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前言
《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自2005年5月次出版以來，已經十五年了。此書2006年出版了修訂版（第二版）後，由於各種原因一直沒有再版或重印。這一回能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多卷本作品集的機會，使此書作為“學術演講錄”的種得以重見於思想界和學術界，是一件很愉快、也很適時的事。
說“愉快”，隻是在個人意義上講。這本書的起因是近二十年前在紐約大學和北京大學的研究生課程。版的前言對此做了比較詳細的交代。其時正是新舊世紀之交，經濟、文化領域裡的全球化勢頭帶來種種樂觀憧憬，也帶來隱隱的困惑和憂慮。其中個人認同和集體認同的問題尤其突出而尖銳，因為它既是全球化的產物，又似乎同全球化帶來的世界新秩序、身份的多重性和遊移、新的普遍性甚至標準化觀念處在一種緊張的、至少是需要“協商”的關繫中。此書出版後得到中文世界讀者持久的關注與回應，引發了一繫列討論和爭議。多年後回憶起來，種種場景仍然歷歷在目。在第三版出版之際，這些屬於個人交往的片斷不僅僅是美好的回憶，也給了我歷久彌新的信心和激勵。
至於“適時”，則關聯著一種非個人的、需加以不斷歷史化的觀察。過去二十年不僅是中國經濟“史詩般的增長”（路風）的二十年，也是二十世紀終結後一個新的世界歷史時代的頭二十年。這個新世紀尚未獲得自己的名字，但無論在現實中還是在理論上，它在過去的二十年內已經讓我們目睹和親歷了種種深刻的、結構性的變化。這些變化有的像靜水深流，改變了我們對時間的感知；有的則如隕石撞地球，猝不及防地迫使人接受新的生存環境。相比於中國經濟的崛起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關繫、權力關繫的結構性變化，即便是2001年的“9·11”事件與隨之而來的美國長達十數年的反恐戰爭，如今看來也隻不過是一個一時分散了人們注意力的“邊角戲”（side show）。這種深刻的、結構性的變化在2020年的全球疫情、中美“脫鉤”甚至“新冷戰”格局下更被無可質疑地擺在了歷史的前臺。
當簡單化的“全球化意識形態”被資本主義市場、地緣政治、民族國家主權形態、不平等與階級衝突、種族問題乃至“文明衝突”一層層剝去它“含情脈脈”的面紗時，普遍與特殊的辯證法、文化內在的政治性或生活世界的“存在強度”等問題，就再次咄咄逼人地出現在了我們面前。我們眼下面對的不僅是世界歷史格局的劇變，也是國內經濟、政治、文化的大轉型和大調整。此刻，中國知識界思想界在過去二十年甚至四十年來所持有的言之鑿鑿或心照不宣的假設、預期、觀念和價值，都到了需要繫統清理和反思的關頭。
回顧本書的思想脈絡和主要論點，我們會發現，它所內蘊的知識體繫、所展現的分析與論述、爭辯與闡發並沒有過時，相反，它獲得了新的歷史基礎和思想基礎，其中所關注的問題，在現下的宏觀語境裡，被證明仍然是切中肯綮的。於此我也想再次強調，在“普遍與特殊”的辯證法這個問題上，我的立場和觀點從來不是騎牆的、模稜兩可的，而一向是明確的，雖然這種明確性並不能被簡化為一種非此即彼的選邊和獨斷論——因為後者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根本無助於對這些基本問題的思考，甚至妨礙人們進入這樣的問題本身。
十五年前，在本書面世時，中國思想界仍彌漫著“左右之爭”的風氣，一些讀者難免要發問：此書究竟持自由主義擁抱普世文明的立場，還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特殊道路”的立場。在意識形態立場背後，還有一種更為僵化的知識體繫，它好像以為“普遍性”或“真理”不是一種歷史的、由實踐中的活生生的人按照他們的利益、理想、價值和希望去探索並為之奮鬥的東西，而是一旦印在紙上就自動成為不言自明的、公認的、一成不變的金科玉律。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再次確認，在自然科學和形式邏輯之外，一切普遍性或真理隻能是特殊性之間、或者說種種非真理、半真理、或片面真理之間競爭和鬥爭的暫時結果和表達。