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獨立的判斷和詩一般低徊的筆觸，喚醒一段正在消逝的歷史，讓已經模糊的身影清晰可感。
曾經有那樣一個時代，曾經有那樣一批人物。他們那相樣地想著，那樣地活著。他們離我們今天並不遙遠，但他們守護、在意、體現的精神、傳統、風骨，已與我們相去甚遠。讀著他們，我們感覺到恍若隔世；撫摸歷史，我們常常浩漢不已。民國時期的那批學人，有著與今天的學人迥然不同的風度、氣質、胸襟、學識和情趣。他們的個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內裡全不失風骨、風趣或風雅，底子上都有一個“士”字守著。總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本書為《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專欄——“鉤沉”結集，其專欄主筆徐百柯從故紙堆裡或人們的記憶中，鉤起79個人物。這些人物有些是我們些許熟識的，還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寫，恐怕將會被時間或時代徹底湮沒與忘記。
他們是故去的名校校長，文章報國的報人，埋頭學問、以學術報國為天職的知識分子，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國的外交家、金融界的精英、馬上賦詩的將軍……他們是梅貽琦、蔣南翔、張季鸞、胡政之、劉文典、楊蔭榆、陳西滢、梅汝璈、顧維鈞、盧作孚、陳望道、蔣百裡……圍繞著他們的一幕幕鮮為人知的傳奇秩事，通過本書在歷史零散與完整的記憶中生動再現。他們曾經的理想，他們的面容和言行，他們的風度、氣質、胸襟、學識和情趣，在徐百柯的文字中一一復活。
此次修訂版中，彙編了錢理群先生專門就本書內容在北大所做的演講，解析深刻生動，勾勒民國風骨，引起很強烈的社會反響。此外補充了作者徐百柯的八篇精彩文章，涉及到了嚴復、胡適、盧作孚、季羨林等人物，探討了科學院、初中教育、大學中文繫等話題，作為本書的延伸閱讀。

序 言
底子上都有一個“士”字守著
2004年6月《冰點周刊》創辦時，我主持《冰點?人物》版，“鉤沉”便是其中的一個專欄。事實上，這個專欄是為百柯量身定做的。說起來也沒有太多的道理，《冰點周刊》初創時，可謂兵強馬壯，僅記者就有10人，而百柯隻是其中的一個新人：到報社工作尚不滿一年，還未寫出讓大家印像深刻的作品。但有關百柯沒有繼續留在北大讀博如何可惜等等傳言，我還是有所耳聞的。這讓我篤定他是這個專欄的不二人選。

此前和百柯的過從談不上甚密。他碩士畢業來報社應聘，恰巧那次我是面試人員之一。問：過去讀不讀《中國青年報》？百柯厚道一笑，但毫不忸怩，回答：沒怎麼讀過，原因是身邊找不到這份報紙。知道這以前百柯還參加過報社攝影部的一次考試，據說筆試。可當攝影部主任問他：過去拍過新聞照片嗎？回答竟是：沒有。又問：為什麼想到攝影部工作？回答：聽說《中國青年報》攝影部在攝影圈裡牛。
這樣的回答別人不知如何看待，反正在我這裡是加分的。百柯後來留在采訪中心當記者，我們成了同事。盡管沒有業務上的直接合作，但他寫的東西我還是要讀的。很快他這一批來的記者被派往地方記者站鍛煉，百柯到了下面寫的東西不多，人像消失了一樣。直到《冰點周刊》創刊，在報社招兵買馬時，我纔又想到了他。
“鉤沉”這個專欄，定位是故去的學人。有的故去久一些，有的故去不久一些，但大抵都是民國過來的那批學人。那批學人生活在一個很不一樣的時代：新舊交替、中西踫撞、風雲際會，因而形成一種與今天的學人迥然不同的風度、氣質、胸襟、學識和情趣。他們的個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可謂千人千面，但內裡全不失風骨、風趣或風雅，底子上都有一個“士”字守著。總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
趣”的人。
這樣的調子確定下來，編輯的工作也就差不多完成了大半，接下來的工作，從選人、選材、立意，到鑽故紙堆、尋訪相關采訪對像，全由百柯來做，我是大撒手。每周到了拼版前一天或兩天，打開稿庫，“鉤沉”一準候在那裡。初幾篇，我還需要在文字上“推敲”一番，及至後來，百柯甚至連文字“推敲”的空間也不給我留。他是一個做事情有標準的人。
從《冰點周刊》創刊之日起，百柯每周為“鉤沉”提供一篇1600字左右的文字，不間隙寫了將近兩年時間，從故紙堆裡或人們的記憶中，鉤起70多個人物。這些人物有些是我們些許熟識的，而他突出的往往是其鮮為人知的那面。還有一些人物，百柯如果不寫，恐怕將會被時間或時代徹底湮沒與忘記。這些神態各異、個性多樣、觀點不一、命運多舛的學人，彙集起來便成了眼前這本《民國那些人》。作為這些文字的原始編輯，今天重讀這本書稿，一時間竟變得恍惚起來：這是經我之手編輯的那些“鉤沉”的文字嗎？盡管當初設置這個專欄時就有了將來出書的打算，但每周讀一篇和一口氣讀完的感受還是很不一樣的。這大約就是所謂“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道理吧。
百柯通過“鉤沉”，已經聚起一批小眾讀者。這個至今尚不足而立之年的年輕人，經常被擁躉們誤以為早已過了不惑之年。而他也確實從當初開“鉤沉”專欄時的那個新手，歷練成今日《冰點周刊》的核心人物之一。
我相信，百柯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而這本書的出版又讓這種意義
變得重要了起來。
杜湧濤
