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與社會》中譯序
托尼·本尼特［1］是著名的文化研究學者，現任澳大利亞西悉尼大學文化社會研究所主任。此前他的身份是英國開放大學社會學教授、“社會與文化變遷研究中心”（CRESC）［2］主任、澳大利亞人文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墨爾本大學文化與交流學院兼職教授。在20世紀 70年代，托尼·本尼特即成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之一。1983年至1998年他受聘於澳大利亞格裡菲斯大學，擔任該校人文學院院長、澳大利亞文化與媒體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托尼·本尼特的工作對澳大利亞文化研究有很大影響，使澳大利亞的文化研究在世界範圍內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近年來，隨著國內對文化研究的植入和展開，托尼·本尼特的研究也逐漸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重視，據我所知，托尼的著作《形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文學之外》都已翻譯出版。托尼·本尼特的特殊之處不僅在於他對文化研究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我看來，托尼·本尼特對馬克思主義關於文學、藝術等的社會作用，對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發展都做出了很有價值的研究和探索，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理念有許多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認真研究的地方。
從現像上看，托尼·本尼特的特殊之處首先在於，他是從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角度研究文學問題和藝術現像的。托尼·本尼特1947年出生於英國，大學階段在牛津大學學習政治學、哲學和經濟學，此後在蘇塞克斯大學社會學繫攻讀研究生，研究興趣集中在藝術和文學社會學，博士論文主要研究喬治·盧卡奇的思想，特別是盧卡奇關於現實主義的思想和階級意識的概念。20世紀70年代初期，托尼·本尼特開始在布裡斯托爾大學工作，並在那裡結識了英國文化研究的代著名學者雷蒙德·威廉斯和愛德華·湯普森。1975年轉入開放大學工作，任講師並於1978年開始負責開設開放大學的“大眾文化”課程，由此開始了他的學術研究。托尼的成名作《形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出版於1979年，是繼特裡·伊格爾頓的《批評與意識形態》（1976）之後在英國學術界出版的受路易·阿爾都塞影響的學術著作。《形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從美學的角度思考和回應了路易·阿爾都塞所提出的著名問題：藝術與意識形態的關繫問題。托尼·本尼特認為，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在實質上不同於俄國形式主義和各種後康德式美學的思想和理論。兩者之間存在理論上的對立，馬克思主義要求從社會關繫和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研究和理解文學、藝術等重要的文化現像，而形式主義美學為了強調文學性的重要性而主張割斷文學藝術與社會生活的豐富聯繫，僅僅從形式層面分析文學藝術的價值和意義，事實上形式主義和各種後康德式美學不可能真正說明文學藝術的社會作用以及文學藝術與社會的互動關繫。另一方面，如果僅僅看到文學藝術是一種社會性的文化現像，是受歷史唯物主義原則和規律制約的，拒絕從形式的角度進入對文學藝術問題的研究，那麼馬克思主義也會失去自己的“美學”。托尼·本尼特與皮埃爾·馬歇雷、朱莉婭·克裡斯蒂娃、弗雷德裡克·詹姆遜、特裡·伊格爾頓等阿爾都塞學派的美學家和文學理論家的不同之處在於，作為社會學家的他采用社會學、人類學、社會統計學等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研究阿爾都塞所提出的美學問題，注重從文化的復雜性、文化的&ldqu決定”關繫、當代文學藝術與現代政府以及現代知識分子的復雜關繫等方面研究文學藝術與社會的關繫，因而發展了不同於前者的另外一種形態的馬克思主義關於文學藝術的理論。
1981年，托尼·本尼特發表了《馬克思主義與通俗小說》一文，提出了從馬克思主義角度研究和分析通俗小說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顯示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傳統從文化與社會的關繫角度去分析和說明文學現像並從中提出社會問題的理論特點。該文批評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批判理論傳統，指出這種理論把通俗文學簡單地看作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體現，因而事實上拒絕了對通俗文學的研究。“馬克思主義批評內部（或它在處理這個範疇時所使用的語言）對通俗文學的忽視不光是馬克思主義批評本身的遺憾，也不光是政治的遺憾，而且表明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工程的錯誤理解，結果損害了構想和進行經典化文本（這種文本一直是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縱橫馳騁的領地）研究的方式。”