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早尊他為領袖
辛亥革命的勝利，宣告中華民國的建立，可民主共和徒有虛名。皇權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北洋軍閥政權，政治極其黑暗，思想異常混亂，尊孔讀經、復闢倒退的思潮如沉渣泛起，十分活躍，大有泰山壓頂之勢。正是在前景堪憂，路途渺茫之際，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即後來的《新青年》，以披荊斬棘之姿，雷霆萬鈞之勢，次全面、猛烈地向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發起攻擊，黑暗混沌中終於透現出曙光，這就是《新青年》所遵循一貫的宗旨——民主與科學。《新青年》創刊於1915年9月，停刊於1926年7月，其間雖多有變故，但與陳獨秀卻如影隨形，相隨相傍。陳獨秀與《新青年》已共同融為一個符號，存儲於歷史的記憶之中。
日夜夢想革新大業
陳獨秀和許多啟蒙思想家一樣，創辦了許多報刊，旨在“改變人的思想”。1903年8月7日，他和章士釗在上海昌壽裡的一間小閣樓上共同創辦的《國民日日報》，可謂是他以報問政的開始。《國民日日報》吸取被查封的《蘇報》的教訓，文字迂回，論調舒緩，然而，其鼓吹排滿革命的宗旨不變，在讀者中影響極大，有“《蘇報》第二”之稱。
這樣一份鼓吹革命的報紙，自然要遭到清朝統治者的查禁，上海知縣布告，不準市民購買和零售。沿江省撫無不予以封殺查禁。1903年12月，《國民日日報》被迫停刊。年底，陳獨秀又回到家鄉安慶，與好友房秩五、吳守一等相商，創辦一份別開生面的《安徽俗話報》。吳、房二人積極響應，並議定陳獨秀主編，房秩五負責教育欄，吳守一負責小說欄。安徽知名人士胡子承從中聯絡資助經費，並將社址設在蕪湖科學圖書社。
1904年3月31日，《安徽俗話報》在蕪湖創刊，這是份半個月發行一期的報紙。他說，這份報紙既要成本低，讓“窮人買得起”，又要有豐富多樣的信息和內容，以“通達學問，明白目標”。既然是份平民化的報紙，那麼就不能“之乎者也矣焉哉”，而要貼近民眾，用“淺近好懂的俗話”寫出來。《安徽俗話報》正是遵循這樣的方針，所以纔名列全國白話報之首，有“開風氣”的贊譽。
《安徽俗話報》未辦幾期，房秩五就東渡日本，吳守一也回桐城教書去了，陳獨秀一人依然堅持。十八年後，他在為《科學圖書社二十周年紀念冊》撰寫題詞時，還餘興未減地說：“我那時也是二十幾歲的少年，為革新感情所趨勢，……日夜夢想革新大業。何物臭蟲，雖布滿我衣被，亦不自覺。”
1905年9月，《安徽俗話報》辦到第23期便自動停刊。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敗後，陳獨秀為躲避安徽軍閥倪嗣衝的追捕，秘密潛往上海，住到亞東圖書館。他在這裡完成了《英文教科書》和《字義類例》兩部著作。動亂的年代，這兩本書很難出售。他給在東京的好友章士釗去信說：“近日書業，銷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擱筆，靜待餓死而已。”他還向章士釗介紹了國事的黑暗與艱難。此時，章士釗正在日本創辦《甲寅》，這是份旨在反對袁世凱的政論性月刊，它的政論性文章曾經轟動一時。次年6月10日，《甲寅》公布了陳獨秀的信，還函約陳獨秀來日本，共同編輯《甲寅》。
陳獨秀接信後來到東京，幫助章士釗編輯《甲寅》。8月，《甲寅》第1卷第3號發表他的七首詩。11月10日，《甲寅》發表他的《愛國心與自覺心》。這篇四千多字的文章，觀點鮮明，文筆洗練，直面傳統的思想道德觀念，大膽放言，無情批判，對當時的知識社會造成很大的衝擊。
這篇文章指出，中國傳統的國家觀念有著很大的偏差，總是將國家“與社稷齊觀”，認為國家便是歷朝皇帝，“艱難締造之大業，傳之子孫，所謂得天下是也”。於是，“忠君”便是愛國，愛國便是忠於皇上。西方人卻不是這樣的認識，他們認為，國家是“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國家的天職是“保障權利，共謀幸福”。如此以民為本的“建設國家者”，在中國想都不能想。歷代王朝隻會瘋狂地聚斂財富，即使是難得之“聖君賢相”，他們所做的一切，也都“旨以謀一姓之興亡”。他認為這樣的國家，“實無立國之必要，更無愛國之可言”。如果對這樣的所謂國家，還“過昵感情，侈言愛國”，那麼，“愛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那就是缺乏自覺心的愚忠。