《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
再版代序
談談“民國那些人”
——錢理群在北大的演講
今天，我是來和大家一起讀這本書的。
近出版的《民國那些人》，作者徐百柯原來是北大中文繫的研究生，畢業以後在《中國青年報》“冰點”副刊當編輯，他寫這本書，是因感覺到自己，以及周圍年輕人的生活中，好像缺少了什麼東西，主要是一種精神的缺失。於是，就想去看看“民國那些人”，當年那些大學裡的老師、學生，那些知識分子，他們是怎麼生活，怎麼求學、教書、治學，怎麼工作，怎麼為人、處世；他們追求什麼，有什麼理想，有著怎樣的精神、風範；對我們今天重建自己的生活、理想，有什麼啟示——我想，這些問題，也是在座的諸位想過，並且感興趣的。
而“我”今天來領著“大家”一起讀這本書，和“民國那些人”相會，這本身就有一個時空的交錯，是很有意思的。“民國那些人”是上一世紀初，即“1900年後”的一代人；我出生在1939年，是“1930年後”一代人；而諸位則大多數是“1980年後”一代人。這三代人相遇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1. 為什麼“並不遙遠”又“相距甚遠”？
我們先來讀這段話，它是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的：“曾經有那樣一個時代，曾經有那樣一批人物。他們那樣地想著，那樣地活著。他們離我們今天並不遙遠，但他們守護、在意、體現的精神、傳統、風骨，已與我們相距甚遠。讀著他們，我們感到恍然隔世；撫摸歷史，我們常常浩嘆不已。”
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時間上他們其實離我們很近”，而我們又覺得他們“與我們相去甚遠”呢？——然而，真的很遠嗎？我們能不能拉近這樣的距離，由“遠”而“近”？
我們面對的，正是現實生活中的當代大學老師、學生、知識分子和歷史上的大學老師、學生、知識分子的關繫。講到這裡，我突然想到，假設“民國那些人”，今天真的來這裡參加聚會，在座的大學生、研究生們，和這些前輩有共同的話題嗎？這共同話題又是什麼呢？
這就是今天我要和諸位討論的問題。

2. “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我注意到書中提到的一位當代大學生的反應，他說：“我們這些自由而無用的靈魂，不會感應那些老先生的。”
這話說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我在很多場合，都談到我對當代大學生，也即所謂“80後一代人”的看法。我總是強調每一代人都會有自己的問題，這些問題要靠自己解決。但也總有學生對我說，我們也很想聽聽你作為一個年長者對這一代人存在的問題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們來思考吧。
這一代人是在應試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從小就以“考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作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現在如願以償，進入了大學，在初的興奮過去以後，就突然失去了目標與方向。這背後其實是一個信仰的缺失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你們這一代有，我們也有，“上帝死了”，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我們這一代曾經以“革命”為自己的信仰，現在我們卻發現“革命”有許多問題，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種失落感。不過，我們年紀已經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慣性生活；而諸位不行，一切都還沒有開始，不能這樣糊糊塗塗地過下去，於是，就有了許多苦悶與煩惱。
我讀過一位大學生的自述：“歲月讓我們變得對一切麻木，變得對一切冷漠，變得對一切無所謂，失去了許多作為人的純潔的感動。”“我現在對自己的將來卻毫無所知，而且不願意去知道。就這樣，讓我們年輕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時的平庸裡，整天就這樣飄來飄去，沒有方向，漫無目標——”或許這裡說得有些誇張，但沒有信仰，沒有目標，什麼都不在意，都無所謂，這確實是個大問題，生活中沒有了依賴，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梁也就挺不起來了。
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如何建立信仰，確立生活目標與方向”的問題。或許我們正可以帶著這個問題，去請教我們的前輩，和他們進行心的交流。

3. “生活裡邊有個東西，比其他東西都重要”
