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導讀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左傳》001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年—莊公三十二年）
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名有五，有信，有義，有像，有假，有類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師克在和，不在眾
苟信不繼，盟無益也
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
並後，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妖由人興也
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
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年—僖公三十三年）
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宴安酖毒，
不可懷也
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遝背憎，職競由人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師直為壯，曲為老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
不武
輕則寡謀，無禮則脫
文不犯順，武不違敵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文公六年—成公十八年）
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
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欲勇者賈餘餘勇
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
信以行義，義以成命
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
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
為也
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
唯聖人能外內無患

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年—襄公三十一年）
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讓，禮之主也
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
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
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

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年—昭公三十二年）
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不義而強，其斃必速
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
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
不道，不共；不昭，不從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從善如流，下善齊肅
數典而忘其祖
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
為罪滋大
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
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
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
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
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
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年—哀公二十七年）
大事奸義，必有大咎
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
困獸猶鬥，況人乎
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
人各有能有不能
尤人而效之，非禮也
三折肱知為良醫
富而不驕者鮮，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
是其禍也
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
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導讀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左傳》

《左傳》的全名為《春秋左氏傳》，又稱《左氏春秋》。《左傳》既是一部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闡釋《春秋》微言大義的思想著作。《春秋》為中國最早的編年史，記載了魯國前722年）至哀公十四前481年）二百四十多年間的史實，相傳為孔子所修。《春秋》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但它僅以簡括的歷史大綱記下事件，精微的義理、復雜的史事都不易領會。《左傳》則是以完整的結構、詳細的敘事及生動的筆法來闡釋《春秋》。《左傳》與《公羊》、《谷梁》合稱三傳，與《春秋》互為表裡，三傳的內容主要在於解釋《春秋》的經文。不過，《左傳》除了側重歷史敘事外，有時也與《公羊》、《谷梁》一樣解釋經文的意義，因此，《左傳》可以說是結合了“以史傳經”與“以義傳經”的特點。
一、《左傳》的作者
《左傳》的作者歷來爭議頗多，主要有兩派說法，一派沿襲司馬遷《史記》之說，認為《左傳》的作者為魯君子左丘明，漢、魏之人如班固、杜預，對此均無異說。不過，到了唐代，反對《左傳》的作者為左丘明的看法開始出現，唐人趙匡首先懷疑《左傳》並非左丘明所作，左丘明應該是孔子之前的賢人，如周文王時史官史佚、商朝賢史遲任之流。宋鄭樵認為《左傳》裡敘述晉國和楚國的事情最為詳細，左丘明可能是楚國人，而非魯國人。清代不少大儒主張左丘明作《左傳》，如俞正燮、劉師培、章太炎等；不過，姚鼐認為《左傳》並非出自一人之手，但應與吳起有關，後來章炳麟和近人錢穆先生也都支持吳起作《左傳》之說。晚近學者在面對這個問題時，意見仍顯分歧。有人從《左傳》關於魏事的敘述、預言的應驗、秦事記載的減少三項理由，推測《左傳》應是戰國初期魏人的作品。也有人認為《左傳》作者既不是《論語》裡的左丘明，也沒有另一位左丘明，《左傳》作者可能受孔丘影響，但應是儒家別派，這是由於“子不語怪、力、亂、神”。更有人提出，看待《史記》中這段有關左丘明的記載，在沒有拿出強有力的反證之前，我們不能過度懷疑古籍，這是處理文獻資料的基本原則。近二三十年，愈來愈多的地下出土文物證明，古書在流傳的過程中，往往會被後人添加或修改，因為這些後人的添加或修改的部分，就懷疑傳統舊說，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二、《左傳》的成書年代
《左傳》的成書年代也是眾說紛纭，大致上可分為兩種說法：一是春秋時期，二是戰國時期。
同意司馬遷說法的人，大多肯定《左傳》成書於春秋時期。相反地，反對《左傳》的作者為左丘明的人，則認為《左傳》的成書年代當在戰國時期。晚近學者有人根據《左傳》內容的敘述，判斷《左傳》的成書應在魏開始強大、趙的內亂未定、秦和東方諸國隔絕的時期前四世紀的初期。有人從預言被證實的，乃是作者親眼所見；預言不靈驗的，為作者來不及親眼看見，據以推測《左傳》成前403年魏斯為侯之後。還有人比較《左傳》文法與戰國時期、漢初書籍的文法，判斷可能成前468前300年之間。
《左傳》的成書時期，與作者的問題同樣，我們可以理解為：《左傳》著於左丘明之手，但可能在左丘明之後還陸續有人添補，並不全部是左丘明一人及一時之作。
三、《左傳》的思想內容
貫穿《左傳》全書的內容，主要是借由歷史敘事強調“德”與“禮”的重要性，並從中展現“崇德重禮”與“民本”思想之重要性。
莊公三十二前662年）提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這段話說明國之興亡與神的關繫並不大，神的出現隻是一個契機，關鍵落在有“德”與否，反映周人賦予“德”品性意義，並且與上天的庇佑聯繫起來，認為若能“敬德”、“修德”，即可“配命”、“保民”。於是，西周初年，崇德與否成為評判是非的準則。
又說：“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若不以民為心，終將招致滅亡，這是由於“神”是聰明正直的，依人的道德而給之，這就是西周初年以來“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的繼承及發揚。
“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成為國家存在、社會秩序的支柱，維繫個人生命，“禮”可以說是一個總括性的道德規範，當中包括“仁”、“孝”、“忠”、“義”、“信”等道德綱目。在《左傳》敘事裡，經常可見強調“德”與“禮”的重要性。襄公七前566年），衛國的孫文子前來魯國聘問，同時答謝季武子聘問衛國的話，重溫以前孫桓子與魯國結盟的友好關繫，行聘禮時，魯襄公登上殿階一級，孫文子同時登上一級，並肩而上。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表示孫文子身為下臣，竟與國君並肩而行，此乃無禮的表現，未來必定遭致滅亡。
