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林賽

英籍地理學者，英國利物浦大學名譽研究員,美國探險家俱樂部成員。

1987年獨步長城2470公裡，1990年之後長居中國。自2000年起，全身心做長城探索、研究、保護和傳播工作。他在長城實地考察2800天，出版與長城相關的圖書8種。

作者曾在北京和山海關、榆林、高家堡、嘉峪關關城、長城墩等長城沿線地點舉辦《萬裡長城 百年回望》展覽9場；作為一位廣受歡迎的演講者，他為美國國家地理頻道、探索發現頻道主持過若干紀錄片，同時，他與兩個兒子傑米和湯米航拍的紀錄片《飛躍萬裡長城》已在中國、英國等40多個國家播出。

林賽先生1998年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的友誼獎章，2006年獲得英國女王授予的“帝國勛章”（OBE），2008年獲得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長城友誼獎牌，2016年獲得英國皇家（亞洲）協會“亞洲傑出人物”稱號。

威廉·林賽先生與妻子吳琪和傑米、湯米常年居住在中國北京。

威廉·林賽撰寫的其他書籍包括：

《長城和美玉》（中、英文版）

《50件長城文物》（中、英文版）

《威廉：我的長城生活》（中文版）

《萬裡長城 百年回望》（中、英文版）

《萬裡長城 百題問答》（英文版）

《亞洲印像：長城》（英文版）

《與一起長征》（英文版）

《獨步長城》（英文版）

序言 i

章  兩個威廉的長城故事1

第二章 威廉·蓋洛在其故鄉的消失和再現11

第三章 長城形像鉤沉：地圖、繪畫和照片59

第四章 百年回望，重攝長城81

    一、玉門關地區94

    二、嘉峪關地區129

    三、陝北地區160

    四、淶源地區176

    五、北京地區205

    六、古北口地區271

    七、山海關地區295

結束語 長城重訪，仍將繼續323

參考書目327

關於圖片330

章兩個威廉的長城故事

我把拇指和食指組合成一個長方形，模擬著身邊這張老照片中的取景，哈，“拉近”一點兒，就是這裡了，老照片的拍攝地點終於找到了！我深吸一口氣，將老照片慢慢舉起，直到與肩膀平齊，仔細審視，反復確認，沒錯，此處長城及其背景與老照片完全一致。一種感覺湧上心頭，奇妙而又興奮。又一個威廉到這裡來了！我——威廉·林賽——此時此刻就站在他——威廉·蓋洛——一個世紀前駐足的地方，分毫不差。威廉·蓋洛對他面前的長城是這樣描述的：“此處長城十分壯麗，為萬歷皇帝所修。”遺憾的是我來得太晚了——讓威廉·蓋洛贊嘆不已的四座敵樓，早已損毀。盡管如此，我想，用“壯麗”一詞來描述這段長城，也絕非誇大。

沸騰的心潮終於平復，我開始拍攝現在的長城。這是“重攝技術”——一種用新老兩幅照片溝通歷史和現實的攝影技術。對我來說，這並非易事。的挑戰是在世界長的建築物蜿蜒穿過的廣袤的地域裡尋找一個小得不起眼的地方。如果把一個地方的相關坐標事先輸入衛星定位繫統（GPS）的存儲器，然後再原路返回搜尋，那麼事情就容易得多了。然而，一個世紀前拍攝長城的威廉·蓋洛給我提供的線索是隻言片語的文字說明。比如我面前的這張圖片上隻寫著“Paishih K’ou，距Futuyeh六十裡”（白石口，距浮圖峪六十裡）。是直線距離六十裡還是實際距離為六十裡？而當我向過路的人詢問時，把“Futuyeh”讀出來，人們不是聳聳肩膀就是滿臉迷茫地瞪大了眼睛——也難怪，現在的中國有多少人知道19世紀的威妥瑪式拼音（Wade-Giles romanization）？尋找長城老照片的拍攝地，首先我得找到老照片拍攝的大致地點，隨後在村裡走家串戶，讓人們看老照片，如果走運的話會有老人指點迷津。假如這招失敗，我隻好爬上能夠遍覽周圍景觀的點，登高遠望，希望能發現這裡長城的蜿蜒姿態及天際輪廓與老照片是否吻合。

下面的事情就要靠直覺了，更具體地說，是把視力、腿功與想像力結合起來，確定重攝長城的準確地點。向前看，仔細觀察蜿蜒伸向遠方的長城；再往下看，認真審視周圍景物，與手中的老照片對照；隨後，為了找到老照片的拍攝地點，我會在密不透風齊肩深的灌木叢中蹚出一條路（如果找對了，那麼這灌木叢也是長城的變化之一）。艱難跋涉的同時，我的信心也在增長。老照片的拍攝地點，可能近在咫尺！看，這段長城的地平線輪廓與老照片完全吻合，老照片肯定是在前面某個地方拍攝的。此時此刻，信心轉化成了信念，就像我再次與故去的威廉站在了一起。