也就是說，它們不僅在歷史意義上是變化中的矛盾的對立統一體，在具體的社會、文化、制度、價值觀、利益立場甚至審美趣味上，也都是特殊的，這種特殊即使在謬誤的意義上，客觀上也是朝向普遍性和真理的歷史運動的環節、方向和具體步驟。換句話說，普遍性隻能是內在於並發揚自種種特殊性具體形態的普遍性渴望、普遍性因素、普遍性自我期許和自我理解，但作為客觀歷史形態的普遍性，卻必須建立在承認、接受、共識和一定程度上的人類共同經驗、共同訴求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建立在不同的、作為“特殊的普遍”的種種特殊性形態對普遍性概念的追求、貢獻、建構和不斷完善的基礎上。
從其歷史形成和概念構造上看，“普遍性”無非是種種相互間形成特定共存和競爭關繫的特殊性間的形態（不妨將其比作本雅明所謂的“星座”/constellation），另一方面，即便在業已確立的普遍性範疇和概念內性、多樣性、內部的否定性運動和不時的翻轉或顛覆，也一化的、同質性的、肯定性的力量或因素並存，甚至在多數時候居於能動的、創造性的、因而更具有影響力和同化力的地位。這種通過差異性和自我否定、內部斷裂甚至主體自我的策略性空洞化、“遊牧化”而將一個更為強大的自我在其邊緣、彼岸和虛無中一次又一次重新建立和表述起來的能力，在我看來乃是近現代西方文化和思想面對外部或內部挑戰時克敵制勝的法寶。在此，決定競爭結果的往往不是古典史詩英雄式的生死搏鬥，而是現代意義上的創造力和想像力的繫統比拼，所要較量的，是在物質和非物質領域終“誰比誰生產了更多”（who outproduces who），也是在這樣長期的社會繫統和文化繫統的“生產力”的競爭中，誰更具有認識自己、通過自我否定去肯定自己的意志和能力。這種自我否定和自我異化的意願與能力，就其終擴大了它自身普遍性訴求和自我認知疆界的效果而言，無疑是一種健康、強大、自由的自我肯定的意志的體現，而不是對這種意志和認同的懷疑、限制或背叛。這也是為何本書雖在反思和批判的意義上“正面”論述西方普遍主義話語構造，但卻以相當的篇幅介紹和分析這種構造內部的顛覆性、否定性和富於概念與形式創意的論述，而不是以常態或主流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繫作為討論的材料和對像。
如果用“比較文學”這個說不清道不明、據說是以質疑和追問自身存在前提為自身存在前提的學科舉例，我們或可以說“普遍性”或普遍性觀念就好比“世界文學”。任何人走遍世界也找不到“世界文學”這種東西，找不到以“全人類”“普遍生活經驗”為形像和故事的原型與素材的作品，當然也找不到可以作為“全人類”標本的理想讀者。我們實際上能找到並樂意閱讀的，隻能是用不同的語言文字、在具體時空條件下寫出來的、反映人類不同的特殊經驗的具體的個別的作品。然而，任何熱愛文學的讀者都知道，在希臘悲劇、中國盛唐詩歌、莎士比亞、十九世紀俄國小說或現代主義荒誕派作品中，我們讀到、領略到的不僅僅是“地方文學”或歷史上特定時代的作品，同時也是“文學本身”。進而言之，這個文學本體論意義上的“世界文學”或“總體文學”，並不是一個把豐富多彩、氣像萬千的人類文學感性、文學想像、文學風格統統籠罩和統攝於自身的大一統，而恰恰存在於我們對各種各樣的文學特殊形態的欣賞、體會、分析和理解之中。具體地說，這種想像中的“世界文學”或“總體文學”隻存在於文學翻譯和種種“跨境”的文學理解活動中。
普遍性當然也不是所有特殊性的總和，正如“世界文學”不是世界各民族文學的家庭大合影。一部“世界各民族文學大繫”並不能帶來任何有意義的“世界文學”概念。相反，一種關於“總體文學”的觀念實際上更主要地是由一種看似神秘的文學想像力和創造性在不同語言、歷史、社會、文化共同體及其特殊歷史階段中的某種極限和峰值所決定。也就是說，如果有一種叫做“世界文學史”的東西的話，那麼它的源流隻能由一條斷斷續續的、跳躍的虛線把那些創造、顛覆和繼承的極限和峰值點在想像或觀念中標示出來、連在一起。這條虛線必定是在不同的文學傳統中穿梭遊走、起伏不定、忽隱忽現的。即便在特定民族的文學演變過程中，“文學性”意義上的“普遍”也仍舊隻是由種種特殊的、高度個性化的形態，按照“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辯證韻律在觀念和“判斷力”的層面上被“敘述”出來。因此，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雖然隻是一部短小的口述記錄，但卻仍然具有中國文學史寫作和中國文學觀念批判的經典意義和示範意義。
