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社會概況

中國歷史上個大統一的國家從秦漢王朝開始，中國歷代的文化制度思想從秦漢時期開始初步定型。中國在世界上次嶄露頭角也是在秦漢時期。

節    統一國家的形成和發展

一、秦人和秦國

秦人早期的歷史，直接的材料沒有，春秋以後的記載，大多是傳說。根據傳說考正歷史，生出了種種不同的推測：有人認為“秦為戎族”，有人認為“本是夏族的一支，即羌族的苗裔”，也有認為“秦本是東來的”。可靠的看法應該是秦屬西方戎族，至少商周時期秦人已經是“在西戎，保西垂”了，《史記·秦本紀》中說，文公時“初有史以紀事”，當“文公東獵”時，“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贏於此，後卒獲為諸侯”。追述可靠的祖先歷史，即在西方。當然，秦人之始建國也就在西了。

秦國的建立是比較晚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時封秦襄公為諸侯，即為秦國的開始。但是，周平王雖“賜之岐（今陝西岐山東北）以西之地”，實際是一句空話，當時這一帶布滿了戎狄之人，“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建國的過程是十分艱苦的，秦襄公雖有不少作為，但並無實際戰果，自己都死於伐戎之役中。以後，花了將近一百年的時間，到武公時期，整個關中的渭水流域纔為秦國所控制，秦國的領地纔真正得到穩固，並且從宣公（前675—前664年）以後，開始向東發展。

秦國不僅建國比較晚，它的華化也比較晚。從春秋時期到戰國初年，華夏族的諸侯國（包括華化較早的）一直把秦國當戎狄看待，《史記·秦本紀》所謂“秦始小國僻遠，諸夏擯之，比如戎狄”，所謂“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秦開國之始即“未能用周禮”（《詩序》），到秦孝公時，商鞅就曾說“始秦戎狄之教”（《史記·商君列傳》）。可見其與中原華夏文化有所不同。

秦與中原文化的關繫不深，在客觀上起了比較徹底地實行變法的作用。《史記·秦本紀》中記秦穆公和由餘的一段對話頗有意思，穆公問由餘：“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餘回答說：“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天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由餘是位“亡入戎，能晉言”的晉人，深知中原文化之弊，而在比較落後民族的“文化”中找到了新生的因子。而商鞅正是把握了這一點，適應社會發展變化，實行了比較徹底的改革。

秦國逐漸鞏固、強大，文化上卻走著與中原各諸侯國不完全相同的道路。一直到戰國末年，荀卿談他“入秦”的觀感時說：“……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荀子·強國》）荀子所說的秦國的這種情況，恰恰是擺脫了西周“繁文縟節”“私門請托”“朋黨比周”等舊的傳統，這正是秦國能“四世有勝”的重要原因。

二、秦統一六國

在戰國時期的諸侯各國中，秦國後來居上，不僅逐漸趕上並超過了原來強大的一些諸侯國家，而且終吞並各國，建立了一個空前的大一統國家。

從戰國中期開始，秦國先後經歷了秦獻公（前384—前362年）時期的改革和秦孝公（前361—前338年）時期的商鞅變法，被認為是封建制代替了奴隸制。秦獻公一即位就宣布“止從死”，明令禁止人殉制，無疑是對作為勞動力的人的重視。“為戶籍相伍”，重視編制戶籍，也是解決人的地位問題，在當時使“野人”與“國人”處於同等地位。當然還有其他一些政治、經濟方面的改革，如遷國都、推廣縣制、“初行為市”等。

到商鞅變法時，就把秦獻公已經開始的一些改革進一步深化、完善了。商鞅變法在政治、經濟及文化思想各方面比較全面地展開，政治方面主要是“變法修刑”“勸戰死之賞罰”等方面，同時“並諸小鄉聚集為大縣”，也是集中和加強國家權力的重要措施。經濟方面，“為田開阡陌”“初為賦”以及“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等，均有劃時代的意義，其他還有如改革不良習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等等。和任何一次改革一樣，商鞅變法不是一帆風順的，甚至商鞅本人後都遭到了殺害。但變法是成功了，其結果是秦國空前強大，如後來李斯所說：“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史記·李斯列傳》）。

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不僅“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還把眼光瞄準“帝王之業”，當變法取得顯著成效之時，就與孝公談秦魏關繫，主張乘魏敗於齊的機會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他親自伐魏並取得了勝利。秦之所以“為戰國霸君”，之所以“六世而並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

但是，統一大業，自孝公以後也整整經歷了一個世紀。大趨勢是，秦國的領域逐漸擴大，向東挺進穩步發展，與齊、楚、燕、趙等國進行了一繫列復雜的政治、外交、軍事多方面的鬥爭，所謂合縱連橫，遠交近攻等。秦國在鬥爭中日益強大，從惠文君稱王開始，一直到秦王政時期，經歷了五個國王，包括孝公，共為六世，所謂“續六世之餘烈”。在這六世之中，先是稱伯，後又稱王，史書上的一些記載，如“楚、韓、趙、蜀來朝”，“天子賀”“天子致文武胙”“韓、魏、齊、楚、越（一作趙）皆賓從”等，一直到“周民東之，其器九鼎入秦”，都是秦國日益強大的反映。

到了秦王政時期，水到渠成，統一六國隻是時間問題了。秦王政即位後，軍事上繼續穩步前進，連年向趙、韓、魏等國展開進前241年，打敗了後一次趙、楚、魏、韓、衛的五國聯軍，關東六國再也沒有聯合攻秦的可能。秦國也就開始了統一六國的進前230年滅韓，前228年滅趙，前225年滅魏、滅燕，前223年滅楚，前221年滅齊，完成了“吞二周而亡諸侯”的統一大業。

完成了統一大業的秦王政，“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史記·秦始皇本紀》），創造了一個影響中國歷史兩千年的神聖稱號——皇帝。這確實是一個創造，一般人是難以想像得出來的。諸大臣隻能在原有尊稱上兜圈子，以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貴”。泰皇就是人皇，隻能在天、地之後，秦王政卻要人神兼備，因為帝是古代人想像中的天神（他的祖先昭襄王也稱帝，但不久就放棄了）。

當然，秦始皇之偉大不僅僅在於他制定了一個至高無上、人神兼備的稱號，更重要的是他在以後短短的十幾年當中，有一番開天闢地的作為。他不僅統一了六國，進一步又北築長城，南平百越，鞏固和發展統一的局面，與此同時，開闢了全國的交通網，所謂“墮毀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盡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漢書·賈山傳》），這是漢人的描述，足見其開闢交通網絡之成績。除此之外，秦始皇的功績還有許多，例如創立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以及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書同文字等，本書以後各章中將分別記述。