有禮、無禮常作為人是否有德的依據，有了過錯而不知悔改，這是滅亡的根本原因。“德為禮之本，禮為德之則”，“崇德重禮”不僅構成《左傳》的主要思想內容，也成為中國古代重要的思想內涵。
四、《左傳》的價值及對後世的影響
《左傳》是一部完備詳密的編年體史書，這種以年代為線索編排相關歷史事件，能反映出同一時期各個歷史事件的關繫，按時間順序記載史事的方式，也成為後代編年體史書的先河。《左傳》敘述對像涵蓋五伯、諸侯、忠臣、亂賊，敘述範圍之廣，涉及了古代各種古史傳說、禮儀風俗、名物食貨、天文地理等，這些無不成為後世史書中本紀、世家、列傳、書志之體的源頭。《左傳》除了具有史學價值外，同時在經學、子學、文學方面也同樣極具價值，並有幾項貢獻，影響後世深遠：
（一）《左傳》具有羽翼六經的功勞
《左傳》敘事常引用《詩》、《書》、《易》等經書，融合了古代先哲的思想，富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由於《左傳》常引用中國古代典籍《詩》、《書》、《禮》、《樂》、《易》、《春秋》的內容，使得《六經》原本簡略且堂奧的內涵，變得容易為後世所理解，為此，後人稱《左傳》有羽翼六經的功勞。
例如成公二前589年）楚莊王討伐陳國，陳國的夏姬被俘虜到楚國，楚莊王為夏姬的美貌所傾倒，有意納她為妾，此時楚國大夫申公巫臣引《周書》“明德慎罰”的古訓，表示發揚德禮的美德，要致力於崇尚美德；慎用刑罰，甚至要致力於不用刑罰。申公巫臣即是以這番話力勸楚莊王不要為此留下淫蕩的罪名，打消納夏姬為妾的念頭。《周書》“明德慎罰”之古訓正由於有楚莊王這樣的歷史故事為這句話下了注腳，也因此讓我們更明白古訓所要傳達的意義。
（二）《左傳》有助於對子學思想之認識
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種子有些在《左傳》裡即已萌芽，透過《左傳》歷史事件的發展與陳述，有助於後人理解子學思想深刻的義理。《左傳》敘事記言多以儒家道德為準繩，例如“讓”的概念。齊國發生內亂，其中有陳、鮑兩家想借機瓜分另外欒、高兩家的財產，但晏嬰聽到後對陳桓子說，財產一定要交給國君，並且說：“讓，德之主也。”謙讓，是德行的主干。“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讓給別人叫做美德。凡是有血氣之人，都有爭奪之心，所以利益不能強取，想著道義就能勝過別人。“義，利之本也。”道義，是利益的根本。於是，陳桓子聽了晏嬰的話，將欒氏、高氏的財產都獻給了齊景公，然後自己告老退休隱居在莒地。面對人性爭奪之心，晏嬰正是以謙讓、道義等美德，打消卿大夫的一己私欲，從而維護了國家應有的利益。後來《論語·裡仁》亦雲：“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當中亦即體現儒家“讓”的道義思想。
（三）《左傳》是敘事文學的典範
《左傳》的敘事語言，無論在戰役敘述、人物形像、外交辭令的表述上，均成為後世敘事文學的典範。
一、戰役敘述
《左傳》特別重視人在戰爭中的關鍵作用，不但借此預示戰役的結果，並呈現每場戰役的獨特敘事面貌。同樣敘述戰爭，《左傳》寫僖公二十八年晉楚城濮之戰時，除了將兩國交戰的情況形容得繪聲繪色之外，對於楚國統帥楚子玉為人驕矜、治兵剛暴的態度也著墨不少；寫僖公三十三年秦晉殽之戰時，則將筆墨落在秦國趁人之危、勞師遠襲的關鍵上，以蹇叔哭師預示戰敗的結果，並以秦穆公素服郊次、自悔己過的態度，表現出秦穆公大業未竟的遺憾。
二、人物形像
在人物形像的刻畫上，例如敘述“鄭伯克段於鄢”，通過大臣祭仲、公子呂多次規勸的對話中，烘托了鄭莊公老謀深算的性格。祭仲認為鄭莊公的弟弟段請京地不合法度，並以蔓草比喻段，要鄭莊公趕緊除之，鄭莊公表面上佯裝孝子聲稱不敢違逆母親之意，其實他對於段的意圖了然於胸，也明白“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因此他對祭仲說：“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一個“待”字反映出他內心早有預謀。當公子呂用激將法力諫必須立刻除掉段時，鄭莊公說：“無庸，將自及。”二度進諫，莊公又答：“不義，不昵，厚將崩。”可見鄭莊公已暗自盤算好對付段的方式，隻是欲擒故縱地等待一舉殲滅的時機，好讓段自斃、自崩。若太早向段動武，段可能有所警戒而不敢輕舉妄動，如此一來便出師無名，難以成功。於此可見《左傳》善於透過言行舉止的特點，將人物性格刻畫得鮮明生動。
三、外交辭令
所謂“辭令”是指應對的言語，而“外交辭令”則是指國際外交場合常為顧及許多因素，含蓄深刻、進退得宜的說法。《左傳》在外交辭令的表述上留下不少成功的言論，“燭之武退秦師”即是一例。
僖公三十年，由於當年晉文公流亡在外時，鄭國國君沒有以禮相待，加上城濮之戰時，鄭國出兵協助楚國，於是晉國便聯合秦國出兵圍鄭。鄭國大夫燭之武身段柔軟、能言善道，向秦穆公逐條分析若鄭國滅亡，對秦國而言實有百害而無一利，遂使秦穆公打消了圍鄭的念頭，還與鄭國訂立盟約，派人戍守鄭國。正因為燭之武出色的外交辭令，從局勢與利益觀點的層層剖析，鄭國因而免於災禍，借此能看到《左傳》表現在外交辭令上的高明之處。
近代學者梁啟超說：“專以文學為目的，《左傳》亦應在精讀之列。”又說，《左傳》為兩千年前最可寶貴之史料。當代史學大師錢穆先生也說過：“我們要讀古代的中國史，我們便應該拿這部《左傳》作我們研究的一個基準。”足見《左傳》實為先秦時代相當重要的史學著作，值得我們閱讀再三。