我們一起來讀這一篇：《曾昭掄：不修邊幅的名教授》。從表面上看，這都是“名教授”、“名士”的怪癖傳聞：“他曾經站在沙灘紅樓前，和電線杆子又說又笑地談論化學上的新發現，讓過往行人不勝駭然；一次他帶著雨傘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濕透了，卻仍然提著傘走路；在家裡喫晚飯，他心不在焉，居然拿著煤鏟到鍋裡去添飯，直到他夫人發現他飯碗裡有煤渣；他忙於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裡，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當客人招待，見他到了晚上都不走，覺得奇怪極了；而他所穿的鞋，聯大學生幾乎都知道，是後見天的；他平日裡走路，總是低著頭，不是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見。”
且莫把這些都看成逸聞趣事僅作談資——我知道，做學生的，的樂趣，莫過於晚上熄燈以後，躺在床上，回味、談論某位教授的逸聞趣事。我們當年做學生的時候就是這樣，我深信諸位現在也是如此，這也是學生的“傳統”。但我們又不能僅止於此，還要想一想隱藏在其背後的東西。
費孝通先生有一個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說：“在他心裡想不到有邊幅可修。他的生活裡邊有個東西，比其他東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奪志’的‘志’。知識分子心裡總要有個著落，有個寄托。曾昭掄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學裡邊，沒有這樣的人在那裡拼命，一個學科是不可能出來的。現在的學者，當個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經不是為了一個學科在那裡拼命了，他並不一定清楚這個學科追求的是什麼，不一定會覺得這個學科比自己穿的鞋還重要。”——“生活裡邊”有沒有“比其他東西都重要的東西”，有沒有“不可奪”之“志”，這是一個關鍵、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著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處，於是，就總要有所“在意”，有所“守護”；沒有，心無所繫，精神無所寄托，你就沒著沒落，既無法“安身”，也無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麼，一切都“無所謂”，也就自然談不上要“守護”什麼了。
可以看得很清楚，對曾昭掄這樣的學者，學術就是他的“比什麼都重要的東西”，就是他的“不可奪”之“志”。他對化學學科，有一種使命感，有一種生命的承擔，因此他願意為之拼命、獻身。前面說到的他的那些逸聞趣事，正是這樣的拼命、獻身，以至達到忘我境地的一個外在的表現。學術、學科，對於他，就不僅是一種謀生的職業，謀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托、依靠，是安身立命的東西。這就是這一代學者和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現在的學者”根本不同之處。
我近寫了一篇文章，也是講這一代學者、知識分子，題目是《有承擔的一代學人，有承擔的學術》。也就是說，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擔的。我還談到這樣的承擔，是有三個層面的：對國家、民族、人類，對歷史、時代、社會、人民的承擔；對自我生命的承擔；對學術的承擔。
我讀這本《民國那些人》，感觸深的，也就是這“三承擔”——讓
我們一一道來。

4. “鐵肩擔道義”：對社會、歷史、民族的承擔
這本書寫到了幾位以身殉道、殉職的學人、報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張作霖“封口費”而慘遭殺害的民國名記者邵飄萍。他有一句座右銘：“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我想，“鐵肩擔道義”是可以概括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奪”之“志”的，也是他們對國家、民族、人類，對歷史、時代、社會、人民的承擔意識的集中體現。這也是對自我在社會、歷史中的角色、立場的一個選擇、認定：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們都自命為“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代表的，不是某個利益集團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會公共利益，是時代的正義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謂“鐵肩擔道義”。
本書在寫到被公認為“宋史泰鬥”的北大歷史繫教授鄧廣銘時，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羨林先生在回憶文章中所提到的一個詞：“後死者”——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概念。這裡討論的是一個學者，特別是歷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對像的關繫：不僅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繫，更是“後死者”與“先行者”的關繫。因此，先行者對後死者有“托付”，後死者對先行者有“責任”和“承擔”，後死者不僅要研究、傳播先行者的思想、功業，還負有“接著往下講，往下做”的歷史使命。在這裡，我可以向諸位坦白我的一個追求：我研究魯迅，不僅要“講魯迅”，而且要“接著魯迅往下講，往下做”。這就是一種歷史的承擔意識；在我看來，這纔是一個歷史學者、一個知識分子，他所從事的歷史研究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所在。
