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之，中國先秦時期的經典史籍，對後世影響至大。其中孔子所刪述的《春秋》以“微言大義”以寓褒貶而著稱於世。為《春秋》作傳之書，流傳至今的古老典籍凡有三部——《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從寫作時代和流傳情況來看，《左傳》作之雖早，在漢代卻未立於學官，至三國之後其學始大盛；《公羊傳》、《穀梁傳》作之雖稍晚，然以其為今文之學，於西漢先後立於學官，甚為漢代學者所重視。
雖然《穀梁傳》和《公羊傳》同是以問答式解釋體闡發《春秋》經義，又同屬今文經，但對《春秋》文義的理解卻是異大而同小，並常有互為詆訐違逆之處。因而以往研治《公羊》和研治《穀梁》的學者也往往互相駁難，企圖壓倒對方，以便在學術界取得正統地位。恰好，歷代統治者也需要對這兩部書加以品評取舍，從中確定一部權威的解釋《春秋》的範本，來為自己的政治文化管理服務。這就產生了歷史上《公羊》學和《穀梁》學數次爭立學官的局面。盡管《穀梁》學總的來說敵不過《公羊》學，但由於它重在宣揚儒家的宗法倫理思想，重視禮治，提倡禮教，較之《公羊》學直截強調撥亂反正，對於強化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統治要溫和一些，在社會穩定之時，更適應統治者的需要。所以西漢宣帝倍加青睞，使《穀梁》學大盛，在一段時間內取代了《公羊》學的正統地位。
另一方面，《穀梁傳》和《公羊傳》都屬儒家思想體繫的一部分，隻有側重點的不同，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互相融合，統治者可以對它們兼而用之。正因如此，漢代將它們並立學官，置博士。唐代把《穀梁傳》列為“九經”之一，宋代把它列為“十三經”之一。總之，《穀梁傳》作為“春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了儒家經學典籍，在中國古代經學史、思想史、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和其它儒家經典一道，構成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主體，給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文化學術和道德觀念帶來了很大影響。
具體說來，《穀梁傳》對後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它宣揚的思想觀念，成為後人社會生活和道德觀念的基本準則之一。西漢把《穀梁傳》視為對頭的《公羊》學大師董仲舒，他撰著的《春秋繁露》一書，主要是闡述《公羊傳》之說，但也有多處采用了《穀梁傳》之義。如《春秋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而《春秋繁露順命篇》中除改動個別字詞外，基本上把這一段文字照錄下來。東漢鄭玄《六藝論》指出：“《穀梁》實兼《公羊》之長而鮮其弊，其說之純正，七十子之正傳也。”而論其“純正”之說，大抵本於《春秋》義法，大力倡導諸如宗法禮制、宗君重民、尊王攘夷、貴禮賤兵等思想觀念，往往深得後世的重視和肯定。如《穀梁傳》倡導的民本思想，晚晴學者江慎中《春秋穀梁傳條指》卷下指出：“貴民重眾，為《春秋》*之義，而《左氏》、《公羊》皆無其說，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出二家而獨又千古者也。”此說甚是。反觀史籍，《穀梁傳》的思想確實也被經常引用。如《宋書禮志四》：“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並二社之禮。’