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通史》總序
朱漢民
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中華文明是一個從未中斷的連續性文明體。湖湘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是中華文化的地域形態。在中華文化演化的歷史脈絡中，湖湘文化也經歷了漫長的形成、演變、發展、重構的歷史過程。湖湘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優秀典範，既體現出中華文化的普遍精神，又具有自己的地域特色。
學界一直盼望、呼喚有一部《湖湘文化通史》類的大型著作，現在這一部大型的五卷本《湖湘文化通史》終於出版，作為多年從事湖湘文化研究並參與其事的湖湘學人，感到十分欣慰。我在為即將出版的五卷本《湖湘文化通史》作總序時，一直在想這樣一些問題：湖湘文化對中華文化究竟作出了什麼重要貢獻？湖湘文化的特色與優勢是什麼？《湖湘文化通史》應該堅持什麼學術理念？
一、湖湘文化對中華文化的重要貢獻
湖湘文化形成、發展於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是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的地域形態。湖湘文化在不同歷史背景下的發展機遇、文化形態、重要貢獻，其實均與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建構密切聯繫。湖湘文化之所以在中華文化中居於重要地位，是因為它總是以自己的家國情懷、憂患意識、文化使命，對中華文化的建構發展作出重要歷史貢獻。
湖湘文化發展史有三個重要發展時期：楚漢、兩宋、近代，這三個歷史時期恰恰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湖湘文化人在這些重要歷史階段，均創造出自己的獨特的歷史成就和文化貢獻，順應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趨勢，充分表達出中華文化主體性建構的要求。
楚漢時期既是中華文化集大成的重要時期，也是湖湘文化登場歷史舞臺的重要時期。楚漢時期的湖湘地區是楚文化的重要區域，在此產生了將中原道德文化與沅湘民俗文化相結合的浪漫主義文學藝術，其典型代表是屈原的《楚辭》詩歌藝術。屈原是戰國時期傑出的詩人、思想家、政治家，他晚年流放在湖湘大地，創作了滲透湖湘地域特色的《九歌》、《九章》、《天問》等詩歌作品。他以自己獨特的藝術創造與深刻思想，推動了文化中融合與歷史建構。《楚辭》不僅是楚文化的優秀典範，也是中華文化的藝術經典。屈原在《楚辭》中將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統合為一個體現中華文化精神的藝術世界，推動了一種具有統一性與包容性的文化傳統的歷史建構，對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的形成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一方面，屈原因“重華情結”而實現了南楚文化對華夏文化的認同；另一方面，沅湘地區的巫歌民俗因《楚辭》而成為中華藝術的經典。在以後的兩千多年歷史長河中，屈原的《楚辭》一直陶冶著中華兒女的審美心靈和精神世界。兩漢時期建構完成的中華文化，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最宏大、最豐富、最深刻也最有生命力的文明體。兩漢文化的主體主要由三大地域文化構成，就是齊魯文化、秦晉文化、荊楚文化。可見，荊楚文化為兩漢以後完全成熟的中華文明做出了傑出貢獻。湖湘本來是遠離中原華夏文化的楚蠻地區，但是最終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區域文化之一，納入到中華文化體繫之中。可見，產生於湖湘地域的南楚文化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對中華文化主體性建構的歷史貢獻。