知識分子、學者，對社會、國家、民族、人類的承擔，我覺得在兩個時刻，特別顯得重要。一個是民族危難的時刻。本書寫到曾任輔仁大學校長、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的史學大師陳垣老先生，在北平淪陷時期就這樣對啟功先生說：“一個民族的消亡，從民族文化開始。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的民族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另一位復旦大學的老校長馬相伯在抗戰時期逝世，弟子於右任的挽聯中贊譽他“生死護中華”，說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對民族文化的承擔。
在社會道德失範的時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民族危難的時刻，所以我們的國歌“中華民族到了危險的時候”，是時刻有著警醒的意義和作用的。危難中顯本色，越是社會道德失範，知識分子就越應該承擔“精神堅守”的歷史責任；大學，也包括北京大學，就越應該發揮“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的“精神堡壘、聖地”的作用。但現實卻恰恰相反，許多令人痛心的丑聞都發生在大學校園裡。因此，那些有節操，甚至有潔癖的老一代學者，就特別令人懷想。在林庚先生九五華誕時，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那裡有一方心靈的淨土》。我這樣寫道：“無論如何，老人們仍然和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個事實確實能夠給人以溫暖。”“因為這個越來越險惡，越來越令人難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這樣的人了——這樣的好人，這樣的可愛的人，這樣的有信仰的、真誠的、單純的人了。”因為“經不起各種難，我們心中的‘上帝’已經死了，我們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誠和單純，我們的心早就被油膩和灰塵蒙蔽了”。這就是北大校園裡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義：“幸而還有他，不然，我們就太可憐、太可悲了。當我陷入浮躁，陷入沮喪、頹廢、絕望時，想起燕南園那間小屋裡那盞燈，我的心就平靜起來，有了溫馨與安寧，有了奮進的力量。是的，那裡有一方心靈的淨土。”

5.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對自我生命的承擔
這本書給我印像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課，我想把它稱之為“迷人的課”。
堂課，是西南聯大的劉文典教授開設的《文選》課。劉老先生講課不拘常規，常常乘興隨意，別開生面。有一天，他講了半小時課，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七點半繼續上課。原來那天是陰歷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同學們不妨想像一下：校園草地上，學生們圍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儼如《世說新語》裡的魏晉人物：這將是怎樣的一番情景！
第二堂絕妙的課是四川大學教授蒙文通的考試課：不是先生出題考學生，而是學生出題問先生，往往考生的題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學生的學識程度。如學生的題目出得好，蒙先生總是大笑不已，然後點燃葉子煙猛吸一口，開始詳加評論。考場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邊望江樓公園竹叢中的茶鋪裡，學生按指定分組去品茗應試，由蒙先生招待喫茶。
這樣的課，絕就絕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隨心所欲，顯示的是教師的真性情，一種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態。因此，它給予學生的，就不隻是知識，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這樣的課堂裡，充滿了活的生命氣息，老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生命相互交流、溝通、撞擊，後達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與升華。這樣的生命化的教育背後，是一種生命承擔意識。
