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自從中國大門打開以後,我們就開始說“東”道“西”。
而且不停地“說”———從上世紀中葉“說”到現在,恐怕還要繼續“說”下去,差不多成了“世紀性”甚至“超世紀性”的話題。
而且眾“說”紛纭。你“說”過來我“道”過去,幾乎沒有一個現代知識分子不曾就這個“永遠的熱門”發表過高見,與此相關的著作不說“汗牛充棟”,大概也難以計數;至於普通老百姓在茶餘飯後乘興發表的妙論,更是隨處可聞,可惜無人記載,也就流傳不下來。自從中國大門打開以後,我們就開始說“東”道“西”。
而且不停地“說”———從上世紀中葉“說”到現在,恐怕還要繼續“說”下去,差不多成了“世紀性”甚至“超世紀性”的話題。
而且眾“說”紛纭。你“說”過來我“道”過去,幾乎沒有一個現代知識分子不曾就這個“永遠的熱門”發表過高見,與此相關的著作不說“汗牛充棟”,大概也難以計數;至於普通老百姓在茶餘飯後乘興發表的妙論,更是隨處可聞,可惜無人記載,也就流傳不下來。
流傳下來的,有體繫嚴密的宏文偉論,也有興之所至的隨感。盡管仍然是知識分子的眼光,但因為是毫不經意之中“侃”出來的,也就更見“真性情”,或者說,更能顯出講話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說“東”道“西”之時的心態、風貌與氣度。這,也正是我們的興趣所在;與其關心“說什麼”,還不如關心“以怎樣的姿態”去說———這也許更是一種“文學”的觀照吧。以此種態度去讀本集中的文章,我們首先感受到的是以“世界民”自居的全球意識,由此而產生的恢宏的眼光,人類愛的博大情懷。周作人寫過一篇題為《結緣豆》的文章,說他喜歡佛教裡“緣”這個字,“覺得頗能說明人世間的許多事情”,“卻更帶一點兒詩意”;在某種意義上,所謂“全球意識”,就是對自我(以及本民族)與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人(以及其他民族)之間所存在的“緣分”的發現,這種“發現”是真正富有詩意的。隻要讀一讀收入本集中的周作人所寫的《緣日》、《關於雷公》、《日本的衣食住》等文,就不難體會到,他們那一代人從民俗的比較、研究中,發現了中國人、中國文化與隔海相望的日本人、日本文化內在的相通與相異時,曾經產生過怎樣的由衷的喜悅,那自然流露的會心的微笑,是十分感人的。而在另外一些作家例如魯迅那裡,他從“中國(中國人)”與“世界(世界民)”關繫中發現的是“中國(中國人)”“國粹”太多(也即歷史傳統的包袱過於沉重),“太特別,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從而產生了“中國(中國人)”如不事變革,便“要從‘世界人’中擠出”的“大恐懼”(《隨感錄·三十六》),這種成為“世界(人類)孤兒”的孤獨感與危機感,同樣是感人的。而擁有這種自覺的民族“孤獨感”的,又僅僅是魯迅這樣的少數敏感的知識分子,在當時,民族的大多數仍沉溺於“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迷狂,先驅者就愈加陷入孤獨寂寞的大澤之中,如周作人所說,這是“在人群中”所感到的“不可堪的寂寞”,真“有如在廟會時擠在潮水般的人叢裡,特別像是一片樹葉,與一切絕緣而孤立著”。我們前面所說與世界人“結緣”的喜悅裡其實是內含著淡淡的、難以言傳的哀愁與孤寂之苦的。我們說“人類意識”的“博大情懷”,原是指一種相當豐富、復雜的感情世界:人類愛與人類憂患總是互相糾結為一體,這其間具有深厚度的“詩意”,是需要我們細心體味,切切不可簡單化的。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前輩人在說“東”道“西”時所顯示的平等、獨立意識。如魯迅所說,這原本也是中國的“國粹”;遙想漢唐人“多少閎放”,“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隻有到了近代,封建制度“衰敝陵夷之際”,這纔神經衰弱過敏起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了(《看鏡有感》),魯迅在二、三十年代一再地大聲疾呼,要恢復與建立“民族自信心”,這是抓住了“要害”的。