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了《前言》的第一節“古詩數量之謎團與玄機”，第二節“作者之謎團與玄機”，第六節“文人生活之謎團與玄機”。
——編者按
前言
《古詩十九首》之謎
所謂古詩，一般說來，就是指流傳已久，而又難以確定其絕對年代的無主名的詩篇。魏晉以來，個人創作興盛，詩人受到社會上的普遍尊重，詩都是有主名的，因此，南北朝時稱漢代無名氏的詩為“古詩”，“古詩”成為一個特有之稱呼，《古詩十九首》是這些漢代無名氏詩作的佼佼者。
《古詩十九首》，南北朝時就被譽為“五言之冠冕”與“一字千金”，雖然語句淺白“若秀纔對朋友說家常話”，其魅力在於何處，將在下文一一講述。《古詩十九首》格古調高，但由於至今時代久遠，其產生之時的詳情，留給世人許多饒有興味的謎團，在講述《古詩十九首》魅力之前，我們先來試著說說這些問題，給讀者朋友解開這些謎團提供一點線索，再敘說謎團有什麼奧秘，有什麼玄機。
一、古詩數量之謎團與玄機
《古詩十九首》最早載錄於我國現存的第一部文學總集南朝梁蕭統《文選》，在其卷二十九“雜詩類”中，以“古詩十九首”為題，作者為無名氏。稍後徐陵《玉臺新詠》錄有《古詩八首》，作者為無名氏，其中有《文選·古詩十九首》中的《凜凜歲雲暮》《冉冉孤生竹》《孟鼕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徐陵《玉臺新詠》又錄有《枚乘雜詩九首》，其中有《文選·古詩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前有奇樹》（《古詩十九首》作“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如此統計下來，蕭統《文選》錄“古詩”為十九首，其中見於《玉臺新詠》者，十二首。
那麼，古詩一共有多少首呢？漢代無主名的古詩究竟有多少，今已不可考，但可以考慮幾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南朝梁鐘嶸《詩品上》稱“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陸機所擬十四首”加上“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有五十九首。看起來言之鑿鑿，但隻是一個大略的數字。當然，這隻是鐘嶸所見的，應該還有鐘嶸未見的。
第二種情況，有些時候，樂府也有稱為“古詩”的。《漢書·禮樂志》稱：“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後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漢書·藝文志》稱：“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樂府作品是漢代具有代表性意義的文學，民間樂府詩的發達以及朝廷的采集，對文人的詩歌創作自然是一個激發，如現在就留存有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饒》等五言樂府。樂府與“古詩”相較，都是不署作者名的，其不同就在是否有音樂性、是否配樂。於是，有些未被朝廷采錄的詩或原已入樂而失了標題，脫離了音樂的歌辭，後人無以名之，也稱之為“古詩”，或有些“古詩”可能入過樂，如《古詩十九首》中有好幾篇，唐、宋人引用時就稱為“古樂府”，而清代朱乾《樂府正義》就干脆說：“《古詩十九首》，古樂府也。”例如《孔雀東南飛》一詩，《玉臺新詠》題作《古詩無名人為焦仲卿妻作》，《樂府詩集》則收入“雜曲歌辭”，題為《焦仲卿妻》。因此，樂府中也有些是“古詩”。
第三種情況，《文選》卷二十九“雜詩類”中，錄有李少卿（陵）《與蘇武三首》及蘇子卿（武）《詩四首》，經歷代考證，已確定這些作品為假托李陵、蘇武所作，因此這些假托之詩也是漢末“古詩”，這些“古詩”為《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所錄，為“李陵錄別詩二十一首”，這些作品數量還不少。
古詩有十九首與五十九首之別，給文學史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古詩十九首》是否有統一的主題？其統一的主題放在五十九首中將怎樣來看？古詩五十九首中還會有別的什麼主題？
二、作者之謎團與玄機