本書中對“西方普遍主義話語”所做的“歷史批判”，前提在於承認這種話語在自身歷史意義、社會意義和文化意義上客觀、具體的“特殊性”中所蘊含的普遍性衝動和創造性。也就是說，作為近代西方歷史經驗的自我表述和自我理解的“普遍性”話語之所以能夠迫使其他種種非西方主體立場（以及西方內部以“他者”自居的主體立場）進入近代市民社會經濟-文化政治主流所規定的“普遍與特殊”的邏輯，恰恰在於後者本身所具有的（或者說還沒有完全喪失的）革命性、實驗性和生產性，其中就包括了通過不斷的自我否定、不斷的內與外、自我與他人、普遍與特殊的辯證衝突而將自身經驗的特殊性領域強加給對手、且在相當程度上迫使它們接受它自己的行為、規則、標準和價值的內在能量和強度。這裡既包括空間意義“整理混亂”和“克服他者性”的歷史實踐，也包括時間和意識史內部不斷將自身傳統的斷裂、破碎重新打造為連續性和整體性的反思和表述能力，即一種不斷生產出意義和概念、而且不斷生產出意義和概念的解釋框架和解釋空間的勞動與實踐。
在中國社會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在古人的意義創造和意義闡釋實踐裡，也曾見識過類似的整體上的（或者說把自己作為整體的）創造能力和賦形能力,見證過蘊含在其中的能量和意志。雖然以現代知識參照繫來看，中國古人的世界在客觀上隻是“特殊”的、局部的，但中國古代文明的內心視野及其思想目光之所及，則是一個普遍性的世界。盡管古人是用中國人特殊的文字記錄了中國特殊的經驗，但從《詩經》、《楚辭》、《論語》、《莊子》、《左傳》、《史記》、陶潛、唐詩一直到《紅樓夢》，那個特殊的“文化中國”不僅僅給中國人，而且事實上給所有人提供了關於生與死、身與心、人與自然、存在與虛無、理智與情感、此生與不朽的“普遍意義”和“普遍價值”。與近代西方普遍主義自我論述相似的是，中國古人的文化普遍主義有力的表述並非“天不變道亦不變”那樣的道學家式的主觀宣誓，而是不同時代的中國人在治與亂、夷與夏、窮與達、得道與失道、百家爭鳴與萬馬齊喑的變化和循環中能夠“文起八代之衰”和“繼絕學”的接續與再造傳統的意志和能力，包括翻譯、吸收、同化異域文明和智慧（比如佛教）的胃口和能力。
現代性歷史條件把割裂的人類生活前所未有地連接在一起，於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不同的意義繫統、情感道德繫統和價值繫統都在小小的地球村中比鄰而居、熙熙攘攘、摩肩接踵。這種尼采所謂的“比較的時代”自然帶來思想領域內部空前的多樣性、衝突和挑戰。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範圍內的社會化大生產、分工、分配和消費體繫的持續演化，科學技術的加速發展，交通的便利，信息的爆炸與瞬間傳播為傳統的、古典意義上相對靜態的“普遍與特殊”帶來了全新的歷史條件。在這樣的條件裡，如何作為一個“世界人”行事與如何作為“自己”活著，在許多時候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在另一些決定性的時刻，則逼迫人們進行非此即彼的抉擇。這種抉擇不但在個人意義上以機遇與挑戰或兩難處境的形式界定了我們的生活，更在一種“生活形式”和價值認同的意義上確定了我們潛在的、但卻是難以逃避的文化歸屬和存在的政治性。
《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從中國文化意識出發處理近代西方普遍主義話語，自然而然地帶出了一個“文化政治”的概念。這個概念後曾在《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2015）一書中得到進一步展開。然而，無論在2005年還是在2015年的中國知識界，將“政治”同“文化”並提、甚至將兩者凝聚為一個詞語、一個一體化概念，都仍帶有某種“音樂廳裡的槍聲”的突兀感。在當時，“文化政治”概念固然吸引了許多讀者、激發了他們的思考和問題意識，但同時也使一些“普遍主義者”“文化主義者”和“唯美主義者”感到面對某種增強版的“特殊性”時的不自在，因為政治思維無疑從根本上取消了康德式或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意義上的自由、自律、原子式個人的先驗的普遍性，取消了所有形式主義、實證主義和一切唯名論的有效性，而將它們通通推入到現實的社會關繫、集體性選擇和隨之而來的分裂、矛盾、衝突狀態之中。然而在2020年，“文化政治”作為一個概念，卻可以說獲得了空前的分析和解釋的有效性。
