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穀梁傳》和《公羊傳》同是以問答式解釋體闡發《春秋》經義,又同屬今文經,但對《春秋》文義的理解卻是異大而同小,並常有互為詆訐違逆之處。因而以往研治《公羊》和研治《穀梁》的學者也往往互相駁難,企圖壓倒對方,以便在學術界取得正統地位。恰好,歷代統治者也需要對這兩部書加以品評取舍,從中確定一部權威的解釋《春秋》的範本,來為自己的政治文化管理服務。這就產生了歷史上《公羊》學和《穀梁》學數次爭立學官的局面。盡管《穀梁》學總的來說敵不過《公羊》學,但由於它重在宣揚儒家的宗法倫理思想,重視禮治,提倡禮教,較之《公羊》學直截強調撥亂反正,對於強化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統治要溫和一些,在社會穩定之時,更適應統治者的需要。所以西漢宣帝倍加青睞,使《穀梁》學大盛,在一段時間內取代了《公羊》學的正統地位。
前已述之,中國先秦時期的經典史籍,對後世影響至大。其中孔子所刪述的《春秋》以“微言大義”以寓褒貶而著稱於世。為《春秋》作傳之書,流傳至今的古老典籍凡有三部——《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從寫作時代和流傳情況來看,《左傳》作之雖早,在漢代卻未立於學官,至三國之後其學始大盛;《公羊傳》、《穀梁傳》作之雖稍晚,然以其為今文之學,於西漢先後立於學官,甚為漢代學者所重視。
雖然《穀梁傳》和《公羊傳》同是以問答式解釋體闡發《春秋》經義,又同屬今文經,但對《春秋》文義的理解卻是異大而同小,並常有互為詆訐違逆之處。因而以往研治《公羊》和研治《穀梁》的學者也往往互相駁難,企圖壓倒對方,以便在學術界取得正統地位。恰好,歷代統治者也需要對這兩部書加以品評取舍,從中確定一部權威的解釋《春秋》的範本,來為自己的政治文化管理服務。這就產生了歷史上《公羊》學和《穀梁》學數次爭立學官的局面。盡管《穀梁》學總的來說敵不過《公羊》學,但由於它重在宣揚儒家的宗法倫理思想,重視禮治,提倡禮教,較之《公羊》學直截強調撥亂反正,對於強化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統治要溫和一些,在社會穩定之時,更適應統治者的需要。所以西漢宣帝倍加青睞,使《穀梁》學大盛,在一段時間內取代了《公羊》學的正統地位。
另一方面,《穀梁傳》和《公羊傳》都屬儒家思想體繫的一部分,隻有側重點的不同,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互相融合,統治者可以對它們兼而用之。正因如此,漢代將它們並立學官,置博士。唐代把《穀梁傳》列為“九經”之一,宋代把它列為“十三經”之一。總之,《穀梁傳》作為“春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了儒家經學典籍,在中國古代經學史、思想史、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和其它儒家經典一道,構成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主體,給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文化學術和道德觀念帶來了很大影響。
具體說來,《穀梁傳》對後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它宣揚的思想觀念,成為後人社會生活和道德觀念的基本準則之一。西漢把《穀梁傳》視為對頭的《公羊》學大師董仲舒,他撰著的《春秋繁露》一書,主要是闡述《公羊傳》之說,但也有多處采用了《穀梁傳》之義。如《春秋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而《春秋繁露順命篇》中除改動個別字詞外,基本上把這一段文字照錄下來。東漢鄭玄《六藝論》指出:“《穀梁》實兼《公羊》之長而鮮其弊,其說之純正,七十子之正傳也。”而論其“純正”之說,大抵本於《春秋》義法,大力倡導諸如宗法禮制、宗君重民、尊王攘夷、貴禮賤兵等思想觀念,往往深得後世的重視和肯定。如《穀梁傳》倡導的民本思想,晚晴學者江慎中《春秋穀梁傳條指》卷下指出:“貴民重眾,為《春秋》*之義,而《左氏》、《公羊》皆無其說,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出二家而獨又千古者也。”此說甚是。反觀史籍,《穀梁傳》的思想確實也被經常引用。如《宋書禮志四》:“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並二社之禮。’