兩宋時期同樣是中華文化歷史建構的重要時期，也是湖湘文化逐漸進入中華核心文化的重要時期。兩宋時期湖湘地區的理學崛起，書院教育大盛，從而推動了湖湘文化興盛和發展，進而推動了中華文化的歷史建構。由於外來佛教文化的傳入，原來的中華本土文化受到嚴重挑戰，如何汲收外來佛教文化的智慧與價值，實現中華文化主體性建構，已經成為兩宋以後士大夫必須承擔的中華文化使命。兩宋時期湖湘學者崛起，他們積極參與了兩宋理學思潮的創新和發展，湧現出許多重要的理學家、理學學派。理學的歷史發展可以分為北宋理學奠基、南宋理學集大成、明清理學發展的不同經段，這些不同階段在湖湘地區具有重要代表，包括周敦頤、胡宏、張栻、王夫之等。與此同時，湖湘地區蓬勃發展的書院，為理學的發展和傳播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宋以前文化教育並不發達的湖湘地區，兩宋時期出現的“天下四大書院”中，湖南竟然擁有嶽麓書院、石鼓書院兩所。歷史上曾經有有“天下書院楚為盛”的說法，反映了湖湘地區文化教育的歷史貢獻。所以，兩宋時期湖湘文化能夠崛起，就在於它勇敢承擔、積極參與了新的歷史條件下中華文化的歷史發展，特別是在吸收佛教文化基礎上實現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建構。
從晚清到民國是中華文化近代化重建的重要時期，也是湖湘文化成為中華核心文化傑出典範的重要時期。清末民初時期的湖湘文化發展到近代以後，開始進入到全盛的大發展的歷史階段。晚清以來的近代中國面臨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華文化受到強勢西方文化的巨大衝擊。湖湘文化在這個時期能夠崛起，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文化的傑出代表。近代湖湘知識群體一方面主動承擔起學習、引進外來體現現代化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全方位推動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另一方面他們又堅守中國文化精神，堅守中華文化那些具有恆常性意義的價值體繫，以實現中國文化的主體性重建。清末民初的湖湘知識群體參與了這一文化建設的歷史進程，那些提倡學習西方近代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的志士仁人，往往均是胸懷民族主義的家國情懷、立志大同文化理想的優秀湖湘兒女。他們致力於中華文明現代化建設，以實現中國文化主體性重建。那些在近代史上推動中國文化現代化、開創文化融通以實現中國文化主體性重建的先趨人物，均有著對中華五千年文化的高度自信，這一種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有深刻體認的基礎之上。所以，盡管他們也批判中國文化的糟粕，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喪失過中華文化的自信。如魏源是呼喚“師夷長技以制夷”而倡導改革開放的清醒著，但是他又是堅守中國文化的理想精神，標榜要以中國文化理想的“三代之心”，作為自己經世致用的最終目標。譚嗣同是一位對中國文化傳統有著足夠文化自信、文化自覺的人，他堅持以“仁”為其文化價值體繫的核心而建構新的文化體繫時，故而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仁學》，他標榜中華文化傳統價值核心的“仁”，體現出文化主體性建構的精神。楊昌濟也堅定地相信，中華文化的價值理念是具有普遍性與世界主義的，他說：“吾國聖賢之教，本取世界主義，故恆謂吾國為天下。”總之，湖湘學人堅信中華優秀文化既有貫通古今的恆常價值，又有超越民族國家的普遍性價值。
由此可見，一部湖湘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就是一個參與中華文化建構、逐漸融入中國文化的道統文脈的歷史。在中華文化發展一些重要歷史階段，總有一些湖湘知識群體希望推動中華文化的歷史發展，而他們致力於中國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其精神動力恰恰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與中華道統的核心價值，其中包括大同理想、王道政治、內聖外王、仁學之道。他們的文化自信，則是根源於對中華文化具有普遍性精神的信念。他們那種堅決推動中國文化的建設發展、張揚中國文化主體性建構的文化態度，恰恰是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脈。
二、湖湘文化的主要特色
湖湘文化在參與中國文化主體性建構的同時，也以一種地域性形態而彰顯自己的文化特色。學界曾經從不同角度對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做過概括，這對深化湖湘文化的研究和宣傳起了很好的作用。這裡主要從湖湘文化的文源、文脈、文氣三個方面，考察和定位湖湘文化的主要特色與優勢。
1、文源深。
