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本書是近年來中國人文學術界熱議的西方理論與中國的關繫大話題的一部分。“西方理論”廣義上指的是近40 年改革開放以來大量進入中國的西方思想觀念，狹義是指西方的20 世紀以來的文藝理論。西方進入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觀念五花八門，立場與價值。但就文化領域而言，西方理論在中國產生多影響的，是具有左翼傾向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和各種“後學”，即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
西方理論在中國的影響巨大，其接受、變異、轉換的過程，牽涉到中國的走向或命運。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自1949 年以來始終是中國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此外幾乎所有現代化的理論，都是來自西方。回顧中國30 多年來的人文社科發展軌跡，似可發現“譯介開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話語，議中國之問題”這個特征。這跟中國改革開放的道路完全吻合，並且高度一致。中國的現代化、改革開放，就是借鋻西方理論和西方經驗，來推動中國前進的。當然，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更早的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無不循著這一“西方話語—中國問題”的軌跡而行。所謂中國“強大的近現代本土傳統”，其思維與話語範式實際上也都來源於西方。
20 世紀80 年代，中國社會思想風雲激蕩。這一階段的特征，就是通過大量譯介西方學術思想和文化理論，把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幾乎所有問題都重新提出來爭論，通過西方的新理論、新觀點來重新認識中國，重構中國的人文社會研究的話語體繫。當代中國知識界的重要話題如現代性、傳統與現代、倫理與法制、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個人自由與人權、市場競爭與社會公平等，均由當年風華正茂的青年學者通過夾譯夾敘又夾議的文風，在中國大地推進，成為對中國改革與發展現狀有針對性、富問題意識的論點。可以說，沒有這批學者的思想創新和學術創新，中國當代學術的基礎也就無從談起。
到了90 年代，一度叱咤風雲的中國人文社科知識分子，迅速從社會舞臺的中心消遁。在這一階段，“後學”打頭的西方理論紛紛登場，迅速取代了80 年代的以西方啟蒙時代古典主義思想為基礎的現代性文化反思。中國一方面跟西方“後學”接軌，似乎中國也跨越了“前現代”、
“現代”歷史階段，直接進入了“後現代”。另一方面，學科建設的需求、學術論文生產線的出現、項目驅動型而非問題導向型的研究方向，成為今天中國的學術現狀，更是西方理論進入中國近20 多年來的大背景、大環境。中國從2001 年加入WTO 以來，順應全球經濟一體化潮流，經濟持續高速發展，GDP 成為世界第二，中國全球崛起勢不可擋。隨之而來的民族主義意識也日益高漲。近幾年來，中國特殊論或例外論（在學術界往往以“中國主體性”、“中國問題意識”等呈現）的論述增多，往往以來自西方的“普世主義”論述為批駁對像。這些西方論述當然包括了種種後學理論。
吳娛玉作為學術新秀，近年來在中國文論界嶄露頭角。在重要中英文學術期刊發表了許多篇論文，主題就是西方理論與中國關繫，本書更直指西方理論中的中國問題。本書是她近年論文的集錄，但有一個鮮明連貫的主題，脈絡清晰，思路明確，對西方理論的諸多方面都論述精闢，條分縷析，許多洞見。由於是論文的合輯，保持了十分鮮活的問題意識和思辨鋒芒，比起長篇大論的專著來，更貼近當下知識與思想的走向。本書的主題是後殖民理論。吳娛玉在緒論中認為，“在20 世紀西方文論的諸多流派中，後殖民主義、馬克思主義、後現代理論等與中國的關繫緊密。中國，是後殖民理論家薩義德‘東方主義’涉及的遠東，是斯皮瓦克‘屬下’理論所關注的底層，是左派理論家詹姆遜、德裡克‘第三世界’涵蓋下的亞非拉，也是朱利安所謂的歐洲文化之外的‘他者’”，“所以，中國學界在對後殖民理論接受時，容易產生共鳴，親近感也為強烈。”本書要追究的問題是：“中國作為對像和方法究竟在西方理論中扮演了何種角色、發揮了何種作用？中國文化又是如何在西方理論中存活、變異、生長、運作的，它經歷了怎樣的理論旅行和接受過程？”
