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裙裾之美:日本女生制服史

編輯推薦

從學校管理的像征走向自我展示的舞臺

精選百餘幅珍貴圖片

細致考證近代日本女生制服的演變

隨書附贈：櫻花季日本女生制服寫真別冊

內容簡介

日本女生的制服變遷過程經歷了近代社會制度、社會集團與階級的整合，是女生對於“穿什麼”這一問題的思索與嘗試。“女生”這一社會身份與女生制服的出現意味著傳統服裝體繫的變革。而面對這一變革，既有欣然接受之人，也有慎重其事甚至斷然拒絕之人。在時代與社會的更迭中，女生制服受到國家思潮、學校教育方針、女生自身的判斷與行為、家長的訴求、周邊市民的看法與媒體輿論的反饋等諸多因素的交織影響，伴隨著社會價值觀的衝突與動搖，纔終得以慢慢確立。

作者簡介

難波知子NANBA TOMOKO

一九八〇年生於岡山縣總社市，二〇〇三年畢業於御茶水女子大學生活科學部，後專攻比較社會文化學。現為御茶水女子大學常駐研究員。

前言

Part ONE 描繪出的日式服裝與未描繪出的鹿鳴館洋裝

Chapter ONE 鹿鳴館晚會的女式洋裝——洋裝的政治背景

Chapter TWO 宮廷禮服制度——近代天皇制與女性的服制

Chapter THREE 女子學校的洋裝發展

Chapter FOUR 重新審視鹿鳴館時代

Part TWO 描繪出的與未描繪出的改良服

Chapter ONE 女學生的誕生——女子教育與服裝的關繫

Chapter TWO 改良服的設計、批判與實踐

Chapter THREE 女子學校制服的確立——規化

Chapter FOUR 女子學校制服文化的形成

Part THREE 描繪出的制服與未描繪出的標準服

Chapter ONE 次世界大戰與女子教育

Chapter TWO 生活改善運動——文部省舉辦的各種展覽會與“生活改善同盟會”的成立

Chapter THREE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服裝樣式的調整——從袴轉向洋服

