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與革命

抑制感官的愉悅、凸顯纔智、推崇理性的至高無上又有什麼好處呢？想像力會成為這些努力的敵人。——歌德

我目睹了這個世界的誕生與滅亡。——夏多布裡昂

法國革命
思想觀念在法國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法國大革命始於 1789年，並在隨後若干年裡主宰了整個歐洲舞臺。大革命是以引人注目的“哲學家”運動為先導的，後者展示了一個光彩耀人的思想領袖畫廊。這些人物晚至 18 世紀 40 年代後期纔嶄露頭角，18 世紀六七十年代如日中天，哺育了未來的革命領袖。近一位歷史學家引述革命期間一個法國人的話：“他們用言論來實現自己的目的，言論確實所向披靡。”這些言論出自伏爾泰、狄德羅、孟德斯鳩、盧梭及其弟子們之口。這些人被視為權威，後來甚至被供奉在革命政府建立的先賢祠中。革命中的主要派別更多是按照他們信奉的理念而不是他們的社會階級成分來劃分的。一位知名學者指出，無套褲漢主義，這種巴黎的革命世界觀，“更多是一種精神狀態，而不是一種社會政治經濟現實”。雅各賓派這個 1792—1794 年的統治集團乃是由各個社會階層的人組成的。革命領袖也往往把革命視為啟蒙思想的產物。布裡索在 1791 年 9 月誇耀說：“我們的革命不是起義的結果，而是半個世紀啟蒙的產物。”一份重要雜志於 1793 年 4 月宣稱：“哲學指引了法國的一場偉大革命。”
不幸的是，啟蒙哲學家在社會政治事務方面的理念通常都很模糊，事實證明不足以指導革命。在一個英勇的開端之後，革命就陷入了痛苦血腥的內亂，接著導致了 1793—1794 年的恐怖。有些人將這種情況歸咎於啟蒙思想的混亂與矛盾，也有人將其歸咎於啟蒙思想的不切實際。愛爾蘭裔英國政治家、哲學家埃德蒙·伯克的《法國革命感想錄》成為所有法國敵人的“聖經”。這部保守主義宣言指責革命以抽像理念為依據，認為在政治領域中，唯有具體的人際紐帶和根深蒂固的傳統纔起作用。應該承認，正如現代思想史學者約翰·洛所說：“試圖尋找啟蒙哲學家關於未來政府的看法，結果幾乎總是一無所獲。”
事實上，幾乎所有啟蒙思想的幸存代表（那一代的偉大人物到大革命時大多已經去世）都從一開始就對革命感到驚駭。說到底，他們主張通過思想啟蒙而非暴力革命來實現合乎理性的進步；他們大多蔑視民眾，寄希望於某種開明專制。他們信奉合乎理性的秩序與合乎科學的方法，而這些卻在革命時期的狂歡動亂和胡言亂語中遭到踐踏。正如有人指出的，“革命”這個詞在啟蒙哲學家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蹤影。在他們的期望中，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不是狂暴革命的結果，而是循序漸進、受約束、大體可以預料的改革的結果”。激進的啟蒙哲學家之一霍爾巴赫男爵（無神論者，至少在僕人不在場時自稱“上帝的私敵”）在其政治著作《自然政治》（1773）中就曾寫道：“在革命時期，人們義憤填膺、頭腦發熱，從不訴諸理性。”啟蒙思想家（並非完全一致）大多在口頭上敵視教會，但希望用理性祭司取代基督教修士。此外，他們通常不想廢除君主制，而是想讓王權成為啟蒙的工具。
所謂的吉倫特派聚集了大部分啟蒙知識分子。而以羅伯斯庇爾與聖鞠斯特為首的雅各賓派則激烈地斥責啟蒙思想家和百科全書派。 1793—1794 年，他們要麼把吉倫特派成員送上斷頭臺，要麼迫使其走投無路而自殺。“文人”幾乎成了叛徒的同義詞。激進的雅各賓派認為，他們的敵人是那些“有教養、工於心計和奸詐狡猾的人”。羅伯斯庇爾宣稱，那些人“竭力關照自私的富人和平等的敵人”。雅各賓派隻推崇一位重要的啟蒙思想家，就是盧梭，而且處處援引，就如同著魔了一樣。羅伯斯庇爾把他稱作“聖人”。但被他們當作保護神供奉的那個盧梭乃是伏爾泰和狄德羅的敵人；他是完全不同的啟蒙哲學家，拒絕精深的理性，偏愛天然情感。羅伯斯庇爾宣稱，如果盧梭能活著看到革命，“誰能相信他那仁厚的心靈將不去欣喜若狂地擁抱正義和平等的事業？”但溫和的布裡索和羅蘭夫人同樣是盧梭的信徒，他們依據的則是不同的解釋和論著。這種差異至今讓學界紛爭不已。與羅伯斯庇爾相反，羅蘭夫人的情人蒲佐在寫於死牢裡一封信中說，如果包括盧梭在內的那些啟蒙哲學家還活著，“他們會同罹此難。如果他們和我們一樣沒有流亡……孟德斯鳩、盧梭、馬布利都會被判處死刑；他們都會喪命於斷頭臺”。
吉倫特派是一個由理性主義知識分子組成的派別。他們反對流血和群氓暴力，厭惡其政敵用來消滅他們的那種武力手段。圍繞如何處置國王展開的爭論（1792—1793）導致各派之間分崩離析，也終導致吉倫特派垮臺。吉倫特派不情願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因為他們害怕這種激烈的舉動會導致種種後果。但恰恰是在吉倫特派領導下，法國開始了與普魯士和奧地利的戰爭。這場戰爭導致了二十幾年幾乎連續不斷的歐洲廝殺，使法國革命成了世界性革命。吉倫特派裡面有一些激烈反對“教士陰謀”和“迷信”的鬥士，或者說百科全書派、無神論者和反叛的教士。他們支持（其實是他們制造了）引起爭議的《教士公民組織法》，對教會實行國有化。其中有些人主張借此改革基督教，還有些人主張建立非基督教的信仰。