吳娛玉將西方理論中的“中國成像”劃分為“對像”和“方法”兩大類，並進一步細化為“注腳、參照、理論”這三種模式。所謂“中國成像”的意思，大概是指歐美理論家筆下的中國再現（representation of China），蓋因“再現”乃後殖民理論的關鍵問題和概念。“注腳”的提法很生動（還有“括弧”）。在美國後殖民理論宗師薩義德、大咖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筆下，“中國”都是或隱或現、可有可無的注釋而已。巴勒斯坦人薩義德和印度人巴巴、斯皮瓦克，對中國不了解，也無甚興趣，在其理論建構中，中國自然是無足輕重的。德裡克治中國現代史出身，詹姆遜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美國傳人，對中國充滿熱情，兩人都在杜克大學任教多年（吳書也提到了也在杜克任教的我本人）。所以，他們的左翼理論中的中國再現變為中國參照，甚而“中國理論”與“方法”。這些都是書中熠熠閃光的洞見。當然，提升到理論和方法的高度，不可避免地要回溯到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阿爾都塞對的理論重構，以及阿氏對詹姆遜的決定性影響。這些在本書中都有精彩的分析，這裡不贅述，請讀者細細揣摩。
中國與美國的理論錯位，本來就是西方理論與中國關繫的核心問題。文中談到了後殖民理論，這也是我為熟悉的部分，我們都知道，產地美國的後殖民理論，基本沒有把中國當成對像。隻是中國學界在熱情接受該理論時，不無一廂情願地自己把自己當成了西方後殖民理論的對像（鏡像？成像？）。我們循“以西人之話語，議中國之問題”的思想軌跡而行，則不難理解西方理論在中國的命運。這個來自西方的時尚理論，跟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另兩個“後學”同胞兄弟姐妹，多半是以西方內部的問題為對像和方法，中國既不是研究對像，更不會成為理論和方法的核心。後殖民理論的對像看似是西方之外的第三世界。但“殖民”纔是根本的坐標繫，非西方國家經過了西方殖民，自然而然就跟西方產生了密切關聯，成為西方內部的問題。而中國這個“半殖民半封建”國家，始終都沒有成為西方內部的問題和對像。直到1960 年代，從阿爾都塞開始，中國“文化革命”的理論受到世界上左翼文化的關注，大大影響了詹姆遜。但這卻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在後殖民理論剛剛進入中國時，我寫文章指出，“後殖民主義理論家所關心的，並非第三世界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受西方控制與反控制問題，而是在西方國家內部的文化問題，”也即“西方文化內部的自我與他者的關繫問題”。研究中正在制造一種新的話語。這裡面重要的趨向，就是把中國現代的反帝、反封建的社會革命，局限於西方的“民族/ 國族”和“想像的社區”（imagined community ）之中，認為中國革命的話語結構基本上陷於西方話語的圈套，沒有任何突破，也並沒有找到真正的本土的經驗。馬克思主義作為來自西方的一種思想理論，自然也被後殖民主義批評解釋成為西方對非西方的知識暴力。第二，“後殖民主義又指出了另一個危險，那就是發展中國家為了避免前一種困境，而拒絕接受西方先進國家的可取之處，將本土經驗本質化。後殖民主義理論本身就有助長這種本土文化的本質化的傾向，把本土和民族文化抬高到本體和本質的層面。後殖民主義的這些傾向，有助於提醒我們注意這兩種不同的危險。比如把對先進國家的學習，簡單理解成受殖民話語的壓迫，就可能導向盲目的關門主義。”
20 年過去了，我提出的這些問題依然存在。對於第二個方面的問題，中國學界有許多討論和反思。吳娛玉在緒論中提出，“又如中國後殖民理論奉為經典的‘民族寓言’，是詹姆遜以第三世界反思西方世界的理論武器，當它進入中國語境時，原有的問題意識被更改，中國學者不加反思就拿來作為增強民族自信的靈丹妙藥，變成民族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理論武器，殊不知詹姆遜的理論洞見竟然可能變成中國學者的理論盲點。”在當前文化例外論與“普世論”之爭的大氛圍內，後殖民理論成為本土經驗本質化的支撐，值得警惕。吳娛玉敏銳地看到了各色例外論的本質主義盲點，把握住了當下一個理論前沿的問題：訴諸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例外論，是本質主義的回光返照，還是文化相對文化論的變異？
