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裡希·瑪麗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 ~ 1970），德裔美籍小說家。出生於德國一個工人家庭，18歲時志願參加次世界大戰，在前線負傷，戰後做過教師、記者、編輯等多種工作。1929年，小說《西線無戰事》出版，引起轟動，迅速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使他成為蜚聲世界的作家。因為他的反戰立場，納粹上臺後，將他與托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開焚毀。1938年，他被剝奪德國國籍，後流亡美國。1947年，他加入美國國籍，次年返回歐洲並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馬克的家鄉奧斯納布呂克設立埃裡希·瑪麗亞·雷馬克和平獎。

雷馬克的著作大多帶有自傳色彩，用詞精練，抒情的書寫中卻透出客觀、冷峻的氣質，被比作德國的海明威。他一生共著有十五部小說、三部劇本和兩部文集，其中，《西線無戰事》《凱旋門》《三個伙伴》《愛與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編為電影。

譯者：朱雯（1911—1994），江蘇省松江縣（現屬上海市）人，著名翻譯家、作家。1928年，朱雯進入東吳大學文學院學習，讀書期間即開始翻譯丁尼生、高爾基等人的作品，同時也有小說和詩歌發表，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現代作家》和長篇小說《旋渦中的人物》。大學畢業後，朱雯任省立松江中學國文教員，業餘時間仍進行翻譯和創作，還曾與施蟄存合編《中學生文藝月刊》。抗戰爆發後西行，於廣西桂林高級中學任教。1939年，朱雯初到上海，曾任中學教員和新聞翻譯。1943年，因“抗日罪”被捕，出獄後前往安徽屯溪的上海法學院任教。戰爭結束後，他返回上海定居，在高校任教並翻譯。

朱雯一生譯著頗豐，主要有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凱旋門》《裡斯本之夜》等多部作品及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三部曲。他所譯的雷馬克作品雖然是從英文轉譯，但譯筆忠實而流暢，感情充沛，影響深遠。

（一）

我目不轉睛地瞅著那條船。它亮著耀眼的燈光，停泊在塔霍河上。我來到裡斯本雖然已經有一個星期，可是對它那種無憂無慮的燈火通明還不太習慣。在我離開的那幾個國家裡，一到夜晚，個個城市都像煤礦一樣漆黑，昏暗中的一盞提燈，簡直比中世紀的瘟疫還要叫人害怕。我來自二十世紀的歐洲。

那條船是一艘客輪，這會兒正在往船上裝貨。我知道明天下午它就要出航了。在裸露的燈泡那刺目的光芒裡，一箱箱的肉、魚、罐頭、面包，還有蔬菜正在被裝進下面的貨艙裡；甲板上，搬運工人正在搬運行李，他們把一隻隻箱子和一個個捆包悄沒聲息地扛起來，仿佛它們一點兒重量也沒有。那條船正在為出航做準備——如同洪水時代的方舟一樣。它確實是一艘方舟。在1942 年的那幾個月裡，每一艘離開歐洲的船都是方舟。亞拉臘山乃是美國，而洪水還在一天天上漲。很久以前，洪水就已經席卷吞沒了德國和奧地利，現在波蘭和布拉格也被淹沒，而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哥本哈根、奧斯陸和巴黎也都沉在水下了，意大利的許多城市已經聞到了一股滲水的味道，而西班牙也不再安全了。葡萄牙的海岸成了流亡者的後希望。對他們來說，正義、自由和容忍遠比家園和生計更有意義。這是通往美國的大門。要是到不了那邊，那你就倒霉了，你就會注定要在領事館、警察局、政府機關的叢莽之中奔走得精疲力盡，那裡既不給你簽證，也不讓你得到工作和居留許可，那是一個拘留營、官僚習氣、淒涼寂寞、懷鄉病以及無處不在、叫人萎頓的冷漠的叢莽。在戰爭、恐懼和苦惱的時日，這變得稀松平常： 作為個體的人不再存在了，隻有一樣東西是重要的——一份有效的護照。