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而報也。國以人為本，人以谷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這是明引《穀梁傳》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還有暗用《穀梁傳》之義的，如《晉書溫嶠傳》：“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溫嶠所說“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二句，當是化用《穀梁傳莊公八年》“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這幾句而來。
二是《穀梁傳》學風樸實、不言妖妄，下啟東漢桓譚、王充反讖緯之學，其歷史功績是巨大的。在三傳中，不但《公羊傳》喜言妖妄，《左傳》亦多敘鬼神之事，在這點上，《穀梁傳》是較勝一籌的。《穀梁傳》作為儒家傳統文化構成部分，真正做到了孔子的“不語怪力亂神”，很不簡單。另一方面，《公羊》為齊學(公羊高為齊人)，《穀梁傳》為魯學(穀梁赤為魯人)；《公羊》兼傳《春秋》的微言和大義，《穀梁》則隻傳大義。我們知道，《春秋》用極簡練文字，概括春秋時期二百四十二年間的一些重要歷史事件，通過對這些事件的裁斷，體現作者的政治規範和道德準繩；所謂大義微言，就是體現在《春秋》裡的孔子的政治理想和等級觀念。分開來說，大義指誅討亂臣賊子以戒後世，微言指改立法制以致太平。大義能從《春秋》經文的字句分析出來，所以顯而易見；微言則出於主觀的推測，不能從文字上來直接推求，所以隱而難明。因此，這也正證明了魯學的樸實、齊學的誇誕。
三是《穀梁傳》對《春秋》的闡釋，成為歷代注釋家注解典籍的訓詁材料。如《尚書》、《詩經》、《左傳》、《禮記》的孔穎達疏，《周禮》、《儀禮》的賈公彥疏，《公羊傳》的徐彥疏，《論語》、《爾雅》的邢昺疏，《史記》三家注、《漢書》顏師古注、《後漢書》李賢注、《三國志》裴松之注等，都有多處引用《穀梁傳》。此外，從典籍文本的內容上看，《穀梁傳》作為正文訓詁的一個範式，已初具後世訓詁學的規模，在訓詁內容、方法和術語等方面，都為訓詁學的日益發展和完善留下優良的傳統，打下堅實的基礎。
但是，歷史是無情的。也許正如章太炎《訄書清儒》中所言：“穀梁氏淡泊鮮味，治之者稀。”《穀梁傳》在儒家經學殿堂中向來殆如附錄是事實，《穀梁》學向來屬於“孤經絕學”也是事實。清人廖平在《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之《自敘》中曾坦言：“《穀梁》顯之間，不及一世。東漢以來，名家遂絕，舊說雖存，更無誦習。範氏覘其闐弱，希幸竊據，依附何杜，濫入子姓，既非專門之學，且以攻《傳》為能，末學膚受，喜便誦記，立在學官，歷世千載。原夫素王撰述，魯學獨專，俗義晚張，舊解全佚。”於是他冥心潛索，重新自注自疏《穀梁傳》，以《史記》為主，會通《三傳》，專求大義，明辨義例，詳考禮制，十易其稿，終成名作，使幾成絕學的《穀梁傳》又得以恢宏開新。可惜的是，清末《穀梁》學雖得到最後一位兼通今古的大師廖平的傾力扶持，但也隻是輝耀一時，之後不久又漸成絕響了。因此，今日學者倘無“扶微補絕”之心，苦心經營，那麼重振《穀梁》衰頹之風恐怕又將是遙遙無期了。

以上主要是在綜觀中國典籍文化研究歷程的基礎上，對《穀梁傳》的源流、地位、影響作了簡單介紹。不難發現，這部經書不僅源遠流長，而且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也起過較為深遠的影響。遺憾的是，二十世紀以來對這部經書的研究鮮有其人，以致今天的一般讀者對它知之甚少。
