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晚明大變局》這本書,並非心血來潮。大約十年前,我在《解放日報》的學術版發表一篇幾千字的文章,題為《晚明的大變局》,主旨是:近來人們常說“晚清的大變局”,殊不知,晚明也有大變局。希望引起人們的注意。但這篇文章似乎沒有什麼反響,於是我立志要寫這樣一本《晚明大變局》。這十年間,閱讀、收集各種史料,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增補自己已有的認知,逐漸集中於六個問題,也就是諸位現在看到的,本書的六個章節。從各章的標題可以約略看到各個方面的“大變局”:“海禁—朝貢”體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貿易的漩渦;江南市鎮:多層次商品市場的高度成長;思想解放的浪潮;西學東漸與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新氣像:文人結社與言論。
晚明的大變局自然不是中國內部悄悄發生,而是有世界背景的,或者說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蕩下逐漸顯現的。
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世界歷史出現了大變局,歷史學家稱為地理大發現時代,或大航海時代。歐洲的航海家發現了繞過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國的新航路;越過大西洋,發現了美洲新大陸。這些發現,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西方歷史學家把它作為中世紀與近代劃分的裡程碑。這一轉折,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初露端倪。從此,人類的活動不再局限於某一個洲,而是全球各大洲;人類的視野不再是半個地球,而是整個地球。中國當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葡萄牙人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占領印度西海岸的貿易重鎮果阿、東西洋交通咽喉馬六甲,以及香料群島,從1524年(嘉靖三年)起,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走私貿易。當他們獲得澳門貿易的許可後,澳門開始成為溝通東西方交往的商埠,把中國市場卷入全球貿易網絡之中。澳門—果阿—裡斯本之間的遠程貿易,澳門—長崎貿易,澳門—馬尼拉貿易,輸出以絲貨為主的中國商品,輸入以白銀為主的外國商品,人們概括為“絲—銀貿易”。
西班牙人到達美洲以後,繞過美洲南端,橫渡太平洋,來到菲律賓群島。1580年(萬歷八年)以後,西班牙的馬尼拉當局,為生絲、絲織品、棉布等中國商品找到了一條通往墨西哥的貿易航路——太平洋絲綢之路,這就是馳名於歷史,持續兩百年之久,溝通菲律賓馬尼拉與墨西哥阿卡普爾科之間的大帆船貿易。聲名遠揚的“馬尼拉大帆船”,運去的是以絲貨為主的中國商品,運回的是墨。
無論是葡萄牙、西班牙,還是後來的荷蘭,在與中國的貿易中,始終處在逆差之中。正如德國學者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所說:“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納貢’”;“‘中國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後果是,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制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因此,正如印度總是短缺白銀,中國則是重要的白銀淨進口國,用進口美洲白銀來滿足它的通貨需求。美洲白銀或者通過歐洲、西亞、印度、東南亞輸入中國,或者用從阿卡普爾科出發的馬尼拉大帆船直接運往中國。”根據他的研究,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美洲生產的白銀30000噸,日本生產的白銀8000噸,終流入中國的白銀達到7000噸至10000噸,約占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有的學者認為,通過貿易渠道,全世界白銀的一半終流入中國。不管具體數據有什麼差異,巨額白銀流入中國流入中國是確鑿無疑的,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它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輝煌。
