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世故人情》這個題目是從朱自清先生那兒“偷”來的:據朱先生在《語文影及其他》序言裡說，他原先計劃著將“及其他”這部分寫成一本書，就想命名為《世情書》。所謂“世情”，顧名思義，就是“世故人情”的意思。講“世故人情”而能變成“及其他”，這本身就很有點“意思”。記得在“文革”中，報紙上在報道出席會議的一大堆要人顯貴名單之後，往往帶上“還有某某某”這樣一句;這“還有”就是“及其他”，大概含有“附帶”、“不入流”、“排不上座次”之類的意思。如此說來，“世故人情”恐怕就是“不入”正經（正式）文章之“流”的，但因此也獲得了一種特殊價值:它可是“侃大山”的好材料。細細想來，也確乎如此，三五好友，難得一聚，天南海北，胡吹亂侃一通，除了“聊天（氣）”之外，可不就要“談世情”。這類話題，於人生閱歷之外，往往透著幾分智慧，還能逗人忍俊不禁，———就像人們一聽到“還有”或“及其他”，就不免微微一笑。按朱自清先生的說法，這背後，甚至還暗含著“冷眼”看“人生”的“玩世的味兒”。這就進入了一種“境界”，我們不妨把它叫作“散文的境界”或“小品文的境界”———實在說，散文（小品）本來就是“侃大山”的產物;閑談絮語中的智慧、風趣，連同那輕松自如的心態，都構成了散文（小品）的基本要素，並且是顯示其本質的。五四時期，人們給深受英國隨筆影響的小品文下定義時，即是強調“小品文是用輕松的文筆，隨隨便便地來談人生”（梁遇春:《小品文選·序》）。把這層意思化為正兒八經的學術語言，我們可以說，“對於中國現代社會日常生活中的‘世故人情’的發微，開掘，剖析，構成了中國現代小品文與作家所生活的現實人生的基本聯繫方式之一;自然，這是一種藝術的聯繫:不僅決定著藝術表現的內容，而且決定著藝術表現的形式”。———您瞧，經過這一番學術化處理，“世情書”竟成了散文（小品）的“正宗”，“不入流”轉化為“入流”:兩者之間，本也沒有嚴格的不可逾越的鴻溝。《世故人情》這個題目是從朱自清先生那兒“偷”來的:據朱先生在《語文影及其他》序言裡說，他原先計劃著將“及其他”這部分寫成一本書，就想命名為《世情書》。所謂“世情”，顧名思義，就是“世故人情”的意思。講“世故人情”而能變成“及其他”，這本身就很有點“意思”。記得在“文革”中，報紙上在報道出席會議的一大堆要人顯貴名單之後，往往帶上“還有某某某”這樣一句;這“還有”就是“及其他”，大概含有“附帶”、“不入流”、“排不上座次”之類的意思。如此說來，“世故人情”恐怕就是“不入”正經（正式）文章之“流”的，但因此也獲得了一種特殊價值:它可是“侃大山”的好材料。細細想來，也確乎如此，三五好友，難得一聚，天南海北，胡吹亂侃一通，除了“聊天（氣）”之外，可不就要“談世情”。這類話題，於人生閱歷之外，往往透著幾分智慧，還能逗人忍俊不禁，———就像人們一聽到“還有”或“及其他”，就不免微微一笑。按朱自清先生的說法，這背後，甚至還暗含著“冷眼”看“人生”的“玩世的味兒”。這就進入了一種“境界”，我們不妨把它叫作“散文的境界”或“小品文的境界”———實在說，散文（小品）本來就是“侃大山”的產物;閑談絮語中的智慧、風趣，連同那輕松自如的心態，都構成了散文（小品）的基本要素，並且是顯示其本質的。五四時期，人們給深受英國隨筆影響的小品文下定義時，即是強調“小品文是用輕松的文筆，隨隨便便地來談人生”（梁遇春:《小品文選·序》）。把這層意思化為正兒八經的學術語言，我們可以說，“對於中國現代社會日常生活中的‘世故人情’的發微，開掘，剖析，構成了中國現代小品文與作家所生活的現實人生的基本聯繫方式之一;自然，這是一種藝術的聯繫:不僅決定著藝術表現的內容，而且決定著藝術表現的形式”。———您瞧，經過這一番學術化處理，“世情書”竟成了散文（小品）的“正宗”，“不入流”轉化為“入流”:兩者之間，本也沒有嚴格的不可逾越的鴻溝。
