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與學術的相生相克
（代序）
錢文忠
首先，必須做一個實際上說不明白的說明： 題目裡的“智慧”指的是“東方式的智慧”，而“學術”則指的是“西方式的學術”。然而，即使勉強做了這樣的區分，我也很難寫明白金克木先生這個人。不過，又有幾個人能夠真正地了解金先生呢？想到這點，我也就憑空冒出幾分寫這篇文章的勇氣了。
金先生是在一九四九年前不久，由湯用肜先生推薦給季羨林先生，從武漢大學轉入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繫的。自此以後，季、金兩位先生的名字就和中國的印度學，特別是梵文巴利文研究分不開了。一九四九年以後，隻招收過兩屆梵文巴利文的本科班。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五年的那一班，就是由兩位先生聯袂講授的。餘生也晚，是一九八四年考入北京大學學習梵巴文的，當時季、金兩位先生都已年過古稀，不再親執教鞭了。季先生還擔任著北大的行政領導工作，每天都到外文樓那間狹小的房間辦公；金先生則似乎已經淡出江湖，很少出門了。因此，我和同學們見金先生的機會就遠少於見季先生的機會。
雖說我見金先生遠比見季先生少，但一般而言，卻也要比別人見金先生多一些。我次見金先生，是在大學一年級的第二學期，奉一位同學轉達的金先生命我前去的口諭，到朗潤湖畔的十三公寓晉謁的。當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在東語繫的一個雜志上寫了一篇洋洋灑灑近萬言的論印度六派哲學的文章。不知怎麼，金先生居然看到了。去了以後，在沒有一本書的客廳應該也兼書房的房間裡（這在北大是頗為奇怪的）甫一落座，還沒容我以後輩學生之禮請安問好，金先生就對著我這個初次見面還不到二十歲的學生，就我的爛文章，滔滔不絕地一個人講了兩個多小時。其間沒有一句客套鼓勵，全是“這不對”，“搞錯了”，“不是這樣的”，“不能這麼說”。也不管我聽不聽得懂，教訓中不時夾著英語、法語、德語，自然少不了中氣十足的梵語。直到我告辭出門，金先生還一手把著門，站著講了半個小時。一邊敘述著自己身上的各種疾病，我也聽不清楚，反正好像重要的器官都講到了；一邊還是英語、法語、德語、梵語和“這不對”，“搞錯了”……後的結束語居然是：“我快不行了，離死不遠了，這恐怕是我們後一次見面了。”
當然是我“搞錯了”，難道還是金先生錯不成？但是，當時的感覺實實在在是如雷貫耳，絕非醍醐灌頂。這種風格和季先生大不相同。我年少不更事，不懂得季先生的時間的寶貴，時常拿一些自以為是的破文章向季先生請教。季先生未必都是鼓勵，可是一定會給我開張詳細的書單。有時甚至將我的破文章轉給一些大學者，請他們提意見。有一篇講日本佛教的，季先生就曾經請周一良、嚴紹先生看過。兩位先生還都寫了詳盡的審閱意見，這使我沒齒難忘。不過，季先生和金先生也有一點相同，就是也不管我懂不懂，開的書單也是英語、法語、德語、梵語。隻不過一個是說，一個是寫。
但是，這通教訓倒也並沒有使我對金先生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因為，我再愚蠢也能感覺到“這不對”、“搞錯了”的背後，是對反潮流式的來學梵文的一個小孩子的濃濃關愛。後來，我和金先生見面的機會還很不少。每次都能聽到一些國際學術界的動態，有符號學、現像學、參照繫、格式塔、邊際效應、數理邏輯、量子力學、天體物理、人工智能、計算機語言……這些我都隻能一頭霧水傻傻地聽著，照例都是金先生獨奏，他似乎是從來不在乎有沒有和聲共鳴的。除了一次，就這麼一次，金先生從抽屜裡拿出一本比三十二開本還小得多的外國書來，指著自己的鉛筆批注，朝我一晃，我連是什麼書也沒有看清楚，書就被塞進了抽屜。此外，照例我也沒有在金先生那裡看到過什麼書。幾個小時一人獨奏後，送我到門口，照例是一手扶著門框，還要說上半小時，數說自己幾乎全部的重要器官都出了毛病。結束語照例是：“我快不行了，離死不遠了，這恐怕是我們後一次見面了。”我當然不會像初次見面那樣多少有些信以為真了，於是連“請保重”這樣的安慰套話也懶得說，隻是呵呵一笑，告辭，揚長而去。