中華文明是世界古文明中唯一沿續至今的文明實體，史籍記載的“三皇五帝”，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悠久文明歷史，而湖湘文化與“三皇”中的炎帝、“五帝”中的舜帝均有著密切的聯繫。在中華文明史上，炎帝神農氏是農耕文化的奠基人，《周易·繫辭》載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從湖南地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如道縣玉蟾岩遺址、澧縣彭頭山遺址，均證明了在炎帝神農時代（甚至更早的歷史時期）在湖南地區創立了比較發達的農業文明。後來，炎帝神農氏因為民治病、誤食毒草而亡，葬於湖南酃縣。可見，三皇之一的炎帝神農氏既是湖湘文化的開拓者，更是中華農耕文明的開拓者。五帝之一的舜帝則是中華道德文化的奠基人。舜帝是出生於中原地區的華夏部落聰明的首領，在歷史典籍大量記載他的道德精神，諸如孝敬父母、恭謙禮讓、以德治國、舉賢任能等等，成為中華傳統道德的典範。舜帝的道德精神在南方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先秦文獻中有許多關於舜帝偃兵修教、德化南國的歷史記載，特別是《史記》還記載他南巡時“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此後，九嶷山的舜帝之陵就成為湖湘兒女祭禮舜帝、表彰其道德文化的地方，從上古一直延續到今天。
湖湘文化的文源深，不僅僅是它與中華民族農耕文化、道德文化的源頭相關，同時還與中國古典文學與兩宋道學的源頭直接相關。中國古典詩歌有兩個源頭：北方的《詩經》與南方的《楚辭》。屈原是楚辭藝術的奠基人與最傑出代表，而他的許多代表作品如《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大多是在他流放於湖南地區而創作的，並且汲收了沅湘之地的神話巫風。可見，湖湘文化為中國文學鼻祖屈原的詩歌藝術提供了源頭活水。其次，宋代被稱為“道學宗主”、“理學開山祖”的周敦頤出生於湖南道縣，以後又多年在湖南地區做官並從事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播故而也是湘學的奠基人。屈原與周敦頤，“一為文學之鼻祖，一為理學之開山”（錢基博語），充分反映了湖湘文化源遠流長，是“文源深”的最好體現。
2、文脈廣。
“文源深”著重從時間維度表達湖湘文化源流的悠久，而“文脈廣”則是著重從空間維度表達湖湘文化源流的廣大。區域文化是雖然是特指某一空間範圍，但是區域文化的形成、演變、發展，均離不開區域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湖湘文化之所以獲得很大發展，除了依靠本土文化的創造、繼承外，還在於不斷學習、汲收外來文化，故而具有文脈廣的特點。湖湘文化形成的上古時期，中原文化與南方本土文化相結合則極大地促進了文化的發展。“炎帝神農氏”的出現，其實就是北方的英雄傳說（炎帝）與南方的宗教信仰（農神）交流互滲的結果。而舜帝南巡逝世並葬九嶷，受到南方民眾的普遍敬仰，亦體現出湖湘文化對中原道德文化的接受與汲收，另外，湖南本土的苗蠻文化，如果追溯其來源，亦是東夷文化的九黎部落南遷而與湖湘土著文化相結合的結果。
作為文學鼻祖的屈原，其楚辭作品亦體現出文脈廣的特點。一方面，他的詩歌淵源於沅湘巫歌，具有南音歌謠、巫風歌舞的地域特色與湖湘風情；另一方面，這些詩歌表現出對“美政”、“美人”的理想追求，特別是對舜帝這位遠古聖王的崇敬，其文脈顯然源於中原華夏族文化。周敦頤之所以能夠成為道德宗主、理學開山，固然是由於他能夠繼承齊魯之風、孔孟學統，同時還與他大膽汲收、兼容佛教、道家與道教的思想有關。作為周敦頤理學思想的傳承者，南宋胡宏、張栻在湖南地區創建的湖湘學派，也具有文脈廣的特點。首先，湖湘學派起因於二程洛學南傳，故而有濃厚的洛學特色；同時，湖湘學者又廣泛地與閩學學派楊時、朱熹，與浙東學派呂祖謙、薛季宣、陳傅良，與江西學派陸九淵、陸九韶等開展學術交流，其文脈廣大，故其學術有兼容並蓄的特點。王船山能夠成就為清初三大儒之一，仍然源於他文脈廣的特點。他不但是繼承了南宋時期的湖湘學統，包括胡安國的《春秋》學、胡宏的人性論、張栻的知行論，尤繼承張載關學的學術思想，將氣學發揚光大，同時他也汲收了浙學的事功取向。再如晚清的那些有很高成就的湖湘學人，其思想學術無不具有文脈廣的特點。曾國藩將知識學問分成義理、考據、辭章、經濟“四門之學”，他本人能夠在這四門之學中均取得突出的成就，就在於他廣泛的文脈廣大，如義理之學源於洛閩，考據之學宗吳皖、其辭章之學承桐城，其經濟之學則法浙東。可見，廣泛的文脈成就了湖湘學人，也推動了湖湘文化的大發展。
3、文氣足。
“文氣”本來是一個古代文論的專有名詞，一般用來指文章中所體現出作者的精神氣質。而用“文氣”來描述湖湘文化的特征時，就可能有狹義與廣義的雙重涵義。