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公曰：“姜氏欲之，焉闢1害？”對曰：“姜氏何厭2之有？不如早為之所3，無使滋蔓！蔓，難圖4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mdash年

1闢：避。2厭：同“饜”，滿足。3所：處所，地方。4圖：謀取、對付。語譯：鄭莊公說：“這是母親姜氏的意思，我又怎能避開禍害呢？”（祭仲）說：“姜氏的欲望哪有滿足的時候？不如早日將您的弟弟處理好，不要使得事情無限制地蔓延！事情若是蔓延開來，日後就會難以應付了。荒野間滋生的蔓草，尚且除不盡，更何況國君您的弟弟所引發的事件呢！”鄭莊公說：“一個人若總是做不正當的事情，時間一久，一定會遭遇到失敗的命運，你就等著看吧。”

翻開《左傳》，第一個影響深遠的事件便是“鄭伯克段於鄢”，發生在年。《左傳》記載了在此之前的事，清楚交代事件始末。
周天子東遷後，鄭武公為王室卿士，輔佐有功，鄭國在他當政時期強盛起來。鄭武公尚未登基前，迎娶申國的姜姓女子，她嫁給鄭武公後，按照當時習慣稱為武姜。武姜生第一胎時，因胎位不正幾乎難產，好不容易纔生下孩子。據說嬰兒是腳先從媽媽的身體露出來，武姜便不喜歡他，取名寤生，表示出生時與他人不同。
三年後，武姜再次臨盆，順利產下另一名男嬰，取名段，人們也稱其大叔段。武姜偏愛這個小孩，屢次向鄭武公請求封大叔段為繼承人。這樣做違反宗法制度，鄭武公並未答應。鄭武公過世後，嫡長子寤生繼位，是為鄭莊公。武姜不死心，屢次以母親的身份，請求鄭莊公封一塊地給大叔段。一次，武姜替大叔段請命，希望將制邑封給大叔段，鄭莊公說：“這塊地是軍事重地，以前虢叔戰敗死於此，是塊兇地，不適合賞賜給弟弟。還是請母親選擇其他地方。”不久，武姜再次請求將京邑封給大叔段，這次鄭莊公表示同意。
大叔段有了自己的封地後，逐步發展自己的勢力，並大肆擴建舊城。大臣祭仲得知後，勸諫鄭莊公說：“一個國家中，每個城邑都有一定的建造規模，像京邑這樣的都城，隻能是國都的三分之一。大叔段違反規定，擴大城邑，我怕他會帶來禍亂啊！”鄭莊公聽了卻說：“將這塊地封給他，是母親的意思，他仗著母親的力量行事，我也沒辦法啊！”祭仲進一步勸道：“武姜的貪念不會有滿足的一天。不如早點制止您弟弟的行為，以免後患。”鄭莊公說：“壞事做多了，一定會自取滅亡的，你就等著看吧！”
不久，大叔段將勢力發展至京邑附近其他地區，迫使當地居民臣服。鄭國大夫公子呂也來勸諫鄭莊公：“一個國家不能有兩個國君，不然您的威信一定會減弱。國君若想將權位交給大叔段，那我隻好去侍奉他。若不是如此，請您趕快制止，不要讓人民手足無措啊！”鄭莊公回答：“以後他會自食惡果的。”
又過一段時間，公子呂見大叔段的行為更加放肆，再次提出諫言：“現在應可出兵討伐，不然他的勢力將與您抗衡了！”鄭莊公答道：“他的領地看似愈來愈大，但他行為不軌，不會得到人民支持，領地再大也沒用！”鄭莊公仍按兵不動。直到大叔段完成謀反的準備，與母親武姜串通好，一內一外，企圖發動政變奪取君位。然而鄭莊公早有準備，暗中布署好，等大叔段一有行動便殲滅其勢力。大叔段的政變宣告失敗，他也逃離了鄭國。
“多行不義，必自斃”，指摘武姜與大叔段違反了身為人母、臣子的倫常。然而身為兄長與國君的鄭莊公，沒有及時糾正大叔段，反而有意讓弟弟一步步陷入大錯，釀成倫常悲劇。作為《左傳》首篇，透過人物的言行，顯現各自內心的“算計”，除了反映普遍的道理，也刻畫鄭莊公冷血無情的一面，令人深思。

《論語·述而》中言：“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公孫丑上》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荀子·王霸》雲：“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足見儒家賢哲是羞於與不義之行為伍的。
但想要說服春秋戰國時期野心勃勃的君主並不容易，他們經常打著“義”的名號發動戰爭，把侵略他國土地視為收服諸侯的正義之舉。向來主張反戰的墨子，不忍百姓終日處於戰禍中，故在《墨子·非攻下》提出：“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眾，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希望各國君主能秉持公正去督導別人，以道義立名天下，務必寬待自家百姓，信任自家軍隊，以此援助他國諸侯的軍隊，這樣就可以天下無敵了！顯然地，對墨子而言，君主隻有做出對國家百姓有利的事，纔算是行真正的義。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1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2，永錫3爾類’，其是之謂乎。”
—&mdash年

