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成立了一個名為“現實俱樂部”(Reality Club)的組織,試圖把那些探討後工業時代話題的人們聚集在一起。1997 年,“現實俱樂部”上線,更名為 Edge。
在 Edge 中呈現出來的觀點都是經過推敲的,它們代表著諸多領域的前沿,比如進化生物學、遺傳學、計算機科學、神經學、心理學、宇宙學和物理學等。從這些參與者的觀點中,湧現出一種新的自然哲學:一繫列理解物理繫統的新方法,以及質疑我們很多基本假設的新思維。
對每一本年度合集,我和
Edge的忠實擁躉,包括斯圖爾特·布蘭德 (Stewart Brand)、凱文·凱利(Kevin Kelly)和喬治·戴森(George Dyson),都會聚在一起策劃“Edge 年度問題”,而且常常是在午夜。
提出一個問題並不容易。正像我的朋友,也是我曾經的合作者,已故的藝術家和哲學家詹姆斯·李·拜爾斯(James Lee Byars)曾經說的那樣:“我能回答一個問題,但我能足夠聰明地提出這個問題嗎?”所以,我們要去尋找那些可以啟發不可預知的答案的問題,那些激發人們去思考意想不到之事的問題。
現實俱樂部
1981—1996 年,現實俱樂部是一些知識分子間的非正式聚會,通常在中國餐館、藝術家閣樓、投資銀行、舞廳、博物館、客廳,或在其他什麼地方舉辦。俱樂部座右銘的靈感就源於拜爾斯,他曾經說過:“要抵達世界知識的邊界,就要尋找復雜、聰明的頭腦,把他們關在同一個房間裡,讓他們互相討論各自不解的問題。”
1969 年,我剛出版了本書,拜爾斯就找到了我。我們倆同在藝術領域,一起分享有關語言、詞彙、智慧以及“斯坦們”(愛因斯坦、格特魯德·斯坦因、維特根斯坦和弗蘭肯斯坦)的樂趣。1971 年,我們的對話錄《吉米與約翰尼》(Jimmie and Johnny )由拜爾斯創辦的“世界問題中心”(The World Question
Center)發表。
1997 年,拜爾斯去世後,關於他的“世界問題中心”,我寫了下面的文字:
詹姆斯·李·拜爾斯啟發了我成立“現實俱樂部”以及 Edge 的想法。 他認為,如果你想獲得社會知識的核心價值,去哈佛大學的懷德納圖書館裡讀上 600 萬本書,是十分愚蠢的做法。在他極為簡約的房間裡,他通常隻在一個盒子中放 4 本書,讀過後再換一批。於是,他創辦了“世界問題中心”。在這裡,他計劃邀請 100 個聰明的人相聚一室,讓他們互相討論各自不解的問題。
理論上講,一個預期的結果是他們將獲得所有思想的總和。但是,在設想與執行之間總有許多陷阱。拜爾斯確定了他的 100 個聰明的人,依次給他們打電話,並詢問有什麼問題是他們自問不解的。結果,其中
70 個人掛了他的電話。
那還是發生在 1971 年的事。事實上,新技術就等於新觀念,在當下,電子郵件、互聯網、移動設備和社交網絡真正實現了拜爾斯的宏大設計。雖然地點變成了線上,但這些驅動熱門觀點的反復爭論,卻讓“現實俱樂部”的精神得到了延續。
正如拜爾斯所說:“要做成非凡的事情,你必須找到非凡的人物。”每一個 Edge 年度問題的中心都是卓越的人物和偉大的頭腦,其中包括科學家、藝術家、哲學家、技術專家和企業家,他們都是當今各自領域的執牛耳者。我在 1991 年發表的《第三種文化的興起》(The Emerging Third Culture)一文和 1995 年出版的《第三種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徑》(The Third Culture: Beyo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書中,都寫到了第三種文化,而上述那些人,他們正是第三種文化的代表。
第三種文化
經驗世界中的那些科學家和思想家,通過他們的工作和著作構築起了第三種文化。在渲染我們生活的更深層意義以及重新定義“我們是誰、我們是什麼”等方面,他們正在取代傳統的知識分子。
第三種文化是一把巨大的“傘”,它可以把計算機專家、行動者、思想家和作家都聚於傘下。在圍繞互聯網興起的傳播革命中,他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Edge 是網絡中一個動態的文本,它展示著行動中的第三種文化,以這種方式連接了一大群人。Edge 是一場對話。
第三種文化就像是一套新的隱喻,描述著我們自己、我們的心靈、整個宇宙以及我們知道的所有事物。這些擁有新觀念的知識分子、科學家,還有那些著書立說的人,正是他們推動了我們的時代。