［3］現在看來托尼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因而有必要另闢蹊徑，找到一種有效的方法去研究和說明大眾文學的理論特質及其現實意義。1987年出版的托尼·本尼特與珍妮特·伍拉克特合作的專著《邦德及其超越》可以看作托尼·本尼特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研究通俗小說和大眾文化的一個成功例證。該書有力地證明了在英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冷戰英雄”007（邦德）形像是怎樣被社會地生產出來的。托尼·本尼特指出，邦德不是在一部小說或電影中構建出來的，而是在形形色色的與邦德有關的文本（如人物訪談、作家和不同邦德演員的傳記、傳聞逸事等）和各種文本之間的關繫中構建起來的，所以閱讀邦德不是隻閱讀被視為自律的文學文本，還應該通過小說、電影以及其他邦德文本來感受和體驗這些文本所構成的復雜的互文性關繫，這種互文性關繫被變化著的社會關繫及意識形態影響著，在現實中發揮著復雜多樣的社會作用。托尼·本尼特認為，大眾文化並不簡單地是一個消極的和否定的現像，而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簡單地拒絕和否定大眾文化，而在於真正理解它的復雜性及變化的規律，並通過闡釋大眾文化從而達到認識當代社會的目的。
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雷蒙德·威廉斯和《新左派評論》雜志的積極推動下，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關於文化領導權的理論被介紹到英國，在英國左翼學術界引起了影響廣泛的“葛蘭西轉向”。葛蘭西轉向的實質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中，特別是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中，將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心放到與文化領導權轉型有關問題的研究和闡釋上來。1990年，托尼·本尼特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文學之外》，全面分析和評論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在建設文學理論方面的諸多問題和困難。作為文化研究學者，托尼·本尼特與特裡·伊格爾頓的不同之處在於，托尼·本尼特認為，雖然不可能存在馬克思主義美學意義上的文學理論，但並不能排除其他種類文學理論存在的可能性。托尼·本尼特指出，文學指稱的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化組織的表征空間，在這個空間裡，文本的意義以及文本所產生的審美經驗，事實上受一繫列歷史的特定的制度和話語的調節，這樣定義文學，文學就會被看作一繫列社會現實和社會實踐的手段。從這個角度研究文學，就有可能建設一門嶄新的文學理論，它既能把文學作為一種特定的由社會歷史組織和維持的、文本在其中使用和發揮作用的場域來進行分析，又可以堅持文學的特殊性，不至於拋棄辛辛苦苦建設起來的關於文學性的豐碩理論。基於在特定的歷史性的制度和話語的場域中研究和闡釋文學文本的學術立場，在微觀的層面，托尼·本尼特發展了關於閱讀的“閱讀型構”理論，在宏觀的和歷史的層面，托尼·本尼特發展了不同於布爾迪阨關於藝術制度的理論，這就是他關於文化的治理性，即文學藝術等文化現像的意識形態機制復雜性的重要研究。在我看來，托尼·本尼特的這些研究卓有成效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文學藝術作為意識形態現像的研究，關於文化領導權問題的研究借此得以具體化、實證化並且具有了學科發展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傳統中，從雷蒙德·威廉斯和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開始，就沒有使用馬克思主義色彩更為鮮明的“審美意識形態”概念，而選擇了理論上較為中性的“文化”作為核心的概念。事實上，無論是路易·阿爾都塞、特裡·伊格爾頓還是托尼·本尼特都曾經指出，在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視野中，文化等於意識形態的概念。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漫長的研究歷史中，除了特裡·伊格爾頓1990年出版的以德國美學為研究對像的著作使用了美學意識形態的概念以外，對英國本土的大眾文化現像的研究，一直使用“文化研究”這樣一個較為寬泛和模糊的概念，這個現像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在托尼·本尼特看來，英國馬克思主義美學面對的“問題”和依據的傳統都不同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性美學，英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傳統更傾向於從經驗性的大眾文化現像的分析和研究中去確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當代問題，在這種經驗性研究中，理論與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實踐是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這也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美學不同於德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地方。