而將這樣的意識提升到理論高度的，是我親自聆聽的林庚先生的“後一課”。當時我剛留校當助教，繫主任嚴家炎老師要我協助組織退休的老教授給全繫同學開講座。林先生然同意，並作了認真的準備，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反復琢磨，講課的題目都換了好幾次。後那天上課了，先生穿著整潔而大方，一站在那裡，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後，他緩緩地朗聲說道：“什麼是詩？詩的本質就是發現：詩人要永遠像嬰兒一樣，睜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圍的世界，去發現世界的新的美。”頓時，全場肅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征博引，任意發揮，足足講了兩個小時，還意猶未盡，學生們也聽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記了時間但我扶著先生回到家裡，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著生命的全力上完這後一課的，這真是“天鵝的絕唱”。
我們現在再來仔細體會林庚先生的這段話，這是他一生做人、治學、寫詩經驗的凝結，是道出了文學藝術、學術研究、科學、教育、學習，以至人生的秘密與真諦的。這裡的關鍵詞是“好奇”和“發現”：首先要保持嬰兒那樣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態，去觀察、傾聽、閱讀、思考，去上你已經上了無數次的課，去寫已經成為你職業任務的文章，你就會不斷產生發現的渴望與衝動，而且你果真會不斷有新的發現、新的創造。這樣，你就會有古人說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覺，也就是每日每時每刻都在進入生命的新生狀態。長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顆“赤子之心”。你們看，我們前面說到的老人，無論是曾昭掄，還是劉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國那些人”，哪一個不是終生都完整地保持著生命的“赤子”狀態？我曾經說過：北大“大”在哪裡？就“大”在有一批大學者。大學者“大”在哪裡？就“大”在他們始終保有赤子般的純真、無邪，對世界、社會、學術永遠有好奇心與新鮮感，因而具有無窮無盡的創造力。這就是瀋從文說的“星鬥其文，赤子其心”！
這是能夠給我們以啟示的：那一代人，無論做學問、講課、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進去的，學問、工作，都不是外在於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為一體的。這樣，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會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斷獲得新生和升華，從中體會、體驗到自我生命的意義、價值和歡樂。本書就記述了這樣一個很有名的故事：金嶽霖教授在西南聯大講邏輯學，有學生（我記得這是後來成為巴金夫人的蕭珊）覺得這門學問很枯燥，就問先生：“你為什麼要搞邏輯？”金教授答：“好玩。”大語言任也是對他的女兒說，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誠如作者所說，“在今人看來，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後藏著頗多深意。世界上許多大學者研究某種現像或理論時，他們自己常常是為了好玩。
‘好玩者，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嘩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還可以補充一句：不是職業式的技術操作，不是僅僅為了謀生，而是為了自我生命的歡樂與自由。
本書特地提到了費孝通先生對他的老師潘光旦的評價：“我們這一代很看重別人怎麼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們深一層，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這話頗值得琢磨：“看重別人怎麼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評價、地位，那其實都是虛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對不對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斷創造與更新，從而獲得真價值、真意義。我們一再說，對自我生命要有承擔，講的就是這個意思。而我們的問題，也恰恰在這裡：許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實看重的都是一時之名利，對自己生命的真正意義、價值，反而是不關心，不負責任的，因而也就無法享受到“民國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歡樂。“自己對不起自己”，這纔是真正的大問題。