本書的目的，力求在對《穀梁傳》這部古老經書的來源、名稱、作者、成書時間、流傳過程、研究概況、興廢原因、文章風格、傳經特色、思想傾向等作比較繫統介紹的基礎上，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討和澄清一些歷史遺留下來的有關問題，並在必要處提出筆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今天的讀者能夠重新來正確認識和對待這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從中汲取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作出更有意義的貢獻。

前言
第一章 《穀梁傳》的來源和作者
第一節 《穀梁傳》的來源問題
第二節 《穀梁傳》的作者問題
第三節 穀梁子其人引起的爭議
第四節 穀梁子學問的淵源
第二章 《穀梁傳》的成書年代
第一節 今文經和古文經及其學派
第二節 《公》《穀》成書的先後
第三節 成書年代難以確定
第三章 《穀梁傳》的流傳及其有關問題
第一節 漢代以前的口耳相傳
第二節 西漢《穀梁》學的傳承
第三節 《穀梁》在東漢的流傳情況
第四節 《穀梁》學的研究概況
第四章 《穀梁》學廢興的內因
第一節 強調禮樂教化 力主仁德之治
第二節 強調宗法情誼 緩和宗室矛盾
第三節 強調尊王思想 鞏固皇權統治
第五章 《穀梁傳》的正文訓詁
第一節 正文訓詁的內容
第二節 正文訓詁的方法
第三節 正文訓詁的術語
第六章 《穀梁傳》文章風格略論
第一節 文詳而暢 氣峻以厲
第二節 辭清以淡 意婉以平
第三節 自問自答 逐層推論
第四節 貌似繁文 實有意趣
第七章 《穀梁傳》傳經的特色
第一節 開宗明義 正隱惡桓
第二節 傾向鮮明 手法婉曲
第三節 審慎周嚴 善於釋經
第四節 表似訓詁 正名盡辭
第五節 以歷為例 以禮為理
第八章 《穀梁傳》的思想傾向
第一節 親親之義 尊尊之道
第二節 貴禮賤兵 尊王攘夷
第三節 貴義重民 援古正名
第九章 研讀《穀梁傳》的方法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修訂後記

第一章 《穀梁傳》的來源和作者

《穀梁傳》的全稱是《春秋穀梁傳》（或簡稱《穀》、《穀梁》），也曾叫作《穀梁春秋》。“穀”之簡體字或為“谷”，因此在簡體字的文本中，也常簡化成《谷梁傳》。它和《左傳》（即《春秋左氏傳》，或簡稱《左》》）、《公羊傳》（即《春秋公羊傳》，或簡稱《公》、《公羊》）一樣，都是為《春秋經》（或簡稱《春秋》）作傳，而《左傳》詳於記事，《公羊傳》、《穀梁傳》則重在釋經。
《穀梁傳》的來源和作者問題是一個難解之謎。
《穀梁傳》一書的著作權應該歸給誰呢相傳《穀梁傳》剛流行於世時，本不見諸文字，到後來纔被著於竹帛寫錄成書的。前人的做法，都是把其著作權推給早先“為經作傳”(或是“傳其學”，即傳經者)的穀梁子；這種做法比較合理，但也可能是因為：如果把著作權歸於“寫錄成書”的人，不但會因此而降低《穀梁傳》的學術地位，也會因“寫錄成書”的人已不可考，搞得《穀梁傳》一書沒有作者可言。其實，“寫錄成書”的人既然把穀梁子的姓氏作為書名，說明他已默認著作權應推給穀梁子了。
但是，《穀梁傳》的作者果真是穀梁子嗎這個問題極難作出回答，《穀梁傳》的來源也因此成為問題。對此，本章擬從四個主要方面具體闡述這個問題，並提出筆者的粗淺看法。

第一節 《穀梁傳》的來源問題

《穀梁傳》在唐代的“九經”和宋代的“十三經”中，也都被列為“《春秋》三傳”之一。所謂“傳”，就是闡發和解釋經義的意思。它和《公羊傳》，確是以闡明《春秋》的“微言大義”為目的，相傳均是子夏私相傳授的。很明顯，如果《春秋》中不含“微言大義”，《公》、《穀》之書就是後人杜撰出來的。可是，關於《春秋》的文義問題，由於缺少真實可信的史料依據至今還是糾纏不清的。所以《穀梁傳》的來源問題，很難說清楚。筆者認為，《穀梁傳》很有可能是源於子夏所傳的《春秋傳》，但決不是一部子夏口傳的《春秋》經義實錄。《穀梁傳》很可能源於孔子弟子子夏所傳的《春秋傳》。這裡的《春秋傳》，史無此書遺世，特借指有關傳說中子夏秘傳的“微言大義”的總和，可以說乃是一部徒有虛名的文本典籍。其實，關於《穀梁傳》的來源問題，以往的史料記載也都不甚明確。比較歷代學者有關本問題的看法，歸納起來大致有兩種：
