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銅禁名實辨與酒

禁，東周典籍中稱承放盛酒器的器物為禁。《儀禮•士冠禮》：“尊於房戶之間，兩甒，有禁。”鄭玄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禮記•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鄭玄注：“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雲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如今方案，隋（橢）長局足，高三寸。”根據鄭玄另注，“棜，今之木輿也”。《儀禮•特牲饋食禮》：“棜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鄭玄注：“棜之制，如今大木輿矣。上有四周，下無足。獸，臘也。”根據文獻所記，可知禁有兩種形制，一是形如車輿（棜），方形有四周邊，體下無足，亦稱斯禁、棜；另一種形如方案，橢長而曲足，稱為禁。無足之棜（斯禁）是大夫所用，有足之禁為士所用，有足之禁高於棜，故《禮記•禮器》中記天子、諸侯不用禁，大夫用斯禁，士用禁為“以下為貴”。據文獻所記，禁主要用於承放盛酒器，而棜禁還可承放臘食。

既然大夫所用的棜與士所用的禁是同一種器具，為何異名？據《儀禮•特牲饋食禮》所記，“壺、棜禁，饌於東序”。賈公彥疏曰：“棜之於禁，因物立名，是以大夫尊，以厭飫為名，士卑，以禁戒為稱，復以有足無足立名……至祭，則去足名為棜禁，不為神戒也。”此意為棜與禁異稱的原因除形制有別外，又因為大夫尊於士，所以一切要區別於士，那麼大夫所用的斯禁就不稱為禁，而專稱為棜。此外，祭祀時，用於放置祭物的禁專用無足的棜，

不稱斯禁，是因為要尊神，不能為神設戒之意[2]。承尊之器除大夫所用之棜、士所用之禁外，天子、諸侯專用之器稱為豐。《說文解字》中記：“豐（豐），豆之豐滿者也。從豆像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儀禮•聘禮》：“醴尊於東箱，瓦大一，有豐。”鄭注：“豐，承尊器。”《儀禮•鄉飲酒禮》疏中亦記：“天子、諸侯承尊之物謂之豐，上有舟。”同為承尊之器物，禮制規定嚴格，不同階層所用器具之名、之形均有差別，以示禮制之尊嚴。

據現所知的文獻與發掘資料來看，禁的材質並不僅限於青銅，亦有（漆）木質地，至於是否還有其他材質，尚不得而知。目前尚未發現先秦青銅器中有自名為禁者，但學界一般以“禁”來命名承放盛酒器的青銅器。

我國是酒文化發源地，也是世界上早釀酒的國家之一。晉人江統所著《酒誥》中記：“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有飯不盡，委餘空桑，郁積成味，久蓄氣芳。本出於此，不由奇方。”表明煮熟的糧食在一定的自然條件下可自行發酵成酒。人們受此啟發，開始了人工釀酒。《世本八種》陳其榮記：“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杜康造酒。少康作秫酒。”《戰國策•魏策二》中記：“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相傳儀狄為禹的一個臣屬，他總結前人釀酒經驗並加以改進，釀出了更為甘美濃烈的美酒，這表明我國晚在夏代已掌握了人工釀酒的技術。可是，夏禹在品嘗完美酒後，反而疏遠了儀狄，他認為酒的味道如此甘美，後世一定會出現因貪杯而誤國的君王。夏禹的預言果然應驗，夏、商的末代君主夏桀與商紂亡國，其因之一皆是酗酒。傳說夏桀修建了很大的酒池，日夜飲酒作樂，不理朝政，終被商湯滅國；有商一朝，商人敬鬼事神，禮器中酒器甚多，據說商紂王連飲七天七夜而不歇，酒糟之多堆積如山，酒池之大內可行舟……酒池肉林，醉生夢死，終致亡國。周代時，釀酒業的發展已獨立且具相當規模，並設置有專門管理釀酒的官職，如“酒正”“酒人”“郁人”“漿人”“大酋”等。相傳因為吸取了夏、商兩朝因酗酒成風而亡國的教訓，西周推翻商的統治後，立國伊始就發布了中國早的禁酒令《酒誥》，這是周公對康叔的訓誡，讓他到衛國宣傳戒酒，主要內容如下：要求諸侯國君、王室近臣、同姓子孫要“無彝酒”，即不準經常性飲酒，隻有祭祀時方能飲酒，且要講酒德，不能喝醉；諸侯國的君臣、王室近臣、各級長官要“剛制於酒”，即進行強制戒酒；民眾聚飲，要押解京城處以死刑；殷商遺民和歸附之臣如勤於稼穡、從事貿易、孝養父母尊長，父母高興時可適當飲酒，但若沉湎於酒者，先“姑惟教之”，經教育仍不悔改者，則視同群聚飲酒，一律殺掉。承托酒器的案子以“禁”為名，正是此一時期政治與社會風氣的集中反映，成為中國個禁酒時代的印痕。

所謂的西周禁酒與《酒誥》的頒布，並不是單純地完全禁止飲酒。《說文解字》：“禁，吉兇之忌也，從示林聲。”“示，神事也。”即“禁”之本義與“禁止”關繫不大，而是和宗教巫術的吉兇宜忌有關。《酒誥》強調的是對飲酒的節制與度，終所表達的是對禮制的規範與要求，集中體現了“酒以成禮”。所謂“酒以成禮”，《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表明飲酒是為了完成禮，不過度，是為義。諸如祭祀、侍親等禮儀活動中必須具備酒，將飲酒作為一種禮節的儀式，同時節制飲酒以合乎禮節。《詩經•大雅•既醉》：“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詩經•小雅•賓之初筵》：“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是說飲酒至醉亦並非恥事，但因醉失禮纔是大不敬。這纔是“酒以成禮”和《酒誥》的核心意義。銅禁與青銅酒器一樣，並入西周禮器繫統，它的作用並不能局限於以禁酒論，它反映了周代對商代禮樂制度的因襲繼承與大力改造，是周代對禮樂制度改革與建設的例證與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