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學在20世紀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是*近幾十年來，這種變化更為顯著，波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強與國際學術界的對話和交流，與一流學者、學術機構和學術雜志直接聯繫、對話和合作。《新史學》輯刊便為國內學者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臺，所選學術作品都是來自國內外一流學者的優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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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學(第10輯):古代科學與現代文明》主要內容包括：古代對歷史用途的看法、古代科學與現代文明、“過度專業化”與科學史的閱讀危機、歷史的意義、歷史主義的理論結構與演變、古斯塔夫·德羅伊森《歷史知識理論》的新版本、布克哈特：政治觀點和在後現代主義邊界上的歷史洞察力等，供相關讀者閱讀學習。

陳恆，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副院長。耿相新，男，1964年6月生，198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參加工作，現任全國優秀出版社大像出版社總編輯、中共大像出版社支部書記。自1988年以來，耿相新同志策劃、責編、主編的圖書9次獲得*大獎，11次獲得省級獎。獲*大獎的9種分別為：2004年責編的《鄧小平手跡選》獲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特別獎；2004年主編的《尋根》雜志獲第三屆國家期刊獎提名獎；2003年責編的《朱仙鎮木板年畫》獲第二屆全國優秀藝術圖書獎二等獎；2003年策劃的《中國邊疆通史叢書》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2002年策劃的《中國邊疆經略史》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一本好書獎；2002年主編的《尋根》雜志獲第二屆國家期刊獎社科重點期刊獎；1994年責編的《安陽殷墟青銅器》獲1992-1993年全國古籍優秀圖書獎；1992年責編的《中國史書目提要》獲1988-1991年全國古籍優秀圖書獎；1992年責編的《中國儒學史》獲1988-1991年全國古籍優秀圖書獎。此外，2005年責編的《天邊的彩虹》獲“中國美圖書獎”。耿相新總編是河南省同時獲得*三大獎的出版工作者。

古代科學與現代文明

古代對歷史用途的看法

古代科學與現代文明

“過度專業化”與科學史的閱讀危機

史學史與史學理論

歷史的意義

歷史主義的理論結構與演變

過去七十年的意大利文藝復興研究——英美和意大利學術中的人文主

義、社會史和近代早期

何為書籍史？

古斯塔夫德羅伊森《歷史知識理論》的新版本

布克哈特：政治觀點和在後現代主義邊界上的歷史洞察力

納粹德國的流亡歷史學家：對民主制的諸種政治態度

從季門傳承來管窺德國和中國印度學的源流

專題研究

馬鈴藷如何改變了世界歷史

阿姆撒爾解讀

開普敦種族問題新探

論荀或與曹操集團的關繫

朱熹《家禮》的刊刻與版本——迄至《性理大全》本

近世儒教的祭祀禮儀與木主、牌位——朱熹《家禮》的一個側面

講壇

社團與饋贈：羅馬帝國城市生活新探

文獻與史料

古典世界的貨幣及其價值

婦女史和家庭史

接下來是婦女史及與婦女史密切相關的家庭史。1973年，朱利亞奧法奧蘭（Julia O'Faolai）和勞羅馬丁內斯（Lauro Martines）合編了一部從古代一直到19世紀早期歐洲人論述婦女的文集。該文集取名為《不是按照上帝的形像》（Not in God’s Image）。他們評注和輯錄了從中世紀晚期到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的文獻，著重強調婦女是一個“屈從的性別”，她們屈從於男人和由男人們創造的壓迫性法律和習俗。奧法奧蘭和馬丁內斯還指出：“婦女接受了這種地位以及維持這種地位的種種規定。”除婦女受教育的機會有所增加外，奧法奧蘭和馬丁內斯並不認為文藝復興時期婦女的處境好於人類歷史上的其他時期，一切都是壓迫和屈從。

1977年，史學家瓊凱利-加多爾發表了一篇文章《婦女有一個文藝復興嗎？》，題目極具挑戰性。文章主要依據對中世紀優雅愛情文學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優雅文學，特別是卡斯提利奧內（Castiglione）《廷臣論》的比較，得出了一個響亮的答案：“沒有。”在凱利一加多爾看來，“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所有進步——原始資本主義經濟、圍家和人文主義文化——共同把貴族婦女塑造成了一種美麗的玩物：端莊、貞潔、對丈夫和君主雙重依賴”。她還在別處指出，文藝復興時期的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對婦女的反面影響程度之大足以令我 們說，婦女——至少文藝復興時期的婦女——沒有一個文藝復興”。

凱利一加多爾的文章常常被看作文藝復興時期婦女研究的起點。然而，轉向婦女史研究的趨勢可能更早就開始了，它受到了兩股外部資源的推動：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從事人文學研究的女性學者越來越多，以及20世紀社會晚期，反對歧視婦女的意識的覺醒。這促使人們探究過去的婦女是如何處理類似問題的。如今，對文藝復興時期婦女和家庭的研究是女學者和男學者共同參與的一項重要活動。

起初，學者們同意凱利-加多爾的意見。他們發現，在社會、政治和思想方面，文藝復興時期對婦女而言都是一個倒退時期。學者們爭論說，男人主宰了婦女的生活，婦女被褫奪了繼承財產和接受教育的權利；如果婦女獲得了拉丁語知識，就會被看成怪異的另類；她們被限制從事職業性的學術研究活動。

在初的研究熱潮之後，對文藝復興時期婦女的研究已經變成了一項涉及婦女生活各個領域的廣泛研究。學者們試圖理解婦女在各種環境中的角色。婦女在家庭內和家庭外有多少權利？她們接受的是哪種俗語（白話）和拉丁文（文言）教育？她們在勞動力大軍中扮演什麼角色？借助豐富的私人和政府檔案，學者們試圖理解已婚婦女、獨身婦女、寡婦，甚至是妓女（假如她們寫詩的話）的生活。學者們描繪了一個更細致的圖景：妻子、母親和修女並不總是遵守壓制性的規訓(discipline)；她們也是工作場中的一股力量；許多婦女是著作家、藝術家和財產擁有者；她們有法律人格，雖然低於男人，但仍受到了法律的認可。

在20世紀90年代，婦女史家口益使用一個被稱為“性別”( gender)的分析範疇。他們試圖理解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和法律狀況如何建構了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身份，也就是所謂的“性別角色”(gender roles)。根據這一研究路徑，男子和女人在某些方面之所以行為各異，並非由於他們之間固有的差異；相反，政治、宗教信仰和社會狀況、工作場所的結構以及地方法律創造出了對於男人和女人不同的期望、規則和模式，人們期望他們遵守而且通常也確實被遵守了。此類歷史分析使史學家能夠考慮到在不同場合裡婦女生活的真實差異。在文藝復興時期，婦女並不甘心遵從性別角色，研究業已發現了很多這樣的例子。

大衛赫爾利( David Herlihy.1930-1991)和馬格麗特金(Margaret L.King)分別於1985年和1991年對凱利一加多爾提出的問題進行了更細致的回答：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或其他地方的婦女並未逃脫男性社會強加於她們的、常常是嚴厲的社會處境和限制，在這方面她們與其中世紀姐妹毫無二致；但她們的確發展出了一種更為強烈的自我意識，並展現出了一種巨大的思想和精神成就，我們可將其稱之為個人主義和自我實現。②為了創造文學和藝術作品，一些婦女超越了限制，此類婦女的數量令人喫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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