三、西漢王朝的建立和發展

秦始皇的統一事業是轟轟烈烈的，但其統治具有明顯急政暴虐的特色，從而使秦王朝二世而亡。從農民起義中衝殺出來的劉邦，經過楚漢之爭戰勝了項羽，被群雄擁戴，即了皇帝位，建立漢朝，前202年的事，史稱西漢王朝，足足有二百年的歷史。其中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呂氏之亂”“吳楚七國之亂”以及“巫蠱之亂”、內外朝之爭等，這些事件概括起來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地方割據勢力與中央集權的鬥爭；另一方面是爭奪權力的鬥爭，關繫國家命運的當然主要是前者。

和秦代一開始就是中央集權制不同，劉邦是諸侯王擁立的，西漢政權開始不得不承認那些諸侯王的地位，後來雖逐一地誅滅了異姓諸侯王，但劉邦“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漢書·諸侯王表》）。因此西漢一開始，與秦的郡縣制不同，而是郡國並行制，分封的王國既多且大，所謂“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大者誇州兼郡，連城數十”，而中央直轄地，隻“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漢書·諸侯王表》），並且還有列侯公主之食邑在其中。

劉邦一番苦心，原來是為了鞏固中央，維護統一國家，他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史記·呂太後本紀》），一心希望劉家子弟維護劉家天下，但他死去不久，諸侯王國就形成了對中央集權的威脅。因此可以說，西漢前期的歷史，是一部中央集權逐步戰勝地方割據勢力的歷史，當時的政治，一切都從屬於這個鬥爭。

首先是呂後專權、稱制，既可以說是爭權奪利，也與割據勢力鬥爭有關，例如她先殺趙王如意，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後又殺趙王友，徙梁王恢為趙王，不久又殺趙王恢，廢其嗣，而以呂祿為趙王。燕王建死，殺其嗣而除其國，另以呂通為燕王（當然這又是樹立自己的黨羽）。再如分齊為四，以削弱之。這些是與中央集權有關的。與此同時，積極修築長安城，也是鞏固京師防衛的一項重要措施。呂後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並沒有終解決，加上大封諸呂，又衝淡了這種鬥爭的意義。

文帝即位，割據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有所滋長，諸呂雖誅，中央政府衰微，這從吳王濞稱病不朝反而賜以幾杖、淮南王長擊殺審食其而赦其無罪等事可見一斑。當時之形勢正如賈誼在《治安策》中所說的：“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文帝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沒有多大成效。景帝時晁錯又屢建削藩之議，他斷言“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果然景帝三年（前154年）爆發了以吳王濞為首的“吳楚七國之亂”。中央集權畢竟是大勢所趨，叛亂在三個月內就平定了。景帝進一步采取一些措施，如損黜王國官制及其職權，降低諸侯王權力，規定諸侯王不再治民等，中央集權走向了鞏固。

到了漢武帝時期，繼續鎮壓叛亂，采取有罪廢除或絕嗣除國的辦法，陸續廢除一些王前127年，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議，頒布“推恩令”。命令諸侯王在封國內分封子弟為王，由皇帝給名號。這是賈誼、晁錯“削藩”之議的進一步發展，諸侯王無法反對，實際上則封地越來越前112年又以“酎金事件”為契機，一次就奪去“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的一百零六個王侯的爵位，割據勢力的問題基本解決了。

西漢政治上另一方面的鬥爭，是統治集團爭權奪利的鬥爭，或者說中央朝廷內的權力之爭，從“呂氏之亂”開始，大大小小的鬥爭幾乎沒有間斷過，武帝晚年甚至演變成了父子殘殺的所謂“巫蠱之亂”。武帝死後，又有燕王謀反，爭奪皇位，還有內外之爭，大官爭權奪利，然後出現霍光實際處理朝政。後，外戚專權，一直發展到王莽篡位。

四、王莽的改朝換代

盛極而衰，這是封建王朝的必然規律。西漢的鼎盛時期是武帝時期，衰落的跡像也從他那個時候開始了。所以，又有所謂“昭宣中興”。然而，時間也不、成、哀、平，一朝朝走下坡路，天災、人禍也接踵而至，人民群眾“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漢書·鮑宣傳》），除了鋌而走險別無它途。

在此王朝行將崩潰之際，王莽挺身而出，站在維護統治階級的立場上進行了一些政治改良，即所謂改制。照說是無可非議的，但王莽在歷史上的聲譽很不好，一是因為他的改良沒有成效，改良本身也有些問題；更重要的是，他開始想以周公自命，被晉封為安漢公，但後來忍不住皇位的誘惑，不僅沒有安漢，反而自立為皇帝，成了一個篡權者。

王莽制造了一繫列改朝換代的輿論，終於由假皇帝變成了真皇帝，建立了新朝。因為這個王朝短命夭亡，後來人們據以此嘲笑、咒罵他，也有人如法炮制。其實王莽的一套騙局，也是統治階級自己所制造的思想理論發展的必然結果，那就是儒家思想與讖緯之說。早在昭帝霍光專權時，就有過眭弘的禪讓上書事件，這與王莽的改朝換代思想上完全是一致的。

王莽改制有時被認為是一種復古運動，這主要是因為他的政治改革，如官職、社稷、車服、刑罰等一一依照《周禮》的名稱，弄得人們眼花繚亂。例如改變州、郡、縣的名稱乃至區劃，而且一改再改，所謂“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漢書·王莽傳》），使“吏民不能記”，在當時社會上引起的混亂是不小的。

當然，王莽改革的重要內容是經濟方面。例如，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稱“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稱“私屬”，都不許買賣。又如，實行“五均六筦”，企圖節制商人對農民的過度盤剝，打擊商人，由國家專賣，從而使國家獲得經濟利益。應該說，這些都是針對當時時弊而采取的改革措施。西漢、成、哀、平以來，土地、奴婢問題之嚴重，商人勢力之猖獗，朝野共知，哀帝時就有師丹限田、限奴婢的建議。專賣制度，漢武帝就實行過，成效是很大的。不過，王莽並未能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積重難返，無回天之力，遭到統治階級內部的強烈反對，又用人不當，用法不當，朝令夕改，造成許多混亂。加上當時匈奴入寇，頻頻大旱、蟲蝗，風雨滿樓。王莽的新朝實際上成了西漢王朝的替罪羊，給東漢王朝的建立創造了某種條件。

