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V
01 大阪 -001 
大阪是為人熟知的日本工業城市,
但是少有人知道,在大阪繁華的街景後面,
隱藏著日本成為“日本”的歷史。
02 有馬和神戶 -027 
在有馬溫泉和神戶之間體會日本的百年現代化傳奇,她的陣
痛、她的高光時代和她在當代的停滯。
03 京都初見 -059 
京都彙集了日本文化的精華,是一個可以讓中國人“遇見”
故鄉的地方。京都又是日本現代化的起點,明治維新的發祥
地,是坂本龍馬戰鬥過的地方。
04 雪色京都 -093 
明治維新是日本現代化的轉折點,
雪色京都的古跡之中隱藏著它的密碼。

05 高瀨川上的櫻花 -123 
京都讓人流連忘返的景色之一是高瀨川上的櫻花。櫻花落入
高瀨川早春的清水之中,如冰凌一般潔淨、清脆。這就是日
本人的性格。
06 維新之道 -147 
歷史總是容易被人遺忘;在日本,歷史被遺忘得似乎更快。
靈山上的坂本龍馬如果有在天之靈,他會對今天的日本說什
麼呢?
07 蹴上鐵道 -173 
四月的京都,櫻花滿地,一片祥和。這背後,是京都百年現 
代化不懈的奮鬥。 
08 嵐山 -195 
在過去的 1500 年中,中日兩國相互影響,盡管也曾兵戎相見, 但進步是主流。

《望鄉》和日本女性
“女主內,男主外”是日本傳統社會流行的家庭安排。日本女性大概是世界上任勞任怨、喫苦耐勞的女性,所以,在日本電影裡我們經常看到,一個家庭的 主心骨是女性而不是男性。明治時代,日本婦女為日本的工業原始積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強迫幾百名大名每年進京參勤, 加上他們的隨從武士,極大地推高了江戶的壯年男性比例。這些人不能帶自己的妻妾,娼妓業由此而生。德川家康仿照豐臣秀吉的做法,建立幕府保護下的公娼遊廓, 供藩人揮霍,以達到消耗他們的財力和意志的目的。到遊廓工作成為鄉村平民女子尋找活路或替家裡還債的一個渠道,到幕府後期,娼妓業和娼妓文化達到一個。 出雲阿國的舞蹈被娼妓模仿,成為一種艷舞,用以招徠客人。
明治時代,民間遊女屋興起。盡管明治政府發出取締私娼令,但娼妓業仍然很繁榮。例如,1877 年,東京的遊女屋達到370家,引手茶屋232家,娼妓總數2 756人。1884年,據內務省統計,日本全國有公娼 37 083人。
日本為外國人輸出娼妓服務,始於幕府初期的長崎。 由於鎖國政策,隻有長崎留有荷蘭居住地。幕府專門為長崎的荷蘭人和中國人設立遊廓。明治早期,日本開始繫統地向海外輸出娼妓,目的地主要是中國的上海、東北地區、香港地區和南洋,歐美地區也有少量輸出,到 20 世紀初期達到高峰。
1978 年,日本電影《望鄉》在中國引起轟動。電影從女作家三谷圭子在熊本縣天草偶遇阿崎婆開始,揭開了阿崎做南洋姐的悲慘遭遇。阿崎從 14 歲開始在婆羅洲山打根 8 號妓院做妓女,後來盡管回到日本,卻被哥嫂嫌棄,隻好移民中國,在東北地區結婚生子。日本戰敗之後,在遣返回國的途中,丈夫病死,阿崎一人帶 兒子定居京都。然而,長大成人的兒子嫌棄阿崎名聲不好,阿崎隻好回到天草,住在茅屋裡。影片結尾處,圭 子來到山打根,看到了南洋姐的墓地,雜草之間矗立的 一塊塊墓碑,都是背對日本本土的,默默地訴說南洋女們的幽怨。
明治時期是日本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階段。日本自己的技術力量薄弱,需要大量外彙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 像阿崎這樣的南洋女為日本賺取了大量外彙,數額一度僅次於生絲,極大地支持了日本的工業化進程。
留在日本國內的底層婦女,處境也沒有好到哪裡去。無數底層婦女湧入紗廠、礦井工作,賺取微薄的工資。 女性下礦井,大概隻在日本發生過。女工和男工一樣, 赤裸上身在悶熱的礦井裡采煤、拉煤車,有些人還不得不把孩子帶上。直到 1936 年,日本政府纔明令禁止婦女下井勞動。
 如今的日本,是一個祥和、文明的高收入國度,到處井然有序、一塵不染。誰能想到,就在 100 年前,日本曾經有過這樣一段悲慘和恥辱的歷史?每個國家的工 業原始積累,都是以幾代人特別是窮人的犧牲為代價的。 但是,像明治時代及隨後的大正時代的日本那樣,明確以女性的身體為代價的,應該是。日本政府和日本社會欠那時的日本女性一個道歉。