不過，在今天，當各種利益、制度、價值、立場之間的衝突日益激化、在它們各自都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斷然地提倡自覺、更堅定地、不容質疑地為自身的正當性和自然權利辯護、甚至不惜為之一戰的時候，我卻更願意從基本學理的反思再出發，去反思眼下的問題，而不是簡單、急躁地把文化政治概念用於某種“底線思維”。這個基本學理是艱苦的理論思維的結果，它也同所有有的放矢的理論思辨一樣，一旦被清晰地表達出來，就會同時具有經驗甚至常識層面的可理解性。“文化政治”並不指對文化的泛政治化理解，或對政治的泛文化主義理解；當然它更同文化和政治之間彼此的功利性、工具化的相互利用無關。所謂文化政治不過是這樣一個概念，它在意識層面標志和指示出這樣一個樸素的認識：文化在終極意義上是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的自我表達；就這個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具體的存在形態而言，它本身具有一種固有的、但卻是隱而不彰的政治強度，即像任何生命體一樣保存自己、肯定自己、伸張自己、捍衛自己的意願和意志。
文化政治乃是這種存在的政治在生活形式及其自我表達方式領域的自我意識。借用黑格爾“量變到質變”的辯證概念，它在常態下僅僅作為文化存在，但是在特定條件下卻可以顯露出其內在的政治強度甚至戰鬥精神，正如水在常溫下是水，但一旦越過沸點，就會變成蒸汽，可以化為一種力去推動物理世界的變化。書中也提到卡爾·施米特對黑格爾這一量變/質變辯證法在純粹政治領域的運用：經濟利益的衝突在常態下隻是利益衝突，因此隻屬於相對自律的經濟範疇；但一旦它達到或突破某個臨界點，利益衝突就會發生質變，實質性的矛盾焦點就會從非政治化的經濟範疇轉移到排斥經濟理性的單純的政治範疇，就會在“敵我之辨”領域裡變成你死我活的鬥爭；相對於這樣的新的範疇裡面的衝突，經濟利益就已經變得無關緊要了。在這個文化政治的主要定義之外，這個概念也包含一層更為當代性、更學院氣、更理論化但實則更為淺顯的意義，即所有貌似非功利的、專業化的概念構造和意義生產活動，都可以在具體的權力關繫和馬克思主義結構分析中顯出它的特定的意識形態立場、傾向性和戰術策略。
同樣，從文化政治概念回到作為本書核心的普遍性概念，在2020年，我更願意強調在普遍性層面進行思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全面工業化的國家，並且正在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迅速縮小同“成熟的市民階級國家”之間的歷史距離。此刻我們更需要以前所未有的自信、眼界和開放態度，繼續自身制度、價值、文化和生活形式建設方方面面的理性化、合理化探索，以便盡快在現代性歷史條件的框架內同資本主義先進國“並駕齊驅”。嚴格講來，隻有在這個基礎性、前提性的“普遍性”平臺上，我們纔能夠實質性地進入更為深刻、更為關鍵的“普遍與特殊”的辯證法，即在普遍性範疇內部、通過將自身“特殊性”中潛在的普遍性因素發揚光大，進而通過它們同其它種種“特殊的普遍”互動、交流、溝通、競爭，通過它們實現對自己的肯定和超越，去參與界定並豐富這種普遍性概念的鬥爭。面對今天美國塵囂甚上的“脫鉤”論，中國能夠堅定地繼續走改革、開放、創新的既定道路，參與和吸納全世界社會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就是這種史詩性智慧的明確表達。