威廉·蓋洛來自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多埃斯頓城。作為探險家兼傳教士，他於1908年成了全線考察長城的人。與多數探險家不同，他在返回祖國的時候除了自己拍攝的照片之外什麼都沒有帶走。回國後，他到處發表演講，介紹自己考察長城的經歷；而在此之前，長城在中國以外的地方鮮為人知。他的演講往往座無虛席，他用燭光幻燈機放映的長城形像，盡管圖像搖曳不定，卻使聽眾為之傾倒。1909年，蓋洛的著作《中國長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問世，這無疑是部外國人關於中國萬裡長城的專著。

然而我首次“結識”威廉·蓋洛，並不是因為有意重攝長城，而是通過瑪約裡·黑塞爾·笛爾曼（Marjorie Hessell Tillman）女士的牽線搭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笛爾曼女士曾與擔任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的丈夫一道在日本東京居住，他們收藏了大量關於亞洲歷史、文化的書籍，其中便包括威廉·蓋洛所著的《中國長城》。1989年的一天，已返回倫敦居住的笛爾曼女士在無線電廣播裡聽到我在播講自己不久前完成的長城探險，以及剛剛出版的《獨步長城》（Alone on the Great Wall）一書。笛爾曼女士認為，威廉·蓋洛所著《中國長城》的下一個擁有者非我莫屬；不久，她便把書寄給了我。

《中國長城》裡使用的照片，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令我驚嘆不已。其中一幅照片展示的長城似曾相識，引起了我的好奇。這段長城在北京以東大約150公裡處河北省一個偏僻的地方。我對這段長城了如指掌，因為1987年我不僅到過那裡，而且在那裡逗留了很長時間，為的是以它為背景用相機定時器給自己拍一張照片。或許是命運使然，編輯把這張照片用在了《獨步長城》一書中。就這樣，相隔八十年的老少兩個威廉在此相遇了——威廉·蓋洛坐在地上，頭戴一頂盔帽；而威廉·林賽戴著一頂軍用皮帽在行走。然而，我注意到新老兩張照片有一處顯著不同，威廉·蓋洛的照片上有一座敵樓，而在威廉·林賽的照片上，這座敵樓已經不見蹤影。興奮的心情頓時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沮喪。隨著歲月流逝，1644年以後不再擔任防御功能的長城，也在悄悄改變著容貌。長城，特別是所謂的“野長城”正在消失，很多地段的長城我隻能憑借想像構建它昔日的樣貌。

還有一件事情讓我感到，長城日積月累的微小變化的確會導致長城的巨變。1982年，我在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社做客的時候買了一個地球儀，長城是這個地球儀上標出的人造建築物。關於長城，當時有一個廣泛流傳卻繫子虛烏有的贊譽：長城是人類從月球上能用肉眼看到的建築物。而我贊美長城，則用的是長城是地球儀上標出的建築物這一鐵定的事實。2004年，我再次訪問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社，在那裡又買了一個地球儀，卻發現地球儀上的長城消失了，是地球儀制造商的疏忽，還是長城真的變短、變矮了？許多地方的長城已不復存在，這我早就知道；盡管如此，我還是十分傷心。

這是因為從兒時起，我就與長城結下了不解之緣。記得我是通過《牛津大學地圖集》（Oxford School Atlas）與長城結識的。興奮之餘，我告訴家人、同學和老師，早晚有一天，我要去中國探險，從萬裡長城的這一頭走到那一頭。深受鼓舞的我終於在1987年完成了這兒時的夢想，為時78天。然而，在這78天中，竟有一半時間根本看不到長城。16世紀中期，中國人曾經大規模地修建長城，而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長城卻遭到空前的浩劫。我徒步考察長城，就是在這浩劫發生後不久進行的。16世紀一些在中國南方活動的耶穌會傳教士把關於長城的信息傳到了歐洲。他們說，在這個帝國的北部有一道非常長的城牆被用作防御工事。關於長城的信息越來越多地傳播到歐洲，用城堞表示的長城終於出現在人類有史以來出版的幅中國地圖上。這幅中國地圖由亞伯拉罕·奧特裡斯（Abraham Ortelius）繪制，見於1584年版的《寰宇全圖》（Theatrum Orbis Terrarum）。《寰宇全圖》問世後僅僅六年，長城就出現在全球幅公開出版的世界地圖上。從那時起，直到不久前，長城一直作為具有全球意義的標志性建築物在世界地圖上標出。

那麼，長城為什麼從地球儀上消失？哪裡還有長城的殘段？長城的保護在哪些地方取得了成功？在另外的地方為何遭到失敗？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重攝技術能夠回答這些問題。重攝，就是把現在的長城拍攝下來，與老照片對比，這樣就能直觀地顯示在這漫長的歲月中長城發生了哪些變化。威廉·蓋洛的《中國長城》和他的精彩的長城老照片啟發了我，我通過互聯網收集並購買了更多的老照片，並且將其加以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