狹義的“文氣足”，專指那些在湖湘地區創作的作品或湖南人的文章中，能夠充分表達出既具有地域特色、又充滿生命活力與剛強質直的精神氣質。湖南省作為一個文化大省，首先體現在這個地方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和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從文學鼻祖屈原算起，他的《離騷》、《九歌》、《九章》、《天問》，是最早的中國文學經典之一。以後，這裡產生了許許多多在中國文學史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學作品，如賈誼的《弔屈原賦》與《鵩鳥賦》的《永州八記》，範仲淹的《嶽陽樓記》，周敦頤的《愛蓮說》。明清至近代，湖南地區湧現了不計其數的文學名人與名篇，包括是李東陽、王船山、曾國藩、何紹基、王闿運、丁玲、瀋從文等等。十分重要的是，他們的作品中均表現出一種充盈而勁悍的“文氣”。最早提出“文氣”說的曹丕曾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其實，這個“氣”就是作者內在的精神氣質。由於湖湘詩人、作家群體的精神氣質大多是血性與靈性的結合，並表現出勁直、剛烈、氣雄的特色，故而湖湘作家群及代表作品特別體現出文氣足的特色。
文氣足還有更加廣義的理解，即某個人物群體所具有並表現出來的文化氣質。由於湖湘之地有數千年的文化積澱，加之宋以後湖湘教育發展很快，全國四大書院中湖南有嶽麓、石鼓兩所，這樣，湖南人纔群體普遍體現出一種特別的文化氣質。當然，那些從事文學、學術等與“文”有關的人普遍具有文氣，而那些從事政治、軍事生涯的政治家、軍人也表現出特別的文氣。最為鮮明的晚清的湘軍集團，這是一個具有“文氣”的軍事集團、政治集團，湘軍集團的將領大部分將領均是文人學者出身，受過繫統的文化教育，能夠治學為文，他們還將這種“文氣”訓練士兵，軍營中常常傳出朗朗書聲。軍隊能夠具有這樣鮮明的文氣，在歷史上十分罕見。湘軍的文氣影響了以後的湖南軍人，歷史上許多著名的軍人如黃興、蔡鍔均顯出鮮明的文氣。同樣，湖南的政治家也具有文化氣質，表現得最充分的是毛澤東。毛澤東是一位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政治家、軍事家，他的政治纔能、軍事纔能使得他能夠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他又是一位創作了大量文學名篇的詩人，熱愛哲學並且提出了繫統哲學理論的哲學家。毛澤東成為一位歷史上罕見的文氣足的政治領袖。
三、《湖湘文化通史》的學術理念
湖湘文化具有上述的鮮明特色，故而在中華文化史上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對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那麼，一部《湖湘文化通史》應該如何來撰寫，纔能夠充分表達湖湘文化的悠久歷史、博大內容與鮮明特色呢？
《湖湘文化通史》在啟動之初，我們就確立了以下幾個學術理念，作為研究、撰寫《湖湘文化通史》的指導原則和實現目標。
第一，要對湖湘文化作一深度的研究，需要將湖湘文化歷史納入到中華文化發展史的大背景下作宏觀的思考。
湖湘文化是中華文化體繫的組成部分，它的淵源、形成、演變、發展均是在與中華文化的其他區域文化交流、融彙過程中發生的。故而，無論是其他地域文化在湖南的傳播、衍化、交流，還是湖湘文化在其他地域的交流、傳播，均是本書研究的內容。地域文化的研究切忌將其孤立化，要以湖湘文化與中華文化關繫相結合作為原則和目標。作為中華文化體繫組成部分的湖湘文化，總是隨著中華文化史的變遷、發展而不斷地演變、重構，從而形成、發展自己的文化形態，並對中華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湖湘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繫，既是一種局部與整體的關繫，也是一種個別與普遍的關繫。因此，本書在開展對湖湘文化的研究時，既要充分探討湖湘文化作為局部的、具體的文化形態的特色；更要探討這種區域文化形態對中華文化的表達和貢獻，湖湘文化的地位、影響總是與它對中華文化的表達和貢獻有關。譬如，先秦楚文化產生的浪漫主義的文學藝術、工藝器物，融入到秦漢時期統一的中華文化之中，為即將統一的中華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唐宋以後中國文化重心南移完成，並建構一個以儒佛道兼綜的思想文化，使中國思想文化向更高層次綜合發展，宋明時期崛起的湖湘文化很好地解決了上述問題，從周敦頤到王船山的天人之學，是這個時期文化的傑出代表。近代湖湘文化的發展是在民族與社會的雙重危機下，建構一個兼容中西的近代文化，實現中華文化的轉型，達到民族獨立、社會進步的目的。通變與求新的近代湖湘文化亦很好地回應了這一挑戰，一代代湖湘學人站在時代的前列，積極推動中國文化的變革和轉型，經世致用、與時俱進正是近代湖湘文化的最大特色。這種湖湘文化與中華文化關繫相結合的研究原則，能夠保證《湖湘文化通史》的研究成果不局限於地域文化特色，而是要挖掘湖湘文化具有的中華文化的普遍意義。
