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書對書院的產生，書院的歷史，書院的意義有著很多獨到的見解。書中論述精闢，觀點獨到，繫統而不龐雜，全面而不混亂，處處有令人警醒之語，有令人拍案叫絕之處。

 書院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是鄭州大學吳志遠先生主編的大作，全書共分三個章節，章書院的前身，第二章書院通史，第三章書院整體研究。其中，部分是關於書院文化的整體性研究，對書院概念的產生、書院的產生、書院的影響等做了宏觀而有深度的論述。第二部分主要介時期的書院，如宋代的四大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等）。第三部分是對書院文化的進一步延伸，這一部分探討了書院與政治的關繫、書院的樂學文化、書院的楹聯文化等。 

陳寅恪先生曾指出: “華夏民族之文化, 歷數千載之演進, 造極於趙宋之世”⑨, 而未來中國文化的發展必歸於 “宋代學術之復興, 或宋學之建立”。 宋代學術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由此可窺一斑。書院教育家提出要以聖賢之學為學。 他們首先從教育的目標上力圖改變科舉之弊。 朱熹在 《白鹿洞書院揭示》 後所附跋語中提出恢復 “講明義理” 和 “修其身” 的教育目的。 《白鹿洞書院揭示》集中體現了書院的教育方針、 教育目的和指導思想。 朱熹 “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 , 從五教之目、 為學之序、 修身之要、 處世之要、 接物之要五個方面對書院生徒的思想和行為提出了具體要求。 五教之目是指 “三綱五常” , 為學之序是指 “博學之, 審問之,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 其他如修身、 處事、 接物等都是取聖賢之語, 從道德修身的角度提出要求, 倡導以聖賢之學為學, 摒棄科場惡習。

書院教育家提出學習要熟讀精思, 常疑常新, 注重創新和求真。呂祖謙講學於麗澤書院時, 也特別強調不能人雲亦雲: “今之為學,自初至長, 多隨所習熟為之, 皆不出窠臼外, 惟出窠臼外, 然後有功。”⑩這些都是從求真求實的宗旨出發, 倡導新的學習風氣, 朱熹和陸九淵等一大批碩學巨儒的誕生, 正是這種精神的體現。錢穆認為, “自宋以下一千年的中國, 是平民學者私家講學的中國, 教育權既不屬之政府官吏, 亦不屬之宗教僧侶了”。 宋代書院機制開放, 講會制度是宋代書院開展學術活動的一種頗具特色的制度。一些名師往往受邀講學於多家書院, 學生也可以根據自己的資質、 喜好和學習程度的高低選擇適合自己的老師。 另外, 宋代地方官學一般隻收當地子弟, 而書院在這方面卻沒有設置任何藩籬, 受業生徒不受地域和時間限制, 一些名師碩儒聲名在外, 往往吸引眾多的求知者。這些人來自四面八方, 他們仰慕大師的道德學問, 不避千裡, 會集到書院, 潛心學習, 大多能有所收獲, 有的還因此學問大有長進。 書院的教育沒有時間限制, 受業者若有所得, 便長期或終生追隨授業者,若無所得或對自己的學業有更高要求, 便轉投他人門下, 學習新的學問。 這種自由開放的學風, 使得四方學者得以互相切磋, 聲氣相求,從而為真正的學術思想發展提供了條件。兩宋書院的發展與理學的成長有著密切的關繫。 但是由於書院的官學化和理學的正統化是同時進行的, 書院受官學影響逐漸增加。 當書院漸漸失去自己的特色, 與官學彙為一流而趨於僵化時, 理學卻借助書院的興盛遍地開花。 這既是書院發展的結果, 也是書院繼續發展的障礙。

總之, 宋代書院以探究學問本質為其根本精神, 它對兩宋學術文化的繁榮昌盛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