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道”的窄門
一
“四書”，是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經典。一般認為，它們分別出自先秦儒家的四位代表人物，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故又被稱作“四子書”，簡稱“四書”。此“四子”，不僅皆有“聖”名—古人尊孔子為“至聖”、曾子為“宗聖”、子思為“述聖”、孟子為“亞聖”—而且師承明晰，線索宛然。隨著歷史的推移，這四位聖賢人物及其思想言論，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和價值日益彰顯，並終成為早期儒家“學脈”和“道統”的奠基者和代言人。
“四書”之名，始於南宋大儒朱熹。他編撰的《四書章句集注》，首次將《禮記》中的《大學》和《中庸》兩篇，單獨擇出，與《論語》《孟子》合為一體，不僅“激活”了蘊涵於“四書”中的儒家“道統”的新生命，而且開啟了科舉制度和經典教育的一個新、明兩朝以至清末，在長達近七百年的歷史長河中，“四書”一直是科舉考試的書，對於中華文明的賡續與民族精神的凝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不可否認，在中國古代文化史的坐標、明、清三朝基本上呈現出由“波峰”到“浪谷”的下降態勢，以至形成了所謂“歷史三峽”中為兇險的“瓶頸”階段，其積重難返的“現代轉型”困境至今未能走出—我們的這一判斷事實俱在，史有明證，不勞辭費。但是，如果拋開“以今律古”“以西釋中”“以新非舊”的各種“現代性成見”，有一點恐怕不能不承認，即在蒙、滿二族入主中原，民族衝突與融合成為一大時代命題的歷史背景下，中華文明的“慧命”雖然迭遭摧殘，“花果飄零”，甚至一度命懸一線，卻終能浴火重生，綿延代序而至於今日。這其中，當然離不開無數仁人志士和英雄豪傑艱苦卓絕、向死而生的擔荷與犧牲，不過，如果我們轉換視角，問問何以手無寸鐵的讀書人，竟能在刀光血火中挺立人格、張揚節義、百折不撓、蹈死不悔？想想他們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生命是如何得以“型塑”，並展現出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品格和靈魂境界的？……這些問題一旦被追問下去，則作為王朝政教體繫價值終端的“四書”，其在近代以前多民族國家中的歷史地位及文化價值，便會靈光乍現，呼之欲出。
我們無意也無須誇大任何一部經典在歷史進程中的真實作用，但對於“四書”這樣的經典而言，為可怕的反倒不是“推明”和“闡揚”，而是“低估”和“歪曲”。一個為明顯的例子，就是&ldqu璋刪《孟子》”。明璋登上皇位之後，不得不尊重“四書”在王朝政教體繫中的經典地位，於是不惜動用手中的“權力”，對《孟子》中諸如“民貴君輕”“土芥寇仇”“獨夫民賊”之類訓誡共八十五條予以“刪削”或“腰斬”，僅留下了一百七十餘條供天下士子誦讀。這一史實告訴我們，“四書”不僅不是“養成奴性人格”的淵藪，其內在凝聚的“道”的能量，反而使其成了涵養士人節操、培植文化生命、喚起天道敬畏、制約皇權膨脹的肥沃土壤。換言之，在代表世俗權力的“勢統”與代表天道信仰的“道統”的現實博弈中，“勢統”要想獲得其政權“合法性”，依舊不得不借助“道統”的加持和護佑—這是“道尊於勢”的儒家價值理想自始至終都沒有退出歷史舞臺的明證。從這一角度說，承載“道統”理想的“四書&rdquo、明、清之際的中華文化，幾乎可謂雖不能“力挽狂瀾於既倒”，卻足以為“維繫斯文於不墜”的定海神針和中流砥柱！