“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種人生智慧與政治智慧。這可是咱們中國人的“特長”。有人說，中國這個民族不長於思辨，藝術想像力也不發達，卻懂世故人情，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們通常對人的評價，很少論及有否哲學頭腦，想像力如何，而說某甲“不通世故”，某乙“洞達人情”，都是以對“世情”的把握與應對能力，也即人生智慧、政治智慧的高低作為標準的。中國傳統文化，無論是孔孟儒學，還是法家、道家，對“世故人情”體察之精微、獨到，都足以使世人心折。郭沫若在《十批判書》裡，就曾經贊嘆韓非《說難》、《難言》那些文章“對於人情世故的心理分析是怎樣的精密”，以為“他那樣的分析手腕，出現在二千多年前，總不能不說是一個驚異”。魯迅在研究中國小說史時，也從中國明、清兩代小說中，發掘出了“人情小說”這一種小說類型（流派）。他評價說，這類小說常“描摹世態，見其炎涼，故或亦謂之‘世情書’也”———朱自清先生所謂“世情書”或許就源出於魯迅也說不定。當然，也不妨說，這是“英雄所見略同”:整整一代人都同時注意到（或者說努力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政治智慧與人生智慧，這個事實本身就是發人深思的。先哲早已說過，中國歷史就是一部“相斲史”，由此而結晶出傳統文化中的“世故人情”;歷史進入本世紀，急劇的社會改革導致人心大變，縱橫捭闔的政治鬥爭的風雲變幻，更是逼得人們必須深諳人情世故。天真幼稚，思維方式的簡單化，直線化，認識與現實的脫節，甚至可能帶來滅頂之災。著名散文家孫犁在收入本書的《談迂》一文中，就說到“文化革命”中由於“不諳世情”怎樣備受磨難。這是一個毋庸回避的事實:中華民族是在血的浸泡中學會懂得“世故人情”的。因此，如果有人因為中國人富有政治智慧、人生智慧而洋洋自得，無妨請他先想一想我們民族為此付出的代價:“世情書”背後的血的驚心與淚的沉重是不應該忘記的。
但如果因此而走向*:時時、處處念念不忘，沾滯於茲，無以解脫，也不會有“世情書”的產生。朱自清先生曾說，《左傳》、《戰國策》與《世說新語》是中國傳統中“三部說話的經典”。應該說，《左傳》與《戰國策》裡都包含有十分豐富的人生智慧與政治智慧，但它們“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都不是我們所說的“世情書”。真正稱得上的隻有表現了魏晉“清談”風的《世說新語》。這裡的關鍵顯然在“說話人”（作者）主體的胸懷，氣質，心態，觀照態度。魯迅嘗說“魏晉風度”於“清峻”之外尚有“通脫”的一面。“通脫”即是“隨便”;如果說“玩世”嫌不好聽，那麼也可以說是“豁達”。所謂“豁達”，就是“看透”以後的“徹悟”。這既是徹底的清醒，又是一種超越，另有一番清明、灑脫的氣度。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幽默”———這是更高層次的智慧，也是更高層次的人生的審美的境界。在我看來，真正達到了這一境界的，魏晉文人之外，唯有五四那一代。當然，兩者文化背景的不同是自不待言的: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深受西方理性主義精神的影響，科學民主的現代觀念已經內化為自身的生存要求，但他們卻又身處於中國傳統習俗的包圍之中，內心要求與現實環境的強烈反差，使他們不僅在感情、心理上不能適應，覺得像穿一件潮濕的內衣一樣，渾身不自在;而且時時、處處都會產生荒誕感。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自我（及民族）生存方式的荒誕性的清醒的自覺意識，因此，它是刻骨銘心的;說出來時又是盡量輕松的。