Chapter FOUR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女生學校制服

後記

在線試讀

明治維新以後，新政府在調整國家機制的同時，重點提出了制定憲法與修改條約這兩大課題。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出現的女式洋裝便與修改條約這一課題密不可分。幕府末期，日本與諸列強之間簽署的條約是承認領事裁判權與協定關稅的不平等條約，到了明治時期，歷任外務卿（後來的外務大臣）為了修改這些條約，都致力於與列強展開交涉。其中，井上馨為了有力推動條約的修改，不折不扣地推行了歐化政策，旨在實現從建築、城市規劃到衣食住風格、儀式、社交禮儀等的全盤歐化，向他們展示日本的文明形像。作為施行歐化政策的一個環節，井上開始著手建設用於宴請、招待海外來賓的社交場所。由英國建築師喬賽亞康德（Josiah Conder）設計，在麹町區內山下町一號建造了一座磚式二層洋樓。該建築物竣工於一八八三（明治十六）年，被命名為“鹿鳴館”。鹿鳴館經常舉辦一些歐式宮廷風格的豪華晚會、音樂會或慈善義賣會等，成了歐化主義的像征。有一些詞彙可以代表這個推行歐化主義的時代，而“鹿鳴館”這一標志性建築也包含在內。
在鹿鳴館，引人注目的是宴請政府高官、皇族、華族、各國大使與御雇外國人的晚會。晚會遵循西洋的社交禮儀，夫人也隨同出席。在鹿鳴館竣工之前，這類晚會多在芝離宮內的延遼館、工部大學、官邸等多地舉辦。晚會種類繁多，其中隻有紀念天長節的晚會逐漸固定下來。這一規模龐大的晚會一般由外務大臣夫婦主持，自一八八〇（明治十三）年起曾在外相官邸、延遼館、帝國賓館等地多次舉行。根據報道天長節晚會的新聞評論分析，出席晚會的皇族或政府高官的夫人們實際上也承擔了一部分外交任務，她們所穿的洋裝成了彰顯日本文明程度的窗口。
為了招待外國人、籌辦晚會，需要了解歐美諸國的傳統禮法、掌握國際禮儀。一八七九（明治十二）年，井上馨擔任外務卿的同時被任命為外賓接待禮節調查委員長，與宮內卿德大寺實則共同負責對禮節規矩的調查。根據調查結果，井上二人完成了“內外交際宴會禮節”一文，囊括了晚會的目的與時間、自助餐的形式、禮法、宴會廳、邀請函的寄送時間與書寫方式、賓客的座次、主辦方設宴款待的禮節、男女化妝室與禮服的種類等內容。在此之前，也就是井上被派遣至歐美的一八七六（明治九）年，他多次攜帶夫人武子、養女末子出席各類社交場合，並教給她們外語、社交禮儀與禮服的穿法等。直至晚會舉辦之前，無論男女都有必要學習社交禮儀，尤其是女性，更需要來自政府高官家庭的幫助。
一八八三（明治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鹿鳴館舉辦了竣工紀念晚會。在這場晚會上，身穿洋裝、會跳舞的女性可謂鳳毛麟角。除了洋裝以外，出席晚會的女性中也有的穿著紋付白襟和服，而來自宮廷的人則穿著袿袴（詳見下章）。除了井上武子與末子，會跳舞的女性還包括駐意大利外交官鍋島直大的夫人榮子、駐俄羅斯外交官柳原前光的夫人初子、長期留學美國的女留學生大山舍松、津田梅子、永井繁子等。據說，當時其他政府高官的夫人們既不穿洋裝出席宴會，也不在宴會上跳舞。明治維新以後，新政府在調整國家機制的同時，重點提出了制定憲法與修改條約這兩大課題。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出現的女式洋裝便與修改條約這一課題密不可分。幕府末期，日本與諸列強之間簽署的條約是承認領事裁判權與協定關稅的不平等條約，到了明治時期，歷任外務卿（後來的外務大臣）為了修改這些條約，都致力於與列強展開交涉。其中，井上馨為了有力推動條約的修改，不折不扣地推行了歐化政策，旨在實現從建築、城市規劃到衣食住風格、儀式、社交禮儀等的全盤歐化，向他們展示日本的文明形像。作為施行歐化政策的一個環節，井上開始著手建設用於宴請、招待海外來賓的社交場所。由英國建築師喬賽亞康德（Josiah Conder）設計，在麹町區內山下町一號建造了一座磚式二層洋樓。該建築物竣工於一八八三（明治十六）年，被命名為“鹿鳴館”。鹿鳴館經常舉辦一些歐式宮廷風格的豪華晚會、音樂會或慈善義賣會等，成了歐化主義的像征。有一些詞彙可以代表這個推行歐化主義的時代，而“鹿鳴館”這一標志性建築也包含在內。

在鹿鳴館，引人注目的是宴請政府高官、皇族、華族、各國大使與御雇外國人的晚會。晚會遵循西洋的社交禮儀，夫人也隨同出席。在鹿鳴館竣工之前，這類晚會多在芝離宮內的延遼館、工部大學、官邸等多地舉辦。晚會種類繁多，其中隻有紀念天長節的晚會逐漸固定下來。這一規模龐大的晚會一般由外務大臣夫婦主持，自一八八〇（明治十三）年起曾在外相官邸、延遼館、帝國賓館等地多次舉行。根據報道天長節晚會的新聞評論分析，出席晚會的皇族或政府高官的夫人們實際上也承擔了一部分外交任務，她們所穿的洋裝成了彰顯日本文明程度的窗口。

為了招待外國人、籌辦晚會，需要了解歐美諸國的傳統禮法、掌握國際禮儀。一八七九（明治十二）年，井上馨擔任外務卿的同時被任命為外賓接待禮節調查委員長，與宮內卿德大寺實則共同負責對禮節規矩的調查。根據調查結果，井上二人完成了“內外交際宴會禮節”一文，囊括了晚會的目的與時間、自助餐的形式、禮法、宴會廳、邀請函的寄送時間與書寫方式、賓客的座次、主辦方設宴款待的禮節、男女化妝室與禮服的種類等內容。在此之前，也就是井上被派遣至歐美的一八七六（明治九）年，他多次攜帶夫人武子、養女末子出席各類社交場合，並教給她們外語、社交禮儀與禮服的穿法等。直至晚會舉辦之前，無論男女都有必要學習社交禮儀，尤其是女性，更需要來自政府高官家庭的幫助。

