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山02：去國還鄉卷首語 
左  靖
卷一專題去國還鄉
1.我們需要農村，農村需要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到農村去”運動的歷史回顧與現實思考
 錢理群
2.失敗是不算數的——2012碧山計劃雜記
孫雲帆
3.郝堂素描 
 潘思雨
4.精神返鄉：渠岩與許村的故事 
 梁  莉
5.人與土地?失落的優雅 
阮義忠
6.作為社會的一面鏡——美濃黃蝶祭的時代脈絡
劉逸姿
7. 重嘗大地的醍醐味——日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紀行
林小熏
碧山刻記

卷二  行動民藝
1.黟縣百工（二）
 王玲玲
卷三  傳承與表現
1.關於《芥子園山水卷》
  徐  冰
2.二十四節氣?時與地
邱志傑

卷四  鄉土建築與保護
1. 從一個血緣村落看宗族制度在宗祠建築上的體現（上）  李秋香
2.家庭式實踐——慶興樓保護發展的循序漸進之道 徐軼婧

卷五  故土殘調
1.誰的鐘鼓樓
 宋壯壯

卷六  讀影
1.鏡頭敲開記憶之門
吳文光

卷七 品書
1.《這個世界會好嗎》如何完成的 
艾  愷

整個寒假，我都在讀一個人，一本書。套用時下流行的語言，這個人也許可以算得上是『社會學史上的失蹤者』了。讓我感到驚奇的是，對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風起雲湧的鄉村建設，此人指出，『在現在這種農村運動已經成為一種時髦的時候，我願意誠懇地指出，就是中國農民的生計問題，不是現在各地的農村運動所能解決的。假如現在還有人迷信農村運動，可以解決中國農民的生計問題，將來一定會失望，會悲觀』。
雖然，鄉村建設的內容並非隻有『生計問題』，但他說得基本沒錯。回顧自上個世紀初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到農村去的歷史，不難看出，從早期的山西村制改革，到定縣、鄒平、徐公橋、無錫等地的實驗，再到後來『偉大領袖』號召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直到國內環境出現突變，或是政治人物、政策性導向發生變化而使『運動』戛然而止，整體來說，似乎除了留下一些可資推崇的精神遺產外，所謂的『到農村去』運動實於改變農村本身並無多少建樹，有的甚至還給整整一代人帶來了災難。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當代鄉村建設運動仍會重蹈先行者的覆轍？有意思的是，知識分子對當下農村的描述，已經從過去的『農村破產』變為『鄉村凋敝』。在城鄉關繫仍舊如此緊張的今天，鄉村建設在一邊倒的利益訴求下究竟還有多少改良的空間？鄉村建設難道隻是中國知識分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道德心結嗎？
《碧山》準備用兩輯的篇幅來探討這個問題。作為統領整個專題的文章，錢理群先生的《我們需要農村，農村需要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到農村去』運動的歷史回顧與現實思考》是一篇十多年前的舊文，但文中所述的歷史回顧與現實思考對於今天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仍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也許錢先生已經預見了這十多年來鄉村建設在中國的蓬勃發展，不管怎樣，他所提倡的『低調的、理性的理想主義』，不啻是一種腳踏實地、正視現實的選擇。
《失敗是不算數的：2012碧山計劃雜記》則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視角。在這篇多少帶有一些《紐約客》風格的文章裡，孫雲帆始於懊惱但終於饒有興致地記錄了其參與黟縣攝影節和碧山豐年慶的『失敗』經過，中間看似『走神』的對鄉村現像的描述反倒讓人眼睛一亮，並在最後不計『前嫌』地和我們分享了美國的經驗。作為當事人之一，我深諳所謂『失敗』的緣由。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時運不濟的結果，但事實上，這無非是『事有必至』的『理有固然』罷了。我以為，這個結果並非那麼壞，從某種意義上，這反倒為我們規避了儀式的煩瑣，從而直接切入了自由交流的主題。如果說有缺憾的話，那就是，一堵高牆業已砌就，我們在牆這邊，村民在牆那邊。當然，這肯定是致命的。
《郝堂素描》和《精神還鄉：渠岩和許村的故事》出自潘思雨和梁莉兩位尚在高校的青年學子之手。在她倆的筆下，孫君和渠岩，兩個對歷史文化高度敏感，以及有著一技之長優勢的藝術家，他們從事鄉村建設的著手點不約而同地是從鄉村規劃和老屋重建開始的，或許有時你會出現幻覺，我們與村民以及當權者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美學上的分歧。對於孫君和渠岩而言，用符合當地農民和政府思維的語言進行工作，加上當地文化精英的支持，做一個『深入式、扎根式』的鄉建工作者，幾年下來，春風化雨，鄉村建設完全是一個可為且能為的事業。
本輯文藝鄉建的視野還涉及了臺灣南部美濃的『黃蝶祭』和日本越後妻有的『大地藝術祭』，讓我們看到了文化和藝術在鄉村重建中的作用與力量。
前面提到的那個『社會學史上的失蹤者』，他叫吳景超，歙縣人，我的徽州鄉賢。在今天鄉村建設似乎也成為一種『時髦』的時候，吳先生，作為梁漱溟先生的對立面，讀一讀他的書很有益處。但我們不能因為『失望』和『悲觀』，就停止腳下的步伐。從本輯文中介紹的那些行動者來看，其實天下事尚可為。認識你腳下的土地，與認識你自己一樣重要。成為一位改良主義者的同時，也並不妨礙你成為一位個人主義者。救活鄉村，其實就是救活自己。去國還鄉，在我看來，正是走在尋找我們傳統家園的路上。我們的家園在哪裡？最重要的還是在每個有著傳統文化精神且富有創造力的人身上。去國還鄉，實際上是在尋找我們自己，隻要前僕後繼的人還在，我們的家園就不會消亡。
2013年3月10日於北京