五、東漢王朝及其衰微

王莽的新朝被農民起義推翻。在全國性的大起義中，西漢的貴族、官僚、土豪、流氓也乘機而起，打著“反莽復漢”的旗號，割據一方，稱王稱帝。東漢王朝的建立者劉秀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農民起義爬上了皇帝的寶座，建都洛陽，史稱東漢。

和西漢的統治集團起於下層的所謂“布衣將相”明顯不同，不但劉秀本人是南陽地主，支持他恢復“漢室”的也是一批大地主和官僚，他們“家累千金”或“世為著姓”，有大量的宗族、賓客。這些支持者當然有他們自己的打算：“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其志當然是得到一官半職，維護和擴大本階級的利益。

東漢政權一建立，首先就調兵遣將鎮壓各地的農民起義。其次，除了農民起義之外，還有許多地方割據勢力，東漢政權花了十年左右的時間，恢復了統一局面。

要鞏固這個統一的國家，必定要解決（至少是部分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一些社會問題。既然是“反莽復漢”，就要“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後漢書·循吏傳》），首先是安撫民眾，減輕賦役，表面上也恢復過“三十稅一”的“舊制”；同時又選用良吏，減輕刑法，提倡節儉，以及精兵簡政等，可以說是配套的措施。這都是恢復生產、安定社會秩序的必要措施，也是政治統一穩定的基礎。針對西漢後期以來的奴婢和土地兼並兩大社會問題也采取了重大措施。關於奴婢，劉秀多次下詔釋放奴婢（主要是王莽專政後淪為奴婢的部分），同時又下詔改善奴婢待遇和提高奴婢身份，如制止屠殺，禁止炙灼，“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就等於縮小了奴婢與平民的差別，提高了其法律地位。這一方面的措施，不論如何分析，都是有進步意義的。關於土地兼並問題，很難說劉秀有意解決，但為了政府的租稅和賦稅收入，建武十五年（39年）曾下詔“度田”，對全國土地和戶口進行清理、核實，這樣就不僅是“度”農民的田地，也要“度”豪強地主的土地，因而遭到豪強地主的反對。土地兼並問題不但沒有解決，東漢一朝越演越厲害，乃至大地主田莊成為東漢時期經濟的特點之一。

既然是恢復“漢室”，因此東漢的統治機構和統治制度，都承襲西漢王朝的，當然也有些新變化。許多變化都與總結和吸取西漢的經驗教訓有關。例如，對諸侯王的控制，雖然也采用西漢的郡國制，諸侯王從始封起，就無政治統治權，隻有食封的經濟權，明帝以後還減少食封收入，而且諸侯王、列侯的封邑都很小。又例如，“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以及加強監察制度等，可以說是加強皇權經驗的發展。再例如，對外戚經濟上優容，政治上防範。

東漢王朝也有將近二百年歷史，但其興旺時期並不長，和帝以後的一百多年日益走向衰落。統治階級日益腐敗，內部矛盾重重，有所謂外戚、宦官、黨錮之禍，爭權奪利的鬥爭時間很長，政治越來越昏暗，人民越來越苦難。另一方面，豪強地主勢力不斷膨脹，終導致統治集團公開分裂和農民起義的爆發，東漢王朝滅亡。

第二節世界、疆域和民族

一、秦漢時期的世界形勢

在秦漢統一國家形成、中華文化日新月異發展的時候，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國都衰落下去了。秦王朝統一之時，曾經像光芒萬丈的明燈一樣的希臘帝國卻瓦解了，不過，綜合了古代巴比倫、亞述和埃及文化的希臘文化還是有生命力的，至今仍被視為歐洲文化之源泉。

在西方，羅馬帝國與西漢王朝幾乎相始終，到西漢中葉，它的國境不僅擁有地中海周圍所有的地方，而且橫跨歐、亞、非三大洲。不過，經兩漢之世，羅馬帝國的勢力並未真正達到過中亞，在中亞角逐的則是中國史書上記載的安息和大月氏，還有中亞西北的大宛、康居等國。因而羅馬帝國和兩漢帝國很少直接接觸。但是，隨著兩漢帝國與西域的發展，隨著羅馬帝國的戰爭掠奪（包括人和物的掠奪），直接和間接的會有些文化上的影響。當然，主要的還是東西方各自獨立地發展自己的歷史和文化。

文明古國的印度早就衰落了，兩漢時主要是受月氏人的統治。當時的印度，被中國史書稱為“身毒”。《後漢書·西域傳》記載：“身毒有別域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為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一個諸侯割據的印度，成為月氏人的臣屬。不過，印度的佛教文化卻有強大的生命力，而且借著月氏人的征服而得到更廣泛的傳播。

兩漢時東方亞洲的其他地方，則是另一番情景。大多處於漢王朝的影響之下，並且受漢文化的影響而走向文明社會。

日本當時被稱為倭，《漢書·地理志》寫道：“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後漢書》專門列了《東夷列傳》，其中就有關於倭的較詳細的記載：“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還有一些關於倭國物產以及倭人習俗的記載。所謂“凡百餘國”，應該是以血緣為基礎的百餘部族，該地的發展和進步，應該說是受著漢王朝深遠影響的。

朝鮮受中國的影響比日本早得多。朝鮮北部，漢武帝曾設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東漢時，朝鮮半島北部，先後興起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國家，半島南部有三韓——馬韓、辰韓、弁韓，各統若干部落，西邊的馬韓，其月支部酋長稱辰王，名義上是三韓的大君長。他們都在漢文化的影響下進步飛快。

越南和朝鮮的情況差不多，從漢武帝在其北部開始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一直到東漢。它是按漢王朝的邊郡情況而發展的。

當時南洋的情況，在漢代史書上已經有反映，《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兩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這個記載，僅僅給人們一個遠近概念，而且沒有船行的方向，這些是有待專門考證的問題。

二、秦漢時期的疆域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統一六國，是所謂“初並天下”。《史記·秦始皇本紀》在這一年大致記載了秦王朝的版圖：“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又在二十八年下記瑯邪臺刻石之文曰：“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

東邊到了海，在秦人看來，海外隻有神人仙島了。南邊到了“北向戶”，房門不能再朝南開了，南邊已經無路可走了。當然，開始設的三十六郡，南的蜀郡、巴郡、黔中郡、長沙郡、巫郡、會稽郡等，大體上隻相當於今日的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但是後來設立南海、桂林、像郡三郡，那就可以說是“北向戶”了，實際超過了今日之疆域。