一八八三（明治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鹿鳴館舉辦了竣工紀念晚會。在這場晚會上，身穿洋裝、會跳舞的女性可謂鳳毛麟角。除了洋裝以外，出席晚會的女性中也有的穿著紋付白襟和服，而來自宮廷的人則穿著袿袴（詳見下章）。除了井上武子與末子，會跳舞的女性還包括駐意大利外交官鍋島直大的夫人榮子、駐俄羅斯外交官柳原前光的夫人初子、長期留學美國的女留學生大山舍松、津田梅子、永井繁子等。據說，當時其他政府高官的夫人們既不穿洋裝出席宴會，也不在宴會上跳舞。

因此，鹿鳴館從一八八四（明治十七）年十月開始舉行舞蹈彩排，由駒場農學院的德國獸醫學教師約翰內斯路德維希詹森（Johannes Ludwig Janson）擔任舞蹈老師。次彩排是為籌備一周後到來的天長節晚會而舉行的，井上馨、大山嚴、森有禮等政府高官的夫人們都參與了這次彩排。經過種種努力，掌握社交知識與禮儀、在晚會上翩然起舞的女性越來越多，甚至當時歐美流行的裙撐款式也開始走入人們的視野。

裙撐款式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風靡歐美的一種衣服款式：以緊身褡束縛腹部，腰後繫有支撐隆起部分以突出腰身的圍腰。群撐指的是使裙子後腰膨脹起來的圍腰構造，包括加入棉布的圓形坐墊，在含有馬毛的硬質布料上添加褶皺、鯨魚骨頭或鋼圈等各種樣式，以細繩或束帶連接腹部。

一八八四（明治十七）年十一月三日，鹿鳴館天長節晚會由井上馨主持。出席晚會的皇族、參議、各國公使以及他們的夫人等共約一千三百人。在這場晚會上，日本女性也參與到舞蹈之中，有的女性還穿著袿袴跳舞，“夫人們或穿西洋服裝，或穿日式服裝，穿著日式服裝的女人們發梳垂髻、身著緋色袴衣，迎著奏樂翩翩起舞”。

翌年，也就是一八八五（明治十八）年，法國海軍將校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參加了天長節舞會，並留下了描寫當時晚會場景的文章。對於女性的洋裝，洛蒂尤為贊賞的便是井上馨的夫人武子以及鍋島直大的夫人榮子。洛蒂回憶了他對武子的印像：

“當時，一位手套戴至肩部、發梳美麗發髻、五官秀氣俊俏、無可挑剔的女性出現在我的面前，我驚獃了。因為搽著白粉，所以無法辨別她的年齡。細絹長裙的衣襟上裝飾著仿若盛開在森林裡的碎花，色調是極為淡雅、素樸的淺紫色，難以言表地恰如其分。點綴著一顆顆珍珠的硬質刺繡下，遮掩著刀鞘形的緊致襯衣。總而言之，巴黎流行的時裝款式在這位玉輿一般的令人驚嘆的女子身上得到了好的詮釋。”

洛蒂高度贊賞了武子的洋裝，對她寒暄時的禮貌也抱有好感：“如美國女人一般”。但是另一方面，洛蒂對於武子和榮子以外的其他日本女性則作了如下描寫：

“啊！然後是這些女人們仔細觀察，無論是穩坐在椅子上的年輕少女，還是如背景牆一般緊挨牆壁排列的母親們，她們多多少少都令人感到喫驚。（略）但是，她們的容貌尚可，並不土氣，手非常小，穿著直接從巴黎引進的服飾可是，那些弔梢眼流露出的微笑、向內側彎曲的足部、扁平的鼻子總令她們看上去有些異樣，讓人覺得一點都不真實。”

盡管洛蒂承認如壁畫一般的女人們穿著的洋裝的確是“直接從巴黎引進的服飾”，但是它們穿在日本人身上，卻令他覺得不協調：“異樣”，“絲毫感覺不到真實”。而關於舞蹈，洛蒂敘述道：“她們的舞姿很標準。（略）但那是照本宣科的舞蹈，全然不見個性的彰顯，如同人偶一般。”即便是經過排練的舞蹈，在洛蒂看來也缺乏個性與自發性。隻有極少數具有海外生活經驗的女性纔像武子一樣，即使在歐美人的眼中也可以將洋裝穿出風采、將舞蹈跳出自我。

洛蒂也出席了次年——即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的天長節晚會，當時束發的女性占絕大多數，“一百三四十位女性悉數束發，盤和式發髻、穿和服的隻有一位來自市來町的女子”。同年，宮中開始推行洋式的女性服制，皇後也是在這一年次穿上洋服。而宮廷洋式服制的確立，進一步推動了洋裝在上流階層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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