那天下午，我到埃斯圖裡爾賭場去賭錢。我還有一套漂亮的衣服，他們便讓我進去了。這是向命運訛詐的孤注一擲。我們那張葡萄牙的居留許可，再過幾天就要到期，而露特和我都沒有別的簽證了。我們在法國曾經考慮過一些計劃，草擬過一張可能去紐約的船期表。眼下停泊在塔霍河上的這條船，是我們的船期表上的後一艘。可是早在幾個月前，船票都已經賣光了。我們沒有美國簽證，連船費都還短缺三。我至少得試一試籌集這筆款子，用作為身在裡斯本的一個外國人還可以采用的辦法——賭博。這是個荒謬的念頭，因為即使我把錢贏到手，要讓我們搭上那條船也還得出現一個奇跡。但是，在危急和絕望的時候，你會相信奇跡；要是沒有這個信心，那你也就完蛋了。我們還剩下六，結果我輸掉了五。

夜已經很深了，碼頭區差不多沒有什麼人了。可是沒過多久，我發覺有個人就在離我不太遠的地方。初，他漫無目的地踱來踱去，隨後他停下來，也開始朝那條船盯著看。又是一個走投無路的流亡者，我想，也就不再去注意他了，直到我發覺他正在看著我。流亡者對警察的恐懼是怎麼也不會消失的，即使在睡著的時候，或者其實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時候——因此我就裝出一副無動於衷又充滿厭煩的神氣，轉過身子，挪步離開碼頭，走得慢悠悠的，如同一個毫無理由感到害怕的人。

過了一會兒，我聽到背後傳來腳步聲。我繼續往前走，可並沒有加快腳步，心裡思忖，萬一我被捕了，怎麼纔能讓露特知道。碼頭盡頭那一幢幢彩色粉牆的房子，如同一羽羽蝴蝶在黑夜裡沉睡著，離得還太遠，我沒辦法奔到那裡消失在一條條湫隘街道的迷陣中間。

這會兒，那個人已經走到我身邊了。他個頭比我稍微矮些。“你是德國人嗎？”他用德語問我。

我搖了搖頭，繼續往前走著。

“是奧地利人？”

我沒有回答。我望著那一幢幢彩色粉牆的房子，覺得它們挨近得實在太慢了。我知道有些葡萄牙警察德語講得很流利。

“我不是警察。”那個人說。

我不相信他的話。他穿的是便衣，可是在歐洲，我被這種穿便衣的人逮捕就已經有六次了。我有證件，還挺像模像樣，是在巴黎由一位從布拉格來的數學教授給我做的，可是也經不起仔細的檢驗。

“我看見你在盯著那條船，”那個人說，“所以我很好奇……”

我漫不經心地打量了他一眼。看樣子，他的確不像是一個警察，可是上次在波爾多把我抓去的那個穿便衣的人，一副可憐樣子，簡直像是在墳墓裡待了三天的拉撒路，其實卻是個殘酷的家伙。他明明知道第二天德國人就要開進波爾多，卻還把我關了進去，若不是幾小時之後有個好心腸的典獄長將我釋放出來，我可早就完蛋了。

“你要去紐約嗎？”那個人問。

我沒有搭理。隻消再走二十米就行了。到那時，萬一有必要，我可以把他擊倒，自己撒腿就逃。

“這兒，”那個人說，把手伸進衣袋，“是搭乘那條船的兩張船票。”

我看見那兩張票子。在微弱的燈光下，我看不清那上面寫的是什麼。不過我們走的路已經夠多了。現在停下來也不會出什麼事。

“這都是怎麼回事？”我用葡萄牙話問他。我學了幾句葡萄牙語。

“這船票你不妨拿去，”那個人說，“我不需要它們了。”

“你不需要它們？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再需要它們了。”我瞪著他看。我理解不了。他的確不像一個警察。如果他真要逮捕我的話，那也用不著搞這種異想天開的詭計。可是如果這兩張船票是好用的，那他自己又為什麼不用呢？而他又為什麼要給我呢？有種什麼東西開始在我心裡顫動了。

