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僧侶的全面素食（禁斷酒肉）是在佛教傳入中國將近五百年以後的事，而一手導演此一佛教 劃時代事件的關鍵人物則是南北朝時的梁武502—549年）。梁武帝的動機何在？此一事件的歷史意義如何？這是康樂著的《佛教與素食》主旨所在。

一提起佛教，自然就聯想到素食。對中國人而言，所謂的“出家人”就是“喫齋”的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除了濟公等少數傳說中的人物外，“酒肉和尚”一直到現在還是罵人的話。佛教僧侶要喫素？ 我國中國佛教僧侶從什麼時候開始全面素食的呢？原因又是什麼呢？本書分兩部分。部分以古印度早期佛教為研究對像。早期佛教強調不殺生，反而鼓勵祭祀食肉，反對為食肉殺生。後來，素食在印度社會逐漸成為一般大眾的一個倫理判準，為了招徠信徒，相抗衡的一些宗教，如婆羅門教、大乘佛教與耆那教，不得不開始強調素食。由此可見，素食這一觀念在印度歷史上有其演變的過程。究實而言，它也是中國佛教 後會走上素食一途的重要原由之一。第二部分以中國佛教為研究對像。僧侶全面素食是在佛教傳入中國將近五百年以後，梁武帝下禁斷酒肉詔令之後纔開始，後期逐漸發展成為中國佛教徒的普遍戒律。作者在這一部分試圖分析梁武帝此舉的原因。

康樂，臺灣歷史學者。美國耶魯大學博士。曾任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魏晉南北朝史與佛教史，著有《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等。擔任多項編譯工作，其中包括二十世紀初社會學大師馬克思•韋伯的多項著作。

殺生既然兼具了實用與宗教性的意義，想要徹底根除自非易六世紀時，中國南朝的梁武502-549年）篤信佛教，在位後不久即以身作則力行素食，且日僅一517年，梁武帝為了貫徹不殺生的信念，甚至下令宗廟祭祀皆不用牲，結果引起朝野嘩然，以為宗廟不復血食。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盡管也有大臣對梁武帝個人的素食不以為然，但是，除非客觀環境有其實際困難，否則素食與否終究是個人可以決定的事，宗教性的祭典就沒有這麼單純了。祭典的目的無非是崇拜神或取悅鬼神，雖說正心誠意是要件，儀式的正確與否，對於祭典的效力無疑還是極具關鍵性的；而供奉犧牲本來就是中國——不管是民間信仰還是國家宗教——祭典裡為重要的儀式之一，梁武帝的貿然廢除引起朝野反彈自是理所當然。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理解，盡管臺灣目前佛教信仰風行，在不殺生戒的影響下，一般人在理性上似乎也可以認同祭祀殺生——尤其是賽豬公的場合——的無意義，然而，宗教習慣的因素卻使得供桌上的犧牲終究還是難逃一死。
阿育王在推動不殺生的政策時，其實也面臨同樣的困難，他既不能強制全國民眾盡皆喫素，也不敢公然抨擊或禁止所有祭典裡的用牲，尤其是婆羅門教的祭典。在份詔令裡，所謂“不得在此殺生”，應該是禁止在某個祭典場所——或許就是基娜的祭壇——的殺生祭祀，因為接下去《石訓》又說“每逢節日亦不得在此集會，蓋天所親王常見節日聚會，惡事屢生”，因此這份詔令想要禁止的應該是宗教性的殺生。可是碑文中並沒有明白禁止殺生祭祀，反而是舉自己廚房減少殺生的例子來說服民眾，而且還答應即使是目前每日尚在享用的三隻生物將來亦可得到赦免（倒有點類似孟子所說的“月攘一雞”的故事），這似乎卻又牽扯到了素食，盡管他也沒有清楚地提出要求。
第二份詔令倒是比較明確地提到“四生之物不得食四生生命”，這是徹底的素食主義口吻，不過或許也僅止於口號式或規勸式的訓諭。因為盡管阿育王列出了一些禁止殺害的生物，可是對於人們真正食用的禽獸（所謂的“家禽、四足之獸”），他也僅隻要求“如不能充食或作耕種之用者，亦應釋放而不得殺害。”然而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除了宗教與生計目的的殺生外，一般人其實很少會從事無意義的殺戮，因此，阿育王的這份令諭充其量也隻不過是個具文罷了。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顯然可以看出，即使是到了阿育王的時代，宗教與實用性的殺生似乎還是相當普遍，這也是他所面臨的困境。盡管如此，阿育王對於不殺生戒顯然還是相當執著的，既然一時還無法全面性地禁屠，局部性地禁屠或保護總是可以嘗試推行的，這是詔令後半段出現一些強制性措施的緣故。詔令中同時也將此一政策與宗教性節日及保育觀念巧妙地結合起來。
這些法令到底收效如何，史無明言，大概也不甚樂觀，因為在次年的一份詔令中阿育王曾提到，他以兩種方式來推行“正法”，其一是依據正法做種種限制（亦即以強制性的法令），另外則是依據正法的道理而弘揚之（亦即以教化的方式）。結果前者收效有限，而後者則效果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