在全球化貿易浪潮頻頻襲來之際,大明王朝的統治者依然沿襲著開國璋制定的海禁政策,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與外國商人貿易。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下,貿易雙方都不遺餘力地衝擊這條禁令,東南沿海走私貿易非常興旺。走私與海禁較量的結果,終於使得統治集團明白,時代的潮流不可阻擋,海禁政策已經不合時宜年(1567),福建巡撫塗澤民上疏,請求朝廷開放海禁,準許人民前往東西二洋貿易。朝廷權衡利弊得失之後,批準了這個建議。在東南沿海的港口,設立海關,向從事對外貿易的商船征收關稅,使得“私販”轉化為“公販”,走私貿易轉化為合法貿易。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轉折,顯示了晚明時代對外開放的胸襟。
各種力量的作用,鑄就了晚明對外貿易的輝煌。正如全漢昇所說:“中國的絲織工業,因為具有長期發展的歷史背景,技術比較進步,成本比較低廉,產量比較豐富,故各種產品能夠遠渡太平洋,在西屬美洲市場上大量廉價出賣,連原來在那裡獨霸市場的西班牙絲織品也要大受威脅。因此,當西班牙帝國自歐洲本部擴展至美洲和菲律賓後,中國絲貨的輸入美洲,竟引起西班牙國內絲織業者與海外殖民者間的嚴重衝突。這一事實告訴我們: 在近代西方工業化成功以前,中國工業的發展,就它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來說,顯然曾經有過一頁光輝燦爛的歷史。”
而創造這一頁光輝燦爛歷史的正是晚明的江南,具體地說,是江南的絲綢業市鎮。太湖流域的絲綢業市鎮,其四鄉以出產一生產優質生絲而聞名於世,統稱為“湖絲”,它的著名brand“輯裡絲”(七裡絲),就是以南潯鎮的輯裡村(七裡村)為中心的地區出產的“湖絲”,在國際市場上享有極高的聲譽,成為各國商人爭購的搶手貨。用這種“湖絲”織成的各色綢緞,也是行銷海內外的名牌產品。或者從福建的月港銷往馬尼拉,再由馬尼拉大帆船橫渡太平洋,運往美洲;或者從澳門銷往印度的果阿,再轉銷歐洲。外銷商品中,僅次於絲貨的棉布,主要產地也在江南,江南的棉布業市鎮出產的精品棉布,號稱“衣被天下”,不僅行銷全國,還遠銷海外。1580年代至1590年代,中國商人運往馬尼拉的商品,排在首位的是生絲、綢緞,其次就是棉布、夏布。中國的棉紡織品還由馬尼拉大帆船運往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早在16世紀末,中國棉布已在墨西哥市場上排擠了西班牙貨。1600年,從澳門開往日本長崎的葡萄牙商船運去3000匹棉布,見於博克瑟(C.R.Boxer)的著作。其實,中國的徽州海商,早已從寧波走私棉布前往日本。刊印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籌海圖編》就已記載,運往日本的中國商品,位是生絲,第二位是絲綿,第三位就是棉布。而這些棉布的產地就是江南的棉布業市鎮。
隨著歐洲商人的步伐,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來到中國,通過澳門這個渠道,進入中國。他們在傳播天主教的同時,傳播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科學文化,不僅使得中國在文化上融入世界,“西學”以前所未見的巨大魅力,深深吸引一大批正在探求新知識的士大夫們,短短幾年,就掀起了西學東漸的高潮。無怪乎西方學者把利瑪竇稱為“科學家傳教士”,中國士大夫則把他叫作“西儒利氏”。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中國知識線與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佛學傳入對於中國文化影響之深遠,人所共知;而明末西學東漸的影響可以與之媲美,或許更勝一籌,使得中國人看到了歐洲先進的天文歷算、數學物理、農田水利、機械制造等領域的新知識。
在耶穌會士的影響下,中國人開始真切地了解世界,湧現出代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 瞿汝夔、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王徵、方以智等,他們與耶穌會士合作編譯各種歐洲科學著作,向國人普及新的科學理念,一時間鑽研西學蔚然成風。裴化行神父在《利瑪竇神父傳》中說,16世紀的中國出現了一場文化倫理革命,其先鋒“並不是出國考察者,因為誰也不能走出帝國之外去異邦尋求這些新科學,他們隻是譯者或編者,是他們讓讀者得以接觸外來的著作”。他推崇瞿汝夔“把西方文明的成就繫統引入遠東世界”;贊揚與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的徐光啟,可以和英國人文主義純淨的代表人物托馬斯?莫爾相媲美。徐光啟起用耶穌會士修訂歷法,編成《崇禎歷書》,吸收歐洲先進的天文學知識,使中國傳統天文學轉型,開啟了中國人認識宇宙的新階段。李之藻把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刊刻出版,並且加上許多文字說明,打破了中國傳統的“天圓地方”的觀念,讓中國人認識到人類居住的地方其實是一個圓球,中國隻是地球的一小部分。從艾儒略的《職方外紀》,人們知道了地球上有五大洲,大大開拓了士大夫的眼界,改變了中國人的世界觀。