讀者如果有興趣讀一讀收入本集中的林語堂的《中國文化之精神》與《傅雷家書》的選錄,自不難發現,其中的“自信”,作者的立足點是:在“人類文化”的發展面前,各民族的文化是平等的,他們各自的獨立“個性”都應當受到尊重。因此,作者纔能以那樣平和的語調,灑脫的態度,對各民族(自然包括本民族)文化的優劣得失,作自由無羈的評說。這裡所持的“人類文化”的價值尺度與眼光,並不排斥文化評價中的民族意識,但卻與民族自大、自卑(這是可以迅速轉化的兩極)的心理變態根本無緣,而表現出更為健全的民族心態: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價值;又自重,絕不以否定或攀援別一民族的文化來換取對自己的肯定;更以清醒的自我批判精神,公開承認自己的不足,保持一面向世界文化開放,一面又不斷進行自我更新的態勢。這正是民族文化,以至整個民族振興的希望所在。近年來,人們頗喜歡談“傳統”;那麼,這也是一種“傳統”,是“五四”所開創的“傳統”,我們應該認真地加以總結與發揚,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吧。
讀者也許還會注意到,許多作者在說“東”道“西”時,字裡行間常充滿了幽默感。這些現代知識分子,一旦取得了“世界民”的眼光、胸襟,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去考察“東”、“西”文化,就必然取得“觀照的距離”,站在“人類文化”的制高點上,“東”、“西”文化在互為參照之下,都同時顯示出自身的謬誤與獨特價值,這既“可笑”又“可愛”的兩個側面,極大地刺激了作家們的幽默感,在“忍俊不禁”之中,既包孕著慈愛與溫馨,又內含著苦澀;這樣的“幽默”,豐厚而不輕飄,既耐品味,又引人深思,是可以把讀者的精神升華到一個新的境界的。
而且不停地“說”———從上世紀中葉“說”到現在,恐怕還要繼續“說”下去,差不多成了“世紀性”甚至“超世紀性”的話題。
而且眾“說”紛纭。你“說”過來我“道”過去,幾乎沒有一個現代知識分子不曾就這個“永遠的熱門”發表過高見,與此相關的著作不說“汗牛充棟”,大概也難以計數;至於普通老百姓在茶餘飯後乘興發表的妙論,更是隨處可聞,可惜無人記載,也就流傳不下來。自從中國大門打開以後,我們就開始說“東”道“西”。
而且不停地“說”———從上世紀中葉“說”到現在,恐怕還要繼續“說”下去,差不多成了“世紀性”甚至“超世紀性”的話題。
而且眾“說”紛纭。你“說”過來我“道”過去,幾乎沒有一個現代知識分子不曾就這個“永遠的熱門”發表過高見,與此相關的著作不說“汗牛充棟”,大概也難以計數;至於普通老百姓在茶餘飯後乘興發表的妙論,更是隨處可聞,可惜無人記載,也就流傳不下來。
流傳下來的,有體繫嚴密的宏文偉論,也有興之所至的隨感。盡管仍然是知識分子的眼光,但因為是毫不經意之中“侃”出來的,也就更見“真性情”,或者說,更能顯出講話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說“東”道“西”之時的心態、風貌與氣度。這,也正是我們的興趣所在;與其關心“說什麼”,還不如關心“以怎樣的姿態”去說———這也許更是一種“文學”的觀照吧。以此種態度去讀本集中的文章,我們首先感受到的是以“世界民”自居的全球意識,由此而產生的恢宏的眼光,人類愛的博大情懷。周作人寫過一篇題為《結緣豆》的文章,說他喜歡佛教裡“緣”這個字,“覺得頗能說明人世間的許多事情”,“卻更帶一點兒詩意”;在某種意義上,所謂“全球意識”,就是對自我(以及本民族)與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人(以及其他民族)之間所存在的“緣分”的發現,這種“發現”是真正富有詩意的。