“西至臨洮、羌中”，或者說“西涉流沙”。羌中、流沙，自古以來有不少考證，我們不如把它看作是一種泛指，即羌人所居之地、沙漠地區。

北邊，“北過大夏”，假如大夏是今山西境內的話，“過大夏”“過”了多遠是泛指。從北面的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等郡的設置看，相當於今內蒙古大青山以南，黃旗海、岱海地、烏審旗、甘肅洮河中遊、寧夏賀南山、青銅峽、山水河以東一線。但又有“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一句，後來還在戰國北方各國舊長城的基礎上修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裡”（《史記·蒙恬列傳》）的長城。歷史事實證明，長城絕不是疆域的界限，而是當時防止匈奴族進攻的一種措施，在當時和以後很長時期都起著一定防御作用，防止北方遊牧民族的進擾，保護中原農業地區生產和生活的穩定。

秦代的版圖大體如此，從疆域上看，它開創了我們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初規模。

到了漢代，特別是漢武帝時期，秦代所開創的這個規模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

匈奴雖是中華民族的早期成員之一，但是當時對中原農業地區的進擾是對秦漢不利的，萬裡長城的修築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但並沒有完全解決。到漢武帝時仍是“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漢書·武帝紀》），因而他經過充分準備後，采取了一繫列的打擊措施，幾次派衛青、霍去病出擊匈奴，遠追到窴顏山（今蒙古納拉特山）的趙信城，使得匈奴“遠徙北方”，大大地鞏固了北邊。為了更好地解決匈奴問題，又加強了西部的建設，如在河西走廊設立張掖、酒泉、敦煌等郡。在設郡的同時，還有計劃地大徙民、屯田，可見其建設意義。在此基礎上通西域，開拓西部邊疆。

漢武帝時，對南方和西南方也有進一步的開發。

秦統一了南方，但秦亡以後，南方和東南方相繼出現了幾個越族政權，自立為王，割據一方，這就是東甌、閩越和南越。漢武前111年消滅了南越割據政權，置儋耳（治所在今海南儋縣西北）、珠崖（治所在瞫都，今海南瓊山東南）、南海（治所在番禺，今廣東省大部分地區）、蒼梧（治所在廣信，今廣西梧州市），郁林（治所在布山，今廣西桂平縣西）、合浦（治所在合浦，今廣西合浦縣北）以及交趾、九真、日南（今越南境內）九郡。對東甌、閩越，則實行對越人的遷徙，與漢人雜居，與中原打成一片。

對於西南地區，武帝時先後幾次派人治前111年破南越後，再次正式設郡，以且蘭為牂柯郡（今貴州黃平西），邛都為越嶲郡（今四川西昌東南），筰都為瀋黎郡（今四川漢源北），冉為汶山郡（今四川茂汶北），白馬為武都郡（今甘肅成縣西前109年發巴蜀兵臨滇，降滇王，賜印，以其地為益州郡（今雲南晉寧）。今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帶，加強了與內地的聯繫。

三、中國境內的各族

秦漢時期中國的疆域已如上述，大體上是今日中國之範圍了。那麼在這廣闊土地上生活的中國人又是怎樣的呢？少數民族出身的史學家翦伯贊寫道：“秦漢之際，在中國黃河的腹部的確表演了幾幕有聲有色的歷史話劇。但從當時中國史的全面運動看來，這種歷史話劇，隻是中原種族的歷史運動。當此之時，中原以外之四周的諸種族也不是停篙住槳，專看中原種族的把戲。而皆各據其自己的歷史原理，展開其自己的歷史運動。”這裡所謂“中原種族”就是後來的漢族，它是以原來華夏族為中心融化了中原諸種族而混成的一個種族。這裡，主要介紹一下四周的“諸種族”，那就是南方的越人、蠻人，西方的夷人、羌人，北方的匈奴等“胡”人。這些少數民族是我們多民族國家的成員，他們居住的地區自古就是中國的土地。

首先說北方，北方主要是匈奴族。

匈奴，戰國時活動於燕、趙、秦以北地區。秦漢之際已形成一個強大的種族，占領著今日內蒙和蒙古範圍內的廣大草原，並且南逾陰山，渡黃河，進入河套。當時匈奴已有了比較完善的國家機構，首領叫單於，其下有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等，凡二十四長，各統率萬騎或數千騎，下面還有千長、百長、什長等各級軍官，也有刑法、監獄等，是一個奴隸制的國家。匈奴奴隸主貴族在戰爭中掠奪奴隸，供其役使。

匈奴既擁有龐大的土地、奴隸和畜群，又擁有強勁的騎射部隊， 騎兵三十餘萬，戰國以來，經常彎弓躍馬，南向中原，秦漢王朝一直很重視對付匈奴。到了東漢，一場大旱災之後，匈奴族發生了內亂，分成兩大派。一部分在呼韓邪單於領導下投降東漢，是為南匈奴；另一部分向西北徙去，是為北匈奴。

北匈奴遠徙西北（後來甚至西徙至中亞），南匈奴則南徙至西河美稷（今內蒙古準格爾一帶）。於是東北方面東胡族的烏桓、鮮卑乘虛而西，漸徙於蒙古高原。

漢初以來，烏桓人活動在西拉木倫河以北的烏桓山一帶，也主要是隨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男子制造兵器弋獵禽獸，女子刺繡編織。部落分散，邑落各有小帥，推舉有勇健能理決鬥訟者為“大人”。西漢初臣服於匈奴，西漢後期纔逐漸強大，常攻擊匈奴，也常騷擾漢幽州邊郡。東漢以後，與漢族交往多，乃至後來完全與漢族融合。

鮮卑在烏桓之東，語言習俗、社會狀況與烏桓大致相似，但更落後一些。西漢時“未常通中國焉”，東漢時成為北方一支勁敵，漢以後是北方強的一個少數民族。

東北還有古代貊族的夫餘、高句麗和肅慎的挹婁。夫餘居於吉林、長春一帶，高句麗在鴨綠江上遊，挹婁則在長白山以北。夫餘、高句麗東漢時已進入奴隸社會，歸附東漢王朝，但並不穩固，離中原較遠，影響不大。挹婁臣屬夫餘，與東漢關繫以夫餘為進退。