稱之為《古詩十九首》，首先應該明確，這裡的“古詩”是有特定含義的，是指漢末無名氏的五言詩歌作品，這種情況從以下《古詩十九首》的作者考述可以見出。
南朝梁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討論《古詩十九首》的作者：
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雲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劉勰先說漢初流行四言，如韋孟之作，或有“柏梁”體七言，但“莫見五言”；又說五言自《詩經》以來就有，“則五言久矣”；再說到《古詩十九首》的作者，語氣不是很肯定，有枚乘（字叔）、傅毅，但時代是“兩漢之作”。
南朝梁鐘嶸《詩品序》中討論《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問題：
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敻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謠曰“名餘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先說“五言之濫觴”，再說漢時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最後稱“古詩……固是炎漢之制”，但又稱東漢二百載中，五言絕少。而其《詩品上》論“古詩”，稱“舊疑是建安中曹（植）、王（粲）所制”，言外之意這些“古詩”即是東漢末年之作。
唐代李善注《文選》，說：
並雲古詩，蓋不知作者。或雲枚乘，疑不能明也。詩雲：驅馬上東門。又雲：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枚）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李善稱，有一種說法是稱“古詩”為枚乘所作，故《玉臺新詠》有“枚乘雜詩九首”之錄。李善又稱，因其中有“辭兼東都”者，即有東漢的作品，那麼，稱“古詩”全為枚乘所作的說法就是錯誤的。
現在一般認為，《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辭，非一時之作，為漢代末年無名文人所作，即瀋德潛《古詩源》所說：“《十九首》非一人一時作。《玉臺》以中幾章為枚乘，《文心雕龍》以《孤竹》一篇為傅毅之詞，昭明以不知姓氏，統名為古詩。從昭明為允。”所謂以昭明太子《文選》的“無名氏”論斷為準。
稱《古詩十九首》為枚乘所作，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這就要說到魏代以來的假托風氣。魏時，社會上本有作詩而代人立言的風氣，曹丕有《代劉勛出妻王氏詩》，曹植有《代劉勛出妻王氏見出為詩》，此二詩均以劉勛之妻王宋口吻敘出。曹丕又有《寡婦詩》，其序曰：“瑜早亡，傷其妻子孤寡，為作此詩。”因此，這詩該是&ldquo瑜妻作”，或“代寡婦詩”，全詩瑜妻的口吻抒情的。徐干有《為挽舡士與新娶妻別詩》，全詩以挽舡士新娶妻的口吻出之。王粲有《為潘文則作思親詩》，全詩以漢潘文則口吻出之。
那麼，《古詩十九首》之所以被人們認為是枚乘所作，是因為人們認為當時的詩人是要借枚乘之事來抒發感情，是因為枚乘的事跡太特殊、太令人激動了。枚乘，字叔，淮陰人，早年為吳王劉濞的文學侍從，吳楚七國之亂前後曾兩次勸諫劉濞而顯名於世，後離開劉濞而成為梁王劉武的門客，漢景帝時被任為弘農郡都尉，漢武帝劉徹即位，以其辭賦擅名被以安車蒲輪征召，途中逝世。其《七發》在辭賦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漢大賦正式形成的標志性作品，作為西漢時期辭賦家，與鄒陽並稱“鄒枚”，與司馬相如並稱“枚馬”，與賈誼並稱“枚賈”。以辭賦開創者來稱說“古詩”的開創者，該是一件多麼美妙的事啊！況枚乘又有復雜、精彩的政治經歷，故人們容易把枚乘與《古詩十九首》聯繫起來，如陳沆《詩比興箋》就根據史書的枚乘傳記，把枚乘與《古詩十九首》聯繫起來，其評價《玉臺新詠》所錄枚乘詩九首曰：枚乘“兩上吳王之書，其諫顯；九詩多出去吳之日，其諫隱。”陳沆自稱是“以史證詩”，“今以詩求之，則《西北》《東城》二篇，正上書諫吳時所賦，《行行》《涉江》《青青》三篇，則去吳遊梁之時，《蘭若》《庭前》二篇，則在梁聞吳反，復說吳王時，《迢迢》《明月》二篇，則吳敗後作也”。盡管枚乘的身世經歷與詩歌所表述的有出入，但陳沆所述這幾首細膩、真切的表現，讓人覺得這樣敘說也有可觀之處。