至於我曾提到的“後殖民批評在西方的中國研究中正在制造一種新的話語”，這個話題在20 年前，也僅僅剛出現些苗頭，所以我當時語焉不詳。但現在已然在美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裡成了氣候，並對中國本土的研究（學科劃分叫“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了不可避免的影響。或許由於前面提到的學科建設與分野、論文生產線、項目導向的原因，後殖民理論的研究在中國被劃歸為“文藝學”的學科領域。現當代與文藝學雖然同屬中文繫（當然外文繫也有研究文藝理論的學者，但在外文繫裡並無建制的歸屬），但相互之間的關聯並不密切。就以吳娛玉為例，她原來研究的主題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寫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延安講話以來的“紅色文學”》（一部非常扎實的文學史考證和文本細讀的論文）。而畢業後她主要做的研究，都成了文藝學圈裡的理論問題了，本書就是好的例證。但跟她一直十分熟悉的現當代文學，好像又關聯不大了。
把話題還是轉回到西方理論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關繫。在美國漢學圈裡，近十餘年來的“華語語繫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 ）成為比較熱門的話題。Sinophone Literature 本來是美國英語學術界的說法，後來則有了“華語語繫文學”的中文概念，開始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圈裡流傳。中國學者朱壽桐、徐志嘯、李林榮等，從不同角度對這個新潮話題作出回應。徐志嘯提出，“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提出了一個‘華語語繫文學’的口號，試圖整體籠罩上述概念，從而解決概念混亂、困惑及矛盾。……但實際上，問題依然明顯地存在著。表面上看，‘華語語繫文學’能涵蓋海外華文文學、世界華人文學（包含臺港澳文學），但仔細推敲，這裡面有一個很嚴重的缺陷——所謂‘華語語繫文學’，實際特指中國本土之外的華人創作的華語文學與文化，以及中國本土之內的少數民族文學與文化。它的提出，顯然是受了域外的英語語繫文學、法語語繫文學、西班牙語語繫文學等語繫文學的影響。這些語繫文學的形成和命名，實際並不包含語繫文學的宗主國本身，即語繫文學不同於國家文學，它屬於由其本國語言的衍生體繫派生的產物。”徐文非常尖銳地指出，“這種提法（或謂這個口號的含義）本身，是將西方帶有殖民性質的話語模式挪用到東方話語語境之中，是西方學術話語內滋生的東西，不應該套搬挪用於東方中國。……所謂的‘華語語繫文學’，不僅無法解決‘中國現當代文學’概念的矛盾，還造成了顯而易見的對立，它客觀上完全排除了中國本土的漢語文學。” 李林榮將美國華裔學者史書美和王德威的“華語語繫文學”論點做了認真的梳理，他的結論跟徐志嘯幾乎一樣：“這兩條路（史書美和王德威）的基本取向相似，都是要背離尊奉本土華語為正統的文學價值體繫。”
總之，美國漢學圈現在這股“華語語繫文學”潮流，跟後殖民話語如出一轍，完全挪用後殖民理論和方法，來“抵抗所謂‘中國中心主義’和更大範圍的‘帝國間性的語言文化連鎖建構’為試驗場，以推行反離散、反宰制的價值觀和認識論為目標，以內外並舉、全面開花、多邊對抗的歷史批判和理論挑戰為手段”[1] 。臺灣文學、香港文學、東南亞華文文學以及“中華大流散”（Chinese Diaspora，後殖民理論的關鍵詞之一，在中國大陸語境裡稱之為“海外華僑”）等等，跟美國人文學術界的後殖民批評思潮正在合流。我二十年前就提出，後殖民批評方法對中國現當代的革命話語、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否定和遮蔽，可能越來越成為美國漢學小圈子裡的話語霸權。現在看來，顯然如此。雖然漢學這個小圈子在美國很小很小，但放大到中國，就會很大很大。中國越來越受到世界矚目之際，種種關於中國的論述。包括“華語語繫文學”，也就更值得關注。