西方有一個古老的民族——羌族。秦漢時期，大部分分布在甘肅、青海一帶，南抵蜀漢以西，西北接西域諸國。羌人分布有很多部落，原無統屬關繫，強者分別為酋豪，弱者為人附屬。西漢初年，羌人臣服於匈奴，也曾與匈奴連兵為患。西漢中期征服羌人，設護羌校尉統領。西漢後期，部分羌人逐漸內徙，在金城、隴西一帶與漢人雜居。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內，由於官吏和豪強的侵奪，羌人常常起而反抗，因而東漢王朝與羌人的鬥爭成為政治上一大問題，多次鎮壓反抗，有兩次同羌人的鬥爭，都持續在十年以上。

今新疆乃至更遠的地區，西漢以來被稱作西域。當時天山南北的種族很復雜，互不統屬，語言不一。天山以南，塔裡木盆地南北邊緣又分為“南道諸國”和“北道強國”。大多以城郭為中心，兼營農牧，有的還能自鑄兵器，有少數則逐水草而居。人口多者七八萬，少者千人左右。天山以北，準噶爾盆地，是一個遊牧區，先後有月氏人、烏孫人、匈奴人占領這塊土地。

後，談一談古代的南蠻之地，主要可分為東南和西南兩大部分。

東南沿海一帶被稱為百越之地。百越猶言諸越，說明族屬較多。秦時浙江南部出現了甌越，福建出現了閩越，兩廣出現了揚越。其風俗習慣與北方少數民族截然不同，所謂“椎髻徒跣”“斷發文身”之類。秦雖然曾平定北越，設立郡縣，秦末又叛變了。漢初又曾出現過強大的南越。直至漢武帝纔後解決問題，從而與漢族的經濟、文化進一步融合。

西南地區，分布著許多語言、習俗不同的少數民族，秦漢時統稱西南夷。從較大的範圍劃分，貴州有夜郎、且蘭，雲南滇池區域有滇，洱海地區有巂、昆明，四川西昌有邛都，雅安附近有徙、筰都，成都以北有冉。東漢時雲南瀾滄江流域及其以西，又有哀牢人。有的過著遊牧生活，有的定居以農業為主，各地各族的發展很不平衡，有的處於原始社會末期階段，有的進入階級社會。他們分布各地辛勤勞動，創造了許多民族風格獨特的文化。一些考古發掘出來的當地文物可以說明，當時工藝水平是很高的，受漢族的影響也是明顯的。因為從漢武帝時期開始，內地與這些地區的往來聯繫就很頻繁，後來雖時有阻隔，但總趨勢是越來越加強的。

在今湖南、湖北、廣西、四川一帶，也散居著一些少數民族，秦代吞並巴、蜀，滅亡荊楚，於是川、湘、鄂的諸蠻，相率避入深山窮谷之中，在艱苦的環境中，繼續其種族繁殖。在湖南境內有槃瓠諸部，以其居地被稱為武陵蠻、澧中蠻、長沙蠻等。在四川東部及湖北一帶，是廩君蠻諸部，被稱為巫蠻、沔中蠻、江夏蠻等，又稱巴郡南郡蠻（原巴郡、南郡的轄區）。在四川北部及陝西漢中地區，居住著板楯諸部。廣東、廣西境內，則有更落後的烏滸人。秦漢以來，這些地區雖已設置郡縣。但蠻族內部，大多還保留著部落組織，由自己的君長統率。這眾多蠻族，不同時期與漢王朝保持不同程度的臣屬關繫。要向朝廷貢納，如槃瓠蠻向西漢政府繳納“布”，大口每歲一匹，小口三丈，廩君民戶，則當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根，而君長每年要出2016錢，三年加出義賦1800錢。板楯蠻經常承擔軍役義務，七姓君長享受不輸租賦的優待，民戶則每人每年要繳納“錢”四十。這一類蠻族的文化類型與其他少數民族又有不同，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這也是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物可以證明的。

史學家翦伯贊有一個形像的比喻：“當時的中國正像一個雞卵，中原諸族，有若卵黃，四周諸種族，有若卵白，卵黃與卵白雖各為一物，而在雞卵之有機構造上，則是血肉相連的。當秦之時，中國的歷史，正在發生一種適當的溫度，來孵化這種雞卵。所以到西漢之初，雞雛遂破殼而出，是為漢族。”我們擴而大之，把漢族看作卵黃，以後的周邊各族又有若卵白，在一定的條件下，中華民族也就誕生了。

第三節社會經濟

經濟是文化發展的基礎，經濟又是廣義的文化。秦漢時期社會經濟的基本情況，可分述如下幾點。

一、政治、經濟發展的相互影響

秦之所以能統一，其客觀原因是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符合了人民的願望，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已經是“四海之內若一家”（《荀子·王制》）。而戰國的分裂割據局面，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並且爭城奪地的戰爭，使得人民無法休息，無法平靜地從事生產。當時的政治家們已明確看到這一點，“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呂氏春秋·謹聽》）；“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呂氏春秋·功名》）。“欲為天子”，就是需要統一；“民之所走”，即人心所向，需要“休息”的人民迫切需要統一。

但是秦統一之後，在恢復和發展生產方面幾乎沒有采取什麼措施。本也無可非議，有些統一措施（如令黔首自實田、統一度量衡之類）在客觀上也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不過，它根本沒有考慮與民休息，短短的二十幾年當中，南戍五嶺五十萬人，北逐匈奴築長城三四十萬人，更不能容忍的是，為了營造阿房宮和驪山陵，動用了七十餘萬人，即便這些數字有誇大，也是動員了全國力量當兵服役了。無休止無歸期的征發，所謂“力役二十倍於古”，造成一片悲慘的社會景像：“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漢書·嚴安傳》）。再加上統治者和地主階級窮兇極惡的掠奪，人民起碼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所謂“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漢書·食貨志》），實際上是不可能耕，不可能紡績。因而激起了農民大起義，推翻了秦王朝的統治。

從農民起義爆發到楚漢之爭結束，又是七八年的戰亂，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到西漢王朝建立的時候，到處是一片荒涼殘破的景像，人民在戰亂中死的死，逃的逃，因而漢初人口大大減少，城市人口隻剩十分之二三，如一個隻有三萬多戶的曲逆，戰後隻剩下五千餘戶。而且市場混亂，物價踊貴，米一石值萬錢，馬一匹價百金。許多農民為生活所迫，賣妻鬻子，或自賣為奴。在此種社會經濟凋敝的情況下，統治階級也無法搜刮，因而有這樣的記載：“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史記·平準書》）。

