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版序 

初版序 

輯

讀書是件好玩的事 

堅守自家的閱讀立場

談讀書，兼懷一位師長

如何提獎“讀書”

“親自讀書”的重要性

關於書的書

享受“讀書”

希望釀成這麼一種氛圍與態勢

專業精神與人間情懷

聞窗外事，讀聖賢書

第二輯

“讀書俱樂部”開場白

讀書不能不知書——讀《書林清話》

藏書樓與學術史——讀《清代藏書樓發展史》

學者與書局——讀《回憶亞東圖書館》

暢銷書的學問——讀《暢銷書》

書肆與文人——讀《琉璃廠小志》

我的讀書生活

我愛讀的書

讀書，讀什麼書？

讀書無訣竅 

“發現”的樂趣——關於中學語文教學的隨想 

第三輯

書海遨遊之夢——我與北大圖書館 

徜徉乎書庫之間 

書札中的文人與書局——讀《中華書局收藏現代名人書信手跡》 

三聯的學術使命 

雜志與時代——為《讀書》二十周年而作 

關於《書評周刊》 

“學術之窗”小引 

“書評網站”開場白 

兼及“青少年”與“非專家” 

“批評”：文化生產的關鍵一環 

編輯的“積極”與“消極”——讀《散文小說志》原稿有感 

從“世紀人文”看中國出版的變革 

“四有”與“四不”——寫給弱冠的《中華讀書報》 

名刊的責任與困境——為《文學評論》六十周年而作 

為青年纔俊提供舞臺

商務的品格與出版的立場 

權力與責任——為人大書報資料中心六十年而作 

出好書的“命”——為香港聯合出版集團三十周年而作 

出版背後的學術立場——“中國近代文學文獻叢刊”總序 

學術刊物的日常與詩意 

我認識的人文社編輯

第四輯

第三種筆墨——“尋蹤叢書”總序 

凝視與對話——《文化中國——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影像集》序 

從文武雙全到中和之道——《中的精神》序 

紙上得來味更長——《文學的餐桌》序 

低回婉轉，餘音繞梁——《陰陽師》中譯本序 

深情凝視“這一方水土”——《廣東歷史文化行》引言 

書畫爭誇點石齋——“晚清寫照叢書”總序 

另一種學術史——《傳燈——當代學術師承錄》序 

“大學”如何“收藏”——“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文物叢書”序 

《北京的文學地圖》序 

《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序 

《五四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序 

民間立場、精神與趣味——顧編《文壇雜憶》合訂本序 

畫是有形詩——寫在馬莉畫展開展之際 

以書為媒——寫給第四屆廣州國際藏書票暨小版畫雙年展 

《文體問題》中譯本序 

“北大中國文學研究叢書”序 

“彩繪古典名著”叢書總序 

別有洞天的小說史著——《水滸十講》序 

《晚清民間視野中的西方形像——〈點石齋畫報〉研究》序 

漫說“漫說文化”——《漫說文化》代序 

十年一覺——《漫說文化》前言 

“漫說文化”附記 

“漫說文化”再記 

“漫說文化叢書續編”總序  

過去總說“多讀書，讀好書”，以我的體會，若追求閱讀的數量與速度，則很可能“讀不好”。成長於網絡的年輕一代，很容易養成瀏覽性的閱讀習慣，就是朱熹說的“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因此，我主張讀少一點，讀慢一點，讀精一點。

談起讀書，我欣賞晚明文人張潮《幽夢影》中的說法：“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學問著述，謂之福。”在校學生一般感覺不到這一點，還埋怨老師布置那麼多“書”，實在“不人道”；走出校門後，為謀生終日忙碌，那時你纔意識到，有時間、有精力、有心境“自由自在”地讀書，確實是很幸福的事。

本想說“人生得意須讀書”，怕同學們誤解，說我好了傷疤忘了疼，故意隱瞞青燈苦讀的辛酸，也不談考試前夜不能看足球賽的痛苦，更不關心“掉粉”或“出局”的尷尬。好吧，那就換一個角度，探討讀書的感覺，到底是美好、痛苦、嚴肅、快樂，還是酸甜苦辣咸五味雜陳？讀書很快樂，但讀書也很艱難，凡隻說一面的，都是騙人。正因為讀書“苦樂相生”，既有挑戰性，又不是高不可攀——不像造航天飛機或飛往火星那麼難，普通人隻要願意，都能實現，因此，我纔說讀書“真好玩兒”。