一是子夏所傳說。這種說法最流行，因為它的前提就是早已成定說的“《春秋》為孔子所作或所修”和“孔子秘傳《春秋》經義給自己的高徒，其中唯子夏有經傳於世。”並以《穀梁傳》研究的權威著作——《春秋穀梁傳注疏》(晉範寧注、唐楊士勛疏)為代表。此說觀點：《穀梁傳》是孔學傳人子夏的門徒穀梁子所作的，所以《穀梁傳》就是子夏所傳的，也可以說是孔子所傳的。
二是戰國時人(可能是穀梁子)杜撰說。這種說法是近代疑古思潮下的產物，在崇聖尊經的時代裡沒有出現過。此說的先行論據就是懷疑或否定孔子作《春秋》以傳“微言大義”之說，並大量援引《左傳》中的史料推證《公羊》、《穀梁》所講的全是僅憑己意牽強附會、自圓其說；同時，還舉出不少《公羊》和《穀梁》自相矛盾的地方，從而得出結論：它們不是孔門傳給後世的，不可能同出子夏，而是戰國時人杜撰出來的。持這種意見的大多是《左傳》學的專家，主要側重於運用史料的考證來澄清史實，可以近現代的顧頡剛、楊伯峻、胡念貽等人為代表。
以上兩說孰是孰非，委實無法定論。很明顯，《穀梁傳》的來源問題不好解決，就在於孔子與《春秋》的關繫問題還不能完全搞清楚。不過，事情還有它的另一面。正因為孔子與《春秋》的關繫具有不確定性，纔使後世學者也可以在比較自由的範圍內申述自己的意見。對此，筆者也想借此談些不成熟的看法。在此除了認為上古發達的史官文化和“孔子作《春秋》”之說均是《穀梁傳》重要的來源之一以外，也想進一步說明《穀梁傳》是源於子夏《春秋傳》的。先簡要試論如下：
首先，一些史學家認定《春秋》中沒有所謂的“微言大義”，是沒有根據的。誠然，依靠所有現存的史料還很難斷定《春秋》就是孔子的著作。但是，從現有的學術成果來看，至少可以肯定：一方面，《春秋》與孔子的學問有著密切的聯繫；另一方面，《春秋》是從周代（主要是魯國）的舊史中刪定出來的。由此我們又可以得出：1、孔子很可能對舊本《春秋》作過一些整理、解釋和個別文字訂正等刪修性的工作；2、孔子對《春秋》一書可能有著自己特別的見解，類似於今天的“讀後感”之作，主要是再按一種有目的的“義例”，即賦上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模式來編撰和講解《春秋》的。
其實，不論孔子是否修訂過《春秋》，作為一部史書，應該會有它的記事體例和對史實的褒貶，即使不便直書而隱約其辭，也應該是稍加探索而即可明其真相的。例如魯桓公“薨於齊”一事，三傳都有或詳或略的記載說明，證之以《詩經齊風》中的《南山》、《敞笱》、《載驅》，就可以真相大白。而這些褒貶的體例是不能在史書上明文的，撰史之時因約定俗成而眾所皆知；時過境遷了，如果無人把它傳承下來，就很難讀懂前人所記的事情。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說《穀梁傳》有承傳前人撰寫《春秋》所規定的“義例”，是無可非議的。話說回來，《春秋》作為上古時期寥寥無幾的名作之一，很可能在當時就有不少人學習和研究它；孔子作為一代名師，以傳授六經為要務，自然也會把前人修撰《春秋》的體例傳給後學，說他把自己對《春秋》的理解秘傳給弟子恐怕也不會失真。可以進一步大膽推測：《春秋》是孔子手上修定的；孔子僅把刪修的旨意(即用字的褒貶和褒貶的用意等“義例”)秘傳給得力的高徒，不敢公諸於眾。因為，《春秋》作為我國第一部編年史，而記事極為簡單，大多是點到為止，這是不能用當時書寫工具落後來說明問題的。它既是刪定之書，就不可能是為了記史而記史，說它在記史之外別有寓義，也是合情合理的。此外，距孔子時代未遠的戰國學者早就相信此說，並輯作《公羊》、《穀梁》以傳後世，如果他們不是欺世盜名之輩，他們的所作所為當是孔子口傳“微言大義”之說最有力的證據。因此，我們應當把《春秋》也當作經書來看待，纔能還它的本來面目。當作經書，就不能否認其中有“書法”、“義例”的存在。
