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讀法指導大概
閱讀孟子，可取兩種本子。一種是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一種是清代焦循的《孟子正義》。兩種都有商務印書館的國學基本叢書本（《孟子集注》與《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合稱《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也有。又，這四種是宋代以來至今通行的讀本，各地都有木刻本），後一種又有世界書局的諸子集成本，定價不高，而且容易買到。《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一生心力所萃，其發揮處表示宋學的精神——宋學指宋代的道學，也就是現代所謂哲學。朱熹是宋代的大哲學家，他注這四部儒書，實即發揮二程（程顥、程頤）與他自己對於儒家思想的認識，所以表示宋學的精神。他的訓詁考證雖不免有粗疏闕略之處，還待後來好些專家給他正補，但就一般說，簡單扼要，篇幅不多，便於省覽。《孟子正義》是依據後漢趙岐《孟子章句》的注，逐一給它作詳密的疏，所采清代顧炎武以下六十餘家之說；“於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至諸家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雜他經，兼存備錄，以待參考”（見《孟子篇敘》篇末疏中）。這是集大成的工作，一般批評都說它當得精博兩字。但篇幅繁多，訓詁考證又偏於專門，初學者未必能夠消化。現在不妨把《孟子集注》作為大家案頭閱讀的本子，而從圖書室中檢出一部《孟子正義》來，供偶爾的參考；能力較強，素養較深的同學，自可兼看《正義》。
參考書不擬多舉，隻提以下四種。一是歷史課內所用的本國史課本。要讀孟子，不可不明瞭孟子所處的時代；關於這一點，無論何種本國史課本，多少總有述及。二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商務印書館本）。這部書的十六章講孟子思想極簡要。閱讀古代所謂諸子，必然牽涉思想問題，這就關繫到哲學。哲學不一定微妙難知；就簡單方面說，隻是哲學家所抱的一種見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已。所以，國文課內的閱讀，也可取關於哲學的書籍來作參考。三是錢穆的《論語要略》（商務印書館本）。這是一本研究《論語》也就是研究孔子的書；孟子自負繼承孔子，他的思想與孔子關繫最密切，理解《論語》當然可以幫助理解孟子。但所以提出這本書，尤其重要的，在它的方法。《論語》隻是散亂地記述孔子的言行，這本書卻從其中采輯相關的材料，分題研究；因為材料是本身的，排比在一起，其結論也就顯然可知，沒有穿鑿附會的弊病：這種研究方法，對於孟子也極為合式。四是裴學海的《古書虛字集釋》（商務印書館本）。孟子一書，雖與後代的文言相差不遠，但還有若干虛字，是後代文言所不常用的。這種虛字的訓釋，《孟子正義》收集得很齊備；恐怕一般同學無力看《正義》，所以提出這一本書。其體例與字典相似；對於每一個虛字，從實例中歸納出若干訓釋來，在每一個訓釋之下，就列舉古書中的那些例句。隻是各字的排列次第，與尋常字典不同；它不依各字的形體，按部首排列，而依各字的聲音，按音母編次。起初使用它，不免感覺不便；但音母實在並不難辨，少加注意，漸即熟悉，若是記得注音符號注音的人，一經指點便明白了。——以上所舉，除第一種外，通常認為大學適用的；拿來給高中同學參考，似乎是躐等。但所謂某種書適宜於某種程度的讀者，原是大概的說法；高中二三年的同學，距離大學的階段已經不遠，若能多努力，多用心，便是大學用書，又何嘗不可參考？況且這三種書都是現代人編撰的，條理明白，文字流暢，比較參考從前人編撰的書，閱覽上可以省力不少，理解上也有親切之感。這是提出它們來的又一層理由。
《孟子》一書，記載孟子一家的思想言論，與《荀子》、《莊子》等書同類，應當歸入“子”部。《漢書·藝文志》，《隋書籍志》、《舊唐書·經籍志》都把它列在儒家，正是認孟子為諸子之中的一家。但是到了宋代，《孟子》一書卻被選撥出身，升到了“經”部。清代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集》中有“寄題丁儉卿新獲嘉祐二體石經冊”七言古詩一首，題目下記道：“丁儉卿舍人凡新得宋嘉祐二體石經三百七十餘紙，為《易》、《書》、《詩》、《春秋》、《禮記》、《周易》、《孟子》七經。玉海等書述汴石經，不言有孟子。表章亞聖，自此刻始。是足補史志之闕”。以前的石經不收《孟子》，這嘉祐石經卻收了，可見把《孟子》歸入經部是從宋仁宗時候開始的。而南宋陳振孫作《直齋書錄解題》，把孟子列入經類，是目錄家對孟子移易觀點的開頭。“經”字原指六藝（詩、書、樂、易、禮、春秋）而言（這樣用得最早的，當推《禮記》中的《經解》）。六藝都是孔子以前的舊籍，孔子教人，這些就是他的教科書。