左翼的雅各賓派依據自己對盧梭“公意”的解讀，提出了一種民主觀念。他們的目標是平等，“公意”概念以及常常成為他們權力基礎的群眾行動使得他們贊頌人民群眾。這一思想傾向不太看重個體權利和議會制度，而把它們看成是自私和腐敗的。1793 年的雅各賓憲法根本沒有規定分權，也沒有保障個人自由。它批準了一種基於民眾意志、由公民投票產生的專政，其權力授予少數人行使。羅伯斯庇爾宣稱：“我代表人民說話。”有時，這種“集權主義的民主”在某種深層意義上說是民主的，即具有親民的情感、平等的熱情和讓人民直接統治的願望（羅伯斯庇爾想建設一個能容納 1.2 萬人的大會場，讓民眾觀看立法者的活動）。但是，它蔑視合法程序和個人權利。其結果就是在 1792—1793 年的戰爭危急條件下的恐怖統治。
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是狂熱的美德共和國時期的偉大革命宣傳家和主要政治人物。身為啟蒙運動的信徒，他懷疑基督教，但主張崇拜存在、理性女神。他宣布，無神論是貴族的東西。他的上帝是人民的某種抽像化身。他是一個很好的民眾鼓動家，但他與真實民眾的關繫基本上是冰冷而不愉快的。他刻板、真誠、咬文嚼字，善於言辭而拙於行動（羅伯斯庇爾除了演講，幾乎沒做過其他什麼事情）。以正直自居的羅伯斯庇爾首先是個演員，一個毫無私利的徹底政治化的人物。他把自己當作歷史精神的化身。他看見血就會全身發抖，但又能以人道的名義下令處死成千上萬的人。埃德蒙·伯克指責這場革命耽於抽像的理論而缺乏務實的判斷。這種指責似乎在羅伯斯庇爾那裡得到了完全的體現。這個恪守原則的人變成了血腥的獨裁者，後被他用來消滅自己敵人的革命機器毀滅。
羅伯斯庇爾並不是法國革命激進的產物。盡管雅各賓主義根據盧梭的社會契約精神，主張共同體高於個體，但它不屬於社會主義範疇。羅伯斯庇爾及其戰友主張，可以為了社會福祉而用各種方式管制私有財產，但他們相信好的社會秩序應該像盧梭建議的那樣，讓每個公民都擁有一點兒財產。這完全可以被稱作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或手工業工人的烏托邦。在革命中出現了社會主義，
隻是還沒來得及充分發展。在 1795 年的絕望日子裡，革命似就要土崩瓦解，一小群社會主義者試圖發動起義。這個由巴貝夫和邦納羅蒂領導的“平等派的密謀”一敗塗地，但留下了一個強大的傳統。這些社會主義先驅者也從盧梭的某些著作中獲得啟發，盡管他們的解讀是比較粗糙的，他們痛恨私有財產、商業和奢侈，頌揚貧困的美德、誠實勞動和簡樸生活。邦納羅蒂活了下來，成為一根紐帶，聯結著 19 世紀 40 年代的社會主義思潮。這種無套褲漢社會主義散布到歐洲各地，對貧困階級的那些空談理論的代表人物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接近於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意大利的巴貝夫主義者魯索就重申薩沃納羅拉回歸中世紀的主張，號召富人們拋棄自己的珠寶。
革命中的種種現像反而使革命名聲掃地。隨著內戰、迫害、恐怖和國際戰爭橫掃歐洲大陸，革命初在歐洲各地引起的歡欣雀躍，到 18 世紀 90 年代就轉變成失望和幻滅。初，歐洲各地的知識分子大多因革命而欣喜若狂，包括許多後來變成革命死敵的人。年輕的華茲華斯吟唱道：“能夠活到那個黎明時分是多麼幸福。” 除了華茲華斯，還有邁斯特、夏多布裡昂、康德、費希特、諾瓦利斯、歌德等，許多人初都有這種興奮之情。盧梭在英國也有狂熱的崇拜者，例如，托馬斯·馬爾薩斯的父親就要人們隻稱他為“盧梭之友”。1799 年，盧梭的信徒吉爾伯特·韋克菲爾德被指控公開希望法國入侵和征服英國，並因此遭到監禁。這個時期，人人都在讀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吉本嘔心瀝血 20 多年，到1787 年纔完成這部巨著。這部作品煥發著共和精神，至少在 1789年的氛圍中它是這樣被人們解讀的。這位偉大的歷史學家似乎在告訴人們，古代的羅馬自從有了個皇帝就開始衰落，基督教終使它完結。
但法國革命迷失了方向，陷入暴力、劫掠和不義。後，它以吞噬自己的“兒女”這種可怕的場面告終。結果，人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理性時代的種種前提假定，然後予以拒斥，從而促成了浪漫主義的轉向。1794年以後，原來的啟蒙哲學家聖馬丹1變成了一個與共濟會的詭秘分支有聯繫的新神秘主義宗教的領袖。盧梭的影響也沿著直覺和想像的方向散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