讀書本是平常事，需要提倡的是“讀好書”，我說的不是閱讀好的書籍，而是高效且深入地讀書。這很不容易。古今中外談“讀書”，沒有比宋代大儒朱熹更精細的了。體貼入微，要言不煩，尤其是讀書狀態的描述，特別生動，值得推薦給諸位：“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可忽略！”“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不是所有的書都值得這麼讀，但如果從來沒有這麼讀過書的人，必定不是合格的“讀書人”。

後，建議諸位認認真真讀幾本好書，以此作為根基，作為標尺，作為精神支柱。過去總說“多讀書，讀好書”，以我的體會，若追求閱讀的數量與速度，則很可能“讀不好”。成長於網絡的年輕一代，很容易養成瀏覽性的閱讀習慣，就是朱熹說的“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因此，我主張讀少一點，讀慢一點，讀精一點。世界這麼大，千奇百怪，無所不有，很多東西你不知道，不懂得，不欣賞，一點也不奇怪。我在《堅守自家的閱讀立場》一文中稱：“基於自家的立場，自覺地關閉某些頻道，回絕某種信息，遺忘某些知識，抗拒某些潮流，這纔可能活出‘精彩的人生’來。”這就是我關於“閱讀”的基本立場。

談起讀書，我欣賞清初文人張潮《幽夢影》中的說法：“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學問著述，謂之福。”在校學生一般感覺不到這一點，還埋怨老師布置那麼多“書”，實在“不人道”；走出校門後，為謀生終日忙碌，那時你纔意識到，有時間、有精力、有心境“自由自在”地讀書，確實是很幸福的事。

本想說“人生得意須讀書”，怕同學們誤解，說我好了傷疤忘了疼，故意隱瞞青燈苦讀的辛酸，也不談考試前夜不能看足球賽的痛苦，更不關心“掉粉”或“出局”的尷尬。好吧，那就換一個角度，探討讀書的感覺，到底是美好、痛苦、嚴肅、快樂，還是酸甜苦辣咸五味雜陳？讀書很快樂，但讀書也很艱難，凡隻說一面的，都是騙人。正因為讀書“苦樂相生”，既有挑戰性，又不是高不可攀——不像造航天飛機或飛往火星那麼難，普通人隻要願意，都能實現，所以，我纔說讀書“真好玩”。

自古艱難“勸學文”

八年前我講“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稱古今中外的“勸學文”大都不可信。不是說別人不行我行，我的也不行。問題在於，明知“勸學”效果很有限，為何還有那麼多往聖先賢樂此不疲？

勸人讀書，拿“黃金屋”“顏如玉”來引誘，這很俗氣，可又很實在，也很有效。“文革”期間，我在粵東山區當民辦教師，農村的孩子不愛讀書，經常輟學，因而得去家訪。家長是這樣教訓孩子的：你要好好讀書。讀好書，將來就像你老師這樣，不用下田干活。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重回山村，早年的同事告訴我，現在的家長改口了：你要好好讀書。要不，就得像你老師這樣，走不出山村。那些教育自家孩子“好好讀書”的家長，不見得知道《勸學詩》，可思路是一樣的。

問題來了，有人讀書多，很成功；有人讀書少，也很成功；有人基本不讀書，同樣賺大錢，甚至還當了皇帝。當老師的，你怎麼給學生解釋：當下中國不少“成功人士”學歷很低，手下卻有無數博士、教授、院士圍著他們團團轉。那些“頭懸梁錐刺股”者，始終“懷纔不遇”，或連“纔”都沒得“懷”，難怪一想起來就很窩火。其實，古今傳誦的各種讀書名言，因其針對特定時代的特定人群（學者、文人、權相、帝王），即便有一定道理，也不可全信。“開卷有益”作為各種讀書節的口號，需要仔細推敲——為什麼開卷，開什麼卷，如何開卷，以及開卷的效果怎樣？談讀書，我更願意先問這“讀書郎”的年齡、職業、心境、目標等，然後纔“給個說法”。比如，王國維的“三境界說”，就隻適合於專家學者，拿到廣場上去對著大眾宣講，什麼“獨上高樓”，還有“燈火闌珊”，聽不懂。

有些道理，不是每個人都能領悟的。說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讀書體會，很少能“版權轉讓”。若“眾所周知”，不用你來嘮叨；若“獨得之秘”，那我聽了也沒有用。

在當代中國，還有一個很棘手的問題：讀好書，不見得就會有好出路。面對此新時期的“讀書無用論”，當老師的你不能不回應。我多次批評實行了十多年的“大學擴招”。真正讓人感到棘手的，還不是教授們耿耿於懷的“教學質量下降”，而是大學生就業日漸艱難，而這將影響整個國家的“安定團結”。