但敏感的讀者自會從那哭笑不得、無可奈何的語氣中體會到，作者一面在嘲笑，甚至鞭撻中國文化與中國國民性的某些弱點，一面卻又在進行著自我調侃:而恰恰是後者，使這類散文的“批判”不似青年人的火氣十足，鋒芒畢露，而別具“婉而多諷”的風致，這又在另一面與中國傳統的美學風格相接近了。讀者隻要讀一讀收入本集的豐子愷的《作客者言》，林語堂的《鼕至之晨殺人記》，梁實秋的《客》，就不難體味到，五四這一代作家筆下的“世情書”中的幽默感，產生於現代“理性之光”對中國傳統“世相”的映照，其“現代性”是十分明顯的。“幽默”裡本來也多少含有點“玩世”的味道———在參悟人情世故之後，似乎也必然如此。但這裡好像也有個“線”，“玩世”過了頭，就會變成“幫閑”以至“幫兇”。這在中國，倒也是有“傳統”的;魯迅早就指出過，隻講金聖嘆的“幽默”，未免將屠夫的兇殘化為一笑;“從血泊中尋出閑適”，是根本不足取的。也還是魯迅說得對，“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入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世情書”中的幽默，正在於恰到好處地掌握了“世故”“不可不通，亦不可太通”之間的“分寸”，也即是“適度”。從人生態度上說，則是既看透人生，不抱一切不合實際的幻想，又積極進取認真，保存一顆赤子之心。在“玩世不恭”的調侃語調底下內蘊著幾分憤激與執著，形成了這類現代“世情書”豐厚的韻味，其耐讀處也在於此。讀這樣的散文，不管作者怎樣放冷箭，說俏皮話，你都能觸摸到那顆熱烈的心，感受著那股“叫真”勁兒，這也是構成了本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學的時代“個性”的。
“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種人生智慧與政治智慧。這可是咱們中國人的“特長”。有人說，中國這個民族不長於思辨，藝術想像力也不發達，卻懂世故人情，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們通常對人的評價，很少論及有否哲學頭腦，想像力如何，而說某甲“不通世故”，某乙“洞達人情”，都是以對“世情”的把握與應對能力，也即人生智慧、政治智慧的高低作為標準的。中國傳統文化，無論是孔孟儒學，還是法家、道家，對“世故人情”體察之精微、獨到，都足以使世人心折。郭沫若在《十批判書》裡，就曾經贊嘆韓非《說難》、《難言》那些文章“對於人情世故的心理分析是怎樣的精密”，以為“他那樣的分析手腕，出現在二千多年前，總不能不說是一個驚異”。魯迅在研究中國小說史時，也從中國明、清兩代小說中，發掘出了“人情小說”這一種小說類型（流派）。他評價說，這類小說常“描摹世態，見其炎涼，故或亦謂之‘世情書’也”———朱自清先生所謂“世情書”或許就源出於魯迅也說不定。當然，也不妨說，這是“英雄所見略同”:整整一代人都同時注意到（或者說努力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政治智慧與人生智慧，這個事實本身就是發人深思的。先哲早已說過，中國歷史就是一部“相斲史”，由此而結晶出傳統文化中的“世故人情”;歷史進入本世紀，急劇的社會改革導致人心大變，縱橫捭闔的政治鬥爭的風雲變幻，更是逼得人們必須深諳人情世故。天真幼稚，思維方式的簡單化，直線化，認識與現實的脫節，甚至可能帶來滅頂之災。著名散文家孫犁在收入本書的《談迂》一文中，就說到“文化革命”中由於“不諳世情”怎樣備受磨難。這是一個毋庸回避的事實:中華民族是在血的浸泡中學會懂得“世故人情”的。因此，如果有人因為中國人富有政治智慧、人生智慧而洋洋自得，無妨請他先想一想我們民族為此付出的代價:“世情書”背後的血的驚心與淚的沉重是不應該忘記的。