第二，要對湖湘文化作一立體的的研究，需要全面挖掘湖湘文化的文源、文脈、文氣方面的特色與優勢。
有關湖湘文化的歷史，早已為學術界所廣泛關注。盡管學界對湖湘文化進行了多方位、多視角、多層次的深入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若從整體的高度來看，仍然存在諸多不足。為了開拓湖湘文化研究的新視域，這部《湖湘文化通史》，應該堅持從廣義的湖湘文化歷史視角，繫統探討湖湘文化的文源、文脈、文氣方面的特色與優勢。如果《湖湘文化通史》能夠從湖湘文化的文源、文脈、文氣幾個方面，對湖湘文化歷史的特色與優勢作出全面、繫統的闡發，就可以寫出一部有特色的地域文化通史著作。同時，對湖湘文化作出這種立體的研究，必須要將歷史文獻、考古成果、民俗資料結合起來。譬如，湖湘文化的文源深，不僅僅注重歷史文獻記載的炎帝神農氏的農耕文化、舜帝道德文化的探源，同時特別注重吸收現代考古學取得的學術成果與田野調查的民俗資料結合起來，使湖湘文化的文源探討具有堅實的學術基礎。又如，要探討湖湘文化的“文脈廣”，應該從空間維度探討湖湘文化與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傳播，以表現湖湘文化兼容並蓄的特點，這既可以從現代考古學取得的學術成果考察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傳播的軌跡，又可以從歷史文獻記載探討湖湘學術與其他地域的學術交流與互動，還可以從田野調查的民俗資料中尋找湖湘民俗的地域流動與變化。
第三．要對湖湘文化作出具有現代意義的詮釋，需要將湖湘文化傳統的挖掘與湖湘文化的現代建設結合起來。
《湖湘文化通史》將充分挖掘湖湘傳統文化資源，讓它們為現代湖湘文化建設服務。優秀湖湘傳統文化主要包括：楚文化的文學藝術、工藝器物中的浪漫氣質和生命意志，它們凝聚著從原始文化轉化為成熟文明的獨特審美精神；兩宋時期正統儒家文化南傳而造就了古代湖湘倫理文化，它所透露出來的人文理想與道德精神，深刻影響了一代代湖湘人士的個體人格；晚清以來的近代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的價值追求和與時俱進的思想觀念，成就了近代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經世豪雄。傳統湖湘文化挖掘與現代湖湘文化建設是有著密切聯繫的。一方面，我們必須意識到，今日中國正在發生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巨變，以農為本的傳統社會形態正在轉型成工商為本的現代社會形態， “天變道亦變”，湖湘文化面臨由傳統湖湘文化轉型為現代湖湘文化；另一方面，我們在重構當代湖湘文化時，上述的一繫列傳統湖湘文化精神是值得吸收和弘揚的，挖掘這些重要的湖湘文化傳統，就是要能夠為當代文化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和支持。重新建構的湖湘文化不僅能對當代湖南的文化強省產生重要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尤其應對新時期的中華文化大繁榮、大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湖湘文化的發展歷史，其實也可以看做是一個參與中華文化建構的歷史。當代學人在追問湖湘文化在今天有何啟示的問題，均可以與當代的中華文化主體性建構問題聯繫起來：湖湘文化的當代意義，可以從中國文化主體性重建的視角來思考；湖湘文化在現代發展，應該與中國文化主體性重建密切相關。
……
學界和社會各界對一部《湖湘文化通史》的成果早就充滿期待。它被列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十二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以後，大家更是希望這部著作成為湖湘地域文化研究的標志性成果，能夠為中國地域文化的研究作出有意義的探索。在全體學者的精誠合作下，《湖湘文化通史》終於按計劃圓滿完成。但是，我們的學術水平還是有限，加之課題組成員的教學、科研任務一直十分繁重，故而這部著作仍然給我們留下了許多遺憾。所以，我們特別盼望學界的批評和指正。應該說，這部大型的通史著作，其中既有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同時也包含著對已有成果的吸收或提升的內容。我們希望並努力讓這部著作能夠代表當前學界對湖湘文化的最新研究水平，但是，我們自己深知離這一目標還有很大距離。
2014年10月初稿
2023年10月修訂於嶽麓書院文昌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