但是，《春秋》裡面並不是幾乎每一條都表現了聖人的“微言大義”，所謂的“微言大義”其實也不是如兩漢以來的《春秋》家所鼓吹的那樣神秘怪異、玄奧繁雜。從《公》、《穀》傳文中也可看出，《春秋》並非每條經文都可以講“微言大義”的。顧頡剛先生1925年有答錢玄同書，扼要地提出《春秋》並不“處處有微言大義”，“《春秋》為魯史所書，亦當有例。故從《春秋》中推出些例來，不足為奇”，不失為恰當之論。可是，究竟是誰最早從《春秋》裡“推出此例來”呢？一般認為，從《春秋》裡尋找“微言大義”，開始於戰國時期；那時，《公羊》和《穀梁》已開始私相傳授。按此說法，即以為《公》《穀》之書完全是後人杜撰而成的。其實，既然我們肯定《春秋》原有舊史書之例，就不應否定它還有刪定者的“書例”，更不應該因此否定這些“書例”會為後世所傳習。《公》、《穀》之書專講“微言大義”，一定源有所據，不可能全憑牽強附會杜撰出來的。這些從《公羊》、《穀梁》的傳文中都可以看得很明白。具體理由擬將在後面的專節中加以述證。
其次，《穀梁傳》不可能是某個學者假托聖人的名義憑空捏造出來的。它如果不是子夏《春秋傳》的一種傳本，就很有可能是後人根據子夏所傳的文本重新編撰而成的(這裡並不排除其作者還參考了別種《春秋傳》文本的可能性)。籠統地說，它很可能是源於子夏的《春秋傳》。先試論如下：
(一)、子夏口傳《春秋傳》於後世的說法，是較為可信的。這可以從前代的記載中找到證據。但是，孔子對於《春秋》的理解，在他現存的言論中沒有明文；據說是秘傳給個別弟子。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說，相傳孔門弟子前後共三千人，而學德俱優，兼通六藝者隻有七十二人，其中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冉有、子路、宰我、子貢、子遊、子夏成績特別卓著，號為孔門十哲。他們學成以後，散居四方，各立門戶，祖述孔子的學說。然而，孔門弟子所傳的《春秋》經學，後世多無從稽考，據說隻有子夏一人有經傳於世。如宋人洪邁《容齋隨筆》(“續筆”卷十四“子夏經學”)就認為：

孔子弟子，唯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春秋》所雲不能贊一辭，蓋亦當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雲子夏門人。
對此，清代鐘文烝《穀梁補注》所引《孝經鉤命決》更進一步指出：“然則得《春秋》之真傳者，必在卜氏之門矣。”卜氏，即卜商子夏。此外，前代有關《公》、《穀》的注疏之作，也大多相信子夏有經傳於世，這些在後面都會提到。
(二)、《公》、《穀》的作者大講“微言大義”，一定是確認有孔子秘傳給子夏的《春秋傳》。他們距子夏的時代很近，如果所信無據，那麼他們的所作所為就真是宛如痴人說夢。從他們在傳文中所露的纔華看，不像是那等無聊好偽之徒。而後世學者卻以為他們“皆據一二字各逞私臆妄為解說，或無中生有，或顛倒史實，要皆為憑空撰語自圓其說者，《公羊》誕矣，《穀梁》尤甚焉”，所以否認《春秋》中隱含著“微言大義”，以為《公》、《穀》中的“經義”是其作者挖空心思發揮出來的，並不是子夏所傳的。
誠然，它們的經義有不少牽強之處，但是並不足以肯定“皆為憑空撰語自圓其說”。倘若《公》、《穀》都是牽強附會出來的，更應該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因為事實上這“憑空撰語”非但不是曇花一現，而是不僅口耳流傳百年不亡，而且剛寫定成書之後便引起統治者的重視並相繼成為官學，甚至是雙雙成為中國古代最重要文化典籍的一部分得以千古流傳。莫非古往今來的學者都看不出它們杜撰的破綻，以致不能及早把它們拉出經學的殿堂看來，它們的內容決非全是“妄為解說”、“無中生有”，而應是源有所據，更可能是前代所傳的。