“文化研究”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範式的優點也許還在於它的跨學科性和實證性。文化研究以大眾文化和媒體技術的發展為研究對像，在方法論上吸取了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和實證方法，在學理的層面上比“美學意識形態”更具有實證性和可操作性，這也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一個重要特性。然而，這兩個方面的理由並不邏輯地證明“美學意識形態”概念是錯誤的，在我看來，“文化研究”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自己的傳統中從自己的角度和立場展開的對馬克思主義美學問題的一種研究。簡單地說，也可以說它是藝術與意識形態關繫問題的一種研究路徑和理論模式。在對康德式美學和自律性美學的批判、對大眾文化和被壓迫者文化的重視，在對文化領導權的重視等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當代英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堅持和發展。對英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模式的分析，無疑可以為總結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理論模式，思考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很多啟示。
文化領導權的關鍵在於知識分子，其是在當代社會和文化制度下爭取文化領導權的主體。在近的一次訪談中托尼·本尼特談到，大量對於知識分子角色的理論概括來自浪漫主義時期的社會經驗，而不是來自當代的知識分子生活模式，知識分子習慣於把自己看作站在與權力對抗的立場上，“向權力說真話”的人（薩義德語）。托尼·本尼特認為，這種知識分子/國家權力的對立模式無法解釋當代西方社會中知識分子角色類型的變化，以及他們與政府、社會的復雜關繫。在今天，知識分子已經不是一個獨立於國家之外的自律整體，這並不是說知識分子應當隻是政府的奴僕，知識分子當然需要獨立的研究空間。但是，知識分子的獨立空間與批判舞臺並非與政府完全無關。知識分子既應該促成政府提高對文化的投入和支持，因為政府是有能力代表普遍利益而行動的行為者，同時又要堅持知識分子的權利和立場，這事實上也是他們的義務，因為當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在“學會使用政府為其擔保的反對政府的自由”的時候，必須獨立於政府之外。1998年出版的《文化：改革者的科學》，2001年出版的《區分多樣性：文化政策與文化多樣性》， 2002年出版的《福柯、文化研究與治理性》等專著中，托尼·本尼特都堅持了這種觀點。在關於文化研究的一繫列論文和著作中，本尼特關於文化的復雜機制、治理性與知識分子的作用等問題的研究和闡釋不再僅僅停留在理論的層面，而是注重從實踐的層面，結合具體的文化政策和研究個案的剖析來闡釋自己的觀點，顯得非常有說服力。
托尼·本尼特關於治理性的復雜性研究得益於米歇爾·福柯的研究。福柯跳出了阿爾都塞理論主義的框框，從經驗的角度研究和發展了阿爾都塞關於意識形態的理論，使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得以歷史化和學科化。托尼·本尼特的重要貢獻在於，把福柯關於主體性的研究，關於治理性的復雜性的研究運用於文學、藝術有關問題的研究中來，大大拓展了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研究空間和學術視野，也為知識分子積極參與當代文化論爭和文化建設提供了理論上的根據。在近年來的研究中，托尼·本尼特注意區分了兩種類型的知識分子：批判型知識分子和實踐型知識分子。強調對立性的批判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一以貫之的基本學術立場，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為基本武器，分析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文化的不合理性，以此來激發和喚起現實生活中個體的啟蒙意識。正如托尼·本尼特在《批評的幻像》等論文中指出的，這種批判型知識分子由於喪失了在現實中找到建設性文化動因的能力，其激進的批判姿態並沒有真正解決現實中的問題。福柯關於治理性的研究以阿爾都塞關於意識形態&ldqu決定”的理論為基礎，在歷史和現實的具體關繫中分析和論證了“政府為其擔保的反對政府的自由”的空間和可能性，福柯認為學會並且善於利用這種自由的知識分子纔是在當代社會生活條件下真正的知識分子。這種類型的知識分子也就是托尼·本尼特所說的“實踐型知識分子”，他們用現實所提供的條件，根據技術發展和文化發展的新條件來推動文化領導權的轉型和社會變遷發展。