現在情況如何？據《中國統計年鋻2012》（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1978年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數是85.6 萬，20年後的1998 年，增長到340.9萬。第二年開始擴招，10年後的2008年，變成了2021.0萬。截止到2012年底，普通高校在校學生數為2536.5647萬人。我們隻說更多人上大學是好事，可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痛苦，並沒有被真正關注。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不可能保證所有大學生就業——除非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但如果一個社會存在著大量無法就業的大學畢業生，這個社會是很不穩定的，或者說是很危險的。

“勸學文”之所以難寫，因為大道理誰都懂，難處在細節——而那精微之處，確實是“紙上得來終覺淺”。因此，連帶今天晚上的演講，隻能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專業化”與“業餘性”

晚清西學東漸以後，我們整個教育制度變了，世人對於“學問”的想像，也跟以前大不一樣。過去說，讀書人應博學深思，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現在呢，專業化成為主流。而與此相聯繫的，便是國人對高學歷的盲目崇拜。過去找工作，大學畢業就行了，現在水漲船高，非碩士、博士、博士後不可。這種選人的眼光是有點勢利，但並非毫無道理，因為當今世界，專業化乃大趨勢。

德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1919年在慕尼黑大學為青年學生做題為《以學術為業》的演講，此演講影響了好幾代學者，至今仍被強烈關注。演講中，韋伯有這麼一段話：“學術已達到了空前專業化的階段，而且這種局面會一直繼續下去。無論就表面還是本質而言，個人隻有通過徹底的專業化，纔有可能具備信心在知識領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隻有嚴格的專業化能使學者在某一時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的時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項真正能夠傳之久遠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確而有價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項專業成就”。

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韋伯的斷言依然有效。直到今天，“空前專業化”仍是學術界的主流思想。當然，這種專業化強調到了，會有很大的弊病。尤其對於人文學者來說，可能限制其學術視野，也可能影響其綜合判斷，更可能消解其本該承擔的社會關懷。因而，必須引入薩義德的說法。

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 Said，1935—2003）在《知識分子論》一書中稱，“挑戰著知識分子的誠信和意志的四種壓力”中，個就是“專業化”：“今天在教育體繫中爬得愈高，愈受限於相當狹隘的知識領域。”作者希望“用我所謂的業餘性（amateurism）來對抗”這一壓力，也就是說，“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隻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殺的興趣”而從事學術研究。

關於學者如何超越具體專業的限制，中國人有個絕妙的說法，叫“博雅”，與“專精”相對應。不同於“文人”，不同於“專家”，也並非汗漫無所歸依，而是“有專業但不為專業所限”。如果你受過高等教育，那麼，不管是今天在校念書，還是畢業後走上工作崗位，的困境，很可能便是如何在“專業化”與“業餘性”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

面對這個困境，有三種選擇：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專業書”，直奔院士或諾貝爾獎而去；第二種，自由閱讀，不求聞達，追求生活的舒坦與適意，無意或無力成為專業人士；第三種，既想成為傑出的專家，又希望保留閱讀的樂趣——這第三條道路艱難，也值得期許。在“專業化”與“業餘性”之間徘徊，那是一輩子的事情；至於在學期間，可以有輕重緩急，但我不主張過早地舍棄某些“題中應有之義”。

當老師的，說話必須負責任，切忌“語不驚人死不休”。比如，你到中學演講，學生問你，要不要完成老師布置的作業，好不好偏科發展？還有，我不喜歡數學，能不能翹課？你怎麼回答？如果告訴他：沒關繫的，錢鍾書當年考清華，國文特優，數學也纔得了15 分；或者說，上不上大學其實無所謂，比爾·蓋茨不也中途退學了嗎？這樣的回答，學生肯定很高興，但我說不出口，因為這會害了他。教書多年，深知可以給大學生講的，不見得適合給中小學生講；甚至給博士生指的路，也不一定適合於本科生。我的觀察是，到了大學三年級，心智基本成熟，可以深入地探討做人以及讀書的困境，還有突圍的方法等。

關於“專業化”與“業餘性”的糾葛，沒有統一的答案；作為讀書人，這個困境你必須認真面對。所有關於讀書的論述，其實都該有的放矢：相對於獨尊自然科學的潮流，我們強調人文學的意義；相對於過分看重考試分數，我們突出人文修養；相對於專家之炫耀專業性，我們標榜閱讀興趣；相對於道德教育的居高臨下，我們強調人文教育的體貼入微；相對於高歌猛進的功利性閱讀，我們主張“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為什麼這麼做？因為在我看來，當下中國要講“閱讀的敵人”，首推過分“功利化”。