他說，一個理性的公民應該知道“國家之目的與情勢”，也即國家的性質和國情國力。次世界大戰，德國向外擴張時，公開號召“為皇帝為祖國而戰”，其實質“為皇帝其本懷，為祖國隻誑語耳”。他說：“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戰者，愛國主義也；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戰者，帝國主義也”；人民如果盲目愚忠，勢必為野心家所利用，那麼“賦役干戈者，無寧日矣”。他尤為強調，“愛國心，具體之理論也。自覺心，分別之事實也”。
中華民國雖已建立，可是，民主共和的理念，依然是路漫漫其修遠兮。遍視國中，法紀廢弛，貪污橫行，兵匪日盛，中國已“不能保國於今世”，此為何故？他的答案是：“民無建設國家之智力故也。”他懷疑以今日“國民之智力”，中國“能否建設國家於二十世紀”？人民無權利、無福利，這樣的國家“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外無以御侮，內無以保民，不獨無以保民，且適以殘民，朝野同科，人民絕望。”如果此時“海外之師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予則雲，殘民之禍，惡國家甚於無國家。”
文章發表後，《甲寅》收到了十多封來信，信中詰問斥責：“以為不知愛國，寧復為人，何物狂徒，敢為是論。”時過半年，當袁世凱接受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的消息傳出後，人們纔從混沌中驚醒，認為賣國的中國現政府，實在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於是，他們對陳獨秀的文章，由責罵、抗議，轉變為接受和推崇，盲目愚忠的“愛國心”，也就“漸次為自覺心所排而去”。
《愛國心與自覺心》的形成，是有一個嬗變躍進的心路歷程。世紀之交，他身在閉塞的安慶城，也和莘莘學子一樣，以為皇帝身繫國家，忠君和愛國相連。1904年，他已經兩次東渡日本，在接觸到西方的民主國家的理念後，便很快與封建的忠君保國的思想決裂，在他所創辦的《安徽俗話報》上，對於國家已有了大膽的嶄新的詮釋：
，國家要有一定的土地。……現在東西各強國，尺土寸地，都不肯讓人。第二，國家要有一定的人民。國家是人民建立的，雖有土地，若無人民，也是一片荒郊，如何能有國家呢？第三，國家要有一定的主權。凡是一國，總要有自己做主的權柄，這叫做“主權”。……主權居於至高極尊的地位，再沒別的什麼能加乎其上了。以上三樣，缺少一樣，都不能算是一個國。
此時，他雖然還懷疑中國是否“算是一個國”，但是，他還沒有完全喪失信心，仍要人民不僅要“知道有家”，而且要“知道有國”；不僅要“知道天命”，而且要“知道盡人力”。十年後，袁世凱竊國篡權，國土破碎，主權喪失，國家已糜爛至極。他認為這樣的國家，人民已“無之不為憂！有之不為喜！”
他在憤激哀嘆之餘，不免意氣用事而走入。正如梁啟超所說：“舉國睊睊作此想者，蓋十人而八九耳，特不敢質言耳！”許多人心有此想，而未必敢言，陳獨秀則不是這樣，他是怎麼想的，便要怎麼說，這是他的性格使然。其實，他的本意是無可厚非的，“故作危言，以聳國民力爭自由者之聽，勿為印度，勿為朝鮮，非彼曲學下流，舉以諷戒吾民者乎？”
“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他正是抱著如此偏激心情，采取正話反說的方式，以開啟民智，樹立民眾的民主共和的國家觀念。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夠理解他的良苦心情呢？歷史再次召喚他開啟思想啟蒙的運動，不到一年，他便在上海創辦《新青年》，又以思想巨人的風姿，高擎科學與民主的旗幟，掀起新文化運動的巨濤狂飆。
文學革命取得勝利
1915年9月，一份綜合性文化月刊《青年雜志》，由陳獨秀在上海創刊。次年9月，因與上海一刊物同名，改名為《新青年》。每號（月）約一百頁，六號為一卷。1917年1月，陳獨培之聘，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因此停刊。從創刊到1917年8月，即卷號到第三卷第六號，總計十八號即十八期，都是陳獨秀一人主撰。1918年1月，《新青年》在北京復刊，由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劉半農、錢玄同、瀋尹默六人輪流編輯。六人相約《新青年》不談政治，可當五四大潮湧來時，刊物的政治色彩日益濃厚，六人編輯也因此而名存實亡。如魯迅所說：“後來《新青年》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五四運動時，陳獨秀因散發反政府傳單而被捕，《新青年》也因之停刊。1919年9月，陳獨秀被釋放。11月，《新青年》又在上海復刊。