慢慢地我發現，除了次把我叫去教訓時，金先生談的主要是和專業有關的話題，還很說了一些梵語，後來的談話卻全部和梵文巴利文專業如隔霄漢，風馬牛不相及，天竺之音自然也再無福當面聆聽了。金先生似乎更是一個“百科學”教授。每次談話的結果，我隻是一頭霧水之上再添一頭霧水。金先生在我這個晚輩學生的心中越來越神秘，越來越傳奇了。
課堂上是多少有點尊嚴的，但是，同學們不時也會忍不住向任課教師、一九六〇級的蔣忠新老師，打聽一些有關金先生的問題；至少在課間，金先生是話題。蔣老師也是一個奇人，他雖然從來不像金先生那樣描述自己身體上的病，身體卻實在是差。給我們上一個學年的課，居然醫生會發出兩次病危通知（後來好起來，現在很健康，前不久我還買到了他和另外兩位老師合譯的《故事海選》）。我跟蔣老師至少學到兩手： 一、評議學位論文“如果世界上真有滿分的話，那麼這篇論文就應該得滿分”；二、鼕天出門前，先將手伸到窗外，試探一下溫度。總之，蔣老師是非常嚴謹的，更不會議論老師。不過，被一群小孩子逼得實在過不了關，也說了一件事。他們念書的時候，主要課程由季先生、金先生分任。季先生總是抱著一大堆事先夾好小條的書來，按照計劃講課，下課鈴一響就下課，絕不拖堂；金先生則是一支粉筆，口若懸河，對下課鈴充耳不聞，例行拖堂。
學生是調皮的，好奇心自然會延伸到想探探祖師爺的功夫到底有多高的問題上來。蔣老師是不會隨便回答這樣的問題的，長篇大論我們也聽不出個所以然來。可是又實在不甘心，變著法要套出個答案來。班上有位姓周的北京同學，是被分配到梵文專業來的，平時多數時間一身軍裝衣鞋不解高臥於軍被裡，要不就苦練吉他。人是聰敏的。蔣老師帶來一盤帶子。放前先說，季先生、金先生都很忙，不宜打擾。這是一盤金先生從前錄的帶子，大家可以學習。金先生的梵文是跟印度婆羅門學的，基本路數和我們中國過去背誦四書五經差不多。帶子一放，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如水銀瀉地般充滿了整個教室，教室裡一片寂靜。我至今記得金先生的吟唱，可是至今無法描繪那種神秘、蒼茫、悠揚、跌宕……
就在這一刻，我覺得自己被吸進了白居易《琵琶行》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作冰不作水，從陳寅恪先生說）下難。冰泉冷澀弦凝絕，疑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帶子放完，課堂裡仍是寂靜。早出聲的是周同學，卻隻有兩個字：“音樂。”
這是我第二次聽到金先生的梵文吟唱，當時想不到，這竟然也是後一次。吟唱後，同學們都垂頭喪氣。我們平時練習十分困難的梵文發音時，周圍的同學都來嘲笑我們，說梵文裡有馬、牛、狗等等所有動物的聲音，還拜托我們不要制造噪音。我們一直認為梵文是世界上難聽的語言。現在我們明白了，為什麼梵文是聖語，為什麼梵文有神的地位。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美啊，“此音隻合天上有”，要怪也隻有怪我們自己實在凡俗。