聽名人談讀書，一定要保持警惕，他們的發言都有特定語境，不能無條件接受。比如魯迅，關於讀書便說了許多精彩的話，但每回立說的姿態都不一樣。在《名人和名言》中，魯迅針對專業化時代公眾對“專家”的盲目崇拜，稱“專門家除了他的專長之外, 許多見識往往不及博識家或常識者的”。在《隨便翻翻》中，魯迅稱隨意翻閱雜書，可以消閑，也可以增長知識，應該對照比較，甚至不妨讀讀“明知道和自己意見相反的書，已經過時的書”。在《讀書雜談》中，魯迅主張和社會接觸，要“自己思索，自己觀察”，讓所讀的書活起來，“倘隻看書，便變成書櫥，即使自己覺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實是已在逐漸僵化，逐漸死去了”。而在《不是信》中，魯迅提及自己撰寫《中國小說史略》，稱“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這裡說的是治學態度及方法。每句話都有道理，但每句話也都有局限性，合在一起，纔是完整的魯迅“讀書觀”。也就是說，掛在口頭的輕松與壓在紙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觀之，纔是真正的讀書生活。

“有問題”且“講趣味”

同樣是讀書，有兩種不同的姿態與目標：一是在大學裡修習相關課程，準備拿學士、碩士、博士學位；二是課外學習，自學成纔，或走出校門後自由閱讀。差別在於，後者不必要“循序漸進”，也沒有“進度”或“成效”方面的考核指標。

肯不肯讀書是一回事，會不會讀書又是一回事。有的人讀了一輩子書，勤勤懇懇，但收獲不大，連一點“書卷氣”都顯示不出來。為什麼？原因很多，的可能性是方法不對。以我的觀察，會讀書的人，大多有明顯的“問題意識”。知道自己為什麼讀書，從何入手，怎樣展開，以及如何穿越千山萬水。作為“文革”後屆大學生，我們77級入學時年紀普遍較大，學習很自覺。80級基本上都是應屆畢業生，因此學校安排我們這些大哥大姐去介紹學習經驗。那時我真勇敢，竟然跑去跟學弟學妹們談怎麼讀書。

記得我當時的發言，主要是質疑金字塔讀書法。胡適的“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常被老師們用來教育學生，要求好好打基礎。我說，這方法對我們不適用，因為沒有具體的工作目標及衡量標準。學海無涯，一味追求既“廣”且“大”，到我們退休了，還沒到長“高”的時候，豈不可惜？我自己的體會是，讀書當如“挖樹兜”。選擇特定的樹樁，順著樹根的走向往四面八方挖，挖著挖著，就連成了一個網絡，你大學階段的學習任務就算完成了。當時博得一片喝彩，後來我自己反省，這思路似乎有林彪“三十字方針”的影子——“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下功夫”。不管是“異曲同工”，還是潛移默化中受其影響，如此“挖樹兜”的讀書法，明顯比較功利。

對於那些已經完成基本訓練或走出校門的人來說，我的“挖樹兜”讀書法不無可取處。隻有“帶著問題學”，纔能選準目標，集中精力，限度地調動你閱讀的積極性，而且容易見成效，鼓勵你不斷往前走。

對於“非專業”人士來說，選擇與自己本職工作相關或自家特別感興趣的課題，然後上下求索，這樣讀書比較有效，也有趣。1922 年8 月，梁啟超應邀到南南大學的暑期學校講學，有一講題為《學問之趣味》。其中提及“必須常常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纔有價值”；而能引發趣味的，包括勞作、遊戲、藝術、學問等。我相信，人生百態，“讀書”是比較容易“以趣味始，以趣味終”的。近這些年，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像，很多退休人士，因信仰、因投資、因旅遊、因收藏等緣故，拼命讀書，且很有心得。沒有考試的壓力，也不想成為專家，就是喜歡，甚至成痴成疵成癖。用晚明張岱的話來說，有痴有疵有癖纔可愛，因其“真性情”。讀書也一樣，不管你喜歡讀哪方面的書，隻要能讀出樂趣來，就是好事。在我看來，讀書講趣味，比講方法、講宗旨，要重要得多。

“有問題”，迫使你深入鑽研；“講趣味”，故“可持續發展”。這兩者相輔相成，讀書就變得好玩了。