我們固然可以批判皇權專制對聖賢經典的利用，使經典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維護政權穩定的意識形態教條，但是，如果我們尚有基本理性，就絕不應該倒果為因，認定經典之所以被統治者利用，乃是因為其本身“有毒”！退一步說，即便經典真的“有毒”，那也應該是“藥毒”，而非“病毒”。而歷代統治者之所以借經典以自重，不過是因為他們自知“有病”—中外各種專制制度無不自帶“病毒”—所以要用一劑“秘方”般的良藥來“對癥下藥”，“以毒攻毒”。至少，他們要向民眾展示一種姿態，表明自己是“奉天承運”“應天順人”“尊道行道”的，絕不至於昏聵到“諱疾忌醫”的地步，如果有必要，他們甚至願意“刮骨療毒”！遵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邏輯，擁有現代理性的我們，當然可以甚至必須對歷代專制統治者的這些“美言”表示懷疑，但我們就算再懷疑，也不應該殃及無辜—我們不能因為說話者失信，就將“美言”或“經典”本身也一概否定。如果把經典比作良醫，救死扶傷乃其天職，對病患自當一視同仁，豈能因求醫者有道德缺陷，就拒之門外，見死不救？又或者，豈能因惡人利用良醫為自己治病，就認為這良醫是庸醫甚至惡醫了呢？
所以，經典被歷代統治者利用，完全不損經典本身之價值，甚至恰是從反方向印證了其價值。同理，今天的人因為不明此理，而對經典妄下雌黃、極力詬病，除了證明自己的“傲慢與偏見”外，又於經典何傷呢？相比世界上有些地域和族群雖然也在地球上存續數萬年以上，卻至今依然沒有形成自己的價值體繫、文化經典和精英傳統而言，作為“炎黃子孫”的我們，即使不應該沾沾自喜，妄自尊大，至少也不必妄自菲薄，顧影自憐，甚至自暴自棄吧。畢竟，一個有聖賢、有經典、有文化、有傳統的民族是值得慶幸的，也是應該得到祝福的。
就中國傳統學術而言，“四書”以及歷史地形成的所謂“四書學”，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儒家“道統”之始基，儒學“學統”之圭臬。“道統說”是由中唐大文豪韓愈發明的，就此開啟了“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的理學革新運動，至南宋朱熹而得融貫之，條理之，並張大之。尤其是朱子窮一生之力，為“四書”所做的精彩注釋，真可謂“轉移風氣，重昌絕學”，“融釋歸儒，厥功甚偉”使儒學的面目、氣像與格局豁然為之一變。南宋以後，讀書人若想通經致用，進德修業，鮮有不從“四書”下手入門者。要知道，一部經典的形成，絕非一時、一地、一人所可一蹴而就，以“四書”而言，不知經過多少大賢名儒“焚膏繼晷，兀兀窮年”的世代接力，精研深考，揚榷詮釋，纔得以奠定其學術價值和道統地位。中國古典學問常常強調“天理”和“道心”的體察和傳遞，個體的人難免會有各種“私心雜念”，但當他面對浩瀚博大的經典時，必須懷揣一份虔誠莊敬之心，否則絕不可能完成經典的“發明”與“再造”。所以，經典所承載和彰顯的絕不可能是某一人的私欲和偏見—即使偶有偏見，也會被後人的正見所覆蓋—其所凝聚的乃是整個民族文化的魂魄，故經典之為物，實乃歷代賢哲豪傑良知、學養、智慧和心血的結晶。
這樣的經典，當然具有超越皇權和政統的歷史文化“公信力”，因而常常成為聖賢精神和“道統”的像征。漢代《太平經》有雲：“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聖人之辭，以為聖經也。”這裡必須指出一個事實，即“聖經”一詞，絕非西洋文化的“舶來品”，而是中華文化的“土特產”—翻開自漢朝迄於清末的文獻典籍，“聖經”一詞幾乎俯拾皆是，其所指代的，不是西方基督教的“新舊約全書”，而是儒家“十三經”繫統的聖賢經典。就此而言，通常所說的“四書五經”，纔是中華民族（至少是漢民族）自己的“聖經”。
相比各自獨立、內容龐雜的“五經”而言，“四書”顯然更具有“一以貫之”的繫統性、邏輯性和哲學性，它不僅是中國人自己的“聖經”，也是中華文化的另一部“道德經”。和老子的《道德經》多談“自然”與“天道”不同，“四書”所建構的，是一個立足於“人道”去體察“天道”，並致力於將“天道”下貫於“人道”，再以“人道”去承載“天道”的精神“道場”和思想世界。更有意味的是，如果我們把“四書”當作一個有機的整體，就會產生一種“整體大於部分相加之和”的“格式塔”效應。你會發現，宋儒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二篇單獨挑出來，使之與《論語》《孟子》相綰合，實在是一種“再造經典”的創舉和壯舉。而使這四部經典有效且有機貫穿的，正是一個大寫的“道”字！