如今回過頭來看，梵文巴利文這種神聖的語言在今天的末法時節是幾乎不可能存活的。大環境的壓抑，早就使同學喪失了定力。而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則是對一九八四級梵文班同學學習梵文的自信心的一次美麗卻嚴重的打擊。大家不再抱怨什麼了，梵文不僅不難聽，相反她的美麗是那麼地撼人心魂，但是誰都明白了，這份徹心徹肺的美麗又是那麼地杳不可及。一九八四級梵文班過半數同學要求轉繫，就發生在這場吟誦之後不久。今天的結果是，一九八四級梵文班近乎全軍覆沒了。誰也無法，也沒必要為此負責，但是我相信，金先生是預見到了的。
不久以後，我就到德國留學去了。八十年代末回到北大後，又心甘情願地運交華蓋，很快就離開了燕園。當時的情勢和我的心情，或者是幼稚天真的樂觀，使我連和師友告別的念頭都沒有動過。一直到金先生去世，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再也沒有聽到他滔滔不絕的獨自講論，再也沒有聽到他數說自己的種種已有的和可能有的疾病，再也沒有聽到他“我快不行了，離死不遠了，這恐怕是我們後一次見面了”的招牌結束語。
回到南方以後，我還是一直輾轉聽到金先生的消息。知道他一如既往地開講，知道他一如既往地結束。心裡總有一種蔚然的感覺。有一天，聽一位剛見過金先生的朋友說，金先生打上電腦了：“一不留神就寫上萬把字。”不用那位朋友解釋，我就知道這就是原汁原味的金氏話語。心裡更是高興。
金先生的文章也確實越來越多，《文彙讀書周報》、《讀書》隔三差五地發表。思路還是那樣跳躍，文字還是那樣清爽，議論還是那麼犀利，語調還是那麼詼諧。金先生的名聲也隨之超越了學術界，幾乎成為一個公眾人物了。大家喜歡他的散文隨筆，喜歡他的文化評論，其實也就是一句話，被他字裡行間的智慧迷倒了。智慧總是和神秘聯繫在一起的，金先生也就漸漸成了一個文化傳奇。
關於金先生的傳奇在文化圈裡的確很是流行，也頗有些人因為我是學梵文巴利文的，而向我打聽求證。有的傳奇是從金先生用筆名辛竺出版的《舊巢痕》、用本名出版的《天竺舊事》這兩本自傳體著作裡生發出來的，雖然經過了讀者的理解、闡釋、揣測、發揮，多少與實際情況有些出入，總還不算太離譜。不過，盡管這兩本書都由三聯書店出版，而且總的印數也不算少，但是，以我的感覺，真正的讀者恐怕並不太多。大部分是耳食者兼傳播者，而且傳播的程度一般和耳食的程度成正比。我不知道這是否可以算作傳播學的一條規律，好像事實如此。還不僅如此，傳播者的放大功能實在是厲害。個子矮小的金先生經過傳奇放大，竟然使我覺得面目模糊起來了。我就舉兩個傳奇吧。
一個有影子的，當然也不準確，是說，金先生回到國內，工作卻不是那麼容易找。正好某某大學法語教師出缺，當事者久聞金先生通曉多種外語的大名，就想當然地以為金先生自然也懂法語，就給金先生下了聘書。豈料金先生真正是“萬寶全書缺隻角”，偏偏就不會法語。但是，飯碗送上門來，又沒有推回去的道理，更何況金先生還等飯下肚呢？於是，金先生就按照課本，照他一貫的做法開始閉門造車式的自學，保證比聽講的學生領先五到十課。這法語一教就是四年，四年下來，學生固然學會了法語，金先生的法語水平更是理所當然地在學生之上了。我之所以說這個傳奇多少有點影子，首先是因為金先生的確是通法語的。其次，盡管我不知道金先生是什麼時候開始學法語的，但是，我知道金先生很早就通英語、德語、世界語，學會了這些語言，再去學法語，過來人都知道，確實是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的。假使這件事是事實，也不必奇怪。因為，故事發生時金先生已經從印度回國，掌握了梵語巴利語，在上述的情況下學會法語，實在不值得奇怪。如果這也算得上傳奇，端的反而有低估金先生的出人聰明的嫌疑了。