吳娛玉的這部著作是對西方理論與中國關繫的認真反思，主要關注的是西方理論自身的問題及其在中國的文藝學領域的影響。我在這裡提到的後殖民理論在美國形成漢學的小氣候，並影響到中國的現當代文學研究這個動向，在本書中並未涉及。我借寫序的機會，把這些問題提出來，希望受到中國學界同仁的關注，尤其希望文藝學和現當代文學兩個圈子的同仁能夠合作，共同關注這一繫列的問題。文藝學注重理論思辨，現當代文學強調文本批評，兩者本來相輔相成，不可或缺。沒有任何理由將他們劃分兩個圈子，理論與批評的相互映照和借鋻，本是文學研究的基礎。相信本書會給讀者很好的啟發。
劉康2018 年8 月22 日於美國杜克大學
序.二
大約在2015 年年初的某一天，遠在美國的劉康老師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他在上海交通大學指導的博士生吳娛玉非常優秀，希望能夠有機會到上海大學來繼續學習或工作。從提交的簡歷成果來看，吳娛玉對張愛玲、賈樟柯等具有鮮明風格的作家和導演有著極為敏銳而細膩的藝術感受，常常能夠在極平常、不經意之處發現解剖文本內在意蘊的張力。所以，吳娛玉給我的印像是一個非常有纔華的文學批評者。後來我又參加了她的博士論文答辯，看到的卻是直面時代英雄形像的分析。不同於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已經形成的更加側重思想史和文化政治的分析路徑，吳娛玉對文藝中的英雄形像塑造的分析始終立足於文藝作品本身，始終試圖通過文本細讀和藝術分析來穿越思想和歷史的迷霧。她還借鋻馬克思“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的思路，“發明”了一種“從後思考”的倒序研究方法，形成了有異於一般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路徑，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我看到了吳娛玉作為敢於直面重大理論命題的學術思想者的一面。
在順利申請進站，獲得博士後身份之後，我們開始一起討論未來的研究方向。正好當年，我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歐美左翼文論中的中國問題”成功獲批。我覺得其中的後殖民主義文論的中國問題，既能夠接續她對當代中國電影文化的關注（後來我纔知道，吳娛玉早其實是準備包括電影學方向的博士的），又能延續她對以文藝為代表的左翼文化理論思潮的研究。因為在後殖民主義理論引進中國的過程中，中國學者曾圍繞張藝謀現像產生了非常激烈的後殖民主義之爭。而美國後殖民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德裡克，又是研究中國現當代歷史文化的專家，更是對中國左翼思想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因此，在眾多西方左翼思潮中，後殖民主義應該是一個貼近她的知識積累、思想背景以及藝術趣味的切入點了。經過數次討論，吳娛玉也覺得自己的研究思路偏批評，貿然直接面對西方文論還不足以切入其思想肌理；而一旦與中國問題結合起來，立足作為一個中國學者的理論立場來回應西方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們的中國研究，便很容易找到進入問題的切入口。
研究領域一旦確立，後面的進展就相當順利了。她選擇的個研究對像就是詹姆遜。選擇詹姆遜的理由也是很充分：作為一位在中國學術界耳熟能詳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著名學者，詹姆遜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理論以及對魯迅的《阿Q 正傳》的精彩分析是被劃歸後殖民主義理論的重要原因。作為杜克大學的教授，詹姆遜也是劉康老師的同事，這是“杜克學人”的特有親近感。