1920年5月，陳獨秀等在上海創建共產黨，《新青年》又成為**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次年1月，上海法租界取締《新青年》，陳獨秀恰受陳炯明之聘，往廣東任教育委員長，《新青年》隨之遷往廣州。4月1日，《新青年》在廣州復刊。1922年7月，《新青年》在出版了第九卷第六號後，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改為季刊，成為**中央機關理論刊物。1925年4月，又改為不定期刊物。次年7月，《新青年》停刊。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全文發表胡適的《文學改良刍議》。胡適不敢提文學革命，他說：“我受了在美國的朋友的反對，膽子變小了，態度變謙虛了，所以標題但稱《文學改良刍議》，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子。”陳獨秀則不然，他的《文學革命論》很快便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開宗明義，表明推行文學革命的堅定態度和必勝信念。他說，中國文化界之所以“黑幕層張，垢污深積”，“推其原因，乃在吾人疾視革命，不知其為開發文明之利器”。
胡適的膽子卻越發變小，給陳獨秀寫信說：“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陳獨秀接信後，立即在《新青年》發表致胡適的信，公開表明他義無反顧、當仁不讓的積極態度：
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多少年後，胡適在憶及此事時，還不無感慨地說，陳獨秀“這樣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號。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文學革命的進行，重要的急先鋒是我的朋友陳獨秀。”
1918年1月，《新青年》一月號破天荒地刊出胡適的《一念》、瀋尹默的《月夜》和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等白話詩，中國新文化史上批白話詩終於呱呱墜地，這些開天闢地的新詩，每字每句都浸透著創作者披荊斬棘的艱辛。他們那種敢於為“引車賣漿者流”寫作的勇氣，確有著一種目空古人，下開百代的悲壯，他們所表現的敢為天下先的勇敢精神，其本身就具有時代意義。
同年5月號《新青年》發表魯迅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這是篇白話小說，它借一個狂人的精神活動，對中國封建社會和反動禮教作了錐骨敲髓的諷刺和鞭闢入裡的批判。魯迅出手不凡，確是一名健將，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 除卻《狂人日記》外，還發表了《夢》《愛之神》和《桃花》三首詩。自此，他以唐俟和魯迅的筆名為《新青年》寫文章。《新青年》開始白話文的時代。
1918年12月，陳獨秀和李大釗又創辦白話文的《每周評論》，以作為《新青年》的補充和後援。北大學生積極響應，次年1月，傅斯年、羅家倫等創辦《新潮》，文學革命的生力軍日益壯大。不久，五四運動爆發，席卷全國的民主潮和期刊熱，把文學革命推至高潮。這一年，全國至少有四百種白話報面世，著名的有《星期評論》《建設》《解放與改造》等，《晨報》副刊、《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也開始刊載白話文。當時國內的幾家雜志，如《東方雜志》和《小說月報》也都嘗試用白話寫作。白話文已為全國民眾所接受和利用。