1施：延伸。2匱：竭盡。3錫：賜。語譯：君子說：“潁考叔真是一位非常孝順的人啊！不僅孝順自己的母親，影響更及於莊公。《詩經》上說：‘隻要孝順的人沒有消失殆盡，孝順之心將長久賜予你們宗族。’就是在說潁考叔啊！”

在“鄭伯克段於鄢”的歷史事件中，不隻是鄭莊公與大叔段之間的權位爭奪戰，其中和他們的母親武姜，也有著密切的關繫。
當鄭伯打敗了親弟弟之後，鄭莊公便依國君的權力來懲處武姜與大叔段兩人。大叔段在兵敗後，已逃離鄭國；鄭莊公對母親的處置是終身囚禁。由於莊公對於母親武姜的叛變行為十分不滿，因而在發落囚禁時，甚至發下毒誓說道：“除非死後大家都在黃泉之地，不然今生絕不再與你相見！”（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日後，鄭莊公自覺話說得太重，但礙於君無戲言，也隻能暗自後悔，無可奈何。
當潁考叔聽聞鄭莊公囚禁武姜這件事後，決定獻策幫莊公解圍，於是前來向鄭莊公請安問好，鄭莊公也宴請他一起用餐。席間潁考叔刻意將肉類食物留著不喫，鄭莊公見狀頗感意外，問道：“你怎麼都不喫肉呢？是不是這肉煮得不好喫？”潁考叔回答道：“不是的，國君。不是廚師煮得不好喫，而是我母親還沒嘗過國君賞賜的肉羹，我想把它帶回去給母親享用。”此話一出，便讓鄭莊公想起囚禁武姜之事，嘆了一口氣，說：“你有母親，我卻沒有啊！唉！”潁考叔聽完，便裝作不知情，問道：“怎麼會呢？武姜不是國君您的母親嗎？”於是鄭莊公將母親與大叔段謀反以及自己囚禁母親的事情，從頭說了一遍。潁考叔便順勢獻策道：“國君您不用煩惱了，隻要挖掘地道至有泉水的地方，在地道內母子相見，便不算違背誓言，您又何必感嘆呢？”鄭莊公聽完，覺得甚有道理，便采用潁考叔的計策，挖了地道與武姜相見，母子言歸於好。
由於潁考叔的獻計，解除了鄭莊公的難處，又讓鄭莊公與武姜恢復母子關繫，《左傳》便記錄了有德君子的評論，稱贊潁考叔的大孝之功。其中“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一句，語出《詩經·大雅·既醉》，原指隻要宗族間保有孝順的傳統，便能繼續繁衍而不墜。在這裡，其意義不限於宗族之間，而是擴及整個社會國家。由於潁考叔的孝心，進而牽動了鄭莊公的孝心，於是鄭莊公與武姜得以團聚，顯示出孝道具有移風易俗的一面。

《孔子家語·困誓》中記錄了一段孔子與子貢的對話。有一天，子貢向孔子請示說：“最近我常常覺得平日讀書、做人處世都遇到了瓶頸，我想要辭去大夫的職位，不知道可不可行？”孔子便說：“《詩經》有句話說：‘溫恭朝夕，執事有恪。’無論早晚，對於自己該做的事都要秉持恭敬的態度去完成。這就是人臣侍奉之道中最難能可貴且不易做到的事，今天你不但沒有盡力完成，反而想去逃避它，這怎麼可以呢？”子貢又問：“我能力有限，可不可以放棄事親這一件事呢？”孔子說：“同樣地，《詩經》又有句話說：‘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隻要孝子永遠都在，就可以長保宗族的命脈。這就是指事親之道中，孝順是最難能可貴且不易做到的事，今天你不但沒有盡力完成，反而想去逃避它，這怎麼可以呢？”從孔子與子貢的對話可以看出，孔子認為無論事君或事親，皆要盡力而為，不可中途而廢，而孝道不隻是對父母的奉養，更重要的是內心永懷孝順的心意，如此纔稱得上是事親之道。
此外，《論語·學而》記錄了孔子的弟子有子說的一段話：“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其意是說：一個言行合乎孝、悌規範的人，很少會做出逾矩之事；至於言行合乎孝、悌規範，行為不逾矩，卻喜歡制造社會動亂的人，根本不可能存在。短短數語之間，說出孝道與國家社會安定的關繫。有子還接著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說明隻要奉行孝、悌之道，就有機會成為仁人了。有子這一番話，也為“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作了很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