為漢王朝的生存，為穩定秩序，非采取“休養生息”的政策和措施不可，因而漢高祖劉邦一開始就頒發了一繫列有關這方面的詔令，如：組織軍人復員為民，並給予土地、免傜役等優惠；招撫流亡，“復故爵田宅”；釋放奴婢，因饑餓而自賣為奴者“皆免為庶人”，等等。以後文帝、景帝時期，繼續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提倡以農為本，進一步推行“輕徭薄賦”“約法省禁”的政策，使生產逐漸得到恢復發展，史稱“文景之治”。這樣，漢初七十年，社會經濟確實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所以有記載說，“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史記·平準書》），和“民無蓋藏”“將相或乘牛車”形成鮮明對比，一派升平、繁榮景像。拋開溢美之詞，不可否認當時經濟恢復發展的事實。

這“人給家足”、府庫豐滿的描寫，正是漢武帝時候。漢武帝正是憑借著強大的財力，施展英雄纔略，開疆拓土，同時又好大喜功，賞賜動輒幾十萬、上百萬之金。龐大的開支，“人徒之費”、“兵甲轉漕之費”、賞賜之費，再加上大修離宮別館，“外事征伐，內事興作”“費不可勝計”，很快就弄得“府庫並虛”，隻得加緊向人民搜刮，再一次造成社會經濟的危機。武帝末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昭帝紀》），經濟的發展再次受到阻礙和破壞，同時也就呈現為尖銳的社會和階級矛盾。

在社會經濟還沒有達到完全崩潰的程度，政治上也可采取一定的挽救措施，西漢史上的所謂“昭宣中興”，可以說是“與民休息”政策的再度登場。

歷史就是這樣曲折地發展，隨著政治上腐朽的加劇，西漢末年社會危機日益加深，終於爆發農民起義。然後建立東漢王朝，又通過“輕徭薄賦”等政策，使社會經濟得到恢復發展；時間稍長一點，統治階級的貪婪腐化，一而再，再而三，弄得小民不可活，“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後漢書·靈帝紀》），說明簡單的再生產也無法進行了。

政治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形成這麼一種奇妙的關繫，政治憑著經濟強大，有所作為，反過來又無情地摧毀它，根本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於，當時的政治不能真正做到“以民為本”“以農為本”。這是古代階級社會，奴隸制和封建制社會，不可避免的發展規律。秦漢當然不會例外。

二、文明大廈的基石——農業

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秦漢時期當然不會例外。秦漢社會的物質財富，主要是農業創造的，秦漢時期的一切文化創造，又都是以農業發展為基礎的。

秦漢時期農業生產有很大的發展，有很高的水平，其具體表現首先是生產工具和耕作技術的進步。鐵制農具是古代的先進工具，史書記載表明，西漢時得到了迅速的推廣，當時人認為鐵器是農業的主要生產工具，所謂“鐵器，民之大用也”，或者說“鐵器者，農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讎滅，仇雔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谷熟”（《鹽鐵論·水旱》《禁耕》）。漢代壟斷冶鐵鑄造，除了兵器之外，就是農器了，武帝時“徙民屯田，皆與犁牛”，文帝時南越王向漢王朝要求得到“金鐵田器”（《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可以反映鐵農具之鑄造及其推廣情況。從考古發掘情況來看，不但中原地區，在今遼寧、甘肅、湖南、四川、山東等省乃至更邊遠的新疆、雲貴都有西漢時代的鐵器出土。鐵制農具包括鏟、、鋤、鐮、鏵等，鐵犁鏵的數量還不少，而且寬窄大小不一，的鏵寬達42釐米。這些生產工具也是在不斷創造和改良的。所謂“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漢書·食貨志》）就可說明。

牛耕的推廣與鐵農具的推廣是同步的。“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為用，國家為之強弱”，所以“徙民田皆與犁牛”“假與犁牛種食”等記載較多。犁牛相連，就是牛耕的意思。牛耕的技術也是與鐵器的改進同步的，史書記載和考古材料表明，西漢普遍使用了二牛抬扛的犁耕，由二牛三人、二牛一人乃至一牛一人，不斷進步。應當指出有的地方也用馬耕，在馬牛不足的情況下，以人挽犁的現像也不時出現。並且，“耒耙而耕”的情況還是存在的，江南有很多地方還是火耕水耨。耕作技術的進步，從“代田法”和“區田法”的實行和推廣可見一斑。代田法，甽（溝）壟相間，播種於甽中，中耕鋤草培土（壟上之土），甽壟培平時，作物根深堅固。甽壟位置每年調換，可以恢復土壤的肥力。此法是漢武帝時搜粟都尉趙過總結前人經驗的一種耕作方法，先在長安附近試行，很快加以推廣，直至邊遠地區。區田法主要見於東漢《氾勝之書》的記載，可以說是代田法範圍的縮小，精耕細作技術的加深，依靠人力，增加肥水，加強管理，改變廣種薄收而為少種多收。總之，漢代的農業耕作技術，從土地利用、土壤改良、施肥保墑到種子處理、田間管理以及灌溉等各方面，都有了較豐富的經驗。

農業發展的另一重要條件就是水利灌溉，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秦漢時期，水利灌溉事業有很大的發展，首先，治理黃河，黃河多次決口，幾次改道，造成大水災，漢政府也曾多次大規模組織治理黃河，而且都花費很大。較有成效的治理也有幾次前109年，漢武帝因“河決於瓠子”“率數萬人塞瓠子決河”。值得稱道的是，武帝曾親自巡視工地，並命隨從官員自將軍以下負薪填河堤。此次修治，不僅堵住決口，使黃河流歸故道，以後八十年中沒發生過大水災。東漢明帝時69年的治河，派的是水利工程專家王景、王昊等人主持，采取了科學的方法“修渠”“築堤”，史書記載說：“景乃商度地勢（勘察設計），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裡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後漢書·循吏·王景傳》）。這一綜合性的治理工程，效果顯著，此後八百年間，黃河沒有改道，水災大大減少。其次，興修水渠、水庫。秦漢時期開鑿的新渠、興修和修復的大型水庫，數量很多，分布很廣。著名的如秦代的都江堰、靈渠，漢武帝時的六輔渠、龍首渠、曹渠和白渠等，整個秦漢，全國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穿渠灌溉”的工程。水庫則或利用天然湖泊，或因某些地勢修建而成，如汝南郡鴻隙大坡、下邳蒲陽坡、會稽鏡湖等，全國各地都有“造起陂池”“修治陂池”的記載，尤其是南方，小型的陂池塘水星羅棋布，四川、雲南、貴州、廣東等省曾多次出土過漢代防水田、池塘的模型就可證明。此外，鑿井灌溉，漢武帝時創造的井渠（“井下相通行水”）方法，傳至西域長期沿用。許多水利建設對農田的好處，都有記載。