“這船票我買不起，”我後用德語說，“那要花一大筆錢咧。在裡斯本，有錢的流亡者有的是，你要多少，他們能給你多少。你找錯了人啦。我是一個子兒也沒有了。”

“我不是要賣錢。”那個人說。

我又轉過眼去望望那兩張船票。“那是真的船票嗎？”

他把船票遞給我，沒說一句話。它們在我手指中間窸窣作響。是真的船票。把它們拿到手，是關乎毀滅與得救的大事。沒有美國簽證，這兩張船票我還不能使用，可我憑著它們畢竟還可以在第二天早晨再試一試——或者，至少我還能把它們賣掉。那就意味著可以多維持六個月的生活。

“我不明白。”我說。

“你不妨拿去，”他答道，“不要你一分錢。明天早晨，我就要離開裡斯本。我隻有一個條件。”

我的胳膊耷拉了下來。我知道這件事情太美妙了，簡直不像是真的。“什麼條件？”我問。

“今天夜裡，我不願意一個人待著。”

“你是要我跟你待在一起嗎？”

“是的。一直到明天早晨。”

“就是這麼一個條件嗎？”

“就是這麼一個條件。”

“沒有別的條件了嗎？”

“沒有別的條件了。”

（二）

音樂停奏了一會兒。可以聽到舞池裡傳來憤怒的話語。隨後，樂隊又開始演奏了，聲音比先前更響，一個穿著鮮黃色衣裳的女人，頭發上簪著一串假鑽石，唱起歌來。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 一個德國人跟一個英國人踫撞了一下。彼此都在指責對方，說對方是故意的。經理和兩個侍者扮演著“國際聯盟”的角色，試圖叫爭論的雙方平靜下來，可是誰也不聽他們的話。樂隊比較聰明，他們換了個曲子。原來的狐步舞曲變成了探戈舞曲，那兩個外交官必須做出選擇： 要麼是站著不動，叫人笑話，要麼是重新開始，繼續跳舞。可是那個德國勇士看來不會跳探戈舞，而那個英國人卻隻是打著拍子，站在原地沒有移動。兩個人都被別的舞伴推來擠去，一場爭論就此煙消雲散。那兩個外交官都怒目相視，回到各自的桌子上去。

“為什麼這兩個英雄好漢沒有互相挑戰，來一場決鬥呢？”施瓦茨鄙夷地問。

“就這樣，你來到了蘇黎世。”我說。

他微微地笑了一笑。

“我們干嗎還不離開這兒？”

“我們能上哪兒去啊？”

“總該有那麼一家普通的酒吧通宵營業的。這個地方盡是些死尸，在跳舞，在扮演戰爭。”

他付了錢，問那個侍者還有沒有別的地方我們可以去。侍者從拍紙簿上撕下一條紙，草草寫了個地址，還告訴我們怎麼去。

我們走到外面壯麗的夜色中。星星依然在閃耀，可是地平線上，海和清晨卻在縷藍幽幽的晨曦中摟抱了起來。天空比原先更高，鹽和花朵的味道也更濃了。天就要大亮了。在白天，裡斯本有一種迷惑人、俘獲人的樸素的戲劇性的特點，可是到了黑夜，它卻是一個童話中的城市，順著燈光熠耀的一排排房屋下去，一直到海邊，好像一個穿著節日盛裝的女人走下去會見她的秘密情人。

我們默默地站了一會兒。“這不就是我們經常把生活想像成的樣子嗎？”施瓦茨後說道。“上千的燈光和街道通向無窮……”

我沒有回答。對我來說，生活便是停泊在下面塔霍河上的那條船，它並不通向無窮……它通向美國。我歷盡種種艱難險阻，時間把這種艱難險阻如同臭雞蛋一樣甩向我們。我的艱險活動是要一張有效的護照，一張簽證和一張船票。對一個並非出於本意的流浪者來說，正常的生活變成了富於浪漫色彩的夢想，而冒險卻是一種折磨。