所有作者和他們所從事的項目以及撰寫的文章都令我們深深感受到：我們正處在傳統和現代交界的斷裂帶上，時時面臨"文化地震"導致"心理坍塌"的風險。類似一個繫統工程，它築壘起一座橋，讓我們可以遠離這個斷裂帶，並且勇敢地跨過去，從過去的歲月寶庫中努力尋找，似乎能發現一把金鑰匙，幫我們找到解決文化認同與自我認同等問題的答案。
－－新浪安徽
在看到《碧山》這本小書的時候，就是此種感覺。隻看它的封面設計和它的欄目設置，就自有一種舊文人的雅致趣味。
－－新疆網原創
今天，我們的教育還有在古代書院中曾經存在的獨立精神嗎？《碧山》嘗試描述在中國書院傳統的*影響下，東亞的書院的辦學特點、學術旨趣和社會影響。更以一個地域（閩地）乃至一個更小的地理單位（安徽徽州）為例，討論唐宋至明清書院的類型、功能；學派學風形成、消長；學術師承、流布；“官學化”及其與科舉的關繫，等等。
－－惠州日報
我們正處在傳統和現代交界的斷裂帶上，從過去的歲月寶庫中努力尋找，也許能幫我們找到解決文化認同與自我認同等問題的答案。
－－河北青年報

我們需要農村，農村需要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到農村去”運動的歷史回顧與現實思考              錢理群
編者按
本文是錢理群先生2001年11月為“西部陽光行動”青年志願者進行的一場講座的談話稿。文章重點梳理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五次“到農村去”的運動。錢先生在文中點出，中國知識分子需要農村更甚於中國農村需要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前赴後繼前往農村真正的內在動因，是為了尋找自己的生命之根。而必須要思考的是，為什麼知識分子代代下鄉，農村落後與貧窮的狀況卻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征得錢先生同意，文章收入《碧山02》。由於原文較長，限於篇幅，本刊進行了刪節，敬請作者和讀者原諒。
也許是因為我研究現代文學與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看到諸位，就覺得似曾相識。你們的言談，說話的姿勢，眼神裡流露出的熱情與困惑，初到農村時的驚喜，第一次走進農民的小屋不知如何交談的窘態，工作無法深入時的焦慮與無休止的競爭，平靜下來的自我反思與質疑等等，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上都曾出現過，而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身影。這裡有著一個代代相傳的精神譜繫，一個持續了一個世紀的“到農村去”的運動。
五四的先驅者是第一代；三十年代的共產黨人與鄉村建設派是第二代；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是第三代；建國後我們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是第四代；“文革”中的知識青年是第五代。而今天的你們，是第六代。我們不得不思考，整整一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國青年可以說是“前僕後繼”地奔赴農村，走向民間。這是為什麼？另一個重要現像是，盡管知識分子每一次到農村去，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這樣的影響大都是“雨過地皮濕”。於是，幾乎知識分子每一代人的下鄉，都要面對前一代人所面臨的幾乎相同的問題，即中國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落後與貧窮狀況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這又是為什麼？
一、 一個世紀五代人的“下鄉運動”
（一）五四時期：李大釗的《青年與農村》和新村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核心是“人的覺醒與解放”，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婦女、兒童與農民的獨立價值的發現與肯定。魯迅後來曾說：“我生長於都市的大家庭裡，從小就受著古書和師傅的教訓，所以也看得勞苦大眾和花鳥一樣。有時感到上流社會的虛偽和腐敗時，我還羨慕他們的安樂。但我母親的母家是在農村，使我能夠間或和許多農民相親近，逐漸知道他們是畢生受著壓迫，很多痛苦，和花鳥並不一樣了。”“五四”的先驅者們已經意識到，農民不是“花草”，而是有自己的價值，有自己的要求的獨立的“人”。
而從民族解放的角度來理解農民解放的代表是李大釗。他在《青年與農村》中指出，作為中國大多數的農民如果不解放，就是國民全體不解放，而要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社會，知識階級就要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由此他發出“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去”的號召，並在文中提出了三條理由。第一條，是農村黑暗的現狀。“一般知識階級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專想在都市上活動，都不願回到田園；專想在官僚中討生活，卻不願再去工作……把那清新雅潔的田園生活，都埋沒在黑暗的地獄裡面，這不就是我們這些怠惰青年的責任，哪個的責任？”而第二個理由，在於立憲。“立憲的青年呵！你們若想得個立憲的政治，你們先要有個立憲的民間；你們若想有個立憲的民間，你們先要把黑暗的農村變成光明的農村，把那專制的農村，變成立憲的農村。”如果農村沒有開發，農民沒有覺悟，沒有自由的判斷力，如果真的實行普選，那些“練習了許多的詭詐的手段”的城市流氓，那些“積下了許多的罪孽金錢”的城市強盜，就會來騙“他鄉裡的父老”，如果把這些人選上了，“立憲政治、民主政治，那有絲毫的希望？”
再來看他的第三條理由，是鄉村的幸福。他說，“農村中很有青年活動的餘地，並且有青年活動的需要，卻不見有青年的蹤影”，“在城市裡漂泊的青年朋友呵！你們要曉得，城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裡有許多幸福……城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村中的活動，全是人的活動；都市的空氣污濁，鄉村的空氣清潔。你們為何不趕緊收拾行裝，清結旅債，還歸你們的鄉土？”李大釗對農村的理想化，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現代都市文明的反感，同時也受到了拋棄家庭幸福，跑到鄉下農村宣傳人道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俄國民粹派的影響。俄國民粹派對中國“到農村去”運動有積極的影響，但其也造成了對農村與農民的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