另一個傳奇實在是連影子都沒有了。北大盛產奇人怪人，金先生當然名列其中。不過，落實到具體的事情上，就未必靠得住了。北大是各種詼諧的順口溜的出產地，比如北大有幾怪。完整的忘了，有兩怪卻是記得的：“金克木的手杖，周某某的拐。”後者說的也是一位很受學生尊敬的著名教授，他出門必要像不良於行者那樣夾著雙拐。隻不過，他的雙拐從來不點地，是雙手提著，兩腳卻行走如飛的。這位老先生不服老，經常騎車。這就更精彩傳奇了，雙拐自然不可須臾離身，人在拐在，但要騎車，雙手沒空，好個老先生，居然將雙拐夾在自行車後，在燕園裡飛馳。“金克木的手杖”，則是講金先生的手杖也從不點地，而是擎著朝天畫圈揮舞的。這就靠不住了。我就經常見到金先生仗杖而行，手杖偶爾離地是免不了的，不過，一般確確實實是按照步律點地的。我不敢保證金先生的手杖沒有朝天畫圈的時候，但這種情況肯定是不會多的。手杖偶爾一朝天，就被放大傳播成時時指天，這就像一個人抬起頭做了一件什麼事，或者說了一句什麼話，就被說成是終身替天行道，終究是靠不住的。
有關金先生的傳奇還有不少。在他去世後不久，由三聯書店出版的《孔乙己外傳》也可以當作金先生的自傳，很是有趣，但也委實並不好讀好懂，一如既往地撲朔迷離，時幻時真。“說了白說”、“白說也說”，再加上欲語還休的蘊藉，我想，這本書和它的作者是注定難逃被索隱的宿命的。金先生的舊傳奇會流傳，新傳奇會湧現，舊傳奇會披上新衣，新傳奇會蒙上舊顏。循環往復，終究難得止時。
既然迷倒了，也就顧不上那麼許多。在公眾眼裡，一個學者的名聲超越了學術界，有了不少傳奇如影相隨，那麼此人渾身上下揮發出來的全是智慧，似乎也就和學術沒有什麼關聯了。至少不必費心去考量他的學術，更不必說體察他的智慧和學術的關繫了。
身為晚輩，倒也忝列金先生同行的我，卻不願、不敢也不能持這種看法。我們在仰望、贊嘆金先生的智慧時，不應該淡化乃至忘卻和他的智慧密不可分的他的學術。自然，金先生有智慧，這有與生俱來的成分，也和他特殊的生活閱歷人生體驗有關繫，但是，金先生何以有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智慧，一句話，他的智慧何以洋溢著攝人心魂的神秘？要回答這個問題，畢竟還是要好好想想他的學術的。
這裡不是介紹或評述金先生的寂寞的學術的地方。就一個大學者而言，固然一字一語、一行一動無非學術。但是，世俗卻總是要做“分別”的。就隨順世俗吧，按照眼下通行的規矩，金先生的幾十部書中至少有三本是差不多可以算“學術著作”的： 《梵語文學史》、《印度文化論集》、《比較文化論集》。還有幾種翻譯，除了合譯的，金先生自己單獨譯的有： 《古代印度文藝理論文選》、《印度古詩選》。對了，照學術規範，盡管是從沒有幾個人懂的梵語翻譯的，盡管是選過的，翻譯也總是不能作數的。那麼也沒有辦法可想。我之所以這麼勉強，是因為我知道，如果按照被奉為圭臬的某某國某某大學的論文寫作規範手冊（有沒有人認真讀過，我是很懷疑的，區區倒是因為想搞明白究竟何為規範，很是啃了一下的），金先生的書大概是當不得“學術著作”這四字真言的。
與金先生風行於世的散文隨筆、詩歌小說、文化評論相比，他的帶有濃郁的東方智慧色彩而肯定不符合時下流行的西方學術規範的學術著作，注定是寂寞的。這不是曲高和寡的問題，而是時代的宿命，是難逃的“劫波”。寂寞就寂寞吧，金先生這樣明白的人是不會在乎的。
我的一位老師，一九六〇級梵文班學生中纔之一，去拜訪金先生。金先生突然問他：“我的書，你們能讀懂嗎？”拜訪者敬謹答曰：“有些能，有些不能。”
金先生斷然說道：“你們讀不懂，我不是搞學術的，我搞的是××。”拜訪者愕然。後來有一天，這位老師將金先生的這句話告訴了我。我是知道這“××”的。我當然也是愕然。先不說智慧吧，智慧是要隨人而去的，繼承或學習前人的智慧是可笑的誑語。那麼，金先生自己可以不承認，但我們卻不能就因此而否認的金先生的學術呢，恐怕是要被遺忘的吧？至於金先生自己所說的“××”呢，更是注定要湮滅的吧？
每每在夜深人靜寂然獨坐的時候，胸間腦際都會無來由地湧上這些飄飄忽忽卻勾人魂魄的問號，我的心就陡然一緊。看看窗外，夜也更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