從《古詩十九首》的作品來看，其中多有代人立言者《古詩十九首初探》稱其“不是遊子之歌，便是思婦之詞”。所謂“思婦之詞”，該是詩人們代思婦立言，全用思婦的口吻，以第一人稱出之，最為甚者，《迢迢牽牛星》一首，奇思異想地代織女立言，又說：“《十九首》的語言，篇篇都表現出文人詩的特色，其中思婦詞不可能是本人所作，也還是出於遊子的虛擬。”
《古詩十九首》中是否有枚乘的撰作，這涉及中國古代文人五言詩什麼時候登上文學史舞臺的問題，這是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
六、文人生活之謎團與玄機
士人在中國古代泛指讀書人、文人、有學問的人，先秦時，士人作為獨立的階層，其身份是自由的，是可以自由流動的，有自己的理想，有自身的精神訴求，有與統治者不相干的獨有的價值觀念與精神品質。先秦的士人與國君討論天下大事、共商大政方針，與國君面對面說話、幾乎與國君“平起平坐”。待秦統一天下，士人無處可以流動，隻能依附於朝廷，畢恭畢敬地待命。漢武帝時，當朝廷“變更制度”“以經術潤飾吏事”時，需要既有思想又有理論之類的人纔，於是，士人以屈原之“忠”而“直言極諫”為從政榜樣，又以屈原的“不遇”，抒發“忠而盼遇”之懷抱，以求仕途通達。
東漢時，朝廷的選士制度，由地方官吏推薦鄉裡中認為所謂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有賢良、方正、孝廉、秀纔等名目，然後由中央或州、郡征闢。東漢時，朝廷又有養士制度，在京城建立太學，到了質帝劉纘時代，太學生就已發展到三萬多人。太學生也並不局限於貴族官僚子弟，也有大量的脫離生產的平民子弟。在這種政策和制度下，當時的政治首都洛陽就必然成為求謀進身的知識分子們獵取富貴功名、獵取“顯名”的逐鹿場所。可是，求功名富貴者多，而獲得者少，於是得意者少，失意者多。尤其到了東漢末年，政治黑暗，外戚、宦官、官僚三者互相傾軋、發生衝突；官僚集團是其中的失敗者，中央政權全歸宦官，發生過兩次“黨錮之禍”。本來，士人是依靠官僚的援引，通過征闢以求進身的，而當官僚集團遭受打擊，尤其是當時一批重要官僚和平日敢於議論朝政的士人，遭到殺戮和禁錮之後，社會上賣官鬻爵，賄賂公行，政治上的腐化和墮落已達到頂點，士人當然更是沒有出路，充滿著彷徨、苦悶、失意、沉淪之感，原來的理想與希望，在現實面前遭到不斷的打擊而漸趨渺茫。
士人看不見人生出路，凝聚在心頭的是被限制、被壓抑的悲哀，他們極端苦悶、痛苦，甚至產生消極頹廢的情緒；他們長期外出，與家人別離，彼此之間就不能沒有傷離怨別的情緒。
雖然說士人的這些情緒反映了漢末黑暗動亂中尖銳的社會矛盾，但在《古詩十九首》中，即使語言鮮明，卻並不激烈、憤怒，它們是“怨而不怒”的、含蓄的，體現了傳統詩教的“溫柔敦厚”，士人們並非有所直斥，隻是傾訴其人生苦悶、悲哀，通過閨人怨別、遊子懷鄉、遊宦無成、追求享樂等內容的描寫，表現了濃厚的人生感傷情緒。而這種情緒歸於《古詩十九首》，我們便稱其合乎古來“溫柔敦厚”的詩教，把這種情緒歸結為“歲月忽已晚”的悲哀，既是朝廷末日、社會黑暗的“歲月忽已晚”，又是士人自感無所出路、走投無路的“歲月忽已晚”。
本書論述、評析《古詩十九首》，其核心在於以“歲月忽已晚”為題旨來講述東漢文人的日常生活。“歲月忽已晚”的多重意味：生命意識中年歲老去；歲月晚去對個人來說是無可奈何的。人生的急迫感、焦慮感在《古詩十九首》的每篇中都有所表露：“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思還故裡閭，欲歸道無因”“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等，這些都是哀怨、哀傷，集中在“歲月忽已晚”上，是東漢文人生命意識的情結。李澤厚《美的歷程》說：“《古詩十九首》以及風格與之極為接近的蘇李詩，無論從形式到內容，都開一代先聲。它們在對日常時世、人事、節候、名利、享樂等等詠嘆中，直抒胸臆，深發感喟。在這種感發中，突出的是一種性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悲傷。它們成《十九首》一個基本音調。”本書把《古詩十九首》的基本音調，確定在東漢文人對“歲月忽已晚”的感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