正是我們這裡所要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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