“那天，蘇黎世在我的眼裡正像今夜這個城市在你的眼裡一樣，”施瓦茨說，“我認為自己已經失去的一切在那裡重又開始了。時間——這個你知道——是一種衝淡了的死亡，一帖分成許多份無害劑量的慢性毒藥。初，它會叫我們興奮，甚至會使我們覺得會長生不老——可是一滴又一滴、一天又一天地喫下去，它就越來越濃烈，把我們的血液給破壞了。即使拿未來的歲月作為代價要買回自己的青春，我們也辦不到了。時間的酸性作用已經把我們改變了，化學組合再也不是跟原來一樣了。那得有一個奇跡。而那個奇跡就發生在蘇黎世。”

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望著下面燈光閃爍的城市。“那是我一生中可怕的一夜，”他慢條斯理地說，“我要把它當作幸福的一夜來回憶它。回憶難道不能夠做到這一點嗎？它一定能夠。奇跡在它發生的時候，絕不是完美無瑕的。它總是有一些掃興的小事。可是一朝它永遠消逝，再也不能有所改變的時候，回憶卻能使它完美無瑕，而且從此以後它也不會再有什麼改變了。如果我現在能夠讓它復活過來，它是不是一直會是那個樣子呢？它是不是會與我同在，和我的生命一同終結呢？”

他站在臺階上，注視著不可抗拒、逐漸進逼的黎明，幾乎像是神經錯亂了的樣子，黑夜中一個可憐的被遺忘的人影。我為他覺得萬分的難受。“你說得對，”我說，試著不讓他難受，“我們對自己的幸福，在我們知道它將有多少部分會與我們同在之前，怎麼能夠真正覺得有把握呢？”

“的辦法，”施瓦茨嘟嘟囔囔地說，“就是要知道我們不能夠抓住它，因而就不再試著去把握它。我們用自己那笨拙的雙手把它給嚇跑了。可是，如果我們不去用手觸摸，那它是不是會在我們的眼睛後面無所畏懼地繼續存在下去呢？它是不是會在那兒保持下去，和我們的眼睛一同終結呢？”

他俯瞰著城市，那裡停放著一口松木棺材，泊著一艘輪船。一副深受苦難的神情毀損了他的形像： 他的嘴成了一個烏黑的窟窿，眼睛成了兩塊石子。隨後，他的臉又有了生氣。

我們繼續朝著碼頭，從小山上往下走去。過了半晌，他開腔了。“我們是什麼人？”他說。“你是什麼人？我是什麼人？還有其他所有的人，以及那些死去的都是些什麼人？哪一個是真實的： 是人還是他照在鏡子裡的映像？是一個活人還是他的回憶，他那解除了憂慮的陰影？我的亡妻和我是不是已經變成了一個人？會不會她以前從來不曾完全是我的，隻是死亡這個不祥的煉金術纔使她完全屬於我了呢？既然她隻是像我頭蓋骨底下的一點磷光那樣存在著，既然她隻有當我要她回答的時候纔能回答，而且也隻能像我要她那樣地回答，那她是不是完全屬於我了呢？再說，我既然失去過她一次，會不會第二次再失去她，隨著她的回憶的消退，每分每秒都在一點一點地失去她呢？”他直愣愣地瞪著我。“我非得抓住她不可，這你是不是明白？”

??我們來到了一條街上，這裡有長長的一段梯級從小山上通下去。前一天，在這裡一定舉行過什麼節日活動，使我聯想起墓地裡那枯萎的花環，掛在一排排房子中間的一根根鐵杆上，一串串晃亮的燈泡，被一盞盞橫過街道弔著的郁金香形的大燈隔開了。每相距大約二十米，便有一顆用小電燈泡綴成的五角星高掛在那兒。可是那遊行隊伍，或者是節慶，都已經過去了，節日的裝飾如今在晨曦中顯得光禿禿的，色彩都褪了。在我們腳底下遠遠的地方，電燈線路似乎出了毛病，隻有一顆星星還發著特別刺目的白慘慘的亮光，電燈在黎明和薄暮時分往往就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