崇禎五年(1632)浙江寧波的天主教把中國與歐洲相比較,感慨繫之:“天載之義,格物之書,像數之用,律歷之解,莫不窮源探委……則我中土之學問不如也”;“自鳴之鐘,照遠之鏡,舉重之器,不鼓之樂,莫不精工絕倫,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賈萬國,五金山積,我中土之富饒不如也”。人們在驚訝之餘,不能不反思,以老大自居的天朝,應當急起直追了。
西學東漸的成功,還得歸功於晚明社會提供了一個寬松的接受氛圍。周振鶴教授說,此次天主教來華的運氣比較好,客觀環境正處於晚明“天崩地解”時代,有利於基督教義的傳播。王陽明心學的興起,大大解放了讀書人的思想。思想愈解放,就愈需要新的資源。天主教傳教士的傳教活動除了其他吸引力,新鮮感本身就是一種號召。晚明的中國大環境讓傳教士們感覺到如魚得水。
王陽明思想的精髓,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話來概括:“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他認為,學問是天下的公學,不是朱子可以私有的,也不是孔子可以私有的,拒絕拜倒在聖賢和經典的腳下。明中葉思想界沉悶而無新意,科舉取士都以宋儒朱熹對儒家經典所作的注釋作為考試的標準答案,士子們沒有自覺、自由的思想。王陽明的大聲呼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此後,人纔輩出,都以追求思想自由為旨歸,形成波瀾壯闊的個人主義與博愛主義的思潮。
王陽明的大弟子王畿,把師說發揚光大,主張學貴自得,“不從人腳跟轉”。王門的另一大弟子王艮,高唱“六經皆注腳”。所謂“六經皆注腳”,顧憲成把他解釋為“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從儒家經學的正統立場來看,這顯然是大不敬。但是那種“原教旨主義”,使得人們的思想僵化,隻知背誦教條,人雲亦雲。要想打破牢籠,自由思想,“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是必然的選擇。經典的生命力就在於與時俱進,不斷賦予新的解釋,為我所用。王門後學宣揚“不從人腳跟轉”、“六經皆注腳”,被正統派視為“非聖人之道”,斥為“異端”。王艮反唇相譏:“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與“非聖人之道”的衡量標準唱反調,主張“百姓日用”纔是衡量是否“異端”的標準。李贄也被貶為“異端”,他的應對策略更為巧妙、機警,揚言說,既然假道學把我看作“異端”,索性以“異端”自居,我行我素。他著書立說,大膽地責問: 為什麼千百年來無是非?答案隻有一條:“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振聾發聵,令思想界“莫不膽張心動”。
衝破思想的桎梏,掙脫名教的牢籠,思想解放的浪潮滾滾而來,思想界流派紛呈,講學之風盛行,互相辯駁詰難。有了這樣的氛圍,使得西方科學文化得以順利地傳播、弘揚,培養出了一大批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
一個啟蒙時代來臨了。
更多的士子、文人有了自主意識,文人結社蔚然成風。在經濟文化為發達的江南,湧現出許多文社,其中以常熟的應社、松江的幾社和活躍於江南的復社為有名,影響所及,遍於全國。學人們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暢所欲言地交流心得,無所顧忌地高談闊論,成為晚明社會一道明麗的亮色。復社鼎盛時期,擁有三千多成員,遍布全國各地,主要集中於太湖周邊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嘉興、杭州、湖州等為富庶的七府之地(有一千二百多人),其中又以蘇州府為多(有五百多人)。崇禎六年(1633)春,復社在蘇州虎丘舉行大會,盛況空前,陸世儀《復社紀略》寫道:“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臺,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絲織。遊於市者,爭以復社會命名,刻之碑額。觀者甚眾,無不詫嘆: 以為三百年來從未一有此也!”豈但三百年來所未有,此後也不曾再有,簡直是,令人嘆為觀止。
德國學者耶格爾(Friedrich Jaeger)在《德國歷史中的記憶文化》中,意味深長地指出:“歷史意識並非隻瞄向過去,歷史恰恰是為了未來而回顧往事。”提出晚明的大變局,並不是故意聳人聽聞,而是希望人們放寬歷史的視野,回過頭去看一看16世紀至17世紀的中國曾經發生的巨變,不僅對於重新評估晚明史,而且對於看清近代史以及當代史,都有莫大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