日本的諾貝爾獎
京都大學是日本誕生諾貝爾獎獲得者多的大學。 截至 2019 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籍人士共有 27 人， 其中 11 人是京都大學的畢業生或教師。日本獲得諾貝 爾獎的人湯川秀樹既是京都大學的畢業生，又曾是 京都大學的教授，他因為預言介子的存在而獲得於 1949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有意思的是，日本近一次獲得諾 貝爾獎的人也出自京都大學，他就是工學部的教授吉野彰，因為發明鋰離子電池而獲得於 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 京都大學是當之無愧的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搖籃。 
獲得諾貝爾獎是中國人心心相念的夢想，迄今為止， 中國籍的獲獎者卻隻有屠呦呦和莫言。近些年來，日本 科學家屢屢獲獎，越發勾起了國人對諾貝爾獎的向往。 然而，回顧日本獲獎的經歷，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 其一，目前中國獲獎少是可以理解的；其二，30 年後，中國將迎來獲獎的高峰期。 
在 2000 年以前，日本總共隻有 5 位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另外還有 2 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和 1 位諾貝 爾和平獎獲得者）。此時，日本政府提出一個宏偉的計劃，要在 21 世紀上半葉獲得 30 個諾貝爾科學獎。到 2019 年，已經有 19 人獲獎，年均每年一人。照這個速度下去，完成計劃不在話下。然而，查閱一下這 19 人獲獎的情況就會發現，他們的工作大多是在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完成的。比如，近獲獎的吉野彰對鋰離子電池的研究，是在 20 世紀 70 年代完成的。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畢業生韋志超做過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發現了諾貝爾科學獎的“雙門檻模型”：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超過 2 100、人均收入超過32 00之後，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人數隨著人均收入的上升而上升。前一個門檻相當於要求一定的人口規模，後一個門檻要求一定的富裕程度。由於收入是動態變化的，人均收入 32 00換算成美國人均收入的百分比更科學一些。這個收入相當於美國人均收入的 54%，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一國的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一半以上，人口規模在 700 萬以上，則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人數隨著人均收入的上升而上升。日本的情況符合這個“雙門檻模型”。我國目前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四分之一，30 年之後趕上美國的一半不成問題，因此，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國將出現諾貝爾獎獲得者輩出的現像。值得注意的是，那時的獲獎者的工作將是現在正在進行的工作。換言之，我國現在已經開始出現諾貝爾獎級別的科研成果。 
有人會說，中國的教育和文化不鼓勵創新，上面的預測太樂觀了。然而，中國的教育和文化不比日本更不鼓勵創新，事實上，日本比中國更重視對權威的尊重。日本在 21 世紀爆發性的獲獎情況告訴世界，對東亞文化的固有看法是站不住腳的。現代科學研究能否做出高水平的成果，不外乎兩個條件，一個是有足夠數量的天纔，一個是有足夠多的資金。這其實是“雙門檻模型” 的兩個條件。天纔在人群中的比例基本上是確定的，各個國家之間的差別很小，因此，大國比小國擁有更多的天纔，中國更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是，隻有天纔，沒有資金支持，在當代要做出高水平的科學成果幾乎是不可能的。多年前，我去美國一所大學看望一位朋友，她舉著手中的試管說：“這支試管中的試劑值 1 00（約合人民幣 6 4）。”可見，沒有雄厚的資金，連起碼的實驗都沒法做，像屠呦呦那樣用嘴嘗試藥材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所以，中國人一是要有信心，二是要有耐心，等待中國科學家大規模獲得諾貝爾獎的時代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