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局無奈，城破被俘咸豐六年九月二十五日(1856年10月23日)，處心積慮的英國人在得到“亞羅”號事件的口實後，很快便調集艦隊進攻廣州。面對氣勢洶洶的敵人，葉名琛決定發動民眾來抵御。他在致廣州百姓的告示中寫道：“照得英夷攻擾省城，傷害兵民，實為罪大惡極，合行曉諭，公同剿捕……但見上岸與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準其格殺勿論，仍準按名賞，解首級赴本署呈驗給領，斷不食言，毋稍觀望。”於是乎，本來就對洋人恨之入骨的一般百姓，在政府的獎金刺激下，變得更加情緒激昂。一時之間，在廣州、香港等地紛紛出現了一些自發性的群眾抵抗，給英國人造成了不小的損失。再加上自身軍力有限和四個月的對峙，使得疲憊不堪的英軍最後不得不宣布暫時放棄廣州，退出虎門，以待援軍。而此時遠在北京的咸豐皇帝在得到英軍退出廣州的消息後也大喜過望，深信葉名琛“撫夷”有功，並對其大加贊賞。殊不知此次英國人的退卻隻是權宜之計，暗地裡正策劃一個更大的陰謀。
    進攻廣州的冒險失敗後，英國人很快就開始在葉名琛發布的告示上大做文章，英國國內媒體也開始大肆報導說懸賞緝捕英國人的告示對在華的外國人造成了致命的威脅，拼命宣傳英國人在廣東的“危險處境”，並將這一切歸咎於葉名琛。這樣一來，葉名琛的對外形像很快便被妖魔化，被描繪成了一個兇殘成性，尤其仇視外國人的“東方屠夫”。此舉很快便引發了英國朝野的極大的不安和恐慌。
    在這種情況下，在好戰的英國巴麥尊內閣的堅持下，1857春英國國會終於通過了一個擴大對華戰爭的議案。恰好同年九月，法國政府也以馬神甫事件為借口，以“保衛聖教”為旗號，宣布參戰。
    於是在咸豐七年十一月(1857年9月)，英法聯軍5600多人抵達廣東，準備再次進攻廣州。英國公使額爾金和法國公使葛羅此時聯名向葉名琛發出通牒，要求對“亞羅”號事件和馬神甫事件賠償損失，並進城舉行修改條約的談判，否則將“不得不采取暴力措施來對付廣州”。葉名琛駁斥了英法的無理要求，但表示可以在香港繼續進行談判。而狡黠的額爾金卻謊稱葉名琛無視通牒，隨即再次下令對廣州發起攻擊。
    面對敵人的進攻，葉名琛表現出一如往常的鎮定。他對下屬說：去年英軍之所以一度攻入廣州，後來又被迫退出，說明英軍不能長期占領廣州；據敵情偵察的報告，英國和俄國在克裡米亞的作戰及其在印度的鎮壓兵變中耗損了大量財力、人力，此時也應該沒有能力對中國發動戰爭；他在總督衙門裡建有“長春仙館”，裡面祭祀著呂洞賓、李太白二位大仙，但凡軍機大事他都會向二仙求簽占卜，而他此次占卜的結果是“過十五日後便無事”了。
    初聽之，葉名琛的求仙做法著實讓人覺得既可悲又可笑。可仔細想想，在當時葉名琛之所以把希望寄托在神仙身上，其實也是一種無奈之舉。當時廣東的絕大部分兵力都被抽調去鎮壓太平軍了，英法聯軍此時乘虛而入，葉名琛面臨無兵可派、無險可守、無錢可用的尷尬局面。可即便在這種情況下，葉名琛也還是努力地作了迎戰準備。他再次動用了民團和團練，以此來抵御英法聯軍。隻可惜，戰爭畢竟是一場實力的對抗。盡管葉名琛“沉著”應戰，但終究無法抵擋強大的英法聯軍強攻廣州。1857年11月14日，葉名琛在城破後被聯軍俘虜，隨後被帶往聯軍司令部，後來又移送到一艘英國輪船上。在被押送的過程中，他的隨從曾示意他投江殉國，但葉名琛不予理會，從容登船。此時他仍舊身著朝服，端坐在太師椅之上，威儀不減。他天真地以為會在船上見到額爾金，與之舉行談判。
    可此時的英國公使額爾金不但沒有與其見面的打算，甚至還計劃著把葉名琛送往印度去關押。個中緣由，他在給法國公使葛羅的信中講得非常清楚：“將葉氏留在廣東會使民眾不安分，這也會對重建社會秩序和統治信心不利。”更何況此時英法聯軍也在廣州物色好了一位新的談判代表，即廣東巡撫柏貴。柏貴對外主和，與前英國公使包令等早有往來。當廣州陷落時，柏貴己秘密派人和英法聯軍進行接觸，表示出對葉名琛的不滿，主動要求和談，而這正是英法聯軍所希望的。因此，在略加思考後，額爾金便決定將已沒有利用價值的葉名琛押往印度。
     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