可以說，朱熹殫精竭慮以注“四書”，本身就是一個在“修道”中逐漸“悟道”，又借“四書”以“明道”和“傳道”的精神探險，其心路歷程之所以卓絕偉大，就在於他是站在整個民族的“精神巴別塔”上，以“人心”體察“天心”和“道心”，以“物理”求得“天理”和“道理”。所以，“四書”的彙聚，絕不是簡單的“文本疊加”，而是把《論語》中子貢所“不可得而聞也”的“性與天道”等“大哉問”，通過《大學》《中庸》和《孟子》的“義理詮釋”進一步醞釀、發酵、激活，並終產生了一種類似“核聚變反應”的神奇裂變。儒學，正是經過這樣一種更具形而上品格的“理學轉型”，纔終於能夠上達“天道”，下啟“人道”，實現了相對於先秦“軸心時代”的又一次“哲學突破”。從這個意義上說，“四書”又幾乎可謂一部“究天人之際”“參贊天地之化育”的偉大“道書”！
二
這裡，很有必要澄清今人對儒學的一個誤解。受近現代以來百年反傳統思潮的影響，今人多以為儒學隻是追求功名利祿的廟堂之學，是不切實際甚至虛偽迂腐的高頭講章，已經完全不能適應現代社會與現實人生……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我以為，這些理解即使不能說全錯，至少也是大錯特錯的！很多人帶著這樣的誤解去看待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卻完全無視儒學被毀棄之後的近百餘年，功利主義、官僚主義、威權主義等不僅沒有在現實中消失，甚至比古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事實。有時候，基於道德教條的義憤常常蒙住了智慧的眼睛，我們常常因為對現實不滿，就把所有責任“諉過”給了祖宗和傳統，殊不知，現實的種種弊病，正有很大一部分恰是毀棄了祖宗和傳統所使然。很多人對儒學的偏見，往往是建立在一知半解、道聽途說之上，他們常常隻是看到了“外王”之學的流弊，便興奮得忘乎所以，完全不曉得儒學並不僅有“事功”這一個選項—儒學更為根本的“內聖”之學，是完全可以做到鄙薄富貴、傲視王侯，甚至視天下如敝屣的！
正如餘英時先生所說：“儒學不隻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繫統，從一個人自生至死的整個歷程，到家、國、天下的構成，都在儒學的範圍之內。”所以，僅僅把儒學當作一家學說、一種學派、一門學問，甚至一個學科，勢必會造成對作為人類一大文明體繫的儒學之“全體大用”的遮蔽、拘囿和扭曲。用現代的學科建制來反觀儒學，不難發現，今天大學裡的所有單一學科都不足以與儒學做“等量代換”。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例，諸如哲學、歷史學、文學、宗教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教育學、人類學、倫理學、心理學、藝術學等諸多門類，都不可能以儒學為分支學科，而反過來，它們卻能在儒學的疆域內找到自己的學科位置。這一點，是古代意義上的如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農家、陰陽家等“諸子百家”不可比擬的，也是近代意義上的西方哲學、印度哲學以及佛教、道教等宗教無從望其項背的。作為一種“入世”的思想文化繫統，儒學包涵天人合一的價值信仰、內聖外王的治理之道、孝悌忠恕的倫理品格、仁愛義權的生命智慧、格致誠正的修養工夫、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繫譜……是這樣、多維、開放、包容的人類文明體繫。唯其如此，古代的學者—不管是哪一個思想流派或學術方向—常常擁有一個大家喜聞樂見的“共名”——“儒者”；其中飽學、有成就的學者，則被稱作“大儒”或“碩儒”。如果我們隻看到儒學呈現出來的某一個局部—有時是尚未全幅展開的逼仄而灰暗—便以為自己看到了包羅萬像的整體，就難免會如盲人摸像、矮子觀場一樣，顧此失彼，以偏概全；長此以往，不僅得不出合情合理、實事求是的判斷，也阻礙了自己的心靈向更大、更廣的空間開放和拓展的可能。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