這些年來,Edge 已經形成了一個選擇合作者的簡單標準。我們尋找的是這樣一些人:他們能用自己的創造性工作,來擴展關於“我們是誰、我們是什麼”的看法。其中,一些人是暢銷書作家,或在大眾文化方面名滿天下,而大多數人不是。我們鼓勵探索文化前沿,鼓勵研究那些還沒有被普遍揭示的真理。我們對“聰明地思考”頗有興趣,但對標準化“智慧”意興闌珊。在傳播理論中,信息並非被定義為“數據”或“輸入”,信息是“產生差異的差異”(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這纔是我們期望合作者要達到的水平。
Edge 鼓勵那些能夠在藝術、文學和科學中擷取文化素材,並以各自獨有的方式將這些素材融於一體的人。我們處在一個大規模生產的文化環境當中,
很多人都把自己束縛在二手的觀念、思想與意見之中,甚至一些公認的文化權威也是如此。Edge 由一些與眾不同的人組成,他們會創造屬於自己的真實,不接受虛假的或盜用的真實。Edge 的社區由實干家而不是那些談論和分析實干家的人組成。
Edge與17世紀早期的無形學院(Invisible
College)十分相似。無形學院是英國皇家學會的前身,其成員包括物理學家羅伯特
· 玻意耳(Robert Boyle)、數學家約翰·沃利斯(John Wallis)、博物學家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等。這個學會的目標就是通過實驗調查獲得知識。另一個靈感來自伯明翰月光社(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一個新工業時代文化領袖的非正式俱樂部,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和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都是其成員。總之,Edge 提供的是一次智識上的探險。
用小說家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的話來說:“Edge心態開放、自由散漫,並且博識有趣。它是一份好奇之中不加修飾的樂趣,是這個或生動或單調的世界的集體表達,它是一場持續的、令人興奮的討論。”
約翰·布羅克曼
[精彩樣章]
教育是教師向學生傳授知識。但是,每個教師都知道,如果你有一群優秀的學生,那麼,教育其實也是學生向教師傳授知識,並對教師的假設提出挑戰。這正是我在過去幾個月中的經歷。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次給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本科生開了一門課,課程的主題是社會的崩潰。為什麼有些社會在歷史的長河中土崩瓦解,而有些社會卻能一直維持到現在?
課上,我和學生一起探討一些著名文明的衰落,比如美國西南部的阿納薩齊印第安人、墨西哥尤卡坦半島的古瑪雅文明、復活節島上的社群、東南亞的吳哥窟、非洲的大津巴布韋遺址、兩河流域新月沃地上的部族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等。從近 20 年的考古發現來看,由於過度開采他們賴以生存的環境資源,這些文明將自己賴以生存的環境破壞殆盡,並終將自己毀滅得支離破碎。
比如,復活節島上的波利尼西亞人,他們生存的島嶼原本植被繁茂,甚至擁有世界上大的棕櫚樹。漸漸地,島民們開始砍伐森林,用木材制造獨木舟、生火、運送雕塑、抬雕塑、做木雕等。終於有一天,他們伐倒了所有的森林,島上所有的樹木都滅絕了,他們再也沒有木材用來制作獨木舟、豎立雕塑了,也沒有樹木來保持水土、防止侵蝕了。他們的社會終崩潰於一場由於食人引發的瘟疫,造成 90% 的島民死亡。
讓我的學生費解的一個問題,我以前卻從未想過:一個社會究竟是怎麼做出這樣一個災難性的決策的,竟然將自己賴以生存的樹木全部砍倒了? 我的學生想知道,當復活節島上的島民砍倒後一棵棕櫚樹時,他們說了什麼。他們是在說“我們可是伐木工人,別管那些樹”,還是在說“這是我的樹,我有權這麼干,請尊重我的私有產權”?當然,所有這些島民一定早已意識到將森林砍盡會給自己造成怎樣的後果。要知道,把樹砍光可不是個微不足道的小問題。還有學生想知道,如果 100 年後人類還存在的話,那時的人們會不會像現在我們驚訝於這些島民的愚昧無知一樣,也震驚於我們的愚昧無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