我認為，托尼·本尼特本人以及英國文化研究的許多理論家，例如威廉斯、霍加特、湯普森、霍爾以及伊格爾頓等就是這種“實踐型知識分子”的代表。英國的文化研究起源於大學精英教育體制之外的成人教育，一直與英國工人階級以及被壓迫的階層保持著某種密切的聯繫。托尼·本尼特本人初的工作也是成人教育。結合當代社會日常生活的審美經驗來說明大眾文化的復雜性及其復雜功能，是英國文化研究的一個基本目標；努力闡明文化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繫，把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貫穿到當代文學、藝術、文化現像的理論闡釋中去，是托尼·本尼特始終堅持不變的理論目標。他所領導的“社會與文化變遷研究中心”是由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資助的大型國際性研究中心，也是英國個對文化變遷及其經濟、社會和政治含義進行廣泛而集中研究的大型研究中心。該中心目前主要在“文化經濟學”、“傳媒、文化與經濟變化”、“文化、治理與公民”、“文化價值與政治”、“定性研究與文化統計學”等幾個方向上展開研究。托尼·本尼特自己的研究興趣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
1. 博物館的歷史與理論，歷史的記憶與表征的不同繫統對建構特定的存在與行為方式所起的作用；
2. 文化管理的現代形式的發展史及理論，以及它們對在不同的政權和群體語境中社會行為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3. 對日常文化實踐以及它們與當代階級理論和文化政策所關注的內容之間的聯繫進行管理學（統治學）和民族志研究；
4. 文化分析形式上的發展，注重吸收科學研究和“治理性理論”（governmentality theory）的觀點；
5. 社會理論與文化理論之間的關繫。
托尼·本尼特在緒論中寫道，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英國文學批評中的倫理和社會良知的傳統的結合，是英國“文化研究”興起的重要原因。英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堅持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的立場，在當代十分復雜的社會和文化條件下，深入研究了大眾文化與當代英國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的關繫，在對現實問題的理論回應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和文學理論。托尼·本尼特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給人印像深刻的地方：一是不墨守成規和理論教條，不是從文本出發而是從現實中的問題出發來開展自己的學術研究；二是積極而又有所選擇地吸取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從而找到自己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的新的理念、途徑和方法；第三，高度重視學理的要求，雖然面對的是現實問題和現實經驗，但始終從學理要求和內在邏輯層面去解決問題和推動學術上的發展。我想對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而言，對托尼·本尼特的譯介也許是有所助益的。
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金惠敏教授邀請我翻譯托尼·本尼特的自選集《文化、治理與社會》，那時我在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工作。在強東紅、許嬌娜、李永新和尹慶紅等博士生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完成了該書的翻譯，這是托尼·本尼特自己從他的大量著作和論文中選出的文集，代表了他的思想和研究的不同方面。2008年春我赴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從事訪問研究，在 CRESC設在曼徹斯特大學的研究中心裡，我與托尼·本尼特見面討論了一些共同關心的問題，並且策劃了“文化研究的關鍵問題學術研討會”。2009年5月，托尼·本尼特次來中國，在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做了短期的訪問研究，“文化研究的關鍵問題學術研討會”如期舉行。在南京大學訪問期間，他除了在“文化研究的關鍵問題學術研討會”上作了主旨演講之外，還做了兩場學術報告。這三篇演講報告後來先後在《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和《南京大學學報》上發表。我們這次修訂也將這幾篇論文收錄進來。
非常感謝強東紅副教授翻譯整理了書稿，也十分感謝托尼·本尼特教授為中國讀者寫了專門的導論，使他們對本書的理解有了一個向導。
很高興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將托尼·本尼特的這本文集收入“批判美學與當代藝術批評叢書”。我認為，托尼·本尼特的思想和理論對於我們的當代文化建設和文化研究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是為序。
注釋：
［1］關於托尼·本尼特的個人情況，可登陸如下網址：
http: //www.westernsydney.edu. au/ics/people/researchers/tony_bennett。
［2］ CRESC主頁：http: //www.cresc.ac.uk。
［3］弗朗西斯·馬爾赫恩編：《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劉向愚、陳永國、馬海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04頁。
王
傑
2016年 7月 23日大暑
於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