(三)、可以認為，《穀梁傳》和《公羊傳》是同源異流、同本異末的兩部著作。一方面，《公》、《穀》大體上有一個共同的藍本。除了兩傳的體例均為問答式的解釋體和所據的《春秋經》文本基本相同以外，據筆者考證，《公》、《穀》文中許多含有敘事成份的，所述內容大同小異，可起互補互證的作用，並不自相矛盾。如僖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一條。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穀》有經文不立傳的約一千一百三十條，占總數的三分之二。而《公》、《穀》同時不立傳的就有一千零四十條左右，且同樣兩條以上連續無傳的有九十五處之多。此外，《穀梁》和《公羊》各自獨有傳文的，分別是二百六十三條和九十條，所占的比例極小。
另一方面，從《穀梁傳》本身看，傳中闡述經義，多引前人之說。前代傳經者的語錄，計有“尸子”(隱五年、桓九年)、“穀梁子”(隱五年)、“瀋子年)、“公子啟”(僖二十八年)、“蘧伯玉”(襄二十三年)、“孔子”(桓二年、十四年，昭四年，定十年，成五年；僖十六年，哀十三年)、“君子”(成二年)等經師的說法；有引作者以前儒生說經的書傳共十處，即“傳曰”(隱四年、莊二年和三年、成九年和十三年、襄三十年、文二十二年等)；還有作者師說以外的傳聞十餘處，即“或曰”(隱二年和八年、桓二年和八年和三十一年、文三年、成二年、昭十八年和二十五年、定九年等)。《公羊傳》闡述經義也有類似情況。這些引論看似道聽途說，實可算是博采眾長，有超越師承擇善而從的嚴謹態度。它們的存在，無疑是《公》、《穀》本源相同的一個巨證，似乎也可說明《穀梁傳》成書之前還參考了前代諸“子”有關《春秋》大義的言論。
(四)、《穀梁傳》“源於子夏《春秋傳》”的說法基本可信。雖然已無先秦的史料以供考證，但是，離先秦未遠的漢人都篤信此說；自從唐人楊士勛《春秋穀梁傳序疏》明載“穀梁子受經於子夏之門”以後，清代中期以前的學者也極少有對此產生懷疑的。即使有些學者懷疑穀梁子受經於子夏之門的說法，可按清代鐘文烝《穀梁補注論傳》所論“蓋穀梁受業於子夏之門人，因遂誤以為子夏門人”，《穀梁》也還是子夏所傳的。其實，隻要作傳者有大部分參考子夏所傳的《春秋傳》，就可算是源於子夏了。而從可證《公》、《穀》同源的材料進一步分析，《公》、《穀》二傳很可能都是以子夏所傳的《春秋傳》為主體加以改編的。正是有這種可能性的存在，我們纔改“同出子夏所傳”的說法為“源於子夏《春秋傳》”的特定說法。至於，那些對傳統說法提出質疑的學者，因為他們所持的論據並非堅強有力、無可爭辯，所以我們隻能吸收其中的合理成份並入也許是更合理的說法中。這些在後面的章節都會加以說明。
還應當聲明一下，肯定或傾向於“《穀梁》源於子夏《春秋傳》”的說法，也並非認為《穀梁》是子夏所傳《春秋》隱義的實錄。由於《春秋》經文，本源於舊史，其文外之義僅在孔門師徒間秘相口授；《穀梁》在寫定成書之前，曾長期流傳於眾經師之手。所以，今天所見到的《穀梁》，其所傳之義僅有部分合於《春秋》作者的本意。倘若其本意是由“書法”、“義例”而見，則所謂“書法”也應包括四部分：其一、周代史官(主要是魯國)的書法；其二、刪定《春秋》使之由史變成“經”並傳解“經義”者(相傳是孔子)的書法；其三、由師承或揣測而作《穀梁》傳文者(可能是穀梁子)的書法；其四、流傳過程中歷代著名傳經者補錄的書法。因為，它不止源於子夏，根源是周代史官和刪定者創制的書法義例雛形，但同時又是這些書法義例雛形因流傳久遠所導致的變異和發展。其中，子夏所獨傳的《春秋傳》，很可能就是《穀梁傳》最主要的來源。
以上觀點是筆者針對前面所提兩種傳統權威說法中不合理的地方，加以修正後所得出的帶有一定假設性的推論。由於這個來源問題的推證，涉及到《春秋》的書法和《穀梁傳》一書的真偽、作者、成書時間、早期的流傳、傳經特色、蘊含思想等許多方面，所以本問題的探討尚有待於對其它方面問題進行深入的考察，纔能得到更理想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