隻要讀一讀收入本集中的周作人所寫的《緣日》、《關於雷公》、《日本的衣食住》等文,就不難體會到,他們那一代人從民俗的比較、研究中,發現了中國人、中國文化與隔海相望的日本人、日本文化內在的相通與相異時,曾經產生過怎樣的由衷的喜悅,那自然流露的會心的微笑,是十分感人的。而在另外一些作家例如魯迅那裡,他從“中國(中國人)”與“世界(世界民)”關繫中發現的是“中國(中國人)”“國粹”太多(也即歷史傳統的包袱過於沉重),“太特別,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從而產生了“中國(中國人)”如不事變革,便“要從‘世界人’中擠出”的“大恐懼”(《隨感錄·三十六》),這種成為“世界(人類)孤兒”的孤獨感與危機感,同樣是感人的。而擁有這種自覺的民族“孤獨感”的,又僅僅是魯迅這樣的少數敏感的知識分子,在當時,民族的大多數仍沉溺於“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迷狂,先驅者就愈加陷入孤獨寂寞的大澤之中,如周作人所說,這是“在人群中”所感到的“不可堪的寂寞”,真“有如在廟會時擠在潮水般的人叢裡,特別像是一片樹葉,與一切絕緣而孤立著”。我們前面所說與世界人“結緣”的喜悅裡其實是內含著淡淡的、難以言傳的哀愁與孤寂之苦的。我們說“人類意識”的“博大情懷”,原是指一種相當豐富、復雜的感情世界:人類愛與人類憂患總是互相糾結為一體,這其間具有深厚度的“詩意”,是需要我們細心體味,切切不可簡單化的。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前輩人在說“東”道“西”時所顯示的平等、獨立意識。如魯迅所說,這原本也是中國的“國粹”;遙想漢唐人“多少閎放”,“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隻有到了近代,封建制度“衰敝陵夷之際”,這纔神經衰弱過敏起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了(《看鏡有感》),魯迅在二、三十年代一再地大聲疾呼,要恢復與建立“民族自信心”,這是抓住了“要害”的。讀者如果有興趣讀一讀收入本集中的林語堂的《中國文化之精神》與《傅雷家書》的選錄,自不難發現,其中的“自信”,作者的立足點是:在“人類文化”的發展面前,各民族的文化是平等的,他們各自的獨立“個性”都應當受到尊重。因此,作者纔能以那樣平和的語調,灑脫的態度,對各民族(自然包括本民族)文化的優劣得失,作自由無羈的評說。這裡所持的“人類文化”的價值尺度與眼光,並不排斥文化評價中的民族意識,但卻與民族自大、自卑(這是可以迅速轉化的兩極)的心理變態根本無緣,而表現出更為健全的民族心態: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價值;又自重,絕不以否定或攀援別一民族的文化來換取對自己的肯定;更以清醒的自我批判精神,公開承認自己的不足,保持一面向世界文化開放,一面又不斷進行自我更新的態勢。這正是民族文化,以至整個民族振興的希望所在。近年來,人們頗喜歡談“傳統”;那麼,這也是一種“傳統”,是“五四”所開創的“傳統”,我們應該認真地加以總結與發揚,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吧。
讀者也許還會注意到,許多作者在說“東”道“西”時,字裡行間常充滿了幽默感。這些現代知識分子,一旦取得了“世界民”的眼光、胸襟,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去考察“東”、“西”文化,就必然取得“觀照的距離”,站在“人類文化”的制高點上,“東”、“西”文化在互為參照之下,都同時顯示出自身的謬誤與獨特價值,這既“可笑”又“可愛”的兩個側面,極大地刺激了作家們的幽默感,在“忍俊不禁”之中,既包孕著慈愛與溫馨,又內含著苦澀;這樣的“幽默”,豐厚而不輕飄,既耐品味,又引人深思,是可以把讀者的精神升華到一個新的境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