他教的時候，也許加點兒選擇，又或隨時引申，算是他的講義。後來人所說孔子刪正六經，情形大概如此。孔子以後的儒家效法孔子，繼續用六藝教人，而他卻隻講自己的思想學說，不講舊籍，因此，六藝就似乎是儒家所專有。到漢武帝時候，罷黜百家，專尊儒術，立詩、書、禮、易、春秋於學官（或說樂經其時已亡失，或說樂本沒有專書），定名為五經；於是“經”字開始含有特別高貴的意味。唐代以三禮（《儀禮》、《禮記》、《周禮》）三傳（《左傳》、《公羊傳》、《榖梁傳》）合詩、書、易為九經。唐文宗開成年間，在國子學刻石，又把《孝經》、《論語》、《爾雅》加進去，為十二經。到了宋代，如前面所說，孟子又被加進去，便成十三經。現在用平心的看法，經部書實在就是儒家的書；孟子雖是諸子之中的一家，但如陳振孫所說：“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楊以降所可同日語也”，那麼被列入經部確是應該的。
《孟子》又是“四書”之中的一部。朱熹取《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以配論語、孟子，為作章句集注，定名為四書。他在《大學章句》的開頭記道：“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他的《中庸·章句序》說：“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可見他編輯四書，宗旨在供給研究道學的人一套有繫統的教科書。他的意思，先讀《大學》，懂了為學次第，纔可以盡論、孟的精微；對於論、孟既能融會貫通，再讀《中庸》，纔可以窮道學的指趣（現在四書次第，《中庸》在《大學》之後，乃以篇幅多少排列，並非朱熹的原意）。這套教仁宗延祐年間開始據以取士，明代清代因仍不改，凡讀書的人必須誦習，勢力最為廣遍。因此，四書幾乎成為知識分子的常識課本，無論習行方面、思想方面、言語方面，都不免與它發生關繫。現在讀《孟子》，這一層也是應該知道的。
《孟子》一書，漢人都以為孟子自作。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裡說：“孟軻……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辭裡說：“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這都說孟子如現在的教師一樣，自編講義，自訂學生所作的筆記，集合起來，成為一部學術講錄。到唐代韓愈，始以為其書出於弟子之手。韓愈答張籍書裡說：“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這是說孟子一書隻是學生的筆記集，孟子自己並沒有動筆。後人給後一說找證據，提出兩點。一點是：孟子書中，對於孟子所見諸侯大都稱謚，而諸侯之中，有可斷言死在孟子之後的（如魯平公），孟子決不能預知死後的謚；可證其書並非孟子自作。又一點是：孟子書中，對於孟子弟子大都稱“子”，這是尊稱，非師對弟子所宜用；可證其書並非孟子自作。對於前一點，有人解釋說，書是孟子自己所作，但後來又經弟子編定；當編定的時候，於當時諸侯，就其可知的，一律加謚，以便識別。對於後一點，有人解釋說，“子”是男子的通稱，不一定是尊稱，師對弟子也常用；在孟子書中，就有“子誠齊人也”、“我明諸子”的話，都是孟子稱他的弟子可以為證。前一解釋是可能的，後一解釋是確鑿的；但隻能證明那兩個證據不很堅強，並不能就此證明孟子書確繫自作。大概自作的確據是找不到的；清代閻若隅《孟子生卒年月考》裡說：“《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也隻是想像之辭——不記容貌，豈便是自作的確據？現在隻能信從較古且較可靠的材料，如朱熹一樣，認為“史記近是”（見《孟子集卷》注首的《孟子序說》）。但有一點可以斷言的，就是：無論是孟子自作或弟子所記，其編撰工作總之出於一人之手，不像大多數的子書那樣，是一派中前後許多學者的著作的結集。這從文字方面看，便可以知道。朱熹說：“《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微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朱子語類》）。首尾文字一體，讀過《孟子》的人都有這種感覺；若不是出於一人之手，怎能一體呢？朱熹答人疑問，又說：“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镕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宋代王應麟《困學紀聞》引）。非綴緝所就，也說明出於一手的意思。還有一層，私人著作的古書，據現在所知，最早是《論語》。《論語》是記言體，極為簡約。及到《孟子》、《莊子》等書，便由簡約的記言進而為鋪排的記言，更有設寓的記言；這是戰國諸子文體的初步。此後乃有不用記言體而據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