1920年1月12日，中華民國*頒布命令，小學校一、二年級教科書，從是年秋季改用白話。不久，小學、中學和大學都用白話教學。全國報刊也都相繼改用白話文。從1917年1月胡適的《文學改良刍議》算起，隻有三年的時間，文學革命就取得了勝利。
青年早尊他為領袖
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詞中，贊賞西方人的“年長而勿衰( 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的生命哲學，謳歌鮮活、奮進的年輕生命，說：“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是中國國民改造、社會進步的希望。“予所欲涕泣陳詞者，唯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
青年何以能“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何以能“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呢？他提出了六條標準，即“自由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他鼓吹人生應有“橫厲無前”的美德，以去征服“惡社會”，“戰勝惡社會”，“而不可逃遁惡社會”。他說：
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所謂科學就是要崇尚理性，尊重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反對迷信和愚昧；所謂人權即是民主，提倡個性的解放，屏棄“忠孝節義”的喫人禮教，反對封建倫理道德的專制統治，實現政治、經濟、宗教和婦女的解放。Democracy（民主）和Science（科學），五四那代人親切稱呼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已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兩面具有像征意義的旗幟。
他在《新青年》的大多文章，幾乎都是介紹和推崇西方文明，尤其是法蘭西文明，“世界而無法蘭西，今日之黑暗不識仍居何等”。他研究了拿破侖、聖西門、傅立葉、卡耐基和馬克思，從而形成了對他們的獨特見解。在創刊號上，他介紹這些先哲的思想。他說，聖西門和傅立葉主張“以國家或社會，為財產所有主，人各從其纔能以事事，各稱其勞力以獲報酬，排斥違背人道之私有權，而建設一新社會也。其後數十年，德意志之拉薩爾（Lassalle）及馬克斯（Karl Marx），承法人之師說，發揮而光大之，資本與勞力之爭愈烈，社會革命之聲愈高”。“拿破侖有言曰：‘難’，‘不能’字，唯愚人字典中有之，法蘭西人所不知。……卡內基有言曰：遇難而退，遇苦而悲者，皆無能之人也。……世界一戰場，人生一惡鬥。一息尚存，決無逃遁苟安之餘地。”他提倡的正是這種知難而進、義無反顧的戰鬥風格。他要將以科學與民主為標志的西方文明介紹於國民，以激勵國民，樹立獨立自由的人格形像，使“博愛、自由，根於天性，成為風俗也”。
在將東西方文明進行對比後，他大膽針砭國民的落後性和劣根性，指出國民的墮落品性：“好利無恥”“老大病夫”“不潔如豕”“遊民乞丐國”“賄賂通病”“豚尾客”“黃金崇拜”“工於詐偽”“服權力不服公理”“放縱卑劣”等等。他甚至找出國貧民窮的病因，是由於人口過多造成的，“吾之國力不伸，日益貧弱，正坐生殖過繁，超出生產之弊。長此不悟，必赴絕境”。
他向國民敲響了警鐘，“一國之民，精神上物質上，如此退化，如此墮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顏面，有何權利，生存於世界？”他知道傳統觀念的改變，一定要遭遇傳統的抵制和政治的壓迫。可他卻無所畏懼，視“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他要“利刃斷鐵，快刀理麻”，直指封建的綱常禮教，毫不妥協，“決不作牽就依違之想”。
《新青年》一發行，便引起國人的關注，那些振聾發聵、石破天驚的崇論閎議，使深寂的古國從昏睡中駭然驚起。《新青年》成為青年的良師益友。讀者顧克剛給《新青年》來信說：“今春一讀大志，如當頭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價值”，“連續購讀，如病者之吸收新鮮空氣，必將濁氣吐出”。