以上所說，鐵農具、牛耕的普遍使用，水利的發達，農業技術的進步等，這些既是農業發展的表現，也是農業生產提高的一些主要原因（雖然還有政治等方面的原因）。秦漢時期，人口不斷增加，墾田面積不斷增加，畝產量不斷提高，在這些方面，歷史上的統計資料並不一定可靠，但發展的大趨勢是能夠反映出來的。據西漢末年統計，當時全國有戶一千二百二十多萬，人口五千九百五十多萬，墾田數達八百二十七萬多頃，人均有十三四畝土地，這是一個可觀的數字。東漢的統計數字略低，是由於東漢時期豪強地主隱匿土地和人口的問題比較嚴重，從零星記載情況看，還應略有發展。當時的糧食產量如何？《漢書·溝洫志》中，對鄭國渠灌區有“收皆畝一鐘”的記載，一鐘是六斛四鬥，那就相當高了，一般大約在畝產二百斤左右。《九章算術·哀分》記一畝產粟二斛。仲長統《昌言》中提到畝收三斛，都應當是當時實情的反映。

此外，農業的發展，雖然主要看谷物種植業，但在當時，也應包括園圃業、畜牧業、漁業乃至林業等生產部門。

園圃業即蔬菜、果物以及其他一些經濟作物的栽培。自古以來，這些東西大多是種在房前屋後，田頭地邊，如《漢書·食貨志》所說：“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埸）。”秦漢帝王下詔令民種谷樹藝。地方長吏也往往勸民務農桑，如《漢書·龔遂傳》：“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主要是副業，小規模經營。不過，史書記載表明，秦漢時期也有了大規模果園和菜圃等的經營，如《史記·貨殖列傳》中就列舉有致富可與“千戶侯等”的專業經營，果木以“千樹”計，蔬菜等以“千畝”“千畦”計。而果木、蔬菜品種之多，生產技術之精，都有較大的發展。有關林業發展的記載，實見於關於園圃業的記載中。值得一提的是，秦漢時期的苑囿、陵墓、官舍、庭院等處，都有林木栽植。特別還有道路兩旁的植樹。例如秦代“為馳道於天下，……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
以青松”（《漢書·賈山傳》）。漢代亦有“樹桐樟之類列於道側”（《後漢書·百官志》）的記載。

畜牧業是當時農業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自古以來所謂的六畜，馬、牛、羊、雞、犬、豕，在秦漢時期仍然主要是家庭副業，如前引《漢書·龔遂傳》“勸民務農桑”中就提出戶養“二母彘、五雞”的理想；“童恢為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雞四頭”（《齊民要術》序）；許多地方官“勸農桑”，都同時有“令畜豬”、養雞買牛的舉措。但是，馬、牛又有所不同，不僅是農耕、運輸的需要，軍事上也大量需要，所以時人認為：“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後漢書·馬援傳》）。因而在畜牧業中，養馬（也兼及牛、羊）是有較大的獨立發展的，如《漢舊儀》記載（其他分散的記載也有），京師長安有“天子六廄”，各廄“馬皆萬匹”，邊郡牧師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取教習，給六廄。牛、羊無數，以給犧牲”。

秦漢時期和整個古代情況一樣，農牧關繫上有一個突出特點，即從事種植業的民族與從事畜牧業的民族在地區上明顯分開，牧業區以遊牧為主，農業區的畜牧業則以舍飼圈養為主，也有半農半牧區，這種地區的畜牧業得到農業的支援，比遊牧的“隨水草而徙”要進步一些，有關畜牧的生產技術也得以發展。

至於漁業，《史記·貨殖列傳》中說：“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說明廣大南方，魚是主要的生活必需品了（這也是靠水喫水的自然規律），《漢書·地理志》的記載又說：“巴蜀廣漢……民食魚稻。”那就不單是江南水鄉澤國以魚為食了，沿海自不必說。《漢書·地理志》還記載，關中和中原地區的居民也“好商賈漁獵”，黃河中遊盛產鯉、魴，自古有名。漁業的發展是必然的，但秦漢統治者似乎並不重視漁業，甚至加以限制，有時下令“禁民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後漢書·劉般傳》）。漁業稅收是當時封建國家財源之一，統治者壟斷“魚鹽之利”加重稅收，對漁業的發展無疑是起限制作用的。

農業主要解決人們喫的問題（也包括給穿衣、住房提供原材料），民以食為天，這是天經地義的，農為國之本，乃“天下之大業”（《鹽鐵論·水旱》），這是統治者認識到的，不過這種認識有局限性，其根本目的不是為民且不說，其種種做法與認識往往矛盾，對漁業的限制也是一例。

三、工商業與都市

（一）手工業

秦漢時期的工業是手工業，是依靠手工勞動，使用簡單工具的小規模工業生產，它在整個社會生產中的比重不大（也不是很小），但具有特殊的、重要的地位，在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它不僅為文化的發展提供基礎和條件，它的有些產品本身就是文化和藝術。

秦漢時期手工業有很大發展，表現在：生產種類多，生產技術精，生產規模大。關於生產規模，手工業生產一般是小規模，是生活必需品的紡織業甚至主要還是家庭副業，但在有些行業中也有相當大的規模，為了壟斷或組織管理鹽鐵和一些其他產品的生產，漢代在全國各地設有鐵官、鹽官及各種各樣的工官，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統計：“產銅、鐵之區，凡四十六處，產鹽之區凡三十一處，產石油和石墨之區各一處，有服官和工官八處，產漆之區一處，產木之區一處，產竹之區一處，產橘之區二處，畜牧之區二處”。

當時手工業生產的種類包括：采礦、冶鐵、冶銅、鑄造、鑄錢、鑄鏡、造兵器、紡織、編織、制鹽、釀酒、建築、造車、造船、制陶、漆器制造、皮革加工、雕琢玉石、制造紙張筆硯等。現略述主要幾項如下：