但如果因此而走向*:時時、處處念念不忘，沾滯於茲，無以解脫，也不會有“世情書”的產生。朱自清先生曾說，《左傳》、《戰國策》與《世說新語》是中國傳統中“三部說話的經典”。應該說，《左傳》與《戰國策》裡都包含有十分豐富的人生智慧與政治智慧，但它們“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都不是我們所說的“世情書”。真正稱得上的隻有表現了魏晉“清談”風的《世說新語》。這裡的關鍵顯然在“說話人”（作者）主體的胸懷，氣質，心態，觀照態度。魯迅嘗說“魏晉風度”於“清峻”之外尚有“通脫”的一面。“通脫”即是“隨便”;如果說“玩世”嫌不好聽，那麼也可以說是“豁達”。所謂“豁達”，就是“看透”以後的“徹悟”。這既是徹底的清醒，又是一種超越，另有一番清明、灑脫的氣度。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幽默”———這是更高層次的智慧，也是更高層次的人生的審美的境界。在我看來，真正達到了這一境界的，魏晉文人之外，唯有五四那一代。當然，兩者文化背景的不同是自不待言的: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深受西方理性主義精神的影響，科學民主的現代觀念已經內化為自身的生存要求，但他們卻又身處於中國傳統習俗的包圍之中，內心要求與現實環境的強烈反差，使他們不僅在感情、心理上不能適應，覺得像穿一件潮濕的內衣一樣，渾身不自在;而且時時、處處都會產生荒誕感。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自我（及民族）生存方式的荒誕性的清醒的自覺意識，因此，它是刻骨銘心的;說出來時又是盡量輕松的。但敏感的讀者自會從那哭笑不得、無可奈何的語氣中體會到，作者一面在嘲笑，甚至鞭撻中國文化與中國國民性的某些弱點，一面卻又在進行著自我調侃:而恰恰是後者，使這類散文的“批判”不似青年人的火氣十足，鋒芒畢露，而別具“婉而多諷”的風致，這又在另一面與中國傳統的美學風格相接近了。讀者隻要讀一讀收入本集的豐子愷的《作客者言》，林語堂的《鼕至之晨殺人記》，梁實秋的《客》，就不難體味到，五四這一代作家筆下的“世情書”中的幽默感，產生於現代“理性之光”對中國傳統“世相”的映照，其“現代性”是十分明顯的。“幽默”裡本來也多少含有點“玩世”的味道———在參悟人情世故之後，似乎也必然如此。但這裡好像也有個“線”，“玩世”過了頭，就會變成“幫閑”以至“幫兇”。這在中國，倒也是有“傳統”的;魯迅早就指出過，隻講金聖嘆的“幽默”，未免將屠夫的兇殘化為一笑;“從血泊中尋出閑適”，是根本不足取的。也還是魯迅說得對，“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入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世情書”中的幽默，正在於恰到好處地掌握了“世故”“不可不通，亦不可太通”之間的“分寸”，也即是“適度”。從人生態度上說，則是既看透人生，不抱一切不合實際的幻想，又積極進取認真，保存一顆赤子之心。在“玩世不恭”的調侃語調底下內蘊著幾分憤激與執著，形成了這類現代“世情書”豐厚的韻味，其耐讀處也在於此。讀這樣的散文，不管作者怎樣放冷箭，說俏皮話，你都能觸摸到那顆熱烈的心，感受著那股“叫真”勁兒，這也是構成了本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學的時代“個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