葉挺將軍在湖北陸軍第二預校讀書時，就曾寫信給陳獨秀：“足下創行青年雜志……拯斯溺世，感甚感甚”，“吾輩青年坐沉沉黑獄中……亟待足下明燈指迷者，當大有人在也”，“足下不棄，辱而訓之，甚盼甚盼”。
青年學生楊振聲把《新青年》譬之為春雷，“驚醒了整個時代的青年。他們首先發現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認識了自己的時代，再來看舊道德，舊文學，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種子。一些青年逐漸地以至於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鎖，歌唱著衝出了封建的堡壘”。
那個時代的過來人，在談到《新青年》時，總是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羅仲言回憶：“我們那時青年人讀《新青年》是風行一時的事。”陳獨秀的文章“有膽量，有勇氣，筆陳縱橫，獨具風格，大家都喜讀他的文章”。
從1915到1922年，陳獨秀共寫了近四百篇文章，僅1919年就有一百五十篇之多。這些文章可謂觸及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政治、歷史、哲學、時事、人口、宗教、文化、體育等等，真是無所不談。青年正是從這些文章中詳知他的獨樹一幟的思想、撥山蓋世的氣節和清新生動的文風，處於變革中的中國社會需要這樣的引領者，他被人們贊譽為：“思想界明星”“學界巨子”“社會精英”。
《新青年》遷到北京後，北大同人精心協辦這個雜志，使這個雜志的讀者與日俱增，由初辦時的一千份增至一萬五千份。據北大學生張國燾回憶，《新青年》“每期出版後，在北大銷售一空”。
科學與民主的思想就這樣進入北大，如春風時雨頓使這所高等學府一改老氣橫秋、陳舊腐敗，而清新活潑、生意盎然起來。陳獨秀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為輿論工具，鼓吹新文化、新思想，青年學子因此而獲取獨立的思想人格，敢於衝決封建思想的束縛，迅速行動起來，關心國家大事。北大學生鄧中夏、黃日葵、許德珩、高尚德、張國燾、段錫朋、易光嶷等，先創立《國民》雜志社。接著，傅斯年、羅家倫等發起《新潮》社。鄧中夏等還組織平民教育團，走街串巷，講演宣傳，以“增**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
不僅北京，全國的青年愛國知識分子都被鼓動起來，各地紛紛效仿北大，成立社團，辦報辦刊。五四運動前後，全國的進步社團就有三四百個，報刊竟達四百餘種。
次世界大戰結束，協約國取得勝利，中國作為戰勝國，理應收回德國在山東的主權。可在巴黎和會上，中國非但沒有收回主權，反要將德國在山東強占的權益，無條件地轉讓給日本。幾乎與此同時，上海也在召開所謂南北和平會議，那些割據一方、魚肉民眾的軍閥、政客，根本沒有和平的誠意，“和談”自然毫無結果。
陳獨秀認識到巴黎和會就是西方列強的分贓會議，他說：“難道公理戰勝強權的解說，就是按照國力強弱分取權力嗎？”至於國內政治問題，他公然主張，中國“非多數國民出來，用那不和平的手段，將那顧全飯碗，阻礙和平的武人、議員、政客掃蕩一空不可”，唯有如此，中國纔能實現真正的國內和平。
這些激進的政治主張，深受青年的歡迎和支持，青年學生奉他為導師，成為他的追隨者和崇拜者。據**一大代表李達所說，早在建黨前，革命青年就尊他為“我們的領袖”。正是在他的鼓動下，“五四”前夕，北大和其他院校的學生，“秘密組成了一個‘行動小組’”，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已是呼之欲出。
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中國，對外賣國，對內殘民，****，民不聊生。陳獨秀認為，軍人、官僚、政客是中國積弱積貧的禍根，並將之概括為三害：“軍人害”“官僚害”“政客害”。1919年1月19日，他的《除三害》在《每周評論》發表，此時距五四運動隻有三個多月。他呼吁：“，一般國民要有參預政治的覺悟，對於這三害，要有相當的示威運動。第二，社會中堅分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黨，來掃蕩無政見的無良心的依賴特殊勢力為後援的狗黨。”《每周評論》幾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表明他對國內政治問題堅決果敢、毫不妥協的態度。