6. “舍我其誰”：對學術的承擔
關於學術的承擔，前面在講曾昭掄先生時，已有論及，這裡再作

《北京青年報》：悲天憫人——我不知道徐百柯本人是否同意把這個詞用在他的身上，也不知用得是否準確，但隻是當我寫到這個詞的時候，纔覺得自己真正讀懂了徐百柯，認識了他。追尋歷史，臧否人物，擁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極為難得。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人，即便再偉大的人物，要挑出瑕疵並不難。但作為旨在填補現實的歷史鉤沉者，其首要職責無疑是把歷史作為鏡子，不苛求故人，而是側重於從歷史人物身上發現值得重視的光彩處，以此照出現實中人的精神、人格的種種缺陷，促使人們的反省，從而，現實能夠變得更豐滿，更符合人的理想。《民國風度》的出色正在於此。
—— 作家李輝
《南方都市報》：那一代人，無論做學問，講課，還是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進去的，學問、工作，都不是外在於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為一體的。這樣，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會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斷獲得新生和升華，從中體會、體驗到自我生命的意義、價值和歡樂。本書就記述了這樣一個很有名的故事：金嶽霖教授在西南聯大講邏輯學，有學生(我記得這是後來成為巴金夫人的蕭珊)覺得這門學問很枯燥，就問先生：“你為什麼要搞邏輯？”金教授答：“好玩”。大語言任也是對他的女兒說，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誠如作者所說，“在今人看來，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後藏著頗多深意。世界上許多大學者研究某種現像或理論時，他們自己常常是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嘩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還可以補充一句：不是職業式的技術操作，不是僅僅為了謀生，而是為了自我生命的歡樂與自由。
——錢理群教授
《廣州日報》：我們看到作者為了追蹤一個人在當代留下的痕跡，煞費周章地檢索資料，尋找親友，而在此之外，則是一片沉默的空白。一面是建立新的文化偶像，一面卻是更多更深的遺忘。這似乎提示著，無論表面看上去多麼熱鬧，我們對於那個時代的認識，仍然是不完整的。而一個打撈者的姿態，自然和一切文化消費的動機絕緣。他常是敏銳地從大量素材中抓取*有表現力的細節，然後用特寫式的筆法勾勒出來，隻需短短幾句，便畫面感十足。在細節的穿插點染中，可以不按一語，而境界全出。加之時間不斷地在過去與現在之間閃回對照，作者的筆觸愈是冷靜，其中包含的情感卻愈顯得熾熱。雖然每篇不過一千來字的篇幅，讀完後猶令人低徊不已。就其中情感的深度和廣度而言，稱其有尺幅千裡之勢或許並不為過吧。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季劍青
《南都周刊》：為了這本書史料的真實性，作者尋訪了許多民國文人的晚輩，學生以及在世的朋友。在他們眼中的長輩，不但可敬，更為可親。為了能寫人所未寫，敘人所未知，作者的筆常常觸及名人光環之下的一些瑣事，逸事。淡墨寫功業，濃墨寫性情。使這些漸行漸遠的名字和讀者們有了溝通的語言。一個個人物，一段段往事，勾勒出一個時代的背影，讀人又如讀史，民國時期的社會背景和發展，輕松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畫裡真真
《成都晚報》：在周刊眾多欄目中，人物版的“鉤沉”堪稱冰點中的亮點，年輕的徐百柯擔綱主筆，出手不凡，在故紙堆中“鉤沉”摸索，在現實中尋訪緬懷，每周1600字的小文章讓那些曾經鮮活而後落寞的人物浮出水面，一路寫下來七八十人，恍惚間已然立起了一批民國人物的群像。欣聞百柯的“鉤沉”作品結集成書，不禁大喜，又可以一氣呵成溫故知新了。在那個時代曾經生活著那樣一批純粹的真人，創造著那樣本色的歷史，發生著那麼多耐人尋味的逸事，回蕩著那樣多餘音不絕的言語。
——山水間
《京華時報》：徐百柯的剪裁、勾勒功夫的確令人欽佩。他所寫的這組人物，涉及外交家、政治家、學者、教授、文人、報人、傳教士等多個領域。其中一部分人像吳組緗、梅貽琦、邵飄萍，他們的名字今天仍然被頻繁地提及；而另一部分人像蔣南翔、張申府、楊晦，雖然當時曾名播四方，隨後卻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姓被隱名被埋，時至今日，一般民眾竟不知其為何許人。然而，這些人的思想、學識、情操、氣節、志趣等，今天仍然深深影響著我們。他們每一個人的一生都可以寫成大部頭的傳記，用千字文來狀摹他們，誠非易事。徐百柯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三言兩語，人物的性情、品格、相貌、風度等立即躍然紙上。
——儲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