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而報也。國以人為本,人以谷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這是明引《穀梁傳》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還有暗用《穀梁傳》之義的,如《晉書溫嶠傳》:“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溫嶠所說“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二句,當是化用《穀梁傳莊公八年》“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這幾句而來。
二是《穀梁傳》學風樸實、不言妖妄,下啟東漢桓譚、王充反讖緯之學,其歷史功績是巨大的。在三傳中,不但《公羊傳》喜言妖妄,《左傳》亦多敘鬼神之事,在這點上,《穀梁傳》是較勝一籌的。《穀梁傳》作為儒家傳統文化構成部分,真正做到了孔子的“不語怪力亂神”,很不簡單。另一方面,《公羊》為齊學(公羊高為齊人),《穀梁傳》為魯學(穀梁赤為魯人);《公羊》兼傳《春秋》的微言和大義,《穀梁》則隻傳大義。我們知道,《春秋》用極簡練文字,概括春秋時期二百四十二年間的一些重要歷史事件,通過對這些事件的裁斷,體現作者的政治規範和道德準繩;所謂大義微言,就是體現在《春秋》裡的孔子的政治理想和等級觀念。分開來說,大義指誅討亂臣賊子以戒後世,微言指改立法制以致太平。大義能從《春秋》經文的字句分析出來,所以顯而易見;微言則出於主觀的推測,不能從文字上來直接推求,所以隱而難明。因此,這也正證明了魯學的樸實、齊學的誇誕。
三是《穀梁傳》對《春秋》的闡釋,成為歷代注釋家注解典籍的訓詁材料。如《尚書》、《詩經》、《左傳》、《禮記》的孔穎達疏,《周禮》、《儀禮》的賈公彥疏,《公羊傳》的徐彥疏,《論語》、《爾雅》的邢昺疏,《史記》三家注、《漢書》顏師古注、《後漢書》李賢注、《三國志》裴松之注等,都有多處引用《穀梁傳》。此外,從典籍文本的內容上看,《穀梁傳》作為正文訓詁的一個範式,已初具後世訓詁學的規模,在訓詁內容、方法和術語等方面,都為訓詁學的日益發展和完善留下優良的傳統,打下堅實的基礎。
但是,歷史是無情的。也許正如章太炎《訄書清儒》中所言:“穀梁氏淡泊鮮味,治之者稀。”《穀梁傳》在儒家經學殿堂中向來殆如附錄是事實,《穀梁》學向來屬於“孤經絕學”也是事實。清人廖平在《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之《自敘》中曾坦言:“《穀梁》顯之間,不及一世。東漢以來,名家遂絕,舊說雖存,更無誦習。範氏覘其闐弱,希幸竊據,依附何杜,濫入子姓,既非專門之學,且以攻《傳》為能,末學膚受,喜便誦記,立在學官,歷世千載。原夫素王撰述,魯學獨專,俗義晚張,舊解全佚。”於是他冥心潛索,重新自注自疏《穀梁傳》,以《史記》為主,會通《三傳》,專求大義,明辨義例,詳考禮制,十易其稿,終成名作,使幾成絕學的《穀梁傳》又得以恢宏開新。可惜的是,清末《穀梁》學雖得到最後一位兼通今古的大師廖平的傾力扶持,但也隻是輝耀一時,之後不久又漸成絕響了。因此,今日學者倘無“扶微補絕”之心,苦心經營,那麼重振《穀梁》衰頹之風恐怕又將是遙遙無期了。
以上主要是在綜觀中國典籍文化研究歷程的基礎上,對《穀梁傳》的源流、地位、影響作了簡單介紹。不難發現,這部經書不僅源遠流長,而且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也起過較為深遠的影響。遺憾的是,二十世紀以來對這部經書的研究鮮有其人,以致今天的一般讀者對它知之甚少。
本書的目的,力求在對《穀梁傳》這部古老經書的來源、名稱、作者、成書時間、流傳過程、研究概況、興廢原因、文章風格、傳經特色、思想傾向等作比較繫統介紹的基礎上,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討和澄清一些歷史遺留下來的有關問題,並在必要處提出筆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今天的讀者能夠重新來正確認識和對待這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從中汲取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作出更有意義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