在文化、思想和學術領域，我們應該抱有同樣的期待，並作出同樣的努力。這就是在更大的經驗範圍和知識範圍內思考特殊與普遍、整體與局部、自我與他人、主觀與客觀的辯證法；在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雙重意義上思考新中國集體經驗的整體性問題。這需要我們成為一個更善於學習、傾聽和自我更新的民族；在對外交往中承認他人的生活世界及其價值根基，並通過哲學意義上的翻譯、對話、交流和理解建立起一種富有生產意味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與此同時，在普遍性層面的文化自我建構過程中，在承擔“存在的政治”的歷史使命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不能有意無意地聽任認同與肯定的內在政治強度去限制和壓抑內部的多樣性、個別性與活力，而是有意識地去激發和發揚自我同一性內部的否定性和超越性因素，以便能夠通過持續的革新與創造不斷地“生產出更多的東西”。
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於一個學者的學術生涯而言，不可謂短，但對於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發展演變而言，卻隻在彈指一揮之間。在今天重提“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外部語境和內部語境都已經發生深刻的變化。但就 “立足當代中國的思考”的而言，無論這種變化一時多麼嚴峻，卻終仍具有某種理論上的積極意義。因為這個變化的根本，就是中國的全面工業化以及它所帶來的當代中國人勞動和社會組織的質的、不可逆轉的改變。這個物質生產和社會組織領域裡的根本性改變決定了當代中國人集體經驗的歷史性和未來可能，也在實踐中督促去嘗試新的思想實驗和理論創新。相對於當代中國人在物質生產和日常生活領域裡表現出來的巨大活力和創造性，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在形像生產和意義生產領域的成果總體上恐怕仍然是滯後的、令人汗顏的。故而，希望本書在今天仍然具有拋磚引玉的意義。也希望這一本舊作的修訂再版，能夠敦促自己在學術工作中繼續努力，不生任何偷懶和懈怠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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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批聽眾是我在紐約大學和北京大學開設的英文課和中文班上的學生，他們中不少人當時剛剛成為、或即將成為我在美國、中國指導的批博士生。他們對這門課程的熱情回應，是促使我把講義整理成書的初的原因和動力。本書首次出版後得到中文世界讀者持久的關注與回應，也引發了一繫列討論和爭議。 多年後回憶起來，種種場景仍然歷歷在目。因這本書而結緣的朋友和論戰對手，如今不少已成為自己學術生活的一部分。他們在人數規模和對知識與觀點的“較真”程度上，或許都超過了自己多年來在文學研究“老本行”裡積累的故舊和同好。
脫銷期間，每年都收到讀者的來函，表示詢問或關心。需要給朋友送書時，也隻好到網上高價搜購。之所以沒有催請出版社加印，是因為曾幾度打算寫作此書的第二部，設想的思路有二： 或從“特殊性”或“個別性”角度展開“文化政治”的概念；或通過反思“啟蒙”在全球範圍裡的多重性和內在矛盾再次切入普遍性問題。種思路在2015年出版的《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體現，某種意義上那本文集也可以算作同它的對話。第二種思路在過去一些年的授課和講學中多次涉及，也屢被用做紐約大學-北京大學國際批評理論中心組織的國際會議的主題，但目前講稿仍在整理中，尚無具體的出版計劃。借此再版機會，向關注和喜愛這本書的讀者作一交代並表示衷心的感謝。
第三版在第二版基礎上對課堂問答部分做了較大刪節，對保留下來的部分也做了精簡化的處理。正文中除個別字句的勘誤、及為語氣連貫而進行的修補外，未做太多改動，基本維持了第二版修訂的面貌。書名副題中後二字由“批判”改為“反思”，以還原課程和整理稿本來的讀書與討論的氣氛，同時突顯這個問題及思路的開放性與“仍在路上”的意味。特此說明。
張旭東
2020年9月3日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