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導論

部分 理論基礎
章 回憶文化
緒言
一 對“過去”的社會性建構：莫裡斯·哈布瓦赫
二 集體回憶的形式——交往記憶和文化記憶
三 文化記憶的類型：“熱”回憶和“冷”回憶

第二章 書寫文化
一 從儀式一致性到文本一致性
二 卡農：如何界定此概念

第三章 文化認同和政治想像
一 認同、意識和反思性
二 民族的產生作為對集體認同的基本結構的升級

第二部分 個案研究
緒言

第四章 埃及
一 埃及書寫文化的基本特征
二 充當“法則”的王朝後期神廟

第五章 以色列與宗教的發明
一 作為抵抗手段的宗教
二 起到回憶作用的宗教：《申命記》作為文化記憶的範例

第六章 法律精神促成歷史的誕生
一 表現為懲罰與拯救的歷史
二 以意志神學為標志的歷史被神學化：從“超凡的事件”到“超凡的歷史”

第七章 希臘與思維的規範化
一 希臘與書寫文化的結果
二 荷馬與希臘民族的形成
三 接合性：希臘的書寫文化與思想進化

結語 文化記憶理論概述

參考文獻
人名索引
內容索引
譯後記

前 言

近年來，以記憶與回憶為題的研究風氣方興未艾。它大約始於十年前，在東方和西方都有人就此著書立說。我認為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我相信，根源在於我們正在經歷的時代大變革，其中有三個因素使得記憶這個課題受到空前的重視。首先，隨著電子媒介技術開始在人的大腦之外儲存信息（也就是人造的記憶），我們眼前正在發生一場文化革命，其意義不亞於印刷術的發明，以及時間上更早的文字的出現。其次，因為有了上面所說的媒介技術，業已結束的年月——即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所謂“舊歐洲”的記憶——也得以保存，它至少需要我們不時回憶並以評判的方式予以消化，喬治·施泰納（George Steiner）稱其為“輪作”（Nachkultur）。第三個因素可能決定性，它觸及我們靈魂深處，同時也關繫到我們的生死存亡：亦即，那些曾經親歷人類歷慘絕人寰的罪行和災難的一代人，仍然健在的越來越少了。對於集體記憶而言，四十年意味著一個時代的門檻，換句話說，活生生的記憶面臨消失的危險，原有的文化記憶形式受到了挑戰。在我看來，盡管有關歷史與記憶、回憶與記憶術的討論有時使用非常抽像和專業的術語，仍然持續受到關注，其關鍵就在於第三個因素。所有這些都說明，以回憶概念為核心，正在形成一個全新的文化科學範例，受其影響，不同的文化現像和領域——藝術與文學、政治與社會、宗教與法律——呈現出不同於之前的格局。換句話說，有關記憶與回憶的工程正在進行當中，本書旨在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到這項工程當中。作者不敢斷言已經實現了某種目標，而隻能說供給讀者一些提示，重點是為讀者自己尋找答案勾勒出必要的因果關繫。

1984—1985年，作者偕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赴柏林科學院進行為期一年的學術研究，本書就是這一研究項目的結晶。因此，我誠摯的謝意應當獻給這家學術機構，在那裡，我有幸與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們通過講座、交談和討論等形式進行交流，假如沒有這些優越的條件，很難想像本書作者會如同書中內容所展示的那樣，做出跨越自己的學科——埃及學——的大膽嘗試。克裡斯蒂安·邁爾（Christian Meier）、彼得·馬基尼斯（Peter Machinist）、米歇爾·斯特裡克曼（Michel Strickman）與我一起就比較文化科學問題進行了非常深入和密切的討論，在此向他們諸位表示特別的謝意。

本人參與的研究小組“文字交流的考古學研究”（Archaeologie der literarischen Kommunikation）所關注的題目之一便是“文化記憶”問題。在研究小組出版的繫列圖書《文字與記憶》（1983）、《正典與審查》（1987）和《智慧》（1991）當中，文化記憶都是主要論題；此外，在海德堡舉行的研討會和討論課上，參與者對這一命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為這些研討會所做的準備，以及之後所做的歸納和提煉，為此書奠定了基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在柏林科學院舉行的題為“正典與審查”的第二次研討會。本書的初稿實際上是作者與阿萊達·阿斯曼在柏林為《正典與審查》一書撰寫的導言，隻是我們發現，在導言有限的篇幅當中無法充分地討論文化記憶問題，因為當時擬就的文字已經達到一百五十頁之多，隻好作罷。在此後的若干年中，我們共同的研究幾經中斷。雖然兩個人出發點相同，但是研究方向各異，遂決定分別把各自的研究進行到底。阿萊達·阿斯曼的研究成果呈現為《記憶空間：文化意義上的時間建構》（Erinnerungsraume. Zur Konstruktion kultureller Zeit）。她的著眼點在於古典時期至（後）現代形成的文化記憶具有哪些形式與功能，其著作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構成本書的後續，因為我在書中重點論述的是近東和地中海地區的早期書寫文化。

1987—1988年，我得以利用學術假期完成本書的第二部分。本書涉及理論方面的部分，得益於為討論課和研討班備課的過程，這些課程分別是我與托尼奧·赫爾舍（Tonio Holscher）合開的“文化與記憶”（1986/1988），與迪特裡希·哈特（Dietrich Harth）合開的“革命與神話”（1990），以及我與阿萊達·阿斯曼、迪特裡希·哈特合開的“作為生活空間和紀念物的文化”（1987/1991）和“摩涅莫辛涅”。以上同事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在與他們共事的過程中，我確實獲益匪淺。本人先後在不同的研究班和研究機構做過相關的學術報告，如在弗賴堡大學，面向參與專題研究項目“口述與文字記載”的師生以及名為“古典時期依據當下建構起來的過去”的研究生班，還有在斯圖加特文化理論中心，以及埃森文化科學研究所。在上述大多由阿萊達·阿斯曼陪同的講座中，作者獲得了寶貴的機會，與聽眾就書中的核心論題進行廣泛的討論。

由起初一繫列嘗試性的研究項目變成了一本書，不足之處肯定不少。不過，如果沒有維肯伯格（E.P. Wieckenberg）的鼓勵和催促，恐怕連這樣的結果也難以想像。


揚·阿斯曼
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