五四運動前七天，他發表的《貧民的哭聲》，乃是一篇政治煽情的傑作。文章說：“北京城裡一片貧民的哭聲”，貧苦百姓賣兒鬻女、啼饑號寒，就是因為政府“今天這樣捐，明天那樣稅”，平民百姓“窮得沒衣穿，沒飯喫”。當權的文武官員卻“用賣路礦借外債拿回扣，搜刮搶劫，販賣煙土種種手段，將通國的錢財聚在自己手裡享用”。他警告說，如今的中國已如一個火藥桶，“單是北京一處”，“十幾萬苦惱的人發出他們可憐的哭聲”，就“不是一個小問題”。他斷言，這淒苦憤怒的哭聲，早晚要產生巨大的震撼力量，撼動腐敗、沒落的北洋軍閥政府，“叫他們注意，叫他們頭疼，後還要叫他們發出同樣的哭聲！”
1919年4月29日，歷時三個多月的巴黎和會，竟將戰前德國在山東的非法權益轉讓於日本。消息傳來，舉國愕然，全國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義憤填膺、熱血沸騰。他所提示的有“社會中堅分子”“挺身出頭”的“相當的示威運動”成為事實，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了，並以磅礡之勢向全國蔓延。
就是在5月4日，陳獨秀又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孔教研究》《發財的機會又到了！國民怎麼了？》《公司管理》和《兩個和會都無用》等文章，繼續進行政治煽情。他說，上海的南北和會和巴黎的國際和會，都是分贓會議，世界和平與人類幸福的到來，“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他的“直接解決”和“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張，在當時極具號召力。當年五四運動的參加者羅章龍回憶說，陳獨秀“常向我們談到法國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對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獄和建立工人政權的革命壯舉十分向往。……‘五四’時他一再強調要采取‘直接行動’，對中國進行‘根本改造’。他的這些言論非常符合當時激進青年的心意。青年們對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趨，團結在他的周圍”。
五四運動剛剛發生時，市井民眾非但不積極參與，還冷嘲熱諷愛國的學生運動。陳獨秀嚴厲批評這種冷漠的態度，“像這種全體國民的存亡大問題，可憐隻有一小部分愛國的學生和政黨出來熱心奔走呼號，別的國民都站在旁邊不問，已經是放棄責任不成話說了。若還不要臉幫著日本人說學生不該干涉政治、不該暴動，又說是政客利用煽動，（全體國民那個不應該出來煽動？煽動國民愛國自衛，有什麼錯處？）這真不是喫人飯的人說的話，這真是下等無血動物。像這種下等無恥的國民，真不應當讓他住在中國國土上呼吸空氣”。
正是在他的激勵下，北京學生繼續總罷課，走上街頭進行愛國宣傳。北洋軍閥政府又出動軍警鎮壓，6月3日和4日，他們竟逮捕了八百多名學生。
陳獨秀憤怒了，他要與反動當局拼死一搏，他的驚世駭俗的《研究室與監獄》短文，便是在黑暗、反動的政治擠壓下迸發出來的，他說：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纔是人生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纔是真文明，纔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他是個敢說敢做、身體力行的革命者。6月9日，他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再次重申“唯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6月11日晚10時，他在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被京師警察廳暗探逮捕。消息傳出，全國立即掀起軒然大波，社會各界紛紛呈文致函，一致要求釋放陳獨秀，不少人在報刊發表文章，對陳獨秀表示崇敬和聲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