與西方文化重哲學思辨與邏輯推演不同，中華文化更為看重的是生命印證與躬行踐履。中華文化念茲在茲的不過一個“道”字—“知道”“聞道”“悟道”“體道”“求道”“行道”“傳道”“達道”“弘道”等等—可以說，諸子百家，各有其道。而儒學之道，總不離開一個“人”字，故儒學者，人學也；儒道者，人道也。儒學的終目標，是要解決人生的種種問題，處理好各種關繫—如人我關繫、群己關繫、天人關繫、心物關繫等。所以，“立己立人”“達己達人”“成己成人”“愛人親仁”“盡心率性”“知命知天”，也即理想人格的不斷完善與精神生命的全畫幅實現，纔是儒學初的生命關切，也是儒學的終極理想。
近百年以來，經典教育斷裂，工具理性盛行，專業教育當令，致使在體制內完成中小學教育者，一旦進入大學，除非文史哲專業的學生，絕大多數人都與傳統文化經典漸行漸遠，再無交集。尤其是，在理工科專業至上的教育生態下，許多青年學子熱衷於選擇實用技能性專業，以為隻要有了一技之長，能躋身收入穩定、衣食無憂的中產階層，便算萬事大吉，很多人再也不去讀書，對天下大事漠不關心，對人文價值茫然無知，甚至對經典作品嗤之以鼻—這不能不說是當下教育和社會生態的一大弊端，其“病灶”源自現代人類共同陷入的精神疾患和價值危機。事實上，即便在現代化進程更為迅捷和領先的西方世界，人們對古代經典也是懷著崇高敬意的。我們通過“大數據”得知，諸多發達國家國民的讀書水平遠遠超過中國，世界一流大學圖書館借閱率的前幾種書多是文史哲經典，而中國大學的借閱排行榜，則貧瘠、世故、幼稚得令我們這些大學教師汗顏。這樣的一種文化生態和閱讀水準，連養成健康心智、健全人格尚且不能期待，又如何指望年輕學子能夠對“四書”這樣的經典，懷著一顆好奇、探索、懷疑、反思，或者尊敬、汲取、感悟、體證的“平常心”呢？
阿根廷小說家、詩人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曾這樣解釋經典：“經典不是指一本書擁有這樣或那樣的優點，經典是指一本被世世代代的人們由於各種原因的推動，以先期的熱情和神秘的忠誠所閱讀的書。”想想看，我們對自己的經典，是否還能夠懷有這種“先期的熱情和神秘的忠誠”，或者如錢穆先生所說的“溫情與敬意”呢？美國當代哲學家、《正義論》的作者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說：
我讀前人的著作，如休謨或康德，有一個視為當然的假定，即這些作者比我聰明得多。如果不然，我又何必浪費自己和學生的時間去研讀他們的著作呢？如果我偶然在他們的論證中見到了一點錯誤，我的個反應是：他們自己一定早已見到了這個錯誤，並且處理過了。他們在哪裡見到並處理了這點錯誤呢？這是我必須繼續尋找的；但所尋找的必須是他們自己的解答，而不是我的解答。因此我往往發現：有時是由於歷史的限制，我的問題在他們的時代根本不可能發生；有時則是由於我忽略了或未曾讀到他們別的著作。總而言之，他們的著作中決沒有簡單的一般錯誤，也沒有關繫重大的錯誤。
我想，羅爾斯所謂“作者比我聰明得多”，不僅是對往聖先賢的真誠禮敬，也是對自己智識有限性的深刻洞察—這，纔是我們讀書應有的態度。
所以，對於今天的讀者而言，通讀“四書”，了解其所涵蓋和傳遞的中國人的“日用常行之道”，就絕非僅有“知識考古學”的價值，而更有個體生命滋潤與成長的意義。以我個人的經驗和體悟而言，通過親近古典去感悟大道，體貼聖賢，實在是一件“人間值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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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6日草就於守中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