1.冶金業

包括采礦、冶煉和鑄造在內的冶金業，在當時是規模的手工業。因為它需要大量的資金、人力和眾多的設備，“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漢書·食貨志》），故規模都較大，其中冶鐵業又突出，上已提到，全國各地設鐵官很多。生產生活中需要很多鐵器，生產中的犁、耙、鋤、鐮，生活中的爐、釜、燈、鎖、剪、刀、針，車馬用具如齒輪、軸承、馬銜等，這些都有實物出土。再就是大量的兵器，刀、斧、劍、矛、戟，乃至鐵鎧甲，也有實物出土。其次就是冶銅業，錢幣是主要產品。據《漢書·食貨志》記載：“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一百二十餘年，平均每年鑄錢兩億三千多萬枚，需要銅的數量，當以千百噸計。日用器物方面雖然鐵器、漆器的興起取代了銅器的一些地位，但種類仍然很多，如樂器（鐸、鉦、鈴、鼓等），飲食器（壺、卮、杯、盤等），水器（盂、洗、盆等），炊器（鼎、豆、釜、勺等），以及熏爐、帶鉤、璽印、虎符、燈、俑等，都在考古發掘中見到了實物。應該指出的是，出土銅器中多的是銅鏡這種日用必需品，例如，洛陽燒溝漢墓群中，較“富的墓葬都有一兩面，其中第95號墓葬竟有118面”。銅兵器也有，以弩機為。秦漢時期的冶金工藝技術當然有發展，采礦、原料加工、冶煉、鑄造，哪一方面都比以前有改進和提高。許多礦冶遺址，出土的各種各樣的精美器物，是有說服力的證明。

2．紡織業

原始人和動物一樣，首先主要的是食，文明社會則衣、食、住、行，或者說豐衣足食，衣的問題似乎是文明的一個重要的標志。秦漢時期是“天下以農桑為本”，如前所述種桑樹主要是農業的副業，這當然不排斥已出現了“千畝桑麻”的大規模經營。樹桑種麻，是當時紡織的主要原料，當時新疆地區，已有了棉花和羊毛紡織品。秦漢時期的紡織生產，主要是個體小農家庭的“女子紡績”，乃至於王公貴族之家“夫人自紡績”的也不少。大體上麻織品稱布，絲織品稱帛。《鹽鐵論·散不足》中說：“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裡枲表，直領無袆，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後妃之服也。繭細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娣冰錦，常民而被後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拋開這段話的等級觀念和文飾之辭可以看到：一般平民百姓穿的是麻布衣，如粗糙不堪的八綜布之類（有記載，也有實物出土），秦漢時期應該如此。但古時的庶民隻有老人纔可衣絲，“七十者可以衣帛矣”，或者結婚之時可以穿好一點，而秦漢時一般富有的“庶民”甚至“中者”“褻人”都尚穿好的絲織品了。這說明絲織品的數量明顯增多。一些王公貴族家中，“錦綺繢榖紈素奇玩，積如丘山”（《後漢書·董卓傳》），或者“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後漢書·袁術傳》），各地漢墓出土絲綢既多且精，甚至有一些整幅的絲綢。大量的絲綢從哪裡來？從民間搜刮而來，這是毫無疑問的。同時也有相當數量的規模較大的紡織工場，中央政府中設有織作和絲染的機構和官吏（如織室、平準令之類），在一些紡織業發達地區設“服官”，直接經營大規模的紡織工場，“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巨萬”（《漢書·貢禹傳》）。各地有各地特有的傳統的絲織品，所謂“齊都世刺繡，恆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論衡·程材》），世代相傳，熟能生巧，普普通通的“恆女”“鈍婦”也都能織出上好的東西。然而，大規模的生產更有利於生產技術的改進和提高，能工巧匠們聚集在一起，會不斷改進工具和織作技術，更不消說有文化人的巧思了，例如，“（馬鈞）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

3.漆器制造

漆器的生產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到秦漢時期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考古發掘秦漢的墓葬，常見大量漆器隨葬，動輒數十件，有些是一百多件，長沙馬王堆一、二、三號漢墓出土的漆器總數達七百件。漆器在生活中廣泛運用，可以出土實物種類之多看出，如耳杯、卮、奩、盒、盤、幾、案、壺、鼎、鐘、盂、鈁、匕、勺、匜、匣、筒、屏風、虎子等，還有樂器和少量髹漆的兵器。漆器生產要求較高的工藝技術，許多出土物表明，秦漢時期漆器的工藝水平很高，除木胎、竹胎之外，秦漢時較流行的夾纻胎（以麻布為胎）的工藝難度就較大。髹器工藝也日益高超，高級漆器制品，有緣邊鑲嵌金、銀、銅，稱為“器”，還有富麗堂皇的金銀平脫器（將金銀薄葉緣切成圖形黏於器物表面，反復打磨而成）。出土的許多漆器制品，設計巧妙，造型精致，紋飾優美，鑲嵌華麗，堪稱為高級工藝珍品。這些精美的物品，是集眾人之智慧，且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所謂“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鹽鐵論·散不足》）。

4．其他手工業

如舟車制造、制鹽、釀酒等，既有悠久的歷史，又在秦漢時期有很大的發展，生產技術和規模都超過前代。

（二）商業與都市

在農業、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商業繁榮是很自然的，商業活動的中心又在城市。在中國古代，“市”字本身就有聚集貨物，進行買賣之義，就有貿易場所之義，就有城鎮之義，是城市的簡稱。城市的特點隻是人口密集，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漢代也叫“都市”，晁錯《論貴粟疏》中說：“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
日遊都市……”（《漢書·食貨志》）即是從經濟中心來講的。

1.關於秦漢時期商業的發展

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是商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史記·貨殖列傳》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應當說，這是整個秦漢時期商業的概述。其實，不僅建立統一國家，與商業有密切關繫的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等措施都是從秦開始的。

當時商業之繁榮何以得見？據《史記》和《漢書》的《貨殖傳》記載，從秦代開始就有一些“通商賈之利”而“富至巨萬”的大商賈，如蜀卓氏、程鄭、宛孔氏、曹邴氏、刁間、師氏等從秦到漢初不衰，漢代也不斷出現新的大商人，在一些大都會相繼而起，如《漢書·貨殖傳》所記：“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至巨萬”；“刁間既衰，至成、哀間，臨淄姓偉訾五千萬”；“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洛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ldqu、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皆巨萬矣。”所舉這些，當然不是全部，司馬遷說得好：富人“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裡者，不可勝數”（《史記·貨殖列傳》）。司馬遷雖不僅僅講商人，實際上，大都會、小城鎮各有各的富商，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再者，商業的繁榮還表現在商業種類之多幾乎無所不有，有“百賈”的說法。喫的東西，糧食、肉食、水產、蔬菜、瓜果、油、鹽、酒、醬，樣樣都有。有的大商人一年中的買賣量很大，“販谷糶千鐘&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