更何況，他有許多中國學生，如唐小兵、張旭東；許多去杜克大學訪學的中國學者都會找他聊聊天，做個訪談（我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成為中國學者了解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化理論的書目；新世紀之初，中國學者對他的“單一的現代性”的激烈批判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展開話題。但是選擇詹姆遜作為站，又是充滿陷阱，隨時可能迷途的。他與其他“正宗”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很不一樣：他不是出生在亞非拉成長在世界的少數族裔學者，因此他就不太可能具有其他後殖民主義學者在文化認同、文化批判以及政治立場等各方面的“獨異性”。正是在這一點上，他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有可能正好是後殖民主義要批判的“對東方的想像”。吳娛玉在開展對詹姆遜的研究時，也是部分意識到了這一理論難題的。她沒有簡單地在後殖民主義框架下展開對詹姆遜的研究，而是非常智慧地選擇了一繫列理論的參照繫來從不同維度觀察詹姆遜，如她選擇竹內好的“超克”理論與之對照，將汪暉、劉康等的“中國視角”引入與詹姆遜的對話；她還聚焦詹姆遜對的理論借鋻與誤讀，展開詹姆遜對臺灣新電影的“異國情調式”的分析，等等。通過詹姆遜這一個案的研究，我們會發現，吳娛玉可謂使出了全身的解數，調動起了所能夠調動的各方面的資源和視角，以一種既有開放宏闊的理論視角，又有著文本細讀的批評眼光的方法來展開她的研究，初步表現出吳娛玉不拘於常見、發前人所未發的學術勇氣。
因為博士後期間主攻方向是後殖民主義中的中國問題研究，所以本書中呈現的諸多理論家有許多都是具有後殖民主義理論傾向，或者被指認為後殖民主義者的。如對薩義德的討論、對德裡克的分析、對霍米·巴巴的研究等。但是如果本書僅僅局限在“後殖民主義”範圍，其學術的視野還是不夠的。經過兩年多的研究，她的學術能力獲得了極大的提升，逐步形成了屬於自己的研究思路。那就是始終帶著“中國問題”的意識來展開對西方理論的研究。尤其是在她順利出站，入職華東師範大學之後，獲得了更多與國內學術前輩和同行交流切磋的機會，娛玉的思考也更加自覺。
將本書的題目鎖定為“西方文論中的中國”便是她再一次學術升華之後的理論自覺。這裡的“理論”既可泛指一般意義的各種被稱之為“理論”的東西，也可以特指20 世紀60 年代之後以“結構主義”為代表的各種文化理論所具有的尋求“包羅萬像、放之四海”的“理論雄心”。尤其是後一種“理論”正是吳娛玉本書要研究的重要對像。因此，如果要嚴格限定這一“理論”，那就好不用小寫的復數的“theories”，而是大寫的單數的“Theory”。由此也可以進一步提出一繫列問題：在西方“理論”視域中，中國居於何種位置，它又是如何被闡釋的；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理論家是如何回應的，中國的文藝實踐又是如何自我呈現的；進而，中國在理論和文藝中的自我表達又對西方的“理論”提出了哪些挑戰？也正是基於這一思路，吳娛玉將全書分為四個不同的理論“聲部”：（1）“西方‘理論’對中國的闡釋和征用”，通過對“中國古典美學之於朱利安的啟示”、“詹姆遜‘民族寓言’說之再檢討”、“詹姆遜對臺北地圖的重繪”來展開；（2）“圍繞中國左翼問題的中西對話和交鋒”，如在德裡克、汪暉和劉康之間展開對“反現代的現代性”的討論；通過分析德裡克對《矛盾論》的解讀，來思考“西方左翼話語怎樣闡釋中國馬克思主義？” 這一問題；她還以詹姆遜對的思想的美學挪用為例，分析的思想是如何從政治實踐話語到文化闡釋策略轉化的；（3）“中國問題對西方‘理論’提出的挑戰”，分析了後殖民主義視域中作為注腳、參照和理論的“中國”，探討了中國問題對“東方主義”的挑戰及其理論潛能，分析了“後殖民理論的能量從何而來？”“後殖民理論中的‘中國’如何被表達？”這些關鍵性問題。而在（4）“西方理論影響下的對中國文學的解讀和藝術建構”這一部分中，她選取了賈樟柯、張愛玲這幾位在中國電影史和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導演和作家的作品進行分析，從文學文本和電影影像中發掘西方理論在其中的投射。
從吳娛玉的著作中，我們初步看到了一位有著細膩的藝術感覺和敏銳的理論眼光的青年學者的成長。“中國”立場，成為吳娛玉非常重要的學術態度；“對話”意識，成為她展開研究過程中的理論自覺；“現實”關懷，成為她勤奮研究的學術動力。
曾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